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声音媒介——广播

声音媒介和影像媒介进入乡村，开始在乡村发挥作用，必须有村内的生活用电作为前提条件。因此首先介绍一下电力进入侯家营村的情况。

一　电进入乡村

根据村民回忆，侯家营村最早通电是在1954—1955年，当时村中安装了变压器，主要解决了农业生产的用电需求(侯永深夫妇，07－11－23)。之后大概过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在1965年、1966年“四清”结束、“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村里解决了生活用电(刘继先B，07－11－21;侯大义夫妇，07－11－22)。村里原来的电工刘继先主要负责这次办电，在他的印象里，村里生活用电的状况是:

原来那个时候没有，那个时候我们庄比较别人村最早了。这个电线，高压线正从我们村过靶场，线那阵儿没像现在都有是吧，现在就从昌黎到这个新台庄靶场，这个线是从我们庄东边过去了，不离得近吗?那阵儿开始是咋的呢，离着高压线近的大队都办上电了。这回以后呢，从昌黎到靶场这个高压线，是先给靶场供的电，以后农村离这高压线近的办电，这再下去以后到了67、68年吧，高压线就支叉儿了，往张庄，这个往李庄，对吧?就这样发展电。一般到67、68年，这个过程中一般我们县全部都差不多有电了。(刘继先B，07－11－21)

在采访过程中，许多村民回忆了当时用电的情况。侯振春指出，当时的生活用电首先解决的是大队用电，后来是学校，最后是各户。大概经过了两三个月就全部完成。有了电之后，因为电费便宜，各户都用电灯了。一开始的时候，电表安在每个家里，因为有人偷电，就每趟街安了一个电表(侯振春，08－07－29)。侯永深也指出，用电的社员户很多，刚安电的时候，大队拿电钱，后来大队负担不起了，就由社员自己掏了(侯永深，08－07－27)。图12.2.1—图12.2.4反映出侯家营村用电的一些具体情况以及当时用电的费用，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生活用电在侯家营村的普及程度以及电对村民生活的影响。

这四张电费收据分为两类，一类是农业用电，一类是“表灯电费(灯光电费)”，也就是生活用电。从农业用电的数量来看，20世纪70年代末农业电力机械化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生活用电量虽然远远比不上农业生产用电，但是其数量也反映出当时乡村获得生活用电并非难事，尚未出现“用电贵、用电难”的问题。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图12.2.1　1975年侯家营大队电费收据(1)

资料来源:《侯家营文书》，J－76－1，1975年12月大队凭证。

图12.2.2　1975年侯家营大队电费收据(2)

资料来源:《侯家营文书》，J－76－1，1975年12月大队凭证。

图12.2.3　1978年侯家营大队电费收据(1)

资料来源:《侯家营文书》，J－78－19，1978年11月大队凭证。

图12.2.4　1978年侯家营大队电费收据(2)

资料来源:《侯家营文书》，J－78－19，1978年11月大队凭证。

总体来讲，电力的使用，不仅使得农业机械化成为可能，促进了农田灌溉水平的提高，而且为乡村工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从而有利于乡村生产的进步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另外，生活用电进入乡村，改善了村民们的生活条件，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并且成为广播和电影进入乡村的基本前提。

二　广播进入乡村的过程及影响

广播进入侯家营村的家家户户，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昌黎县档案馆馆藏档案中有一份材料反映了昌黎县最早进行收音的情况，这次接收广播是在1950年，广播内容主要是关于抗美援朝，全县组织统一收音^[109]。另外一份材料说明，1956年2月的时候昌黎县已经有了有线广播^[110]。同年7月，昌黎县已经开始规划在全县农村建立农村广播网^[111]。

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初期，侯家营大队的六个生产队就已经安装了有线广播，在当时，每个生产队的队部有一个喇叭，由大队的电话线进行相互之间的连通，主要由昌黎县广播电台播放节目。60年代村里开通了生活用电之后，各户村民都安装了一种简易的有线广播设备，这种设备由一个小木头盒子、一块磁铁和一个线包组成，社员们都称之为纸盆喇叭(侯大义夫妇，07－11－22;刘斌相夫妇，07－11－22;侯振春、宋秀玉，07－11－24;侯元勤，08－07－26)。根据村民们回忆，“文革”开始的那年，大队安装了大喇叭，这种大喇叭是通电的，可以用来通知队里的一些事情，也可以念念《护秋公约》、批评一下社员的不良行为等，甚至可以用来放黑胶唱片(侯永深，08－07－27;侯大义，08－07－28;侯振春，08－07－29)。这种小喇叭和队中的大喇叭都属于有线广播的范围，可见，在集体时期，村内的有线广播得到了较好的发展。70年代后半期，有些村民有了收音机(侯振春、宋秀玉，07－11－24;侯元勤，08－07－26)，无线广播也开始在侯家营村发展起来。

关于有线广播的一些具体情况，村民们还回忆道，有线广播播放的时间和内容，都是由公社控制的。每天早晚六点会播放广播，每次两个小时左右。内容转播自昌黎县广播站的节目，主要是一些新闻、各级政府的政策条文，间或还会播放一些歌曲、小说、评书、皮影戏等节目。村里开始有收音机之后，就可以接收其他广播电台的节目，无线广播的内容一般不会像有线广播一样受到公社的限制。到了公社后期，广播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公社广播站转播的内容，大队也发布一些通知(侯大义夫妇，07－11－22;侯永栋夫妇，07－11－22;刘斌相夫妇，07－11－22;陈百林、侯淑菊，07－11－24;侯振春、宋秀玉，07－11－24;侯振元A，07－11－24;侯元勤，08－07－26)。到笔者最后一次采访的2008年8月为止，村委会有事情需要通知，仍然是利用广播来进行。

广播这一传播媒介的特点在于传播方式的即时性、传播范围的广泛性、受众层次的多样性和激发情感的煽动性。它用声音进行传播，能给听众无限的想象空间，这正是广播魅力之所在。广播的声音是实在的、具体的，通过声音的音量、音调、音色等，再加上非语言符号如音响、音乐和其他声音的实时应用，更能显现广播内容的真实性，增强感染力，特别容易撩拨人的心弦，煽动人的情绪，甚至可以通过听众的想象和推理塑造出在场的感觉，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传达与说服的功能。

广播在进入乡村之初主要是以国家“喉舌”的面目出现的，河北省下发的一份关于农村文化的文件对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有线广播，是领导直接向群众传达党的指示、进行宣传鼓动、推动各项工作的有力工具。”^[112]村民们对国家的方针、政策的了解，除了开会时由干部传达和阅读报纸等文字材料外，最主要的是通过广播来获得。以下这段通讯组的文稿就充分反映了这种宣传的作用。

在这次积肥运动中多孩的妇女也不示弱，干劲十足。侯金兰、王佩荣、邵淑兰等风雨不误。基干民兵侯元菊、侯淑菊……无论是在一抗三保当中，还是在挖泥积肥中都表现得非常突出，不怕苦不怕脏，给我们做了榜样。……我大队在党支部的一元化的领导下，干部群众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向全国发出的“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全体贫下中农坚决表示为七三年农业大上一抗三保流汗掉膘，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113]

这段文字反映出对于女性参加生产劳动的鼓励与赞扬，可见当时“农业学大寨”的整体政治形势。广播对于国家方针政策的宣传比报纸、杂志等文字媒介更为顺利和迅速，而且其影响力可以到达每一户家庭。

虽然公社时期广播播放的内容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是村民们对于这种传播媒介还是十分喜爱的。笔者在采访中多次询问村民们对于广播的感受如何，很多村民都给予肯定的答复。例如，侯元勤就很喜欢听广播(侯元勤，08－07－26)，而刘斌相觉得:“那时候家家都爱听啊。也没别的热闹啊，那时候哪儿有电视，还不行呢。”(刘斌相夫妇，07－11－22)侯振春回答得很生动，认为村民们对于广播“爱听呗，特别是夏天，没事了，一边凉快着，完了在地下抱着在那听，也唱。也没啥玩意，刚解放那阵儿，就留声机，收音机买不起，那阵儿还没有，也少”(侯振春、宋秀玉，07－11－24)。从广播里边听到了一些歌曲之后，村民们也会主动地学唱。陈百林在采访中就曾说过自己从广播中学唱歌曲的情景:

我有一个半导体小收音机，那个年头听到张振富、耿莲凤的二重唱咧，胡松华的赞歌咧，听得那啥，说实在的，现在你要学还不好学，要教还不好教。那个时候我爱好到啥程度，我自己听着歌，自己背它曲，写这个谱子，那个时候那样，有一个歌相当好，它播一遍，不总播不是?播一遍，说下午几点钟还播，追着时间还得听，听听着，跟着它的旋律，虽然摸得不太准吧，音阶啥的各方面不太准吧，但是听三遍就得会唱，就得这样。(陈百林、侯淑菊，07－11－24)

在当时文化生活尚显匮乏的情况下，广播大为丰富了村民们的生活，为他们增添了很多的乐趣。

总体来说，广播这一传播媒介在侯家营村很好地发挥了宣传和娱乐的双重作用。对于村民们来说，因为广播的内容非常具有时效性，他们可以非常及时地得知国家的方针政策，了解国家发生的大事小情。而且，不管他们是否主动地去收听广播，都会接收到广播所传递的信息，所以广播的作用范围更加广泛。另外，相对于报纸、书籍等文字媒介，广播发挥作用的方式更为细腻。广播内容与形式的丰富性与生动性，对村民们的冲击要比文字媒介的冲击更为强烈和直接。对于广播中优美的音乐和多样化的节目形式，很多村民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都表达了自己对广播的深刻印象以及收听广播时的愉悦心情(侯大义夫妇，07－11－22;侯振春、宋秀玉，07－11－24;侯振元A，07－11－24;陈百林、侯淑菊，07－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