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电影是一种重要的影像媒介，它发源于城市，其诞生初期也是基本上服务于城市居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尤其是集体化进程开始以来，政府开始将电影逐步推广到全国广大乡村，自此，电影不再是城市特有的文化现象，它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因素，日渐成为农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

一个夏天的傍晚，吃过了晚饭，村里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都拿着小板凳，到村中的空场去看电影队放的电影《卖花姑娘》，这是一部新片子，也是第一次在村里放，大伙都盼着知道这个卖花的乡下姑娘到底是怎么回事。开演之前，大伙坐在空场上，都在说说笑笑着，老侯家的大婶和老刘家的大爷聊着自个儿闺女找人家的事儿，二队的几个小年轻都在说着自个儿前两天到赵家港去看这部电影的事情，洋洋自得地跟其他年轻人讲着故事是怎么发生的。这时候，大队书记站出来了，让大伙安静点儿，别瞎议论了，又讲了一通革命形势。下面早有人不耐烦了，大伙嘟囔着让电影赶紧开始，书记没办法，只好回到前排自己的好位置，等着电影开场。终于开始了，大伙先前还是说笑着，后来就被卖花姑娘的遭遇给吸引住了，有些姑娘已经哭出来了，最后，差不多所有人都掉泪了，就连平时的硬汉子也眼圈发红。电影结束了，大伙拿着东西回自家，路上还跟别人议论着卖花姑娘的遭遇，一边盼着下次电影队来放电影，甚至几个小年轻儿打听到明后天电影队要到泥井去放这部片子，吵着要追去看呢。不一会儿，村子恢复了宁静。

这是笔者根据侯家营村民们的回忆而想象出来的一幅图景，基本上能够反映出当时乡村中人们观看电影的行为和对电影的基本态度。

电影能够进入乡村，并在乡村扎根发展，是政府积极推动的结果。刘广宇在其文章中，论述了建国以后政府对于农村电影放映的基本政策与措施以及这一时期全国农村电影放映的基本发展情况。建国以后至集体时期的农村电影放映一直得到了党和政府始终如一的关怀与支持。“普及放映”作为新中国30年党对农村放映政策性的指令，从未有所松动。从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600个流动放映队开始，到“文革”结束前，全国范围的农村流动放映队有近5万个之多^[114]。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各地农村的电影放映事业虽然发展程度不同，但是都先后有了自己的放映队伍。而昌黎县建立了河北省第一支农村电影放映队^[115]，可以说是电影放映事业发展较快的地区了。

村民们也回忆，50年代的时候电影还很少放映。1955年，前大队会计王兴巨曾经在泥井看过一次电影(王兴巨，07－11－23)，这是他记忆中最早的一次观影。《侯家营文书》中关于放映电影的最早记录是在1964年，侯家营大队上交了放映电影的摊款^[116]，而大队传票中则是到了1965年才出现放映电影的细目^[117]。由此可见，在1955年到1964年的这段时间，侯家营村村民能够观看电影的机会并不多，而且大队也基本上没有系统组织过这样的活动。1972年，昌黎县的农村电影放映队经营方式由售票放映逐步改为大队包场放映。1973—1974年，全县掀起社、队办电影队高潮，1974年，又将7个县办电影队下放到公社^[118]。电影放映单位和形式均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此之前，侯家营村村民所能观看的电影，都是由昌黎县的电影放映队放映的。

村民陈百林曾经在泥井公社电影队工作多年，他对7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泥井公社的电影放映情况非常熟悉，笔者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有用的信息。据他回忆，1974年10月泥井公社才成立了电影队(陈百林、侯淑菊，07－11－24)，这标志着国办队时期的跨区域式的流动放映形式正式变成了社办队时期的住乡式放映^[119]。自此，电影真正进入侯家营这个村庄，村民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可以观看电影，电影对村民生活的影响也日趋增大。

《侯家营文书》对于电影放映情况的具体细节记录不多，多数只是记录了电影的放映时间、场次和片名，如果想要复原当时电影放映的场景与情况，只好依据口述材料。许多村民在采访中都讲述了他们观看电影的生动故事，很多方面都十分具体，尤以陈百林为最。在采访中，他滔滔不绝地讲了在电影队工作时候的事情:

电影在公社里每个村轮着放……每天都放哎，最厉害的时候一个晚上搬三次家。就是一个村放完了接着另一个村放。一个是电影属于新生事物，农村没有，自个儿没有电影队，县里电影队就一年来过一次，咋弄哎?就各公社成立电影队。成立电影队之后，那个时候演啥啊?74年那个时候文艺方面还比较闭锁、比较封闭呢，就是八个样板戏，今个儿《沙家浜》，明个儿《红灯记》，后个儿《智取威虎山》，一大后《磐石湾》，到七几年呢，75年，那个时候有故事片了，叫啥嫂来着，我忘了，就是沂蒙山区用乳汁哺育伤员来着。那个时候出了那片，一晚上不断，跑片，你一个放映队，我一个放映队，一晚上最多续倒表五个放映点。……(陈百林、侯淑菊，07－11－24)

陈百林的介绍为当时电影放映的情况描绘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再结合其他村民的回忆，可以得知，村里能够有电影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村中有了生活用电(侯孟春，07－11－23)，前面一节已经介绍过侯家营村从60年代开始拥有生活用电的情况。在60、70年代，电影放映的主动权掌握在县放映队或者公社放映队手中，如果这些电影队不到各村中放映，那么，村民们就几乎没有机会看电影。虽然也有极少数村民如王兴巨可以到公社或者县里观看，但只是例外，对于大多数社员来说，他们只能等待着放映队进村，才有机会看到期待已久的电影，而且，电影放映的具体时间、频率、片名，都是由公社来决定的。另外，虽然每次电影的费用都是由大队统一来负担，村民可以免费观影，但是，村民基本上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一部新的电影胶片到公社放映队手中的时候，公社要安排全公社的所有大队轮流放映(侯大义夫妇，07－11－22;王兴巨，07－11－23;陈百林、侯淑菊，07－11－24;侯振春、宋秀玉，07－11－24)，何时轮到自己大队仍是未知数，村民们只能接受公社的相关安排。

笔者主要根据《侯家营文书》的传票记录，制作了表12.2“1969—1984年侯家营大队电影放映情况”。图12.3.1和图12.3.2则反映了侯家营大队两次放映的具体剧目和费用，本节所依据的与电影放映相关的票据资料基本上都是以这样的形式出现的。

资料来源:本表数据均来自《侯家营文书》以下文件:J－69－6，1969年7月大队凭证;J－69－9，1969年10月大队凭证;J－70－7，1970年8月—9月大队凭证;J－72－2，1972年1月大队凭证;J－72－11，1972年5月大队凭证;J－73－10，1973年5月—6月大队凭证;J－73－17，1973年10月大队凭证;J－73－18，1973年11月大队凭证;J－74－7，1974年4月—6月大队凭证;J－74－12，1974年10月大队凭证;J－75－3，1975年2月大队凭证;J－75－4，1975年3月大队凭证;J－75－5，1975年4月大队凭证;J－75－6，1975年5月大队凭证;J－75－7，1975年6月大队凭证;J－75－12，1975年11月大队凭证;J－76－4，1976年3月大队凭证;J－76－15，1976年12月大队凭证;J－77－8，1977年4月—5月大队凭证;J－77－14，1977年7月大队凭证;J－78－1，1977年12月—1978年1月大队凭证;J－78－2，1978年1月大队凭证;J－78－11，1978年7月大队凭证;J－78－19，1978年11月大队凭证;J－78－21，1978年12月大队凭证;J－79－14，1979年8月—9月大队凭证;J－80－11，1980年10月大队凭证;J－81－9，1981年7月—10月大队凭证;J－81－11，1981年11月大队凭证;J－82－1，1981年12月—1982年2月大队凭证;J－82－2，1982年9月—12月大队凭证;J－83－1，1983年大队凭证;J－84－1，1984年大队凭证;J－84－5，1984年度二队凭证;J－84－6，1984年度三队凭证;J－84－7，1984年四队凭证;J－84－8，1984年五队凭证。

根据表12.2所反映的情况，可以看出，1974年以前关于放映电影的记录很少，到了公社成立电影队之后，村民们观看电影的次数出现了明显的增加，到1977年已经达到了每年十几次，这样的高频率一直维持到1980年。到了1981年，由于当时已经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队的组织日益松散，而且泥井已经出现了电影院(侯孟春，07－11－23)，大队统一组织观影的情况逐渐减少。1984年，小队取代了大队，开始自行组织观影活动。如果分析每个场次的具体放映时间，可以看出每年电影放映的时间都不固定。当笔者在采访中向村民询问每年何时放电影时，他们普遍认为什么时候放电影都有可能。在放映的频率问题上，他们有的认为是“半个月一回”，有人甚至提出“一个礼拜一次”(侯永深夫妇，07－11－22;侯孟春，07－11－23;陈百林、侯淑菊，07－11－24;侯元祥、侯振春，07－11－24)。侯大义因为曾经当过很长时间的大队干部，所以对这个问题有着比较清楚的记忆，他回忆:“经常放电影，一年至少放20场，麦收、秋收以后放得多，春节也放。”(侯大义夫妇，07－11－22)再综合表12.2中的数据，可以发现，每年的2月至5月、8月和10月放映电影较多，基本上与侯大义的说法一致，即在农闲时放映较多，春节也是一个重要的时段，农忙时虽然也有，但次数较少，并且多集中于晚间放映(侯孟春，07－11－23;侯振春、宋秀玉，07－11－24)。

资料来源:《侯家营文书》J－73－17，1973年10月大队凭证。

对于侯家营村的村民们来说，观看电影的另外一个重要渠道，就是当地驻军会利用打靶训练的机会放电影。因为侯家营的重要位置，军队多次驻扎在村中或者邻村，所以驻军部队在放电影的时候，村民们就可以和驻军们一起观看。很多村民都对当时驻军放电影的事情记忆犹新。例如，侯振春回忆道:

赶咋的呢，七几年、六几年，咱庄驻部队，那架势热闹。电影跟部队一块看，部队吧，都是小板凳，人家坐当腰，按着部队秩序，我们老百姓都旁边，坐边上。……放电影是这样的，人家部队吧，在中间看，咱们在两边站着看，有时候也兴坐着，人家这个连、那个营在这一行一行的，你能抢上头?(侯元祥、侯振春，07－11－24;侯振春、宋秀玉，07－11－24)

资料来源:J－78－19，1978年11月大队凭证。

侯孟春、侯大义、王兴巨也特别提到了驻军放电影的事情(侯大义夫妇，07－11－22;侯孟春，07－11－23;王兴巨，07－11－23)。可见，对于村民来说，驻军多次放映的电影是对公社电影队的放映活动的重要补充，他们观看电影的机会因为这个重要的渠道而大为增加。

村民们观看的影片中，故事片、纪录片、科教片、歌舞片等类型均有，其中革命题材的影片占了大多数，“样板戏”等“红色经典”更是多次放映，尽管放映了一些外国影片，但是其题材均是与革命教育有关。同时，影片内容的变化呈现出的整体发展趋势，即在“文革”结束以后，故事片日渐占据主要地位，革命题材的影片数量不断减少，影片的题材范围也日益多样。这也可以说是思想文化领域解放的一个表现。

电影这一传播媒介进入农村之后，主要发挥了三方面的作用:艺术欣赏、知识/信息传播、宣传教育。针对这三个层面，村民们对于电影又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回应，从而反过来影响着这几种作用的发挥程度。

艺术欣赏是电影最主要的功能，在公社时期，电影较好地发挥了这一作用。在电影进入乡村之前，其他形式，如评剧、唱影、大鼓等日渐式微，它们只能在乡间偶尔出现。而电影进入乡村之后，一跃成为艺术舞台的主角。大家对于电影都非常欢迎和喜爱。在采访中，很多村民都强调社员们不分老少都很喜欢看电影，甚至有很多人会“追着电影跑”(侯永深夫妇，07－11－22;刘斌相夫妇，07－11－22;侯大福，07－11－24;侯元祥、刘淑华，08－07－29)。

社员爱看呗。那个时候不是属于文艺贫乏不是吗?那就别说了，咋形容都形容不了，那个场地也无法计算，这么说吧，李化庄到咱们这儿是十五里地吧，道还不好走，就李化庄演电影，咱们这都还有跑着看去的，或者咱们这演，李化庄就兴跑这看来，画一个中心线吧，十多里地的人都到这看来，就达到这样，尤其好片的时候，以后我到文化站工作，文化站我们演的《少林寺》，一天演三场是两场，你看我们那个时候8.75毫米放映机、16毫米放映机、35毫米放映机，我们都有，原先是16的，又添一个8.75的，后来又有一个35的，就城市影院这样的，提包机，不是座机，《少林寺》18毫米大宽银幕，好家伙，不像这个年头看武打片，那个时候哪都来啊，才庄的，二三十里地都跑这来啊，厉害的是，靶场的驻军都没看过，都跑我们这看来，刘台庄靶场，海边那个，都开汽车跑着看电影来，就这样。(陈百林、侯淑菊，07－11－24)

都爱看电影。……冯庄、牛心庄、陈官营、崔家坨、赵家港、泥井，就是这几个村演电影，都跑那看去，邻村都看去。小青年都追着电影跑，四十多岁的都去啊。就是忒老的，六七十岁的不去，都拿着小板凳追着看呐。……有时候放，吃完了饭，早早地拿着小板凳都那等着去，就看去，家家都去。(侯振春、宋秀玉，07－11－24)

社员都爱看。……年轻的都看去，顶老的看得啥啊，那阵儿如果啥的，连老的都爱看哎，基本上。也没啥热闹，就是演个电影。(王兴巨，07－11－23)

爱看电影，别的离着近的村如果演电影，也会追着看，但是没时间的话就不去了。群众都爱看电影，基本上各户的社员都会全家出动看电影。(侯永深，08－07－27)

但不得不说的是，正是旧文艺形式的衰败造成了文艺生活的匮乏，为电影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机会。这也就是为什么村民们在讲述了当时如何喜爱看电影之后，又会补充一句“当时文艺生活贫乏，不看电影干啥”的原因所在(侯永深夫妇，07－11－22;侯孟春，07－11－23;王兴巨，07－11－23;陈百林、侯淑菊，07－11－24)。如果其他形式的娱乐活动有着更多的生存空间，那么，电影作为主要娱乐形式的作用就会相应减弱，但是，作为一种新型的娱乐形式，它对村民的吸引力还是非常强烈的。

公社时期放映的电影多数以革命题材为主，到“文革”结束之后，通俗题材的作品才逐渐增多。因为无法自主选择观看的影片，村民只能被动地接受上级安排的电影。那么，他们是否愿意频繁地观看这些革命题材的作品呢?笔者对这个问题十分感兴趣，在采访时向各位村民重点地进行了提问，结果有些出乎意料。按照笔者最初的想法，村民们应该一边倒地偏向于选择故事性较强的影片，但是，有些村民的答案却引发了笔者的思考。笔者采访的大多数村民的答案与预期一致，他们更倾向于观看故事性的影片。陈百林就曾经说过《卖花姑娘》在当时相当轰动(陈百林、侯淑菊，07－11－24)，侯永深在采访中还多次提到了他曾经观看过梅兰芳主演的戏剧电影《宇宙风》和《断桥》(侯永深夫妇，07－11－22)。因为放映的电影多数都是革命题材，所以只要出现一两部艺术性较高的作品，就会达到万人空巷的程度。侯大义也更爱看喜剧片(侯大义夫妇，07－11－22)。而有的村民却不这么认为，例如，王兴巨说，对于革命题材的影片，“有的人爱看照样去。它也不是总演这个，接多少日子才演，就去看”(王兴巨，07－11－23)。侯孟春就喜欢看革命题材的作品，因为“这种片好看”(侯孟春，07－11－23)。而且，让村民们印象深刻的影片几乎清一色都是革命题材的影片(侯永深夫妇，07－11－22;刘斌相夫妇，07－11－22;侯大福，07－11－24)，侯孟春印象深的电影有《地道战》、《平原作战》和《三进山城》(侯孟春，07－11－23)，侯振春提出的是《上甘岭》、《苦菜花》、《英雄儿女》、《奇袭》、《五朵金花》和《洪湖赤卫队》(侯振春、宋秀玉，07－11－24)，王兴巨想到的有《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样板戏里的《红灯记》和《沙家浜》(王兴巨，07－11－23)，侯大义特别提到了《英雄儿女》，他觉得这部片子好看，因为它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年代的生活(侯大义夫妇，07－11－22)。虽然这种现象与革命题材影片放映频率较高有关，但是，革命题材的作品也有很多具有较高的故事性和艺术性，才能让村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电影作品的题材受到了限制，但是电影艺术欣赏的功能还是得到了比较好的实现，电影作为一种娱乐形式，起到了丰富村民生活的良好作用。

(二)知识/信息传播

这项功能主要为纪录片和科教片所承担。表12.2的电影有多部属于科教片的范畴，内容涉及家畜家禽养殖、安全用电、水力发电、机械技术、疾病预防、动植物知识、气象观测等各方面。这类电影在科学技术的普及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它们涉及的内容与农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对于改变农民的生活，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也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

电影是村民们了解外部世界的一个重要渠道。这些纪录片使村民们及时准确地了解了国家政府的重大决策和发展导向，即使身处村落之中，也能体会到时代变化的脚步，国家的发展与村民的生活联系日渐紧密起来。对于外部世界认知程度的提高，有利于村民们思想的发展和解放，从而加快了他们改善自身生活状况的步伐。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影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可以说，使电影发挥宣传教育功能，是政府自建国初期就开始在乡村地区积极推广电影的首要目的。综观电影在集体时期的发展情况，它也确实完成了这样的任务。电影向观众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农村电影放映成为了国家宏大叙事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120]，客观上加速了日常生活政治化的进程。

具体到每位村民来说，电影对他们的影响不尽相同，而且在不同人的叙述中，这种影响也有着程度的差异。几乎每位接受采访的村民都认为，人们在看过电影之后会模仿电影中的动作、台词等，也会唱电影里的歌曲(侯大义夫妇，07－11－22;侯永栋夫妇，07－11－22;王兴巨，07－11－23;陈百林、侯淑菊，07－11－24;侯振春、宋秀玉，07－11－24)，但他们对这种现象的解释不同，比如说，陈百林认为这是一种图新鲜的行为(陈百林、侯淑菊，07－11－24)，侯振春觉得这是觉悟提高的表现(侯振春、宋秀玉，07－11－24)。至于电影会不会影响村民的革命觉悟的问题，答案更是不尽一致。陈百林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认为党的政策等会不自觉地贯彻下去(陈百林、侯淑菊，07－11－24)。侯振春的回答则很详细:

李:那您觉得看了电影之后，电影里边的那些情节啊，或者说的话啊什么的，对咱们社员们的觉悟有没有影响?

侯:有影响呗。那阵儿放的电影、拍的电影，没有说那个不文明的啥的，谈恋爱都极少，搂搂抱抱的都少。

李:是不是这些小青年们看完这些电影之后就觉得自己革命觉悟应该提高?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侯:有呗，那阵儿这思想，我还年轻，也就十二岁，总觉着思想要求进步似的，青年都要求进步。跟这阵儿都不一样了。

李:您觉得像政治觉悟这方面的事对于那些四十来岁、六七十岁的人有影响吗?

李:您觉得这个有影响是能反映在平常说话啊，办事上面是吗?

侯:那可不，办事，说话，你比方说在生产队干活，都能表现出来，对不对?那阵儿都积极，我要不说青年，你像那个成分不好的，自个儿也兴积极，但是咋积极也不中啊。

侯大义觉得:“放部好电影对年轻人有教育。……受到电影的影响，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一点儿了，立场要站稳一点儿。”(侯大义夫妇，07－11－22)刘斌相虽然在“四清”运动中被打成了富农，当他看到电影里边被批判的人也会同情，但是他对电影宣传的东西没有不同的看法，还是认为阶级敌人就是阶级敌人(刘斌相夫妇，07－11－22)。而王兴巨的看法更加值得注意。

王:那抗日的，不是教育?《地道战》或者《地雷战》的，抗日的片，打倒日本那个。……有教育，不教育不中。

李:那看后来的那些样板戏，那些小青年看完了之后，也觉得自个儿应该追求革命什么的，会不会这样想?

王:也有的会呗。主要就是看热闹，啥也没有。有的就信呐，你看人家《红灯记》，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顶钢铁还硬，你看人家赵一曼啥的。

王:受教育。你看人家李玉和、铁梅啥的，都向人家学习哎。(王兴巨，07－11－23)

王兴巨的看法不同于前三位村民的全面肯定，而是提出了应区别对待的情况。总的来说，电影帮助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巩固了其主导地位，但是电影里边的各种革命宣传并没有对每位村民都起到同样大的作用，有些人只是抱着纯属消遣或者找热闹的心态来观看电影，观影完毕之后也没有受到意识形态宣传的太大影响。

电影这一传播媒介，首先是以一种艺术和娱乐的形式出现的。在文化生活并不丰富的公社时期，电影在村民们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重要。这一时期放映的大多数电影都具有一定的艺术性，这一艺术形式利用影像和声音两种手段，牢牢地吸引住了村民们的注意力，如前所述，村民们对电影都有着很深的喜爱之情。因此，电影对村民们产生影响的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电影向他们鼓吹什么，村民们便被动接受，而是村民们主动地去模仿和学习电影中的情节、歌曲等，同时也接受了电影宣传的观念与态度。电影的内容虽然有艺术加工，但是很多都是源于生活的，尤其是农村题材的电影，内容十分贴近当时村民们的生活，电影这一传播媒介所要传播的内容也就易于为他们所主动吸收了。当村民们因《英雄儿女》中王成的英勇而激情澎湃时，当看到《白毛女》、《半夜鸡叫》中反派人物的恶行而义愤填膺时，当他们为《地雷战》、《平原作战》中革命队伍的胜利而拍案叫好时，当他们为“卖花姑娘”花妮的悲惨遭遇潸然泪下时，当年轻人看过《火红的年代》、《艳阳天》之后充满了青春的热情时，当女性受到《五朵金花》、《红色娘子军》的情节鼓舞时，电影也就真正地成为了村民们生活的一部分。

从建国直到“文革”时期，电影的宣传教育功能被过分强调，阻碍了艺术欣赏和知识/信息传播功能的充分实现，艺术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制约。如果电影只是作为一种表达形式而存在，政治宣传才是真正的内容，这无疑不利于电影自身的发展。从另一个层面来看，电影作为宣传教育工具的职能也并未完全实现。村民们的日常生活语言和事件虽然受到了政治话语的强烈影响，但是，却仍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国家试图通过电影对普通村民们产生影响，村民们也在观看电影的实践中奏出了自己的回响，改变了电影发挥作用的方向和程度。总的来看，电影从城市进入乡村，反映了社会生活在城乡之间日渐平等化的趋势，同时，这也是国家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个重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