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内藤湖南首倡的“唐宋变革论”，是以唐宋时代的中国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为研究课题的。它不仅关注唐宋之间的变化，而且把构成中国近代化前提的社会变迁作为重要研究对象。

回顾唐宋变革论的研究历程，可以发现通常聚焦于农村社会的变化，我本人也曾做过这种尝试⁽¹⁾。中国的前近代属于农业社会，生产关系、身份制度等也是由此而展开的，因此如果着眼于农村社会，就会理所应当地认为社会结构与历史分期是紧密联系的。众所周知，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70年代的长达1/4个世纪的时间里，以主张“宋代近世说”的京都学派和主张“宋代中世说”的历史学研究会为中心开展过活跃的论战，此后，“地域社会论”、“小经营论”、“专制国家论”、“法律性身份制论”等论点相继登场。但是论战自身也渐趋冷寂，现在研究农村社会史的成果已经非常之少了。

80年代以后，日本关于唐宋农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退居幕后，在经济史研究方面商业、金融、货币、流通等，也就是属于流通经济史范畴的研究兴盛起来。这个研究领域，在日本的经济史研究的初期，20世纪头50年特别是20—30年代曾经非常热闹过。当然，该领域研究在80年代以后的兴起，并非1920—1930年代盛况的复活，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中国史研究的问题意识方面，立足于把握不同时期中国史发展实态的研究者为数较少，更多的则是把从古代到近现代的中国史进行基础性的贯通、以认清其社会结构及特质。即使在唐宋时代的流通经济史的领域，虽然也有针对该时代经济生活中的各种产业情况、流通情况、商人活动等的研究，但是关于历史分期、唐宋变革论的研究非常之少。

事实上，在流通经济史领域展开的关于“唐宋变革论”的研究，即使是在该领域研究热潮高涨的20世纪前半期，也不能说是很多。1950年代以后的唐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全盛期，也几乎没有把唐宋变革的理论从农村社会结构史的领域引进流通经济史研究方面的。不过，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过，以往的研究者也都承认唐宋之际流通经济发展阶段的巨大差异，现在的研究者也会有同样的想法。本文试图就日本关于唐宋变革期的流通经济史研究的展开路径做一比较明确的介绍，并从一个侧面反映日本的唐宋变革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