结 语
近一个世纪以来，学者们基于唐宋转折的理解，在关于唐宋学术思想与文化史变革研究中，非常关注唐宋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并归纳学术思想史演进的趋势。漆侠先生指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而一个时代之学术又遇到这个时代的具体条件，从而使这个时代的学术根据所遇到的具体条件发展下去。”(394)20世纪以来唐宋思想文化变革的研究，无论从研究状况、研究内容，还是从研究方法上来看，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随着海内外学术界对“唐宋变革”论研究的深入，有关学术思想与文化变革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主要表现为:研究领域相当广泛，内容日渐清晰;20世纪90年代以前，个案研究多，系统研究少;20世纪90年代以后，整体性研究日渐增多;宋学、儒学、理学、儒道佛三教的研究积累了丰硕的成果;理论性的探索、归纳与总结日渐成熟;思想史研究方法和资源解释范围扩大日渐受到重视等。笔者认为，以下一些内容比较引人注目。
一是关于唐宋学术思想与文化转型的历史分期和时代背景、内容的研究，学者们给予了充分的关注，目前形成“中唐说”、“唐宋说”、“两宋之际说”三种观点，并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论证，建构体系。尽管目前仍存在分歧，但就学术史的研究来说，学者们从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的视角审视唐宋学术思想与文化转型，无疑大大促进了人们对6—13世纪中国社会的整体认识。
二是围绕着宋学的形成、发展及其演变的研究，有关唐宋儒学复兴运动、儒家经学、古文运动、儒佛道三教关系等的研究，成为唐宋思想文化转型研究中取得显著成就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三是关于对唐宋学术思想与文化变革中社会阶层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相对而言，中国和日本学者关注的焦点在儒家、僧人和道士等领域，美国学者关注的重点在士人群体和精英人物方面。
四是关于唐宋学术思想与文化转型研究中具体方法论问题的讨论，引发了学者们对思想史与哲学史、文化史、社会史分野问题的思考，进一步激发了学者们对传统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反思，更加关注思想史文献解释资源扩大和新方法的提出及其验证等。
对于唐宋思想变革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也应值得注意。
一是从研究状况上来看，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唐宋变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史领域，对于思想文化变革的研究非常薄弱。尽管如此，海内外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关注和探求唐宋之际思想文化领域内所发生的巨大变革，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及论证。相比之下，美国学者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思想文化领域，这同日本学者关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内的变革形成显著的对比，因而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反响。中国学者尽管对“唐宋变革”论给予了重视，但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其成果未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二是从研究内容上来看，经济史、政治史是中国和日本学者的传统优势所在，西方学者则出自于和我们不同的学术背景，更加注重社会史、文化史和思想史方面的因素。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很长一段时间内有关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主要是从理学和哲学的角度来展开的，关注的焦点是新儒家与新儒学。问题在于这些研究虽有一定程度的深入，但由于出发点不同，其关于思想史的研究变得相当狭窄和单一。对于唐宋学术史上重要的佛教和道教，关注并不是很多，而且对其地位和影响，也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其结论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
三是从研究方法上来看，20世纪海内外学术界将思想史作为哲学史的范畴来研究，受到当代学者的普遍反对。用哲学史取代思想史，不仅使思想文化脱离了活生生的社会生活，而且变成一种单纯的抽象分析和概念解释，这显然是不正确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美国、日本等学者开始用新的视野和新的方法重新认识“唐宋变革”论，从而使思想文化史领域内的研究呈现出崭新的局面。近年来，又出现了“唐宋变革”和“宋元明变迁”并重研究的思路，开拓出新的研究方法。无论是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还是西方近代历史学研究方法，以及近年来出现的新史学方法，唐宋学术思想与文化史的研究离不开与其紧密相关的经济、政治、社会、宗教等领域的研究和进步。
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是，近年来虽有学者关注唐宋学术思想与文化史的变迁，但受学识和专业水平的制约，低水平重复性研究较多;不遵守学术规范，不注意利用前人研究成果;盲目套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忽略其与中国史研究的差距;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尤其是看似某种“定论”的原理，往往加以简略的转述而不作科学的批判;某些文章观点离奇，貌似发明，但在文献解释和结论上没有任何创新之处，等等。
最后，关于思想史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的转换，葛兆光《“唐宋”抑或“宋明”——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领域变化的意义》一文指出:“在文化史与思想史研究领域里，是否可以将历来习惯于‘唐宋’对比的方法，转向注重‘宋明’连续的思路?这一研究视阈变化的意义是:把关注领域从仅仅围绕和瞩目于精英与经典，转为兼顾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随着研究重心的转移，思想与文化的制度化、世俗化和常识化过程，将成为研究的重要历史脉络;研究思路从关注‘创造性思想’的唐宋，到关注‘妥协性思想’的宋明，会刺激文化史思想史研究的文献资料范围的更大拓展。这种视阈或时段的改变，能引起文化史思想史研究的一些根本性改变。”(395)赵世瑜《明清史与宋元史:史学史与社会史视角的反思》一文是对《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变迁》所作的书评，认为:“以往中国史研究过于拘泥王朝体系或其他概念体系，并以此区分学科领域和研究问题，忽略了对划分学科领域的这些概念体系进行反思和检讨，也忽略对历史时期之间连续性的探讨。事实上，对于某些问题，我们会更关注它们向此后的延伸;而面对另一些问题时，我们则可能更注意它们向此前的溯源。事件史的研究者比较容易把问题的解决放在一个较短的时段内，但从社会史的视角提出问题的研究者则需要‘风物长宜放眼量’。”(396)
这些都是近年来学术界有关唐宋学术思想与文化变迁研究中出现的新变化，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关注。
【注释】
(1)关于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提出的时间，主要依据的是刘俊文主编、黄约瑟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通论》中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该文被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历史学界广泛引用。但李庆在《关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一文中提出质疑，指出日本的《历史与地理》杂志创刊于“大正六年”，即1917年，它不可能在创刊以前的1910年发表内藤湖南的文章，正确的时间应该是1922年5月《历史和地理》第9卷5号，第1—11页。——参见李庆:《关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学术月刊》2006年第38卷第10期。
(2)［日］宫川尚志:《概述内藤假说及其对日本中国研究的影响》(An Outline of the Naito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远东季刊》(Far Eastern Quarterly)第14卷第4期(1955)，第533—552页。
(3)［日］小岛毅著，林松涛翻译，肖军摘录整理:《从王权论看唐宋变革》，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2007年。
(4)［日］竺沙雅章:《宋代佛教社会史につぃこ》，汲古书院1996年版。
(5)［日］竺沙雅章:《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汲古书院2000年版。
(6)［日］竺沙雅章:《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同明舍1982年版。
(7)［日］荒木见悟:《佛教と儒教——中国思想そ形成すゐもの》，京都平乐寺1965年。
(8)［日］常盘大定:《支那に于けゐ佛教と儒教道教》，日本百花苑1980年。
(9)［日］金井凌纯:《孤山智圆の三教观》，《天古学报》第30期，1988年。
(10)［日］福永光司:《中国宗教思想史》，《岩波讲座·东洋思想》第十三卷，日本岩波书店1992年版。
(11)［日］天中正树:《宋代士大夫と儒教·佛教·道教》，《仏学研修》1995年。
(12)［日］武内义雄著，魏守朴译:《宋学之由来及其特殊性》(上、中、下)，《国光杂志》1935年第9、10、11期。
(13)［日］冈田武彦:《关于宋明儒学思想发展动向的一个考察》，《哲学译丛》1988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史》1988年第4期。
(14)［日］户田丰三郎著，李文炳等译:《欧阳修的〈易学〉》，《牡丹江师院学报》1988年第2期。
(15)［日］荒视悟著，许洋生等译:《宋代的儒教与佛教》，刘俊文主编，黄约瑟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七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
(16)［日］小岛毅:《日本宋学研究的新视点》，《宋史研究通讯》2000年第2期。
(17)［日］宫泽知之:《唐宋社会变革论》，《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6期。
(18)［日］葭森健介、马彪:《唐宋变革论于日本成立的背景》，《史学月刊》2005年第5期。
(19)陈寅恪:《论韩愈》，《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85—297页。
(20)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版，第488—496页。
(21)蒙文通:《蒙文通文集》第三集《经学抉原》，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1—5页。
(22)钱穆:《唐宋时代的文化》，《大陆杂志》第4卷第8期，1966年。后收入《宋史研究集》第三辑，台湾“国立编译馆”1984年版，第1—6页。
(23)傅乐成:《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汉唐史论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版，第339—382页。
(24)陈植锷:《宋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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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7)漆侠:《唐宋之际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及其对文化思想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28)陈来:《宋明理学》，台湾洪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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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许毓峰:《论宋学产生的背景》，《中央日报》1946年9月10日;《中央周刊》1947年第9卷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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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宋晞:《宋代学术与宋学精神》，《华冈文科学报》1995年第20期。《宋史研究集》第二十六辑，台湾“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97年版，第1页。
(94)朱伯崑:《关于宋学研究》，《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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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徐洪兴:《“宋学”的由来及其过程》，《孔孟月刊》1996年34卷第6期。
(97)徐远和:《宋学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观》，《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第3期。
(98)朱汉民:《论宋学兴起的文化背景》，《湖南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1999年第7期。
(99)李裕民:《论宋学精神及相关问题》，《宋史新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又见张其凡主编:《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一)，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00)杨渭生:《范仲淹与宋学之勃兴》，《浙江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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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1—152页。
(104)陈俊民:《道学与宋学、新儒学、新理学通论》，《渭南师院学报》2000年第3期。
(105)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文史哲》1995年第1期。又见《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总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106)王永平:《从汉学向宋学的转变看隋唐儒学的地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107)尉利工:《汉宋经典诠释方法异同考》，《学术界》2007年第4期。
(108)蔡方鹿:《论汉学、宋学经典诠释之不同》，《哲学研究》2008年第1期。
(109)邓广铭:《应当把宋学和理学加以区别》，蔡方鹿主编:《朱熹与中国文化》，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
(110)邓广铭:《略谈宋学》，《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后收入《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邓广铭:《论宋学的博大精深——北宋篇》，《新宋学》第二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邓广铭:《北宋新儒家们的觉醒(未完成稿)》，《新宋学》第二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8—10页。
(111)邓广铭:《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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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114)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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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漆侠:《释智圆与宋学——论宋学形成前儒佛思想的渗透》，《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学报》1996年单行本。《探知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17)漆侠:《晁迥与宋学——儒佛思想的渗透与宋学的形成》，《河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探知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18)王曾瑜:《宋代文明的历史地位》，《河北学刊》2006年第26卷第5期。
(119)韩钟文:《中国儒学史·宋元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页。
(120)朱汉民:《论宋学兴起的文化背景》，《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3卷第1期。
(121)汪高鑫:《宋明时期的经学与史学》，《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8卷第4期。
(122)何忠礼:《论宋学的产生和衰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123)陈寅恪:《论韩愈》，《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85—297页。
(124)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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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康占杰:《唐代儒学对宋学系统的开启作用》，《宁夏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与哲学史》199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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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李伏清:《论柳宗元与儒学复兴》，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哲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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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王耀祖:《孙復、石介与宋代儒学复兴》，山东师范大学专门史学士论文，2006年。
(289)蔡仁厚:《宋学的先驱人物——孙泰山》，《文艺复兴》1977年88期。又见蔡仁厚:《孙復》，《中国历代思想家》第二十八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290)董金裕:《宋学的开山——胡瑗与孙復》，《“中央日报”·文史》1978年7月18日12期。
(291)何永清:《泰山先生(孙復)及其学术简述》，《孔孟月刊》第26卷第6期，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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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陈正鸣:《宋代政论家李觏学说述略》，《中兴评论》第3卷11期，1956年。
(294)韦政通:《宋朝思想家李觏的思想》，《出版月刊》1967年第22期。又见《中国哲学思想批判》，台湾水牛出版社1971年版。
(295)胡适:《记李觏的学说》，《胡适文存》(二)，台湾远东图书公司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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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金中枢:《宋代学术发展之转关——胡瑗》，《成功大学历史学报》1986年13期。
(298)徐海松:《胡瑗与宋学》，《杭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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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孟宪玉:《五代入宋文人对宋朝儒学振兴及文化事业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以名儒杨徽之为个案研究》，《河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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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钱穆:《禅宗与儒学》，《思想与时代》38期(13—20)，1944年12月;钱穆:《再论禅宗与儒学》，《思想与时代》39期(4—13)，1945年1月;钱穆:《三论禅宗与儒学》，《思想与时代》40期(1—15)，194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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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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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赖永海:《中国佛教文化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赖永海:《中国佛性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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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任继愈:《从佛教到儒教——唐宋思潮的变迁》，《中国》199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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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饶宗颐:《三教论与宋金学术》，《东西文化》第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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