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乡村女性的受教育水平

乡村女性的受教育水平是考察她们发展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如前文所述，新中国成立以后，乡村教育事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具体到侯家营村，基础教育的普及程度大为提高，而且一部分村民接受了比较高等的教育。乡村教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女性的受教育水平提高上。

笔者根据《侯家营文书》中1965年形成的阶级档案制作了附表11.1“1965年侯家营村妇女基本情况”，进而利用其中的材料统计出了表11.1“1965年侯家营大队女性受教育情况”的数据。

表11.1　1965年侯家营大队女性受教育情况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于附表11.1“1965年侯家营村妇女基本情况”。

根据表11.1的数据，不识字的女性竟有120人之多，附表6.1中1965年女性人口为312人，按照这个数据加以计算，不识字的女性占全体女性的38.5%。但是分析这些女性的身份可以发现，其中大多数女性年龄都在35岁以上，她们在青少年时期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的教育，在建国以后又多已嫁为人妻，错过了接受扫盲教育的时机。附表10.2“1968年底侯家营大队村民受教育情况具体数据”的内容对于考察女性的受教育情况也十分有意义。通过对这两个表中的数据结合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尽管相对于男性来说，在每一教育层次上女性的人数都略少，但是如果进行纵向的比较，1935年之后出生的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已经比她们的前辈们高出了很多，不但文盲率大为下降，而且每一层次上受教育女性的人数都有了显著的增加。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建国以后基础教育和扫盲教育在乡村女性范围内普及率的提高。

表11.2　侯家营大队初中以上学历村民人数统计(单位:人)

资料来源:根据附表10.3“1968年侯家营村初中以上学历村民情况统计”。

表11.2“侯家营大队初中以上学历村民人数统计”的数据是根据附表10.3“1968年侯家营村初中以上学历村民情况”统计而得出的，它更为直观地反映出男性和女性在受教育程度上的状况和差异。虽然与拥有同等学历的男性人数相比较，女性的数量仍处于下风，但是也已经有21位女性接受了初中及以上水平的教育。《侯家营文书》中有一份材料记录了1975年时大队中女性的相关情况，即从解放以来“初中毕业生41人，高中毕业生5人，当教师的7人”^[58]，短短十年间，接受过初中以上教育的女性数量就有了如此大的增加，直接反映出公社时期女性受教育水平的迅速提高，这种进步是可以说是飞跃性的。70年代中期村里仅有的两名工农兵大学生陈艳云和陈艳华都是女性，这也是乡村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表现。

女性文盲率的下降，一方面得益于正规基础教育的普及，另一方面，扫盲教育这一业余教育形式的发展，对乡村女性学习文化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建国以后，政府从立法与制度上保障了妇女受教育的权利与机会，客观上形成了一个有利于女性受教育的社会环境，如前文第十章所述，国家还运用了政治动员的方式，进行了大规模的全国性扫盲运动。这些都使得女性受教育状况得到改善。

另外，乡村女性也得到了接受职业教育的机会。村民们回忆，1958年，大队有两位女社员到唐山参加了电工培训。70年代，大队还有两位女社员到沈阳学习了电刷制造技术。大队的赤脚医生里边，也有两名是女性(刘继先B，07－11－21;刘继先A，07－11－21;陈百林，07－11－22)。尽管乡村女性接受这种职业教育的机会只是偶然出现的，但是女性能够获得这种机会，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进步了。

建国以前的乡村女性，基本上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更不用说接受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与其前辈们相比，建国前后出生的新一代女性，在政府政策推动和家庭经济条件改善的双重作用下，开始有机会接受基础教育，乃至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她们也得以像城市女性一样接受新知识，学习新文化。从另一方面看，乡村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也弥补了男性与女性之间在受教育权利和知识水平方面的差距，无疑有利于早日真正实现男女在各方面的平等发展。

女性有更多的机会接受各种教育，这有助于她们掌握更多的知识与信息，增加与外部世界交往的深度与广度。教育不仅为乡村女性提供了认识世界的工具，而且提高了她们改造世界的能力，给予了她们改变自身命运的手段。在受教育水平提高的同时，乡村女性们的前进道路日见宽阔，她们更好地认识了世界与自身，拥有了更多生活的选择，可以更加自由地掌握自己的命运，自主性大为提高，在此基础上，乡村女性也具备了在其他层面上发展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