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论
唐宋变革是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的根本推动力。尽管两种文化的差异并非决然对立，却显而易见。在其后的文化中虽然也有唐型文化的积淀，但宋型文化的影响更为直接与深远。文化转型不仅是一个动态变化的长过程，而且在文化诸层面上各有独特表现与复杂过程。不言而喻，文化学的这些基本原理同样适用于唐宋变革视阈中文学艺术的研究。在探讨了唐宋变革期文学艺术的各种新走向以后，还有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首先，在研究唐宋变革期文学艺术新走向时，必须注意这些新走向的过程性。这是因为文化转型，决不意味着革命式的剧变，也不意味着有一个前后文化截然不同的历史坐标点。文化转型是一个逐步渐进却又持续不断的量变过程，犹如季节变化那样，只有量变过程积聚到一定阶段后，蓦然回首，才会发现与此前的文化已然具有本质性的变化。
以文学而论，宋初“自太祖、太宗到真宗时期，诗、文、词、赋大体上都是继承着晚唐、五代的风格”(278)。在散文领域，以徐铉为首的五代派最先占据文坛，他们虽文道并重，但好用四六而偏重文采，故而长期获致卑弱丽靡的差评，但也有人认为该派主导的“建隆、雍熈之间其文伟”(279)。这种看似牴牾的评价恰恰说明，唐韵宋风在该派散文中消长并存。晚起一步而与五代派并立的，是以柳开与王禹偁为代表的复古派，他们宗经尊韩，为文主张济世致用、传道明心，文风力辟排偶浮丽，崇尚自然平易，已开宋文先声。继五代派与复古派以后，以杨亿、钱惟演、刘筠为代表的西昆派与以穆修、尹洙为代表的古文派相对峙，其文论与文风分别为前两派在新阶段的发展。直到欧阳修主文衡，经欧、苏、曾、王先后七十年的廓清、奠基、弘扬、光大，才与韩柳开启的散文运动接轨，并最终确立了宋文平易自然、委婉流畅、骈散兼容的基调。
诗词方面，后人指出:“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280)。这段论述揭出韩愈在唐宋诗转型过程中的开山地位，但真正接棒韩愈的却迟至欧阳修、梅尧臣，说明这一过程漫长而反复。宋初先有王禹偁主盟的白香山体，力辟同时并存而宗尚贾岛的晚唐体，昭告唐宋诗风嬗代的新走向，但真宗朝风行一时的西昆体却逆转了这一进程。宋初三大诗派尽管各有差异，但都沿袭唐韵，即便孕育宋调的白体也是如此。而白体诗派的主流地位反遭昆体诗派褫夺，也说明宋风尚在摇摆不定之间。其后梅尧臣、苏舜钦求新求变，尤其是欧阳修海纳百川，砥定了从容平和、雅致流畅的宋诗主调，再经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独具个性地发扬光大，宋调才基本定型。词风的唐宋嬗替同样经历较长的过程。以《花间词》为代表的文人词是晚唐五代词的主流，却与以敦煌曲子词为代表的民间词分道扬镳，并直接左右了欧阳修以前的北宋中前期文人词风。直到柳永，才尝试着唐宋词风的基调转换，经过苏轼的努力，宋代词风才最终定调。
其他艺术门类同样如此。以绘画而言，如果说继宗教画之后，仕女牛马是中唐以来的主题和高峰，那么山水画与风俗画的成熟和高峰则归属宋代。反观这一转变过程，山水画早在五代宋初李成、范宽、董源、巨然手中就成绩斐然;而风俗画迟至北宋中期才初露头角，到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才宋韵焕然。至于建筑艺术，建筑史家也指出这是一个长过程:“宋初秉承唐末五代作风，结构犹硕健质朴。太宗太平兴国以后，至徽宗即位之初，百余年间营建旺盛，木造规制已迅速变更;崇宁所定多去前之硕大，易以纤靡，其趋势乃刻意修饰而不重魁伟矣。”(281)
略作回顾，几乎文学艺术的各种门类，其转型都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起点并不都是划一在中唐前后，其演进也绝不一定是单向度的前行，也有迂回曲折乃至逆转反复。
其次，在研究唐宋变革期文学艺术新走向时，必须注意到某些新走向的迟滞性。也就是说，不能为文学艺术的唐宋转型划一个统一的下限。这是因为有些新兴的文艺门类，相较于原来成熟的文艺样式，还有一个萌芽、发育、生长而臻于成熟的过程。因此，尽管社会转型已经催生了某些新兴的文艺门类，但它们最终成熟却落后于整个唐宋变革的历史进程。这一特点，在戏曲与白话小说上表现得尤其充分。
尽管王国维认为:“谓真正之戏剧，起于宋代，无不可也”(282)，但这是相对唐代仅有戏剧萌芽而言，实际问题复杂得多。纵观宋代杂剧，多为即兴式小品，故而少有传世之作，平民化的戏剧，有待于话本小说的高度繁荣，才能汇成戏剧发展的第一个高潮。而白话小说本身还有一个成长期，要到南宋才渐臻成熟，这才在宋元之际迎来了以宋元南戏与金元杂剧为代表的中国戏剧史首个高峰(而明代传奇作为中国戏剧的第二个高峰，仍有待于元明之际长篇小说的成熟与繁荣之后才可能出现)。戏曲史家提醒研究者注意唐宋戏剧转型过程中时段的延滞性:“在中国戏剧的发展上说来，北宋时期虽然有其一定的成就，但到了南宋，根据北宋时期这一基础发展而来的某些事项，都有了具体的表现”，因此，在讨论宋代戏剧时，连南带北，“不作分别，便很不容易说明问题”(283)。
唐宋小说转型同样如此。宋初文言小说尽管还保持着中晚唐小说的流风余韵，但在其后发展中，在题材与形式上，北宋就已基本实现了走向世俗的时代转换。然而，白话小说因说话尚在发育期，问题就相对复杂。有研究者认为:“白话小说之兴起在南宋之后，从近五十年来的白话文学史来看，我们知道用一种新的文体写小说并非易事，锻炼语言，发展叙事、描绘、对话种种技巧，都需要长时期的尝试，积累经验，才能做到运用自如的地步。”(284)白话小说完成转型远比文言小说晚得多，从现存宋代话本来看，其成熟应在南宋中晚期，而且仍以短篇为主。长篇白话小说还须等待于短篇话本(也包括戏剧)的繁荣与积累(这从《宣和遗事》到《水浒传》的演进轨迹中不难得到印证)，因而中国小说第一个黄金时代要到元明之际《三国志演义》与《水浒传》的出现才姗姗来迟。
在某种意义上，小说、戏剧才是市民文艺标志性的体裁，而其真正成熟与成功转型都要迟至南宋时期，因而有研究者指出:“中国文学史的路线南宋起便转向了，从此以后是小说戏剧的时代”(285)。于是，就有必要全面考虑文学艺术唐宋转型的起讫时段问题。
唐宋变革论倡导者在表述变革起讫时指出:“在中国，具有那样内涵的近世，当起于宋代以后;而至宋代为止，是从中世走向近世的过渡期。”(286)他还指出:“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推敲这些论述，既然“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那么所谓“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也就是指中晚唐至五代时期。而迄今为止的宋史研究表明，政治格局的变更在北宋立国前期已初步定局，经济结构的变革与社会阶级的变动到北宋中期也已大体完成，而思想文化的变迁，其下限一则明显迟滞于其他领域的变革(287)，二则大体呈现出参差不齐的态势。而隶属于文化的文学艺术，由于门类众多，性质各异，这种情况尤其凸出，例如平民戏剧与白话小说的真正转型开始在南宋，而其转型成功更晚到宋元之际。
再次，在研究唐宋变革期文学艺术新走向时，必须注意到这些新走向的差异性。文学艺术新走向作为文化转型的有机部分，是诸多内外因素互为因果、双向互动的复杂过程。反观这一过程，固然有其共通的倾向性(本文主要就是旨在揭示这种相通性)，但也应注意不同文艺样式在作者受众、体裁形式、题材内容、传播流通、创作方式、审美特点上的特殊性，有关相通性在不同文艺门类中并非千篇一律，而是颇多差异的。
在文学艺术的体裁形式创新上，印刷术与城市化同为起过催生作用的关键动力。但城市化几乎对所有文艺门类的体裁创新都起过全方位的温床功能，不仅如此，因城市化所共生的平民化与世俗化，还深刻左右了几乎所有文艺门类的作者受众、题材内容、传播流通、创作方式与审美趣味。但印刷术主要只对有赖印刷物或印刷技术流传的文艺样式充当过产婆，例如诗文小说等文学作品、书画艺术、印染工艺等，而在曲艺、舞蹈、音乐、建筑、园林乃至绝大部分工艺领域，就显得鞭长莫及。
在文学艺术的作者受众变化上，受众群体的平民化倾向相对更充分;而创作群体的庶民化仅露端倪而已，其较之于其前贵族文化时代虽是一大突破，但毕竟不能估计过高。下层民众参与创作的领域，主要局限于市民文艺、音乐舞蹈、工艺美术、雕塑建筑等通俗性、技艺性的文艺门类，诗词散文等传统文学与绘画书法等精英艺术，士大夫才是创作主体。
在文学艺术的传播形态革命上，城市化的引领功能与市场化的流通渠道，对文学艺术诸领域的传播方式确实起了革命性作用(其强弱度仍各有差异，例如雕塑、建筑、园林等所受到的辐射度就较弱)，但专业化经营反而在市民文艺中运作充分，其他文艺门类的专业化并未形成经营规模，尚在方兴未艾时，但这并不妨碍出版业把倚赖出版发行渠道传播流通的诗文书画等精英文艺整合进自己的专业化体制。
在文学艺术的宋学核心精神上，首先应该承认宋学对各文艺领域无所不在的穿透力，但也必须认识到这一穿透力在不同文艺门类中的差异性。宋学的理性精神，在工艺、建筑中展现相对含蓄，远不如其他文艺门类那么直接强烈。宋学理想人格的影响力主要作用于精英文艺(例如诗文绘画等雅文化)，投射进民众文艺领域就相对淡薄(或有讴歌理想人格的话本或戏剧);即便同为绘画，因题材关系，文人画、历史画、人物画中宋学理想人格最为凸显，而风俗画与此基本无缘。至于书法、工艺等较难弘扬宋学的兼容精神，则是各门艺术的表现手法决定的。
在文学艺术的题材内容更替上，相对各文艺领域全方位的世俗化走向，个性化诉求主要凝聚在诗词文书画等雅文化中，市民文艺中的个性化倾向基本体现在表演艺术上，而并非在题材内容上。相对而言，民族意识的主题思想在诗词、散文、小说中最为集中，绘画、说话、戏曲等叙述性文艺也偶有出彩之作，但在工艺美术、建筑园林中几无用武之地。
在文学艺术的审美观念转变上，实用平易的特征，在诗文、工艺与建筑等文艺领域，比起词、书法、音乐舞蹈等文艺门类来得容易把握;精致纤巧的趣味，在诗词与小品文等文学体裁中，在花鸟画、小品画等绘画品种中，可谓一目了然，而在历史画、人物画与话本为代表的市民文艺中却颇难寻觅;平淡自然的取向，在诗文中比词突出，在文人画、山水画中比年画、版画鲜明，但在戏曲曲艺中似乎较难辨认;蕴藉含蓄的特点，最能体味的是隶属雅文化的文艺门类，而市民文艺等俗文化则相对逊色;雅俗兼融的风格，在年画、风俗画中跃然纸上，在山水画与文人画、书法与园林上根本无需去牵强附会。
最后，在研究唐宋变革期文学艺术新走向时，必须注意到这些新走向的辐射性。说到唐宋变革，就应该考虑到两宋与辽、夏、金、蒙民族政权先后并立的政治局面。在政治格局、经济形态与社会结构上，这些民族政权因统治民族自身的后起性，未能受到变革大潮的全面裹挟，但在思想文化上，尤其在文学艺术领域，问题却并不那么简单。辽、夏两朝的文化发展相对落后，文学艺术的存世史料也确乎难觅与唐宋变革接轨的相关记载;但金朝自金章宗起，汉化加剧，文学艺术相对繁荣，尤其是承袭北宋城市化余绪，不仅燕京、汴京的市民文艺颇有类似宋代的可观之处，而且士大夫文学作品中也已有宋学因素，民族意识在文学艺术中也有所流露。前文论及戏剧领域的唐宋转型时指出，杂剧向来金元连称，与宋元南戏共同构成中国平民化戏剧的第一个高潮。这也表明，秉持大宋史的观念，把金代中后期文学艺术，尤其是市民文艺，纳入唐宋变革视阈给以统一的考察，是十分必要的。
【注释】
(1)本文为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编号J50405］。
(2)作为一个杰出的史学家，内藤湖南也有两重性:一方面，他天才而敏锐看到唐宋之际的变革及其具体表现，唱为此论。另一方面，他的“唐宋变革”论乃至他的全部中国文明论，仍脱不开他所在时代与立场的烙印。内藤此说将宋代定为“近世社会”，按照他的说法，中国在宋代以后千余年间始终处于一种停滞期，呈现僵化状态，只有外力才是打破这种僵化停滞状态的唯一动力，其潜台词不言而喻。因而，本文虽引入“唐宋变革”论来讨论文学艺术与这一转型的诸种关系，并不表明笔者同意这一学说的全部论点以及支撑这一学说的内藤中国史观。
(3)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通论》，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0—18页。以下凡引此文不另出注。
(4)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通论》，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53—242页。以下凡引此文不另出注。
(5)陈寅恪:《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96页。
(6)叶燮:《己畦集》卷八《百家唐诗序》。他把中唐定于贞元、元和之际，与现今一般主唐宋变革说者所赞同的“安史之乱”，相差约半个世纪。
(7)《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00页。
(8)郑振铎:《中国小说的分类及其演化的趋势》，《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38—339页。
(9)吴熊和:《唐宋词通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166页;施议对:《词与音乐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5、50页。
(10)有研究者指出:在六朝志怪小说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传奇小说，其兴盛与繁荣也在中唐后大历至咸通(766—873)的百余年间。参见谢桃坊《中国市民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
(11)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61页。
(12)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4页。
(13)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1页。
(14)邓广铭:《〈北宋文化史述论〉序引》，《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9页。
(15)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
(16)童书业:《童书业绘画史论集》上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67页。
(17)内藤湖南概括道:“从政治上来说，在于贵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独裁的出现。”他认为:“到了明清时期，独裁政治的形式变得完备”，这是对的。但宋代，尤其北宋并非他所说的独裁政治，也不是“国家所有权力归天子一人所有”，政治责任“改由君主一人去承担”。他的这些论述与宋代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实际情况似有出入。
(18)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19)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四》。
(20)苏轼:《苏轼文集》卷十一《李氏山房藏书记》，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9页。
(21)内藤湖南:《中国近世史》第一章《近世史的意义》，《中国史通论》上册，第389页。
(22)参见张智华:《南宋的诗文选本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3)凌郁之:《走向世俗——宋代文言小说的变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59页。
(24)乾隆帝:《御制淳化轩记》，《淳化阁帖释文》，第2页。
(25)黄庭坚:《山谷诗集注》卷二十《书摩崖碑后》。
(26)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
(27)陈杨晖:《中国民间年画与克林姆特作品的装饰意味》，见2009年5月10日《文汇报》。
(28)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十《十二月》;吴自牧《梦粱录》与周密《武林旧事》也有南宋临安岁时年画的记。
(29)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十八《按唐仲友第三状》。
(30)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3页。
(31)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民俗》。
(32)王建:《王司马集》卷二《温泉宫行》。
(33)吴熊和:《唐宋词通论》，第18页。
(34)沈义父:《乐府指迷》。
(35)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首《自序》。
(36)韩愈:《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十一《华山女》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3页。
(37)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全唐诗》卷七七四。
(38)元稹:《元稹集》卷十《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6页。
(39)王逊:《中国美术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342页。
(40)王克芬:《中国舞蹈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1页。
(41)王克芬:《中国舞蹈发展史》，第250、252页。
(42)内藤湖南:《中国近世史》，《中国史通论》上册，第388页。
(43)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7页。
(44)关注:《题石林词》，转引自谢桃坊《宋词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45)陈子龙:《安雅堂稿》卷三《王介人诗余序》。
(46)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八。
(47)南宋唐仲友案中营妓严蕊那首《卜算子》(不是爱风尘)就是著例。
(48)廖叔辅:《中国古代音乐简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年版，第61页。
(49)孙棨:《北里志》。
(50)《旧唐书》卷十六《穆宗本纪》云:“国家自天宝以后，风俗奢靡，宴席以喧哗沉湎为乐。而居重位、秉大权者，优杂倨肆于公吏之间，曾无愧耻。”尽管这段描述痛心疾首，但仍折射出中唐以后文学艺术受众群体的重大变化。
(51)《白居易集·外集》卷上《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勾画出中唐以后市民群体聚众消费市民文艺的真实图景:“寓居同永乐，幽会共平康。师子寻前曲，声儿出内坊”(第四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08页)。平康里即北里，是唐代长安的游艺场所，也是市民文艺各种消费者的聚集之地。
(52)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页。尽管所说是唐代城市居民的构成，但也基本符合宋代的情况，唯宋代城市居民中的奴婢仅限于官宦权贵的家用奴婢，官营工商业领域中的奴婢已经退出历史舞台。
(53)参见［英］彼得·伯克著，杨豫等译:《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54)白居易:《白居易集·外集》卷上《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第4册，1508页。
(55)洪迈:《夷坚志·支乙》卷六《合生诗词》。
(56)郭湜:《高力士外传》，《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页。
(57)韩愈:《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十一《华山女》(下册)，第1093页。
(58)张仲文《白獭髓》云:“绍兴间行都有三市井人，好谈今古，谓戚彦、樊屠、尹昌也。戚彦乃皇城司快行，樊屠乃市肉，尹昌乃佣书。有无名人赋诗曰:‘戚快樊屠尹彦时，三人共坐说兵机。欲问此书出何典，昔时曾看王与之。’与之乃说书史人。”
(59)常非月:《咏谈容娘》，《全唐诗》卷二百○三。
(60)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三十。
(61)郭彖:《睽车志》卷五。
(62)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诸色杂卖》。
(63)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瓦舍》。
(64)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瓦舍》。
(65)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二《天平冠》。
(66)这种仕宦收藏以李清照夫妇最著名，苏辙《栾城后集》卷三十一《汝州龙兴寺修吴画记》称“平生好画，家居甚贫，而购画常若不及”，也属这种情况。
(67)米芾:《画史》云:“程坦、崔白、侯封、马贲、张自芳之流，皆能污壁茶坊酒店，可与周越、仲翼草书同挂”。所评书画家未必确论，但这些营业场所悬挂书画则无疑问。
(68)吴自牧:《梦粱录》卷六《十二月》。
(69)转引自李茂增:《宋元明清的版画艺术》，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70)冯雪峰:《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文艺报》1952年第14号。
(71)元稹:《元稹集》卷五十一《白氏长庆集序》(下册)，554页。
(72)朱淑真:《朱淑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45页。此事亦见佚名《东南纪闻》卷二，但有名有姓，“昔有诗客朱少游者，在街市间立卓卖诗，以精敏得名”。
(73)洪迈:《夷坚志·三志己》卷八《浪花诗》云:“曹道冲售诗于京师，随所命题即就。”
(74)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梅花类》;戴复古:《寄寻梅》。
(75)邹登龙:《梅屋吟·戴式之来访惠石屏小集》，《江湖小集》卷六十九。他获赠的即书商给戴复古的样书。
(76)邹登龙:《梅屋吟·寄呈后村刘编修》，《江湖小集》卷六十九。
(77)段安节:《乐府杂录·歌》，《说郛》卷一百。
(78)《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七《陈癞子》。
(79)周南:《山房集》卷四《刘先生传》。
(80)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饮食果子》。这种情况在宋人话本《金鳗记》里也有记载:市井女子庆奴准备到酒楼小唱道:“我会一身本事，唱得好曲，到这里怕不得羞。何不买个锣儿，出去诸处酒店内卖唱，趁百十文把来使用，是好也不好?”
(81)王巩:《闻见近录》。
(82)赵升:《朝野类要》卷一《教坊》云:“然遇大宴等，每差衙前乐权充之，不足，则又和雇市人。”则连皇帝大宴演出也不得不服从文艺商业化的规则。由此可见演员人身依附关系的解放，这也是唐宋变革在社会结构上的表现之一。
(83)苏轼:《东坡志林》卷六。
(84)周密:《齐东野语》卷六《王魁传》。
(85)程民生:《宋代物价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0—374页。
(86)洪迈:《夷坚志·三己》卷二《程喜真非人》。
(87)王逊:《中国美术史》，第2页。
(88)米芾:《画史》。
(89)邓椿:《画继》卷五。
(90)王称:《东都事略》卷八十七《司马光传》。
(91)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宣德楼前省府宫宇》，卷三《天晓诸人入市》。
(92)释居简:《北磵集》卷七《跋老融散圣画轴》。本节参见李华瑞:《宋代画市场初探》，《宋史论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4—395页。
(93)《宋会要辑本》崇儒六之八;楼钥:《攻媿集》卷七十一《跋苏魏公所临阁帖》。
(94)程民生:《宋代物价研究》，第385—393页所列各种书迹、拓片价格颇翔实。
(95)《隋书》卷十五《音乐志》。
(96)钱易:《南部新书》卷五。
(97)廖奔:《中国古代剧场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98)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十九《市》。
(99)徐渭:《南词叙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三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46页。
(100)洪迈:《夷坚志·支丁》卷三《班固入梦》:“四人同出嘉会门外茶肆中坐，见幅纸用绯帖尾云:今晩讲说《汉书》”，该茶肆应是固定的说书场所。受勾栏影响，即便流动性作场，也往往张罗些简易的招子。宋元南戏《张协状元》说三位贫女寻夫被拒，只得卖唱回家，上场时有“旦提招子上”的提示，可证也有简易广告。
(101)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
(102)西湖老人:《繁胜录》。
(103)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小说讲经史》。
(104)庄绰:《鸡肋编》卷上。
(105)罗烨:《新编醉翁谈录》甲集卷一《小说开辟》。
(106)欧阳修:《居士集》卷三十四《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
(107)《画继》卷七云:“杨威，绛州人，工画村田乐，每有贩其画者，威必问所往，若至都下则告之曰:汝往画院前易也”，杨威虽然身不能至京师，却对自己作品能与画院高手一较高下充满自信。洪迈:《夷坚志·戊志》卷十《胡画工》云:“浮梁画工胡一居于县市。”
(108)洪迈:《夷坚志·乙志》卷十八《张山人诗》。
(109)陆游:《剑南诗稿》卷三十二《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
(110)刘克庄:《后村集》卷十《田舍即事》。
(111)杨万里:《诚斋集》卷三十七《观社》。
(112)陆游:《剑南诗稿》卷二十七《春社》。
(113)笔者对宫崎的儒教说持保留的态度，但倘将“儒教”改为“儒学”，他的论述是言之有理的。
(114)周敦颐:《周敦颐集》卷二《通书·文辞》。
(115)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卷中上:“有以诗集呈南轩先生。先生曰:诗人之诗也，可惜不禁咀嚼。或问其故，曰:非学者之诗。学者诗，读着似质，却有无限滋味，涵泳愈久，愈觉深长。”张南轩所说学者诗的“无限滋味”，当然就是宋学的内涵。
(116)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8—230页。
(117)欧阳修:《诗本义》卷十五。
(118)苏辙:《栾城集·后集》卷二十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119)李心传:《伊洛渊源录》卷四《涪陵记善录》:“文潞公尹洛，先生(即程颐)时为判监。一日府会，先生往赴到客，次见乐人来呈乐语曲词。先生讶之，问故。对曰:昨日得太师钧旨，明日请程侍讲，词曲并要严谨依礼法，故先来呈。”杨万里:《诚斋诗话》。黄震:《黄氏日钞》卷六十一。
(120)例如，朱熹《晦庵集》卷八十四《书张伯和诗词后》称赏张孝祥词“读之使人奋然，有擒灭仇寇、扫清中原之意。淳熙庚子刻置南康军之武观，以示文武吏士”。
(121)张炎:《乐府指迷》。有意思的是，理学家也是通过对苏轼豪放词风的肯定来倡导“雅正”词观的。胡寅指出:“词至东坡，一洗绮罗香泽之态，使人登髙望远，举首浩歌，超乎尘埃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柳氏为舆台矣。”(《历代诗余》卷一百六十八)
(122)苏轼:《苏轼文集》卷十七《潮州韩文公庙碑》，第508页。
(123)柳开:《河东集》卷一《应责》。
(124)欧阳修:《居士集》卷四十七《答吴充秀才书》。
(125)欧阳修:《居士外集》卷六十七《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
(126)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9页。
(127)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1页。
(128)苏轼:《苏轼文集》卷七十《书李伯时山庄图后》，第2211页。
(129)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论妇人形相》:“今之画者，但贵其姱丽之容，是取悦于众目，不达画之理趣也。观者察之。”
(130)潘天寿:《中国绘画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59—160页。
(131)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六《朱文公论诗》云:“公(朱熹)尝举似所作绝句示学者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盖借物以明道也。”
(132)邵雍:《伊川击壤集》卷十四《盆池吟》。
(133)据周密《武林旧事》卷五贾似道园有景名此;张炎《山中白云词》卷一《甘州·题赵药牖山居》序，也有亭名此。
(134)杨慎:《丹铅余录·总录》卷十一《唐诗主情》。
(135)《历代诗余》卷一百一十八引陈子龙语。
(136)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四《夔州后诗》。
(137)李东阳:《怀麓堂诗话》。
(138)赵翼:《瓯北诗话》卷五。
(139)谢桃坊:《辛弃疾以文为词的社会文化背景》，《宋词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页。
(140)赵毅衡:《礼教下延之后:中国文化批判诸问题》，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141)例如，据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九《辨秦少游义倡》，他曾在《夷坚己志》中记录了秦观贬黜过潭州，传有义妓为他情死的故事，对这一传奇小说的极佳素材，他却“反复思之，定无此事，当时失于审订，然悔之不及”，特在《容斋随笔》考辨。这一从传奇文学误入考证史学的个案，颇能说明理性主义的强磁场作用。
(142)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册，第319页。
(143)童书业:《童书业绘画史论集》上册，第105页。
(144)苏轼:《苏轼文集》卷十一《净因院画记》，第367页。
(145)刘道醇:《圣朝名画评·序》。
(146)《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三唐敬宗宝历元年六月己卯条胡注。
(147)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七《燕南芝庵先生唱论》。
(148)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五。
(149)王逊:《中国美术史》，第310页。
(150)李泽厚:《美的历程》，第154—155页。
(151)王水照:《王水照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152)叶燮:《原诗》卷四。
(153)苏轼:《苏轼文集》卷十《凫绎先生诗集叙》，第313页;王安石:《临川集》卷七十七《上人书》。
(154)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8页。
(155)严羽:《沧浪诗话·诗辨》。
(156)季明华:《南宋咏史诗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版，第60页。
(157)叶适:《水心集》卷二十九《书龙川集后》。
(158)屠隆:《由拳集》卷二十三《文论》。
(159)陈模:《怀古录》卷中引潘牥语。转引自吴熊和:《唐宋词通论》，第249页。
(160)刘克庄:《后村集》卷九十四《竹溪诗序》。
(161)王应麟:《玉海》卷五十六《艺文·庆历观文鉴古图》，卷四十九《艺文·庆历读祖宗圣政录》。
(162)朱长文:《乐圃余稿》卷六《乐圃记》。
(163)《宋史》卷三百一十四《范仲淹传》;《张子语录》卷中。
(164)参见陈国符:《北宋玉音法事吟线谱考稿(一)》，收入《郑天挺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
(165)鲖阳居士:《复雅歌词》，《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9页。
(166)曾巩:《曾巩集》卷十六《与王介甫第一书》，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55页。
(167)姜夔:《白石道人诗集·原序》。
(168)沈祥龙:《论词随笔》，《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43页。
(169)苏轼:《苏轼文集》卷六十七《书黄子思诗集后》，第2124页。
(170)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8页。
(171)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
(172)钱仲联:《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梦苕庵论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72页。
(173)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第226页。
(174)参见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说理诗与偈子”条，第233—234页。
(175)据施议对《词与音乐关系研究》(第166页)，王安石存词二十九首，“其中专门谈禅的就占十一首”。
(176)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一分别有吴可、龚相与赵蕃《学诗诗》七绝各三首，每首起句皆作“学诗浑似学参禅”，再各抒己见。其后曾幾也有“学诗如参禅，慎勿参死句”(《两宋名贤小集》卷一百九十《茶山集·读吕居仁旧诗有怀其人作诗寄之》)，杨万里则有“要知诗客参江西，政是禅客参曹溪”(《诚斋集》卷三十八《送分宁主簿罗宠材秩满入京》)，都是在苏轼之后，严羽之前以禅喻诗的著例。
(177)严羽在诗歌入门上强调宗派，在诗歌构思上标举妙悟，在诗歌表达上倡导活法，在诗歌鉴赏上主张熟参，无处不显露出禅学的浓郁色彩。对严羽诗学与禅学，可参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学界其他论著颇多，此不展开。有意思的是，严羽本人思想还是以道家学说为主体的，在其诗歌创作中，言道的篇什远比言佛的多(参见张思齐:《宋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7页)。这倒不失为宋代诗论家三教兼容的典型个案。
(178)具体倾向性作品不暇枚举，参见赵章超《宋代文言小说研究》，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151页。
(179)成玉:《琴书大全·弹琴》，转引自吴功正《宋代美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80页。
(180)欧阳修:《居士集·外集》卷十九《与乐秀才第一书》;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五。吕本中:《童蒙训》。
(181)内藤湖南:《中国近世史》，《中国史通论》上册，第388页。
(182)苏辙:《栾城集》卷二十一《上皇帝书》。
(183)内藤湖南:《中国近世史》，《中国史通论》上册，第388页。
(184)内藤湖南:《中国近世史》，《中国史通论》上册，第388页。
(185)王士祯:《香祖笔记》卷九。
(186)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六《王君玉》。
(187)周紫芝:《竹坡诗话》。
(188)严羽:《沧浪诗话·诗法》。
(189)内藤湖南:《中国近世史》，《中国史通论》上册，第388页。
(190)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论文上》。
(191)王闿运:《湘绮楼说诗》卷一，《湘绮楼诗文集》第四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2108页。
(192)孔平仲:《谈苑》卷四。
(193)陆游:《剑南诗稿》卷六十七《林间书意》，卷七十一《闲中偶咏》。
(194)内藤湖南:《中国近世史》，《中国史通论》上册，第388页。
(195)陈师道:《后山诗话》。
(196)李清照:《词论》，《李清照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94页。
(197)内藤湖南:《中国近世史》，《中国史通论》上册，第388页。内藤这段话说得比较模糊，“唐代小说中的古文与过去没有多大差别”，说的应是文言小说，但一般把唐传奇也划入文言小说;而“产生一些通俗的叙述性的东西”云云，应指通俗小说。
(198)冯梦龙:《古今小说·序》。
(199)曾枣庄:《宋文通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5页。
(200)刘壎:《隐居通议》卷七《诗歌二·欧阳公》;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黄升:《花庵词选》卷五。
(201)王逊:《中国美术史》，第312页。
(202)李茂增:《宋元明清的版画艺术》，第25页。
(203)王逊:《中国美术史》，第318页。
(204)王逊:《中国美术史》，第378页。
(205)李觏:《原文》，《李觏集》卷二十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6页。
(206)田锡:《咸平集》卷二《贻宋小著书》。
(207)李泽厚:《美的历程》，第185页。对此结论，可以参见其相关论述。
(208)严羽:《沧浪诗话》卷一《诗辩》。
(209)陈子龙:《安雅堂稿》卷三《王介人诗余序》。
(210)欧阳修:《六一词》;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八。
(211)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页。这一论断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宋诗中鲜有爱情诗的疑问。
(212)施议对:《词与音乐关系研究》，第16页。
(213)洪楩:《清平山堂话本》卷三《刎颈鸳鸯会》。
(214)此书尽管有缪荃孙伪托之说，但仍存争议，何况还可以在其他宋代话本中找到类似女性形象。
(215)潘天寿:《中国绘画史》，第148页。
(216)内藤湖南:《中国近世史》，《中国史通论》上册，第398页。
(217)王逊:《中国美术史》，第331页。
(218)徐书城:《中国绘画断代史·宋代绘画》，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219)徐光溥:《自号录》(丛书集成本)卷首谭友闻序。士人自号斋名别号之风，前代少见，宋代始盛。
(220)蒋彝:《中国书法》，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年版，第166页。
(221)李泽厚:《美的历程》，第183—186页。
(222)冯班:《钝吟杂录》卷七《诫子帖》。
(223)宋初《淳化阁帖》不录颜真卿书迹，独多二王之作，表明宗晋抑唐基调的确立，帖中颇收书札类行书，充分流露书家随心所欲的个性风格，已启宋书尚意风尚。
(224)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二《艺文》。
(225)内藤湖南:《中国近世史》，《中国史通论》上册，第398页。
(226)苏轼《苏轼文集》卷六十九《评草书》，第2183页。
(227)汪曾祺:《文章杂事》，《今日生活》1993年第6期。
(228)苏轼:《苏轼文集》卷十一《灵璧张氏园亭记》，第368页。
(229)钱钟书:《宋诗选注》序，第3页。
(230)钱钟书:《宋诗选注》序，第5页。
(231)王鏊《姑苏志》卷五十五《人物十五·卓行》云:郑思肖“精墨兰，自更祚后为兰，不画土根，无所凭藉，或问其故，则云:地为他人夺去，汝不知邪?”
(232)罗烨:《醉翁谈录》甲集卷一《小说引子》、《小说开辟》。
(233)余嘉锡:《杨家将故事考信录》，《余嘉锡文史论集》，岳麓书社出版社1997年版，第393—461页。
(234)《大宋宣和遗事》，《宋元平话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93页。
(235)欧阳修:《居士集·外集》卷二《古瓦砚》。
(236)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四《上人书》。
(237)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259页。
(238)顾炎武:《日知录》卷二《街道》。
(239)刘敦桢:《中国住宅概说》，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
(240)李泽厚:《美的历程》，第195页。
(241)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第238页。
(242)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243)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0年版，第164页。
(244)王毅:《园林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4、159页。
(245)周紫芝:《竹坡诗话》引苏轼语。
(246)孙觌:《鸿庆居士集》卷十二《与曽端伯书》引东坡论陶诗。
(247)梅尧臣:《宛陵集》卷二十八《依韵和晏相公》;卷四十六《读邵不疑学士诗卷》。
(248)吴可:《藏海诗话》。
(249)缪钺:《论宋诗》，《诗词散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
(250)钱钟书:《宋诗选注》，第14页。
(25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二篇《宋之话本》，《鲁迅全集》第9册，第110页。
(252)潘天寿:《中国绘画史》，第148页。
(253)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20、262页。
(254)田雯:《古欢堂集》卷十六《论诗》引东坡评书法语。
(255)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第166页。
(256)周煇:《清波杂志》卷六《冷茶》。
(257)王炎:《双溪类稿》卷二十五《松窗丑镜序》。
(258)牟巘《陵阳集》卷十三《缪淡圃诗文序》。
(259)陈善:《扪虱新话》。
(260)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七。
(261)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二《山谷下》。
(262)黄庭坚:《山谷集》卷二十八《题绛本法帖》。
(263)苏轼:《苏轼诗集合注》卷二十九《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6页。
(264)陈师道:《后山谈丛》卷一。
(265)吴则礼:《北湖集》卷五《小景平远铭》。
(266)潘天寿:《中国绘画史》，第148页。
(267)王克芬:《中国舞蹈发展史》，第254页。
(268)朱熹:《晦庵集》卷六十六《定律》。
(269)严羽:《沧浪诗话·诗法》。
(270)苏轼:《东坡志林》卷九。
(271)黄庭坚:《山谷集》卷十六《题意可诗后》。
(272)陈衍:《石遗室诗话》卷十六。
(273)洪迈:《夷坚志·丁志》序。
(274)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七《波澜浩渺》。
(275)刘体仁:《七颂堂词绎》，《词话丛编》，第619页。
(276)赵万里:《箕颍词记》，见《唐宋词集序跋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277)参见《宋代文化》，《宋代文化史大辞典》代序，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278)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第1页。
(279)周必大:《文忠集》卷一百〇四《皇朝文鉴序》。
(280)叶燮:《原诗》。
(281)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第148页。
(282)王国维:《宋元戏剧史》，第65页。
(283)周贻白:《中国戏剧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98页。
(284)梅祖麟:《〈三朝北盟会编〉里的白话资料》，《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0页。
(285)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闻一多全集》第一册，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01页。
(286)内藤湖南:《中国近世史》第一章《近世史的意义》，《中国史通论》上册，第323页。
(287)例如，作为核心文化的理学，倘若以北宋五子作为初步形成的坐标，则在北宋中后期;而体现阶级结构变动的法律体系也迟至宋神宗朝才告确立(参见戴建国《关于“唐宋变革”的两点思考》，见上海师范大学2009年《中古地域社会与文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