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乡村女性的政治参与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强调女性参与社会化生产的同时，也以法律形式维护女性参与政治的权利。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妇女有同男性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政治上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59]。自身经济地位的改变使得乡村女性自主意识不断增强，教育的发展又为女性参政提供了条件，在这两方面发展的前提下，乡村女性参政议政的程度和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对于侯家营村的女性们来说，这些参政议政的女性主要可以分为两类:妇女干部和普通女性村民中的积极分子。

一　妇女干部

妇女干部是乡村女性中参政议政的主要力量。在1965年8月形成的《侯家营大队阶级档案(四清档案)》的第3卷中，保存了大队很多组织的花名册，记录了妇女干部的基本情况。李敬兰曾经担任过女大队长，侯增艳担任过妇女主任，侯桂莲是治保委员，她们三人与另外四位女性共同组成了大队的妇代会^[60]。1975年记录的《解放以来全大队妇女情况》中记载的女性干部有79人之多^[61]，大大超出了阶级档案中的记载，可见，在1965—1975年十年间，侯家营大队的女性参政议政的广泛性又有了很大的提高。虽然文书资料中没有保存她们更为详细的活动情况，但是这些女性的身影出现在大队和生产队的各级组织机构中，对大队和生产队的政治事务就会有一定程度的参与。她们的活跃程度尽管尚未可知，但从一些具体的事例上，还是能够看出她们发挥的积极作用。

笔者在2007年的调查中，主要采访了原大队妇女主任尹英和原生产队妇女队长侯淑菊，她们是这类妇女干部的突出代表，通过她们，笔者了解到了这类女性参政议政的基本情况。

尹英的经历很曲折。1953年左右，她在乡里先后担任团委书记和妇女主任的职务，后来成立大公社，因为个人恩怨，她被当时的乡党委书记派到了大公社任妇女干部，1962年响应上级“压缩非农业人口”的号召，自愿申请下到了一个村子当妇女主任，1965年调到了侯家营大队，继续任大队的妇女主任，一直干到1990年才退职。可见，她有着丰富的从政经验。据尹英回忆，她在担任侯家营大队妇女主任的时候，是大队党支部和“革委会”的成员，不仅主管全大队妇女的动员和教育工作，要经常和各生产队的妇女队长碰头，了解全大队妇女的基本情况，还要和大队的其他干部一样，包一个生产队，过问该生产队在生产和生活全方面的事情，生产必须抓上去，不能过于落后，还要搞调解，维持生产队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另外，当国家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计划生育工作就成为妇女主任的主要工作之一(尹英、叶盛文，07－11－21;尹英、叶盛文，07－11－24)。

通过尹英的讲述，笔者发现，她是个性格直率的人，做事颇为雷厉风行，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为了将工作做好，不惜与当时的大队书记发生矛盾。在《侯家营文书》的资料中，有很多关于她的言行的记载。1969年3月，在党员骨干三结合学习班进行的斗私批修活动中，尹英非常直率地给陈信提意见，认为他身为队长却和地主分子吃喝，爱和妇女“拉扯”，而且在亮私的过程中自我批评也很严厉:“经常不参加工作和学习，到咱村后没给咱村尽一份力量，没有帮着村里做工作，私字当头，因为我有孩子，组织就得照顾我，也不开会。自己我字慢慢多了，刘少奇对我流毒很多。……分粮食的时候，让我交钱，我就生气。让儿子长大了也当干部，这是受到刘少奇的流毒。”“没有原则上的错误，过去在党组织中没有起作用。”^[62]1978年2月，当侯家营大队党支部进行讨论时，尹英发言十分积极，她直言不讳地表达对其他干部的反对意见，直接批评侯大志的不良作风，批评侯振兴对侯大志的包庇，说侯振兴在工作中和其他干部缺乏沟通，不支持尹英的工作，在建房问题上徇私，“拿党的政策当生意”，还批评侯振兴在背后另搞一套，想要拆侯元强的台，架空大队书记。因为尹英觉得受到部分人的污蔑，强烈要求大队和公社把问题查清楚，还她的清白。又针对自己儿子当兵的问题作了申辩，认为“比条件不算走后门”。在发言中，非常坚持党的原则^[63]。

当笔者与其谈到现在村里的状况时，她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现阶段村中妇女工作和其他党政工作的忧虑，抒发了自己的不满(尹英、叶盛文，07－11－21)。笔者在她身上看到的，是一种对于工作的强烈责任感和自觉参与政治的意识，而且她乐于将自己的才能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发挥和表现出来。在过去与现在，尹英都能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表现出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势和一心要与男性争个长短的愿望，可以说，她是受到党的教育的乡村女性干部的一个典型。

按照大队民主管理制度的规定，除了大队有一名妇女主任之外，每个生产队至少还要有一名妇女队长^[64]，有的生产队还会有正副两名。对于妇女队长的人选，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们基本上都有一个公认的标准，那就是能干，并且能够起到表率作用。因此，在任命妇女队长时，一般都是由队长提出人选，对于这个人选的基本情况及其能否胜任，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社员们觉得可以接受就同意了，不一定要经过一个正式选举的程序。妇女队长上任之后，主要负责的工作有三项，一是带领本队的女社员进行集体生产，每天具体分派每个女社员的工作，并且监督她们完成的数量和质量，从这点上看，妇女队长的职责与生产队长的职责很相似，只不过妇女队长只是负责女社员的劳动，而生产队长要负责全队的生产。二是每月主持评定本队女社员的基本工分，每天劳动完毕之后按时记录下每个女社员的具体工分^[65]，因为女社员们的劳动情况主要由妇女队长掌握，所以这项工作也主要由妇女队长完成。三是定期向大队的妇女主任汇报本队女社员的基本情况，方便妇女主任安排各项妇女工作(尹英、叶盛文，07－11－21;侯大义夫妇，07－11－22;侯振元A，07－11－24;陈百林、侯淑菊，07－11－24;侯孟春，07－11－23)。

与尹英相比，侯淑菊的经历有着另外的典型性。她是在1968年初中毕业后回到侯家营大队的，回村之后她先担任生产队的现金会计，之后就当妇女队长，没过两年就到供销社去打工，再后来担任大队在公社党委的代表，并得到机会成为公社的计划生育工作助理，到退休都一直负责公社的计划生育工作(陈百林、侯淑菊，07－11－24)。侯淑菊之所以能够离开侯家营到公社工作，主要原因在于她从事过妇女工作，获得了一种离开乡村的资格，而她在从政期间对计划生育工作的熟悉，又使她得以在公社里获得一个稳定的职务，可以说，她利用在村中进行政治参与的经验与资历，获得了外出工作的机会，进而赢得了自身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对于女性作为干部参与政治的问题，笔者在采访中更多地询问了男性村民的意见。他们普遍认为，妇女主任主要是负责有关女性的日常事务，在有关女性的事务上最有发言权，但是在其他工作上只是作为一个支委出现。妇女队长只管队里女性的生产活动，如何分配活还是男队长说了算。1950年代中期村里出现了唯一一位女村长赵秀琴，她原为妇女主任，之所以能够上台任村里的一把手，主要是因为当时村子的两个男性干部争夺这个职位，双方力量旗鼓相当，最后只能选择折中的办法，由她出任，但她只是一个傀儡，因为她没有文化，上级来了文件她也传达不了，在很多问题上也无法做主(侯永深，08－07－27;侯大义，08－07－28)。从他们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女性作为干部对于政治的参与程度还是存在着一定限制的。

从尹英和侯淑菊的叙述中，笔者都感觉到她们有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气魄，她们不认为男性天生比自己强，而是觉得自己也能够做同男性一样的事情，男女平等是应该的。尹英还认为自己这种观念的形成与党的培养和教育有很大关系(尹英、叶盛文，07－11－24;陈百林、侯淑菊，07－11－24)。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她们积极参与队内政治事务，争取对管理活动的发言权的举动，就带有努力寻求女性自身独立自主地位的意义。

二　普通女性村民中的积极分子

《侯家营文书》中“四清”档案也记录了普通女性参与政治的情况。在档案第三卷中，有一份1965年8月10日的团员登记表，团员的总数是30人，其中女性有15人，正好占了一半，大队团支部的支委中也有两名女性成员。另外，档案中还有几份大队和生产队贫协委员的登记表，表中女性委员的人数也很多。1975年的《解放后全大队妇女情况》中记录了女性入党的有25人，团员有148人^[66]，虽然笔者无法找到同时期的男性相关资料来进行比较，但是单从这个数量来看，女性的党团员数量已经相当惊人了。这些材料都说明，在当时，女性村民对政治的积极性已经与男性接近，也已经开始在群众和党团组织中与男性分享权力。

普通女性村民在政治上表现积极，主要反映在认真出勤和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这两个方面(侯永深，08－07－27;侯大义，08－07－28)。当时对于妇女每月的出勤天数规定为26天，如果多出勤，甚至出满勤，那么，这些生产积极的妇女会被认为是积极分子。另外就是要多参加各种活动，诸如开会、学习，一通知就去。而有的妇女接到通知也不去参加，在政治上就是不那么积极。按照侯大义的说法是:“女的积极上进的，或是参加各种活动都积极的，你按照这个女的比例来说，它就不像男的比例高。一般女孩子都稳当，有的不爱去了她就兴不去了，这就是所谓的表现不好。”(侯大义，08－07－28)这两方面的因素，再加上家庭出身，就是女性能否被接纳入党或团组织的主要依据，也是普通女性村民参与政治的主要手段和依据。

从“四清”档案前两卷的记录中，还可以了解女性对于政治参与的具体情况。有的女性，其家庭成员表现一般，但是自己表现很积极，有的女性则与自己的丈夫同属运动中的积极分子^[67]，而这些政治表现积极的女性绝大多数都在30岁以下，她们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妇女解放和参政议政的教育，而且自身多有着强烈的进取心，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政治表现。“四清”运动和“文革”给了这些积极分子以表现的机会，女性参与大队和生产队公共政治事务的热情有所提高，参与程度也不断加深。

以大队的妇女主任、妇女委员和生产队的妇女队长为主的妇女干部，代表乡村女性参与了乡村基层组织的管理工作，而普通女性村民中的积极分子则通过入党、入团，或者参加贫协和妇代会来参与公共政治生活，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这部分女性对于政治事务的高度热情和强烈责任感以及参与的程度，反映出她们试图通过参与政治来巩固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平等地位和自主权利，从而使得自身和乡村女性群体获得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