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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媒介是近代中国社会的重要传播媒介之一，它们虽然早已出现，但是由于农民识字率的低下和农村经济水平的限制，这类传播媒介一直没有完全真正地进入乡村社会。直到人民公社时期，由于乡村新式教育的快速发展，农民识字率的提高，再加上政府的大力支持与推动，文字媒介才真正地融入农民的生活中，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报纸和杂志是19世纪后半叶就出现在中国的传播媒介，但在广大乡村普及程度却很低。这两者之所以能够在公社时期进入侯家营村，是政府的要求和村民、干部的需要互动的结果。《侯家营文书》中可见的关于订阅报纸杂志的最早记录是“1964年7月20日，第六队7—12月报费1.56元”^[88]，从相关记录来看，大队开始订阅杂志是在70年代^[89]。根据原大队干部侯元勤回忆，大队成立初期就开始订阅各种报纸了(侯元勤，08－07－26)。侯家营大队开始订阅报纸的时间，正是政府十分强调阶级斗争的时期，各级政府组织均十分强调各大队和生产队对中央各项政策的正确领会，所以会大力号召各大队订阅报纸杂志，以便随时紧跟政府的方针政策，甚至会对各大队形成一种准行政命令式的压力。另外，根据侯家营村前大队书记侯大义回忆，订阅报纸是为了“看看上边有啥新闻，新出的主席语录”(侯大义夫妇，07－11－22)，可以看出，当时的大队干部和部分村民希望能够随时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以紧跟形势，所以有着订阅的自主需要。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大队从60年代后期开始持续不断地订阅各种报纸和杂志。

笔者利用《侯家营文书》J类文件中的大量相关传票，制作了表12.1“侯家营村报纸杂志订阅情况”，列出了侯家营村在集体化时期订阅的报纸杂志名称、订阅的时间和单位。图12.1.1—图12.1.5则为侯家营村订阅报纸杂志的一些票据，从中可以看出一些具体的订阅情况。

资料来源:本表数据均来自《侯家营文书》以下文件:J－68－1，1968年1月—3月大队凭证;J－68－4，1968年6月大队凭证;J－68－6，1968年7月大队凭证;J－68－7，1968年6月—8月大队凭证;J－68－11，1968年12月大队凭证;J－69－4，1969年4月大队凭证;J－69－5，1969年5月—6月大队凭证;J－69－11，1969年12月大队凭证;J－70－3，1970年2月—3月大队凭证;J－70－4，1970年4月—5月大队凭证;J－70－5，1970年6月大队凭证;J－70－7，1970年8月—9月大队凭证;J－70－8，1970年10月大队凭证;J－70－9，1970年11月大队凭证;J－71－3，1971年3月大队凭证;J－71－5，1971年6月大队凭证;J－71－6，1971年6月大队凭证;J－71－7，1971年6月—7月大队凭证;J－71－12，1971年11月—12月大队凭证;J－72－11，1972年5月大队凭证;J－72－13，1972年6月大队凭证;J－72－23，1972年11月大队凭证;J－73－1，1972年12月—1973年1月大队凭证;J－73－9，1973年5月大队凭证;J－73－11，1973年6月大队凭证;J－73－19，1973年11月大队凭证;J－74－1，1973年12月－1974年1月大队凭证;J－74－2，1973年12月—1974年大队凭证;J－74－7，1974年4月—6月大队凭证;J－74－8，1974年5月—6月大队凭证;J－74－14，1974年11月大队凭证;J－75－1，1974年12月大队凭证;J－75－6，1975年5月大队凭证;J－75－8，1975年7月大队凭证;J－76－1，1975年12月大队凭证;J－76－6，1976年5月大队凭证;J－76－14，1976年11月大队凭证;J－76－16，1976年12月大队凭证;J－77－11，1977年6月大队凭证;J－77－22，1977年11—12月大队凭证;J－78－20，1978年10—11月大队凭证;J－79－17，1979年11月大队凭证;J－80－5，1980年4月大队凭证;J－80－12，1980年11月大队凭证;J－81－3，1981年2月大队凭证;J－81－10，1981年11月大队凭证;J－82－1，1981年12月—1982年2月大队凭证;J－82－2，1982年9月—12月大队凭证;J－83－2，1983年大队凭证;J－83－15，1983年大队凭证;J－84－1，1984年大队凭证;J－84－2，1984年12月—1985年1月大队凭证。

资料来源:《侯家营文书》，J－71－6，1971年6月大队凭证。

从表12.1中的资料可以看出，订阅这些报纸杂志的单位主要是大队，在一些年份里生产队和村内小学也会偶尔订阅一些，但是持续时间都不长。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当时村内识字并且家庭条件较好的家庭很少，个体家庭几乎没有订阅报纸和杂志的需要和财力。而且生产大队是当时重要的生产和经营单位，许多公共事务都由大队开展，订阅报纸和杂志被大队视为公共事务的一部分而承担起来。

资料来源:《侯家营文书》，J－71－6，1971年6月大队凭证。

从这些报纸、杂志的内容来看，它们大多数属于总论和政论性质，包括《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唐山劳动日报》、《参考消息》、《红旗》等，这些报刊政治性浓厚，或者与一定的行政区域有关，这与当时大的社会环境下“政治挂帅”的局面是分不开的。从大队干部“希望紧跟中央”这一初衷来看，这类报刊占多数也顺理成章，订阅都至少持续到1984年人民公社解体前后，只有《唐山劳动日报》在1984年被《秦皇岛日报》所取代。《中国农民报》、《中国法制报》和《农村工作通讯》在80年代以后才出现，是改革开放以后反映党的农村政策和农民生活变化的重要媒体，也体现出农民对于法制建设的关注。

此外还有很多专门性报纸和杂志。虽然材料中订阅《解放军报》和《华北民兵报》的单位多是大队，但是实际上其主要的阅读群体是民兵连的成员。大队订阅《新医学》和《赤脚医生杂志》，是与赤脚医生的出现和合作医疗制度的不断发展相伴随的，因此其持续订阅的时间基本上与合作医疗制度的持续时间相同，也基本上只有合作医疗的相关人员会阅读这类刊物，普通村民相对关注较少(相关内容可以参见第九章)。村内学校订阅的刊物主要与教育有关，除了表12.1中提及的《解放军歌曲》和《中学理科教学》之外，《中国少年报》也是学校中一种必不可少的报刊。科技类刊物也是大队订阅的刊物中重要的一类。据侯振春回忆，1976年开始订阅的《河北科技报》，不仅介绍了农业科技，而且还有一些针对乡村小型工业技术的内容;1983年出现的《河北农业科技》和此后的《中国农业科技》，内容则更加广泛，而且更加贴近农民的生活，“宣传党的政策，还讲一些农业技术，果树的嫁接嘞，还有的时候讲养殖上的事，怎么治疗，猪得啥病的，这都介绍”(侯振春、宋秀玉，07－11－24)。《河北经济报》这一经济类报刊在1985年订阅，反映了当时经济建设的需要和农民对于经济发展的关注。另外，妇联组织和共青团组织编辑的刊物，也都在80年代以后出现在了侯家营村村民的视野中，这反映了村民们对女性和青年这两大群体生活的关注程度在逐渐提高。《电视周报》的出现是很值得重视的，1983年侯家营大队购买了村内第一台电视机^[90]，这一刊物的出现更加证明了村民们生活水平和质量的变化。总的来看，在80年代以前，村内的报纸和杂志主要以政论性的为主，兼及一些科技类和医疗类的刊物。而到了1980年以后，各类报刊的种类不断增多，涉及范围也日益广泛，这与当时政府政策的放宽以及农民生活多样化程度的提高是分不开的。

资料来源:《侯家营文书》，J－71－6，1971年6月大队凭证。

资料来源:《侯家营文书》，J－74－14，1974年11月大队凭证。

对于报纸和杂志进入乡村，村民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这些报纸和杂志一般都放在大队和生产队的办公室里，学校里也有一部分，村民们随时可以到这些地方取阅这些刊物(侯振春、宋秀玉，07－11－24;侯振元A，07－11－24)。大队干部一般会组织村民们一起读报，学习国家的大政方针。对于这个问题，原大队长侯永深回忆:“当干部们向社员们宣读报纸的时候，社员们不管爱不爱听，都得参加会议，都得听。”(侯永深，08－07－27)由此可见，报纸的信息传播作用是非常明显的。通过报纸，村民确实能够及时了解并比较准确地把握当时的形势。报纸这一媒介传播信息速度较快，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而且信息量大、说明性强，具有非常突出的权威性。国家的某项方针政策以文字的形式在报纸上出现时，其在村民们心理上的权威性陡然提高。《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布的消息，对村民心理产生的震撼效果要比公社下发的文件大得多。报纸上还介绍了国家领导人的行为和言论，甚至讲述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些动态。能够从报纸上看到敬爱的毛主席的动向，了解到毛主席是如何平易近人、艰苦朴素，村民们心中的亲切感和满足感是无法言喻的。对于祖祖辈辈生活在乡村的村民们来说，村里加上公社所在地的泥井，也许就是他们大多数人生活的全部世界。《参考消息》上有很多关于外国的内容，这是很新奇的东西，有些连县城都没去过的农民们，却能够从报纸上了解到外国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他们接触外部世界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很大提高，视野也不断开阔，观念和心态都相应产生了变化。

资料来源:《侯家营文书》，J－76－1，1975年12月大队凭证。

杂志的知识性较强，读者群体也比较具有针对性。杂志最突出的特点是内容形式灵活多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能够让读者产生美感，得到美的享受。因为报纸和杂志这两种传播媒介各自的特点，读者在阅读报纸和杂志时的心理感受是不同的。大多数村民们在读报时，可能更多地出于了解信息的需要，而阅读杂志则更类似于消遣。当然，集体时期出现在侯家营的各种杂志以专业知识类为主，读者在阅读时更多的是为了获得相关的知识。总的来看，杂志更带有“寓教于乐”的特点，能够让村民们在阅读过程中产生更多的愉悦感和亲切感。

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村民们在通过报纸杂志了解外部信息时会作何反应，并未留下太多的文字记录。在对村民进行采访时，笔者重点询问了这一问题，但是大多数人已经不记得当时自己的反应了，他们最为深刻的印象就是，因为大家都害怕会受到政治上的批判，所以根本不敢对报纸杂志上的信息妄加评论(侯大义夫妇，07－11－22;侯振春、宋秀玉，07－11－24;侯振元A，07－11－24)。在公共场合，个人观点是基本上不会表露的。

尽管如此，对于报纸和杂志进入乡村，村民们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他们有着自己的阅读自主性，可以选择是否阅读以及阅读的内容、方式等。例如，笔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有的村民很喜欢阅读各类刊物，有空就会到大队或生产队办公室去读报(侯大义夫妇，07－11－22)，关心和了解当时国家发生的事情，原大队干部侯元强、侯大义和侯元勤更是报纸不离手(侯元勤，08－07－26;侯永深，08－07－27;侯大义，08－07－28)。尽管可能是他们的干部身份决定了他们对报纸的接受程度，但是根据侯大义回忆，当时还是有不少村民阅读报纸的(侯大义夫妇，07－11－22)。而有的村民则漠不关心，宁愿在家里休息也不愿意花费时间在阅读上面(侯振春、宋秀玉，07－11－24;侯振元A，07－11－24)。侯永深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解释了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文化不高，影响了村民们阅读的积极性(侯永深，08－07－27)。侯元勤爱看报纸，而他最爱看的部分就是“报纸上小段的、古怪的事”(侯元勤，08－07－26)。侯大义虽然也爱看报纸，但是他的选择就不同了，“最爱看社论的部分，因为那是党中央的声音，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不爱看《参考消息》，因为它是‘参考’消息，没用”(侯大义，08－07－28)。他们两人的看法鲜明地体现出了农民阅读的主动性。这种主动性使得文字媒介对他们生活和观念的影响力更强。

报纸杂志的传播功能不一定能够辐射到全体村民，目前也无法得知当时他们在接触这些刊物时的细微心理变化，但是笔者认为，这些报纸和杂志一直在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除了政府期待的政治宣传作用之外，报刊也开阔了村民的眼界，使他们逐步了解外部世界，不断融入到国家这个大集体中。此外，村民们的生活方式和心态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懂得了利用这类传播媒介来获取更多的信息，心态也逐步走向开放。

书籍在侯家营村发挥的作用不应被忽视。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传播媒介，建国以前，在乡村中传播的书籍类型包括儒家经典、技术用书和日用大全等^[91]。等到集体化开始，书籍的类型发生了很大变化。《侯家营文书》的资料中并没有村民家庭或个人藏书情况的相关资料。在采访中，村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侯元勤回忆，他家里只有《毛泽东选集》四卷，“村里爱看书的是侯永慎，会看风水罗盘，家有《红楼梦》，‘文革’被抄走，过后还想讨还呢”(侯元勤，08－07－26)。侯振春也回忆:“过去公社那个时候也有社员家里书多的，‘文革’那阵儿给侯金良家、侯永慎家、齐景宽家都翻出来不少老书，包括《杨家将》、《薛仁贵征西》、《迎春花》、《苦菜花》、《水浒传》、《三国》。”(侯振春，08－07－29)这些回忆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集体时期村中个人藏书的情况。

笔者还试图通过考察侯家营大队的藏书情况来进一步分析集体时期书籍所发挥的作用。根据《侯家营文书》的记载和村民们的回忆，侯家营村一共出现过两次大队组织的图书室^[92](侯大义夫妇，07－11－22;侯元祥、侯振春，07－11－24;侯振春、宋秀玉，07－11－24)。第一次是1965年“四清”工作队进村的时候，由一位名叫杨翠珍的“四清”工作队员负责，大队利用干部退赔的两间厢房办起了图书室，里边的图书来自于“四清”工作队的队员和村里的青年、学生、干部们的捐献，另外，村干部还向在村外工作的本村人发出了倡议，发动他们向村里捐书，多多益善(侯振春、宋秀玉，07－11－24)。公社也下拨了一部分图书(侯振春，08－07－29)。就这样，大队建起了图书室。在这些捐献的书中，“小说、小人书、科技、文艺，都有”(侯振春、宋秀玉，07－11－24;侯元祥、侯振春，07－11－24)，还有《毛泽东选集》这类的书籍(侯元祥、侯振春，07－11－24)。《侯家营文书》资料中保留了这个图书室的藏书书目:

《文章选讲》、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条理论》、《一切为了社会主义》、《故事里面有哲学》、《党的群众路线》、《党的基本知识讲话》、《人性、党性、个性》、《谈入党条件、党员义务和权利》、《提高思想觉悟、加强党性锻炼》、《矛盾论浅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怎样争取做一个共产党员》、《列宁论民族解放运动》、《列宁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问题理论》(斯大林)、《列宁论战争与和平》

《给后代留下什么》、《桥》、《怎样吹口琴》、《故事会小丛书》、《红色的歌》、《在共同大道上》、《赤胆忠心的好战士吴头春》、《口琴吹奏法》、《怎样看磁石电话机电路图》、《永不生锈》、《喜事》、《实用美术讲话》、《急浪舟心》、《摘棉花》、《怎样读简谱》、《乡亲记家规》、《望姑娘出阁》、《新媳妇》、《快三枚铁腿阿陈》、《在古庙里办公》、《红岩曲艺集》^[93]

从这份书目可以看出，这个图书室的藏书种类很丰富，除了马列主义哲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类的著作之外，还包括小说、故事、曲艺、美术和科技类的图书。以一个乡村图书室的水平来看，这已经算是不错的成绩了。不过由于“四清”工作队出村之后，无人管理图书室，图书逐渐流失，到1969年、1970年左右的时候图书室就关闭了(侯元祥、侯振春，07－11－24;侯振春、宋秀玉，07－11－24)。之后公社曾经拨给村内小学五百元钱的图书，这些图书主要存放在学校里，并没有由大队保管(侯振春、宋秀玉，07－11－24)。

大队第二次办图书室是在80年代，由当时的村书记侯百顺牵头进行，同样采取了发动在外工作的同村人的办法，号召他们向村内捐书，有一部分人确实从外边寄回了图书，大队又自己购买了一部分，建成了新的图书室。但是由于人民公社的解体，图书室再次陷入无人管理的境地，也就逐渐没落了(侯大义夫妇，07－11－22)。

这两次组建图书室，图书的来源均以捐献为主。第一次组建的时候，捐献的图书一部分来自于村里人，一部分来自于居住在村外的本村人，到了第二次组建的时候，则主要都是村外的人捐献的了。两次组建之初，大队干部都直接写信给那些在村外生活或工作的本村人，或者由这些人的亲属给他们写信，动员他们为队中的图书室捐献图书，数量不限，多多益善，终于募得了一批图书，使图书室得以建立。另外，这两个图书室最后衰落的原因，也都是因为组织不力、管理不善和缺乏资金，造成图书严重流失，最终只能不了了之。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大队没有充分发挥出它在组织这类公共事业时应该发挥的主体性作用。侯振春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加深了笔者的理解，他认为这个问题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农村没有真正负责的”(侯振春，08－07－29)。在乡村社会中，如果没有某种组织承担这类公共事业的职责，单凭农民个人的力量，是无法使书籍这一传播媒介在乡村全面发挥作用的。大队在图书室建立之初承担了自己的职责，但是却没有长期坚持下去，造成了图书室这项公共事业昙花一现。

除了这两次比较有组织的行动之外，《侯家营文书》J类传票资料中还有一些大队购买图书的内容，这批图书应该保存在图书室或者大队部。传票中所涉及的图书，多是一些思想政治教育类的书籍，包括马恩著作《共产党宣言》、列宁的著作《论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邓选辅导》、大寨宣传材料、《民众》、《江青的讲话》、《活学活用著作》、《五篇辅导》、《教育革命》、《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两条战线斗争史》、《〈实践论〉辅导》、《中国哲学史》、《雷锋的故事》、《政治经济学》、《美好友好》、《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等^[94]。另外有一些医学类的书籍，例如《兽医手册》、《实用内科学》、《战地救护》、《疾病学基础》、《基础学问答》、《河北中药》、《中医内科》、《常用中成药》等^[95]。其中也不乏科技类的图书，电工知识书就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96]。还有文艺类的图书，小说有《水浒》、《秦皇岛》^[97]，艺术类的书籍有《战地革命歌曲》、《选段》和《陈毅诗选》^[98]，地图也是多次出现^[99]。

总的来说，集体时期国家对于村民们接触的书籍是有严格的限制的，在1956年，昌黎县就颁布了《县局有关处理图书目录》，查禁了一部分图书^[100]。在侯家营大队，许多“违禁”图书都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没收(侯振春、宋秀玉，07－11－24;侯元勤，08－07－26;侯振春，08－07－29)，同时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也有十分强调批判阅读所谓“黄色小说”的行为^[101]。所以，村民们平常所能够阅读到的书，基本上都是有关马列主义哲学或者思想政治教育的，其他的就是一些带有中性色彩、与政治态度无关的医学或科技著作。相对来说，文艺类的书籍是被限制得最严格的，材料中多次出现购买《水浒》的记录，并且这些情况都集中发生在1976年^[102]，这是与当时国家“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紧密相关的。

普通村民对于这些书籍的接触与了解，并不都是通过自主阅读来进行的。他们不一定具有足够的知识水平，或者也没有足够的闲暇去阅读这些书籍。他们对书中内容的了解，或是通过文化水平较高的人的讲解，或是依靠干部们的传达，很多村民都是采取这样间接的方式来获取书籍中的信息的。那些涉及政治的书籍，其内容尚可通过干部们的传达来普及到每个村民，文艺类书籍的内容也能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但是科技类和医学类的书籍，其阅读面就会相应缩小，并不是所有村民都有兴趣去阅读，生产队和大队中专门从事相关工作的村民会在这些书籍的阅读方面花费较多时间，其他村民的关注程度就很难估计了。所以说，由于阅读是一种需要花费时间，并且具有一定文化水平才能进行的活动，就造成了书籍这一传播媒介发挥作用的程度不如报纸和杂志，影响村民生活的范围也大多局限在政治教育方面。

尽管如此，书籍的作用还表现在另外三个方面:传播思想、普及知识和积累文化。相比于之前的历史阶段，集体时期在乡村传播的书籍类型更为丰富，数量也大为增加。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形式的阅读，村民们获得了更多与他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知识，也接触到了人类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思想和科技成果，这对于村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体验，农民头脑中知识和文化观念的变化也成为了可能。在集体时期，阅读书籍不再是那些所谓“文化人”的专利，普通村民们只要具有了一定的文化水平，也可以在村内获得这样的机会，随着教育水平和农民对知识渴求程度的提高，书籍这一传播媒介的作用会不断扩大，进而更深刻地影响农民的生活。

除了报纸、杂志和书籍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文字在发挥着传播媒介的作用，主要包括标语和政府下发的宣传和学习材料。

昌黎县档案馆馆藏档案里边有一些关于标语口号的记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例如:“认真贯彻执行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同时并举的方针!”“发展多种经济生产，增加社会财富，提高社员生活!”“积极开展技术革命活动!积极开展文化革命活动!”“认真贯彻教育为政治为生产服务的方针!”“勤工俭学、勤俭办学，教育要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103]“努力发展多种经济生产，活跃人民公社贸易市场!”^[104]“建立生产责任制，提高劳动生产率。”“一定要解放台湾，美国侵略者从台湾滚出去!”“坚决支持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105]其中大多数标语口号都很有时效性，紧跟当时的政治和生产形势。

《侯家营文书》中关于这类材料的记录不多，但还是能从中了解一些基本的情况。其中保存的标语口号包括如下几条:“人老心红志气高，收秋种麦不服老。”“家庭妇女，顶起了半边天，收秋种麦走在前。”“基干民兵，起骨干，做模范，收秋种麦抢着干。”“有的干部抢重活、脏活、累活，站在第一线，在收秋种麦当中吃在后面，走在前。”^[106]虽然这些标语口号的内容可能会因为宣传的需要而出现夸大的成分，但是它们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农民的部分生活和精神面貌，并且鼓舞了他们生产和生活的信心。

政府下发的宣传和学习材料中，比较重要的有每年重要节庆政府发表的社论、公报、人大文件、决议、讲话报告、新党章、最高指示、批林批孔文件、学习大寨材料、批判四人帮的材料，等等^[107]。其他具体的还有《六厂一校》、《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简介》、《五四辑录》、《三论辅导》、《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华国锋任军委主席》以及安全用电宣传画等^[108]。基本上，政府每次出现重大的政策方针或举措，或者是推广某种先进经验，都会印发材料来进行宣传。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们就会组织村民进行学习，学习的形式多为干部向村民们宣讲，村民们聆听学习(侯永深夫妇，07－11－23)。因此，相对于报纸、杂志和书籍来说，这类宣传和学习材料作为传播媒介发挥的作用带有更多的强制性。

这一类型的材料主要以政治宣传为主，村民们由此迅速领会了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能够紧跟形势，同时，这种政治信息的传播也增强了村民对于政府决策的信服度以及对于国家的认同感，进而培养他们的主人翁意识，提高了他们参与政治事务的程度。

综上所述，报纸、杂志、书籍以及各种宣传与学习材料这些文字媒介进入乡村，使很多普通农民能够利用其作为自身认识与了解外部世界的手段，从而增强了村民们与村外世界的联系。同时，村民们能够及时了解国家大势，并且真切体会到国家行为对自己生活的影响，他们参与政治的热情也被充分激发起来，逐渐接受了“国家主人翁”的观念。在此基础上，村民们对于国家事务的参与程度大为提高，在思想观念上也与国家联系得更为紧密。从另一个层面来看，由于这类文字媒介作用的发挥受到了村民们文化水平的制约，因此在发挥传播信息的作用时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不像声音媒介和影像媒介那样能够普及到每个村民。

已经有过文字阅读的经历的人，和完全没有这方面经验的村民们相比，两者在心态上会有很大的不同。与后者相比，前者会觉得自己更长见识，更开眼界。书中、报纸上的内容使他们惊异、赞叹，文字留给他们的印象会深深地铭刻，并将在日后的生活中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态度和经历。而且，原本很少识字的村里人，竟然能够像“文化人”一样手捧一本书或者一张报纸阅读，这种经验在村民们看来十分新奇，同时也在心理上获得了很大的满足感和自豪感。只要开始有了阅读的经验，村民们对于文字的亲切感会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人对于阅读的行为不再抱漠然的态度，有些人甚至会喜欢上这种感觉，其他没有这种经历的村民也会心生羡慕，会主动地去求得这种经验。可以说，文字媒介真正进入乡村，使得村民们开始具有阅读的主动性，对于村民们的生活来说，这是一个显著新变化。虽然文字媒介发挥作用的普遍程度不像声音媒介和影像媒介那样广泛，但是其作用却是相当大的，也是不可替代的。

阅读经验和文字媒介并不是在集体时期才出现的新鲜事物，但是对于这类媒介所发挥的传播和“启蒙”作用，这一历史阶段却与以往不同。正是在这个时代，随着教育的发展和普及，越来越多的村民们开始有能力和意愿获得这种体验，文字媒介的种类也大为丰富，这类媒介才能如此深刻地影响村民的观念与生活。同时，也正是因为有了集体时期这类传播媒介发展的基础，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之后，村民们才能很快地接受国家的政策变化，而且主动地从文字媒介中寻找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获取各种知识。可以说，文字媒介在改革之后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从集体时期逐步累积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