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进入21世纪以后，学界关于两税法之后赋役制度的讨论明显减少。这既有如前所述平铺式制度阐释遇到了存世文献不足困境的原因，也反映着近年来社会史等新研究领域的兴起导致论者学术兴趣转移的现象。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已无余地，难以深入了。根据笔者的浅见，鉴于赋役制度在国家制度与社会经济生活等方面的基础性地位，值得学者进一步关注与投入智力的，仍不外在继续努力发掘史料与改进研究方法两个方面而已。
首先，我们似乎并不能说已经对相关的记载真正竭泽而渔了。一方面，一些大部头的文献如大型类书以及如《宋会要辑稿》等大型文献，由于信息量过大，很多学者常常只能阅读利用某些相关的部分，而且因其文字记载之“海量”，导致阅读者往往难以精心体会、充分汲取每一则记载背后的历史信息，从而给史料发掘留下一定余地。近年来一些学者过于依赖计算机信息数据库的全文检索功能，忽略了对文献的基本阅读分析，实为新技术对文史研究带来的“意外”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大量的地方性文献如方志、碑铭等等，似亦未能得到学者的足够重视。尤其对宋史领域的研究来说，如果能不再满足于匆匆浏览文献，而取经于雕版印刷未推广应用之前各个断代史的研究方法，真正挤榨出史料中的所有信息;同时更大程度地扩展搜寻史料的范围，尤其是宋代以后大量的地方性文献，必定会有相应的回报。学界已有不少示范性研究，给了我们以很好的提示。
其次，转换视角，拓展视野，改进研究方法，当是深化制度研究的必由途径。近年来，为学者所强调的，大致可有如下几个不同的侧面:
一是要从仅在诏敕条文表面理解的制度，深化到实际运行之中活的制度;或曰从中央最高行政机构之所颁行的制度，转向关注在不同行政层面的制度之真正的落实。唐宋帝国幅员广阔，从中央到地方行政层级繁复，每一诏敕从其颁发到最后的落实执行，既不得不经过不同行政层级的主动与被动的“调整”与“修正”，以使之符合于各不同层面与地域的实际利益需要;某一法规的长期持续，时迁境移，背景发生变化，制度本身又必然会主动或被动地作出相应的调整。两宋时期的和买制度从原初官府与民间的买卖关系，转化为名符其实的赋敛，可谓典型。以此类推，无论是涉及赋役的各类机构与组织，还是赋敛徭役的不同内容，从其原初之设计，到长期推行之实际结果，都不得产生繁复的变异，提供给学者以丰富的深入讨论的余地。从大的方面讲，例如建中元年(780)确立之舍人税田的两税新法，已有学者明确指出:及至宋代，“两税脱胎于租庸调制朝代户税和地税的痕迹业已消失。征收两税的税产集中于田产上”。换言之，两税已从原先包括土地税、杂税、代役钱等不同内容的综合性税种，变成了名符其实的土地税(79)。这一观察之所可以引发论者进一步讨论的，例如唐制中那些非直接与土地税相关的内容之逐步脱离两税，以及两税制度在唐宋间逐步演化的每一具体过程，就成了实际可行的议题。再从小的方面来说，几乎无论哪一类零细的赋役征敛内容，都不应该以固定不变的眼光去看待它。如宋代差役制度中的某些役种如衙前，论者一向强调其前后不同时期的内容差异，取得可观的成就(80)。最近又有学者试图从某一特定行政层面探讨宋代赋税征收体制的特征(81)，其实如果从县扩大到路州或乡都，也未必不能有所收获。
二是要从文献表面所传达的历史信息，深化到其背后所可能蕴藏的更为真实的信息。今人之所得以了解历史时期赋役制度的信息，大多出自官方文献。尤其是关于中央层面的内容，更是如此。由于大一统帝国掌控全国财赋信息的重重困难，统计册中的信息常见失真，更由于中唐以后政府赋役收入常常应用种种经营性措施，或折纳，或买卖，或移易，花样百出，徨论官吏在征敛过程中采用的种种非制度性手段，因此，文献记载中的赋役制度与历史现实常有距离。透过文字记载的表面探寻历史真实，既提供学者以无穷的研究乐趣，也给了他们以充分驰骋智力的空间。例如笔者曾指出过见诸文献记载的两宋时期的两税税则，有一种凝固化的趋势，土地税的实际征收当然不可能“凝固”，其背后全国性或地方性的制度运作，自然就成了研究者很好的议题(82)。
三是要从单一、平面的制度理解，深化为探讨与赋役制度相关的各种关系与结构。赋役征敛作为国家制度的重要部分，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一方面与国家制度的其他方面环环相扣，另一方面又与社会经济运作紧密相关。所以，若能从社会运作的整体中去理解赋役制度的制定与执行的各个环节，必定会给我们以启发。前文归纳学者讨论两税制度形成的背景，就涉及了国家财政与朝廷政治斗争等等多方面的因素，赋役制度的其他各个方面何尝不是如此。不同利益集团、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复杂关系，或者不同区域间经济发展的迟疾缓急，都有可能影响到赋役制度的运作;反过来，特定的赋役政策也必定会影响到社会经济的运作。前文曾提到，有学者将江南地区经济发展与两税法的产生联系了起来。唐中期以后赋役的货币化趋势与征榷收入的持续增长，不仅使国家财税的传统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十分深刻，目前学界已有一些讨论，但仍嫌泛泛。例如国家财税越来越依赖于征榷收入，无疑是唐中叶以后赋役制度的重要特征，但形成似此财税结构的具体原因，学界虽已有一定的讨论(83)，距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一问题仍有距离。譬如关于“赋重役轻”的原因，不同税种的税率估计，不同区域在国家财税负担中的地位，唐宋国家调整赋役结构的基本思路，国家经营性收入与财税赋敛之间的关系，不同赋役项目对社会经济的不同影响，诸如此类，都有待学者的深入讨论。
在研究中如何借用合适的社会科学分析工具，自然是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话题，但似不宜泛泛而谈，容待来日。
前贤所论史学应该利用新资料，以研究新问题，当指以新的视角与解释方法来说明人类历史活动奥秘，至于史学的具体研究对象——如经济生活，如情感思想，如社会组织与国家制度——恰如生命、死亡和爱情之与文学为永恒的主题，将永远是史学家驰骋心智的领域。
【注释】
(1)陆贽:《陆宣公翰苑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四部丛刊本，3b—4页。
(2)梁太济:《宋代两税及其与唐两税的异同》，载(日本)《中国史学》1991年第1期，后收入氏著《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问题》第十一章，题作《“五赋”及其所体现的两税法的演进》，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246页。
(3)刘道元:《两宋田赋制度》，上海新生命书局1933年版。
(4)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1986年版。
(5)漆侠:《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6)聂崇岐:《宋役法述》，《燕京学报》12月(33期)，后收入作者《宋史丛考》，中华书局1947年版。
(7)胡如雷:《唐宋两税法研究》，《天津师院学报》1958年第3期;王仲荦:《唐代两税法研究》，《历史研究》1963年第6期。
(8)王德毅:《宋代身丁钱之研究》，《幼狮学志》第7卷第1期，1968年;王德毅:《南宋义役考》，《图书馆学报》1968年第9期，后收入氏著《宋史研究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王德毅:《南宋杂税考》，《史原》1971年第2期，后收入氏著《宋史研究论集》第二辑，鼎文书局1972年版;王德毅:《南宋役法的研究》，《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1974年第6期;翁仁德:《宋代役法的转变》，《史学》1975年第2期;黄繁光:《北宋推行募役之必要及其施行实状》，《新埔学报》1977年第3期;黄繁光:《北宋役法与民户负担之研究》，《新埔学报》1978年第4期。
(9)方豪:《宋代之赋税》，《幼狮月刊》第3卷6期，1955年;孙毓棠:《关于北宋赋役制度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64年第2期;宋晞:《宋代赋之研究》，《史学汇刊》1976年第7期。
(10)韩国磬:《隋唐五代史纲》，三联书店1961年版;陈野:《论两税法实施的背景和意义》，《史学月刊》1958年第7期。
(11)孙毓棠:《关于北宋赋役制度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64年第2期;朱瑞熙:《关于北宋乡村下户的差役和免役钱问题》，《史学月刊》1964年第9期;朱瑞熙:《关于北宋乡村上户的差役和免役钱问题》，《史学月刊》1965年第7期。
(12)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版;黄纯艳:《经济制度变迁与唐宋变革》，《文史哲》2005年第1期;刁培俊:《乡村中国家制度的运作、互动与绩效——试论两宋户等制的紊乱及其对乡役制的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
(13)陈明光:《赋役》，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4)朱瑞熙、程郁:《宋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5)包伟民:《宋代财政史研究述评》，收入《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28—352页。
(16)黄永年:《论建中元年实施两税法的意图》，《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林伟洲:《政治冲突与中唐税收——以刘晏、杨炎为中心》，《中国唐代史论文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版;郑学檬:《唐代德宗朝党争和两税法》，《历史研究》1992年第4期;李志贤:《杨炎及其两税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7)陈明光:《论两税法与唐朝前后中央与地方财权关系的变化》，《厦门大学学报》1987年增刊，后其主要论点编入氏著《唐代财政史新编》;陈明光:《唐朝两税三分制的财政内涵试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后其主要论点编入氏著《唐代财政史新编》;陈明光:《论唐朝两税预算的定额管理体制》，《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1期，后其主要论点编入氏著《唐代财政史新编》;陈明光:《论唐代两税法改革的财政前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后其主要论点编入氏著《唐代财政史新编》;黄永年:《论建中元年实施两税法的意图》，《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18)束世潄:《两税法与建中税制改革》，《历史教学》1958年第2期;金宝祥:《唐代封建经济的发展及其矛盾》，《历史教学》1954年第6期;金宝祥:《论唐代的两税法》，《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62年第3期。
(19)张泽咸:《论田亩税在唐五代两税法中的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沈世培:《两税向田亩税的转变及其原因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
(20)梁太济:《宋代两税及其与唐两税的异同》，(日本)《中国史学》1991年第1期，后收入氏著《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问题》第十一章，题作《“五赋”及其所体现的两税法的演进》，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246页。
(21)华山:《从茶叶经济看宋代社会》(上、下)，《文史哲》1957年第3期，后收入氏著《宋史论集》，齐鲁书社1982年版;李裕民:《北宋前期方田均税考》，《晋阳学刊》1989年第6期，后收入氏著《宋史新探》。
(22)王曾瑜:《宋朝的两税》，《文史》第十四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后收入氏著《锱铢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3)汪圣铎:《北宋两税税钱的折科》，《许昌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
(24)梁太济:《宋代家业钱的估算内容及其演变》，《宋辽金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91年版，后收入氏著《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问题》，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5)孔泾源:《关于宋代的田赋税率和农民负担问题》，《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
(26)刘进宝:《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1—188页。
(27)杨广文等:《金元昌平崔村锣钹邑碑考释》，《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1期。
(28)程欣人:《荆州城外发现宋代银锭》，《文物》1960年第4期;赵康民等:《关于陕西临潼出土的金代税银的几个问题》，《文物》1975年第8期;郝思德:《“大定路课”银锭小考》，《求是学刊》1985年第l期;刘浦江:《金代“使司”银铤考释》，《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2期，后收入氏著《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
(29)李伟国:《绍兴末隆兴初舒州酒务公文研究》，载邓广铭等主编:《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选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后收入氏著《宋代财政和文献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30)林立平:《唐宋时期城市税收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l期。
(31)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1986年版;唐长孺:《唐代色役管见》，载氏著《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版。
(32)王永兴:《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历史研究》1957年第12期;王永兴:《唐天宝差科簿研究:兼论唐代色役制度和其他问题》，《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33)陈明光:《赋役》，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7页。
(34)张熙惟:《宋代折变制探析》，《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l期;顾士敏:《北宋“衙前”考》，《云南师大学报》1986年第4期;王曾瑜:《宋代的复种制》，《平准学刊》1986第3期;王曾瑜:《宋衙前杂论》(一、二)，《北京师院学报》1987年第l期、第3期。
(35)黄繁光:《论南宋乡都职役之特质及其影响》，《史学汇刊》(中国文化大学)1981年第11期;王棣:《论宋代县乡赋税征收体制中的乡司》，《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王棣:《宋代乡司在赋税征收体制中的职权与运作》，《中州学刊》1999年第2期;王棣:《从乡司地位变化看宋代乡村管理体制的转变》，《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
(36)何高济:《南宋的义役》，《宋史研究论文集》(1982年年会编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漆侠:《南宋从差募并用到义役的演变》，《历史论丛》第五辑，齐鲁书社1985年版;黄繁光:《南宋义役的综合研究》，《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历史哲学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葛金芳:《从南宋义役看江南乡村治理秩序之重建》，《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1期。
(37)刁培俊:《宋代乡役人数变化考述》，《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
(38)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人税役负担》，《敦煌学辑刊》1998年第2期。
(39)王棣:《论宋代县乡赋税征收体制中的乡司》，《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王棣:《宋代乡司在赋税征收体制中的职权与运作》，《中州学刊》1999年第2期。
(40)梁太济:《两宋的夫役征发》，《宋史研究集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后收入氏著《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问题》，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1)包伟民:《宋代民匠差雇制度述略》，载氏著《传统国家与社会，960—1279年》，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42)魏天安:《宋代行会制度史》，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
(43)李锦绣:《唐前期的附加税》，《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
(44)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1986年版。
(45)陈仲安:《试论唐代后期农民的赋役负担》，《武汉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
(46)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1986年版;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北京大学出版1995年版。
(47)黄成:《南宋银锭铭文“出门税”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高树林:《试论宋朝身丁钱》，《史学月刊》1990年第3期;王曾瑜:《宋朝的役钱》，《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诸问题》，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后收入氏著《锱铢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梁太济:《宋代家业钱的估算内容及其演变》，《宋辽金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91年版，后收入氏著《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问题》，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石茕:《宋代身丁税的演变及其对下层人民的危害》，《宋辽金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91年版;张熙惟:《宋代的衙前之役及差役的性质》，《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2年;汪廷奎:《两宋市舶贸易出口税初探》，《广东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魏天安:《宋代的科配和时估》，《河南师大学报》1982年第4期;魏天安:《宋代行会制度史》，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人税役负担》，《敦煌学辑刊》1998年第2期;王晓如:《宋代的丁口赋》，《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王菱菱:《宋代矿冶业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206页。
(48)朱瑞熙:《宋代的“借徣”》，《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期，后收入氏著《疁城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49)戴建国:《宋代籍帐制度探析:以户口统计为中心》，《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
(50)梁太济:《两宋的户等划分》，《宋史研究论文集》(1984年年会编刊)，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后收入氏著《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问题》，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王曾瑜:《宋朝的阶级结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邢铁:《户等制度史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刁培俊:《乡村中国家制度的运作、互动与绩效——试论两宋户等制的紊乱及其对乡役制的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
(51)宋晞:《宋代役法与户等的关系》，《华冈文科学报》1980年第12期;游彪:《关于宋代的免役法——立足于“特殊户籍”的考察》，《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
(52)鞠清远:《唐代财政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1986年版;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北京大学出版2001年版。
(53)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第414页。
(54)戴裔煊:《宋代盐钞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河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孙洪升:《唐宋茶叶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沈冬梅:《茶与宋代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55)卢开万:《唐代和籴制度新探》，《唐史学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杨际平:《试论唐代后期的和籴制度》，《唐史学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56)赵葆寓:《宋代“和买”起源考略》，《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赵葆寓:《宋朝的和买演变为赋税的历史过程》，《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2期;赵雅书:《宋代以丝织品作为赋税的收入与支出情形》，《台湾大学历史系学报》1984年第10期;王曾瑜:《宋朝的和买与折帛钱》，《宋辽金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91年版，后收入氏著《锱铢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李晓:《中日两国学者关于宋朝和籴、和买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2期。
(57)朱家源等:《宋代的和籴粮草》，《文史》第24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李晓:《宋朝政府购买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58)席海鹰:《试论南宋经总制钱的征收及社会影响》，《浙江学刊》1989年第4期;包伟民:《南宋杂征调简述》，《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文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李小萍:《南宋“经总制银”银铤考》，《中国钱币》2002年第3期。
(59)袁英光、李晓路:《唐代财政重心的南移与两税法的产生》，《北京师院学报》1985年第3期。
(60)陈明光:《唐代财政史新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61)葛金芳:《两宋摊丁入亩趋势论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葛金芳:《宋辽夏金经济史研究》，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
(62)梁太济:《两宋身丁钱物的除放过程》，《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选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后收入氏著《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问题》，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63)张邦炜:《北宋赋重役轻浅论》，《四川师院学报》1980年第2期;贾大泉:《宋代赋税结构初探》，《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3期;梁太济:《两宋的夫役征发》，《宋史研究集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后收入氏著《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问题》，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64)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96—241页。
(65)贾大泉:《宋代赋税政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李晓:《宋代工商业经济与政治干预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66)葛金芳:《宋代经济: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首次启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刘光临:《市场、战争和财政国家:对南宋赋税问题的再思考》，《台大历史学报》第42期(2008年12月)。
(67)郭正忠:《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考略》，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
(68)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北京大学出版2001年版，第150—157页。
(69)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84—200页。
(70)王棣:《北宋役法改革中的南北差异》，《华南师大学报》1991年第l期。
(71)王棣:《论宋代县乡赋税征收体制中的乡司》，《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王棣:《宋代乡司在赋税征收体制中的职权与运作》，《中州学刊》1999年第2期。
(72)仲伟民等:《宋代广西地区的盐业和盐政》，《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2期;梁庚尧:《南宋福建的盐政》，《台大历史学报》1992年第17期;梁庚尧:《南宋广南的盐政》(上、中、下)，《大陆杂志》第88卷第1、2、3期，1994年;梁庚尧:《南宋四川官盐与地方财赋》，《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罗雄飞:《宋代汀、赣诸州私盐问题探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3期。
(73)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17—450页。
(74)戴博荣:《辽金元征服中国后田赋制度的检讨》，《现代史学》1935年第2卷第4期;王家琦:《辽赋税考》，《东北集刊》1941年第1期。
(75)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63年版;张正明:《契丹史略》，中华书局1979年版;杜建录:《西夏经济史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
(76)赵光远:《再论金代的“通检推排”》，《辽金史论集》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刘浦江:《论金代的物力与物力钱》，《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l期;刘浦江:《金代“通检推排”探微》，《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刘浦江:《金代杂税论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刘浦江:《金代“使司”银铤考释》，《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2期，后收入氏著《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
(77)葛金芳:《宋代经济: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首次启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
(78)罗继祖:《辽代经济状况及其赋税制度简述》，《历史教学》1962年第10期;高树林:《关于宋辽金的封建赋役问题》，《中州学刊》1988年第3期;高树林:《关于宋辽金的封建赋役问题》，《中州学刊》1988年第3期;漆侠:《契丹的役》，《宋史研究论文集》(1992年年会编刊)，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陈衍德:《试论辽朝的赋税制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3期;武玉环:《辽代的赋役制度》，《北方文物》2003年第1期。
(79)梁太济:《宋代家业钱的估算内容及其演变》，《宋辽金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91年版，后收入氏著《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问题》，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36页。
(80)张熙惟:《宋代的衙前之役及差役的性质》，《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2年;裴汝诚:《略论宋代衙前役》，《中国古代经济史论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后收入氏著《半粟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王曾瑜:《宋代的复种制》，《平准学刊》1986年第3期;王曾瑜:《宋衙前杂论》(一、二)，《北京师院学报》1987年第l期、第3期;王曾瑜:《宋朝乡村赋役摊派方式的多样化》，《晋阳学刊》1987年第1期。
(81)吴业国等:《南宋县级税赋征收体制检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
(82)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46—250页。
(83)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河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85—402页;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06—3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