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环境与气候变迁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其变迁必然会对人类社会经济产生影响。在自然环境诸要素中，与唐宋之际经济格局变迁关系至为密切的三个方面当是气候变迁、森林植被变迁和水系变迁。根据笔者目前的认识，公元10世纪因第三寒冷期的到来而导致的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是其时经济格局变迁的初始动因;而草场南移作为气候变迁的结果又持续挤压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板块，显然这是晚唐以降党项、契丹、女真等周边部族与天水一朝争夺生存空间的经济动因;在农业经济板块向东南方向收缩的同时，由于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恶化和战乱的压力，中原士民在晚唐五代和两宋之际扶老携幼、持续南移，导致劳动力分布和国家赋税重心移往长江下游地区;而江南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除向湖海要田(圩田、涂田)之外，日益增多的农业剩余人口转向工商业领域谋生，江南经济区于是不仅在量上(人口、耕地、赋役征取)，而且在质上(商品货币经济的发达程度)全面超越中原经济区，中国传统社会的区域经济格局于是显现出崭新的面貌⁽¹⁴⁾。

(一)关于气候变迁

气候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影响重大而深远，特别是气温升降和干湿状况的变化对于人类经济行为的选择之影响尤为突出。竺可桢《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¹⁵⁾为研究历史时期气温变迁的较早成果。1972年，竺氏又在《考古学报》第1期发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认为唐宋之际正处于物候时期由第三个温暖期(公元600年到1000年)向第三个寒冷期(公元1000年到1200年)转变的阶段，年平均气温持续下降，致使生物分布亦出现较大变化。张家诚等《我国气候变迁的初步探讨》⁽¹⁶⁾、任振球《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的异常期及其天文成因》⁽¹⁷⁾等文，又做进一步申论。龚高法等《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的变迁及生物分布界限的推移》⁽¹⁸⁾认为，隋唐温暖时期，亚热带北界位置较之现代北移一个多纬度;而宋代寒冷时期，亚热带北界位置较之现在则南移一个纬度以上。

也有学者从区域研究角度对竺氏观点作局部的修正和补充。张天麟《长江三角洲历史时期气候的初步研究》⁽¹⁹⁾认为，长江三角洲在公元500年至850年处于暖期，公元850年至1200年处于冷期。王开发等《根据孢粉组合推断上海西部三千年来的植被、气候变化》⁽²⁰⁾认为上海西部在公元550年至1100年期间气温处于上升阶段。李一苏《江西唐代以来的冷暖振动》⁽²¹⁾认为，北宋初期的江西继唐代之后更加温暖。盛福尧《初探河南省历史时期的寒暖》⁽²²⁾推断河南省在隋唐时期以暖为主，自9世纪起转寒;五代至宋初，暖情占优势，温度有所回升;11世纪寒情显著。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²³⁾指出，唐代气候以8世纪中叶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气候冷暖的总体特征与现代相近，后期气候明显转寒，气候带要比现代南退一个纬度。而在五代北宋之际至元中叶，包括黄淮海平原在内的中国东部地区大部分时间都有偏暖的迹象。陈家其《江苏近二千年来气候变化研究》⁽²⁴⁾指出唐代中期以前很少有冷冬记载。何业恒《近五千年来华南气候冷暖的变迁》⁽²⁵⁾认为，唐至北宋，华南气温较高，北宋末年气温逐渐降低。程遂营《唐宋开封的气候和自然灾害》⁽²⁶⁾认为，在公元1000年以前，北宋东京仍处于隋唐以来的第三个温暖期;但到了公元1000年以后，频繁的雪灾预示着寒冷气候的到来。

总体说来，竺可桢关于唐宋之际气候变迁的论断，迄今仍为学界的主流观点，并为众多历史地理教科书所采纳，如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上、下)》⁽²⁷⁾、张步天《中国历史地理(上、下)》⁽²⁸⁾、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下)》⁽²⁹⁾、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³⁰⁾、张全明、张翼之《中国历史地理论纲》⁽³¹⁾等。

(二)关于干湿状况

竺可桢《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前揭)根据对比中国历代旱灾和雨灾的统计资料，认为唐代旱灾相对较少。徐近之《黄淮平原气候历史记载的初步整理》⁽³²⁾认为长江流域一般较黄河流域湿润，黄河中游旱多于涝。1977年，郑斯中等《我国东南地区近两千年气候湿润状况的变化》⁽³³⁾指出，自公元初以来，中国东部地区存在着水灾相对减少而旱灾相对增加的趋势，公元1000年以前旱期持续时间短，湿润期持续时间长，其后则恰恰相反。王乡、王松梅《近五千年我国中原气候在降水量方面的变化》⁽³⁴⁾指出，公元630年到834年这200多年是中原地区近3000年来历时最长的多雨期。张步天《中国历史地理》(下)(前揭)认为，东部地区的干湿状况大致与气温对应，唐中期至北宋中叶为最长湿期，持续约240年(811—1050)。而且淮河以北地区旱多于涝，淮河以南地区则相反。刘俊文《唐代水灾史论》⁽³⁵⁾根据唐代降水旱情的统计分析，认为气候特征以温湿为主。

(三)关于森林植被

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³⁶⁾认为，唐宋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地区继续缩小，山地森林受到严重破坏，丘陵地区的森林也有变化。宋代的破坏更远较隋唐时期剧烈，所破坏的地区也更为广泛。林鸿荣《历史时期四川森林的变迁》(续)⁽³⁷⁾指出，唐宋时期四川森林的变迁进入渐变时期，表现为盆地、丘陵的原始森林基本消失，偏远山区森林受到一定程度摧残，部分地区手工业的发展也使林区受到破坏。张靖涛《甘肃森林的历史变迁》⁽³⁸⁾指出，唐宋时期森林采伐的规模很大，时为农耕区的黄土高原上的森林日益遭到严重破坏，陇南山地森林覆盖率仍然较高。李继华《山东森林的历史演变》⁽³⁹⁾认为唐宋时期山东森林日益减少。朱士光《历史时期我国东北地区的植被变迁》⁽⁴⁰⁾认为唐宋时期该地区森林未受明显破坏。植被方面，朱士光《历史时期农业生态环境变迁初探》⁽⁴¹⁾认为，黄土高原上植被的严重破坏是唐宋以来的事，其后果是助长或促进了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西部的三个沙漠的形成与发展。史念海《历史时期森林变迁的研究》⁽⁴²⁾和《论历史时期我国植被的分布及其变迁》⁽⁴³⁾两文，认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及东北地区的森林植被的减少大多始于唐宋之际。赵永复《历史时期黄淮平原南部的地理环境变迁》⁽⁴⁴⁾指出，唐宋以后，随本地区植被的锐减，湖泽陂塘逐渐淤成一片平陆，水旱灾害加重。邹逸麟(前揭书)认为，唐宋之际华北平原的次生草地和灌木丛渐为大片栽培植被替代，黄河中游地区植被破坏严重，太行山区森林至北宋已为童山，秦岭大巴山区森林仍然茂密。林鸿荣《隋唐五代森林述略》⁽⁴⁵⁾指出，唐代北方森林面积进一步缩小，不少林区残败，生态后果远远高于南方。而南方自然条件优越，生态环境良好。程民生《宋代林业简论》⁽⁴⁶⁾指出，宋代的天然林带主要分布于山区，如南方的四川、湖南、江东和两广、福建北部，北方则主要集中于秦岭山脉和京西路的部分地区以及太行山区。

(四)关于水系和湖泊

唐宋之际东部平原水系变迁较大，而尤以黄河中下游水系和长江中下游水系变迁对经济格局影响甚为明显。郑肇经《中国水利史》⁽⁴⁷⁾较早涉足水系变迁问题。岑仲勉《黄河变迁史》⁽⁴⁸⁾为探讨黄河变迁的最早专著。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⁴⁹⁾认为，“安史之乱”后，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黄河下游河患增多，五代以降，河患更是愈演愈烈。史念海《由历史时期黄河的变迁探讨今后治河的方略》⁽⁵⁰⁾指出，唐代后期黄河中下游河道泥沙大量增多。宋代淤泥更为严重，河道频繁改易。张含英《历代治河方略探讨》⁽⁵¹⁾介绍了黄河下游在北宋初至中叶前后的五次改道情况。周魁一《隋唐五代时期黄河的一些情况》⁽⁵²⁾认为，唐末下游河道渐趋淤高，曾于河口段改道，五代时期53年内决溢19次，11世纪初又出现了悬河现象。邹逸麟(前揭)认为至唐末以前黄河下游河道相对稳定，此后黄河下游进入变迁紊乱时期。湖泊方面，邹逸麟《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迁述略》⁽⁵³⁾认为，从6世纪至10世纪，华北大平原上的湖沼虽有一部分消失或缩小，但整个湖沼的布局似无根本性的变化。北宋时期，由于主要河流频繁改道，华北大平原湖沼逐渐发生了较大的变迁，部分湖泊开始淤废。

关于长江中下游水系的变迁，王育民、张步天、邹逸麟(前揭)在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别进行了概述。他们认为，唐宋时代云梦泽已淤成平陆;下荆江统一河床形成，河床不断淤积，逐步深化为河曲，北宋河患始见频仍;洞庭湖进一步下沉，湖面向西部扩展;鄱阳湖因彭蠡泽迅速向东南方向扩展，迫近鄱阳县城。太湖平原湖泊广布，太湖水系中之太湖至北宋复归淤浅，泛滥时有发生，而吴淞江虽在入宋以后渐淤，但经北宋中叶整治，情形有所改观。李文澜《唐代长江中游水患与生态环境诸问题的历史启示》⁽⁵⁴⁾认为唐代是长江中游水患频率最低的历史时期。湖泊方面，张修桂《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⁵⁵⁾认为，唐宋时期洞庭湖仍处于沉降扩展之中。谭其骧、张修桂《鄱阳湖演变的历史过程》⁽⁵⁶⁾指出，唐末五代至北宋初期大体奠定了鄱阳湖未来的范围和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