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唐宋变革”

学界对宋代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领域的发展变化研究较多，但对这些发展变化与社会变革的关系则研究较少。其实，宋代政治上门阀制度崩溃、等级差别缩小，经济上商品经济活跃、都市城镇兴旺，这些在日常生活领域里都有相应的反映。有关学者对此已有某些探索性的研究，下面两点即是其例。

(一)等级限制的突破

服饰方面最为明显。朱瑞熙在《宋代服饰的风尚》一文中指出:宋代民间往往突破朝廷制订的服饰等级制度，违禁穿戴官员才有资格穿用的衣冠⁽³⁰³⁾。刘复生在《宋代“衣服变古”及其时代特征》一文中对宋代“衣服变古”这一历史现象作了深入的剖析。他认为，所谓“衣服变古”主要包括“衣服无章，上下混淆”、“胡服”与汉服的交融、“服妖”现象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中两个方面都与唐宋社会变革相关。“服饰等级制度从宋初就未被严格遵行”，到南宋时更是“贵贱几无差等”。这是“严格的等级‘身份’已经有了松动”的表现。而所谓“服妖”，即新奇服装层出不穷，则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下层民众比前代得到较多的人身自由⁽³⁰⁴⁾。吴旭霞在《宋代的服饰与社会风气》一文也认为，突破等级差异是宋代服饰文化的特征之一⁽³⁰⁵⁾。

除此而外，朝廷在其他日常生活领域里的等级性规定也不断被突破。如居室，刘复生在《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一书第四章中指出:宋代“朝廷对居室甚至器用常常颁发一些禁令”，“禁令的颁布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这些制度并未得到很好的遵行”⁽³⁰⁶⁾。又如用具，朱瑞熙在《宋代的生活用具》一文中认为，当时的实际状况是“人自为制，无复纲纪”⁽³⁰⁷⁾。再如乘轿，程民生在《略论宋代陆路交通》⁽³⁰⁸⁾一文中指出:朝廷“多次有禁令不准百官士庶乘轿”，其实“普及到了全社会”。

(二)服务行业的兴盛

以北宋开封、南宋临安的餐饮业最兴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封、临安城里的不少工商业者家中不煮饭，仰仗于饭店。北宋开封繁华地段“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在南宋临安众多的店铺中，有三分之二以上属于饮食业。酒楼、食店、饼店、茶肆等饮食店铺全天营业，既有供应达官富室的高档大饭店，也有服务普通民众的低档小食店。对此，周宝珠在《北宋东京研究》一书第七章《商业(二)》中⁽³⁰⁹⁾、林正秋在《南宋都城临安的商业》一文中有详略不同的论述⁽³¹⁰⁾。而当时社会上所谓的“四司六局”也是一种服务性行业，专门为官府和富贵之家操办宴会，王俊奇《宋代操办酒席的“四司六局”》一文有介绍⁽³¹¹⁾。成荫在《北宋开封饮食服务业述论》一文中指出:“饮食服务业在北宋开封城市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可以从市场状况、行业组成、行业分布、行业规模、从业人员、经营特点等方面得到反映。”他认为:“北宋开封饮食服务业已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程度较深地介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活跃开封的城市经济发挥了重大作用。”⁽³¹²⁾论述宋代都市饮食服务业的论文还有魏天安的《宋代东京的饮食业》⁽³¹³⁾、徐吉军的《南宋临安饮食业概述》⁽³¹⁴⁾、吴涛的《北宋东京的饮食生活》⁽³¹⁵⁾、冷辑林和乐文华的《论两宋都城的饮食市场》⁽³¹⁶⁾等。

此外，宋代服务业的经营范围涉及不少领域。如王曾瑜在《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一书第五章中论及开封的租赁业，当时人们出行，可租车乃至“赁驴”⁽³¹⁷⁾。又如林正秋在《南宋都城临安》一书第八章中论及临安的“小经纪”，他们上门服务，服务的项目包括“供香饼”、“提茶瓶”、“打炭堑”、“补锅子”、“泥灶”、“整漏”等⁽³¹⁸⁾。

这类文章较多，不胜枚举。但有一个较为常见的通病，即大多属于概述性文字，对日常生活领域里的这些变化与“唐宋变革”的关系或语焉不详，甚至避而不论。其实，这恰恰是个应当深入探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