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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家营村的正规教育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普通教育，包括村民接受小学、初中和高中教育，兼及一些离村接受高等教育的事例。另一方面是职业教育，主要指副业工和赤脚医生接受的职业培训以及村民到中专或职业技术学校学习。

《侯家营文书》保存了该村在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时的有关材料，其中有比较系统的村民受教育状况的记录，附表10.1.1、附表10.1.2和附表10.1.3“1968年底侯家营大队村民受教育情况”正是利用这部分材料制成的。以这三个表中的材料为依据，附表10.2“1968年底侯家营大队村民受教育情况具体数据”根据村民们的出生年份来进行统计，大体上反映了建国前后村民接受正规教育的基本状况。因为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是在1964年进行的，而《侯家营文书》中保存的这类人口资料注明了是“1968年12月复登”的，所以，这些材料中的村民相关记录既有一部分是1964年人口普查时形成的，也有一部分是在1968年的时候重新登记的，不过根据出生年份和年龄来推算，大部分记录都反映了1968年底的情况。

结合附表10.2中的数据、《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的内容和村民们的回忆，可以了解到，建国以前，侯家营村的普通教育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几位有文化的村民将原来村中的旧式私塾改为私立的新式学校，由两名教师教授数学、语文、美术、唱歌等课程(侯振春、宋秀玉，07－11－24)。不过，由于附表10.2的数据形成之时，建国以前出生的村民们有一些已经去世，他们的受教育情况笔者无从得知，对教育的普及程度也就无法进行完整的量化统计了。总的来说，在建国以前，已经有一些村民接受了启蒙教育或者较低层次的基础教育，但还没有达到普及的程度，同时也有一些家中富裕的村民接受了初中或高中教育^[6]。同时，侯家营村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一直被继承下来，在过去教育发展的基础上，建国以后，侯家营村的教育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一)侯家营村办小学

侯家营村办小学的原校长侯振春对于村中教育的各方面情况都很了解，而且思路清晰，他的回忆相对来说比较系统完整。据他回忆，建国以前村中就有村办的私立学校，可以想见，这一时期的侯家营小学对学生家庭的经济状况有一定的要求，尚不属于普及教育或者义务教育的范畴，这就限制了教育的普及程度。建国以后这个学校继续开办，只是变为了公立学校，得到了政府的财政支持。到了人民公社时期，村办小学在大部分时间里基本上由大队自办，公社也会经常拨款资助(侯振春、宋秀玉，07－11－24)。

在公社时期，村办小学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公社的拨款和大队的公益金。公社会下拨一些款项^[7]，包括自筹款、修缮款、办公费、行政费、新生购置费、教具设备费、烤火费(取暖费)^[8]，还会每月定期发给民办教师一定的补助和代课费^[9](侯永深，08－07－27)，1982年以后这一补助以工资形式出现^[10]。学校的各项开支由大队的公益金项目报销，包括购买课本、图书、辅导材料、报纸杂志、体育用品、药品费用及其他杂项开支^[11]，同时，大队还会承担学校校舍和设备的修缮工作^[12](侯振春、宋秀玉，07－11－24)，使学校节省了一部分费用。民办教师每年还会得到固定数量的工分，一般是每年350～360个工^[13]。学生也会交纳一定的学费^[14]，虽然金额很少，每人只有一元，但是也补充了学校的经费。

侯家营村办小学的教师人数不定，据侯振春回忆，50年代的时候只有两名教师，1965年以后增加到3人(侯振春、宋秀玉，07－11－24)，民办教师的数量在1971年为5人^[15]，1977年减少到4人^[16]，1978年增加到7人^[17]，1980年又变为4人^[18]，这一数量的变化与民办教师的转正有很大关系。村办小学在1980年代之前只有初小部分，村里的学生需要到泥井去上高小和中学。50年代的时候，小学只有两个复式班，一、三年级和二、四年级分别为两个班。1965年后改为两个单式班和一个复式班(侯振春、宋秀玉，07－11－24)。虽然教师人数不多，但是已经能够满足村内小学的需要。

对于村内小学的教学质量，侯振春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他认为从总体来说，学校的教学质量是不错的(侯振春、宋秀玉，07－11－24)。其他村民虽然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认为不同时期教学质量有所波动，但基本上还是对教学质量表示满意。除了正常的教学活动之外，学校还组织学生进行了多项体育运动，包括篮球、乒乓球、排球、足球、少年台球等^[19]，从而带动了整个村庄体育运动的发展。小学师生也是文艺宣传的骨干^[20]，他们的文体活动丰富了村民的生活。在政府的“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号召下，学校加强了对于学生的生产和生活科技知识的教育，购买了关于机械、农技、卫生的图书^[21]，还组织学生们进行生产劳动，例如摘柳条、打草等^[22]。

侯振春回忆，在公社时期，学龄儿童都能入学，并且都能考上位于泥井的高小继续读书(侯振春、宋秀玉，07－11－24)。虽然侯振春一个人的回忆并不完全准确，但是通过分析附表10.2的数据，可以对村中小学教育的普及程度有一个比较直观的了解。因为笔者主要考察的是人民公社时期教育的状况，而侯振春又曾经讲到过当时的入学年龄是8岁，所以笔者以1950年作为出生年份的界限，这一年出生的孩子在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的时候正好是入学的年龄。从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1950年出生之后的孩子，基本上都能够接受初小及以上层次的教育，只有四位村民可以确定是文盲，不识字的村民数量较之以前大为减少。相比于同一表中更早年代的教育情况，这是很显著的变化，反映出侯家营的小学教育普及程度有了大幅提高。

在2007年的调查中，笔者有幸得到一张1954年的小学毕业证的照片，特别将它放在下面，以便读者对于侯家营村小学教育的发展有更为直观的认识。

还有另外一个事例也值得注意。村办小学原来位于村内寺庙的位置上，1968年进行了一次大的修整^[23]，自此，小学的校舍分散在村中的两个地方。原大队书记侯大义回忆，80年代，由于房屋已经破旧不堪，村委会本着对村民、对孩子们负责的态度，由侯大义牵头，四处筹款，另选新址修建了小学校舍，原本分散的校舍集中在了一处(侯大义夫妇，07－11－22)。这反映出侯家营村民对于教育的重视，同时也可视为推动侯家营教育发展的一个因素。

(二)中学及以上层次的教育情况

关于中学教育的情况，侯振春介绍说，在公社时期，对于侯家营大队的村民们来说，进入中学学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国办中学都设在昌黎县城，因为面向全县招生，所以分数要求很高，一般学生很难被录取。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每个公社都会成立社办中学，一部分学生可以进入这类学校就读。社办中学的前身是合作化时期成立的农业中学，农业中学是为培养农业生产方面的人才服务的，侧重教授农业生产方面的知识与技术。相对来讲，社办中学不如国办中学正规，教学质量也有所差别(侯振春、宋秀玉，07－11－24)。

其次，入学对象有政治限制。“四类分子”的子女即使能够读完初中，也不可能继续深造。因为入学时需要大队的推荐，而大队在考虑推荐人选时，“四类分子”是绝对被排除在外的，只有贫下中农才能进入国办中学(侯振春，07－11－23)。《侯家营文书》材料中有两份泥井中学和泥井社办中学的招生简章，很典型地反映了这种状况。

毛主席语录:“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为了落实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对高中招生工作提出如下意见:一、指导思想: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以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为指针，以批林批孔为动力，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坚持群众路线。按照党的原则办事，纠正不良之风。二、招生部署:招收新生两个班，110人。1.招生对象:以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应届初中毕业生为主，适当招收具有同等学力的十六周岁以下的青少年。2.招生办法:学生自愿报名，原毕业学校和大队协商推荐，公社审查招生单位对学生情况进行座谈了解，然后招生领导小组依据德智体情况择优录取。三、加强领导:招生工作是关系到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大问题，加强党的领导是完成招生工作的保证。^[24]

一、招生名额。国办高中招收44名，社办中学招收88名。二、招生范围。①招收德、智、体比较好的男女本届初中毕业生。②招收18岁以下的男女非本届初中毕业生及同等学力的在乡青少年。三、招生办法。①大队推荐。大队党支部根据学生家庭出身、政治思想表现及学业成绩等几方面推荐，推荐名额不限。被推荐的学生填好政审表，并经大队签字盖章。②学校选拔。今年选拔由学校进行政治、业务(闭卷考试)、身体考察，从中选优入学，并适当兼顾大队人数。③今年招生由国办中学和社办中学联合进行，统一录取。工委、公社党委审核批准分配。^[25]

大队的政治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青年能否继续深造，再加上报考的激烈竞争，因此，对于村中的大多数中学生来讲，他们在社办中学读完初中就回村劳动了，很少有人能够进入高中或者中专继续深造，考上大学更加难上加难(刘斌相夫妇，07－11－22)。

笔者结合了《侯家营文书》中的阶级档案和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材料，制作出附表10.3“1968年侯家营村初中以上学历村民情况”。阶级档案形成于“四清”时期，具体的填写时间为1965年8月，而人口普查材料所反映的情况介于1964—1968年之间，因此两者正好可以相互印证、补充。60年代中期这两部分资料形成时，侯家营村的人口大约在760人左右，而初中以上学历的村民共有67人，且多为贫下中农，成分高的很少见。初中以上学历的村民数量在全村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已经接近9%，这在农村地区已经不算低，说明建国以后，尤其是公社时期中学教育的普及程度有了非常大的提高。

如果初中的入学年龄为15岁左右，那么，笔者以1935年作为断限，认为在此之前出生的村民基本上是在建国以前接受的中学教育，之后出生的则为建国以后才读的中学。附表10.3中1935年之前出生的人，几乎有一半都是家庭条件比较富裕、成分较高的人，可见，在建国以前，家庭经济条件对于村民的受教育程度有着很大的影响。而1935年之后出生的具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人，他们的成分一般都是贫下中农，五类分子极少，这也验证了前面的判断，政治地位会影响村民接受教育的机会，进而改变他们的命运。

相比于中学生的数量，考入高等院校的青年数量更少。在侯家营村，60年代考上大学的只有刘斌卿一个人，他在河北水利学院就读，也是当时村里第一个大学生。这在很多村民的回忆中都印象深刻。1970年国家取消了考试录取招生的方式，改为招收“工农兵学员”，一直到1977年之前，队里的青年想要进入高等院校，必须得到大队和公社的推荐(刘斌相夫妇，07－11－22;侯大义夫妇，07－11－22;侯振春，07－11－23)。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成分就成了决定性的因素。这段时间里，侯家营大队没有村民能够进入高等院校学习。到了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才有一些青年考入高等院校，其中王建铁在1983年考取了东北工学院^[26](侯振春，07－11－23)，侯金波在1985年考上了军校^[27]。可以说，在公社时期，青年们进入高等院校的几率很小，这主要还是受到乡村教学质量和阶级成分要求的限制。直到恢复高考之后，这一几率有所增加，但仍然只有极少一部分人才能做到。城乡之间教育不平衡的现象仍然存在。

近代华北农村主要由家庭承担了相应的教育功能。清末开始兴办学堂，部分地区家庭教育儿童的功能被学堂分担了，但无论从涉及的人口还是从学堂在儿童成长中的实际影响来说，都十分有限^[28]。《中国的现代化》的著者们利用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一次统计，推算出当时“50岁以上的男性识字率是40%”，并且男女间识字率是不平衡的，也不存在对每个适龄儿童都有强制性的现代意义上的“民众教育”^[29]。虽然这些论断都是针对全中国的情况而做出的，无法与侯家营村的具体数据进行非常切合的比较，但是却基本上揭示了近代中国教育发展的概况。

综观建国以后侯家营村民所接受的正规普通教育情况，可以看出，侯家营村在建国以后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在建国前后出生的一批人中，失学的学龄儿童很少，接受完整基础教育及更高层次教育的人数也有了明显的增加，并且受教育的村民在全村所占比例有了明显的提高，女性的受教育权和实际受教育情况也逐渐等同于男性，这是农村教育发展的重要表现。尽管由于政治运动及形势的影响，不能在所有时期都保证普通教育的质量，有些时期的学校教育过于注重生产劳动，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文化学习，但是总的来说，这些村民的受教育水平比他们的前辈有了很大提高，他们获得了更多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机会。与近代的情况相比较可以看出，这些都是建国以后教育发展的重要表现。

职业教育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教育形式，接受这种教育的目的主要在于获取谋生手段和职业技能。具体到侯家营，这种教育表现为副业工、赤脚医生的培训以及村民到中专或职业技术学校学习。

副业工的培训中，可以算作职业教育的主要是电工的培训。刘继先是公社时期村里主要的电工，1958年，他经过大队推荐，和侯振忠以及两位女社员一起到唐山学习电工，学成之后，他们四个人都留在了城市里。其中侯振忠调到了邯郸，两位女社员在城里成家落户，而刘继先先是在城市里工作了一段时间，1962年响应政府支援农业的号召又回到了村里。侯孟春原来担任过小队的会计，他是在1959年生活困难的时候“跑盲流”到了哈尔滨，因为在那里有亲戚，就托关系进入哈尔滨车辆专科学校的技工班学习了三年电工，后来因为上边政策变化，技工班下马了，所以他不得不回到了村里，也在村里从事电工的工作(刘继先B，07－11－21;侯孟春，07－11－23)。

每一个赤脚医生在上岗之前都必须接受半年左右的正式培训，到了20世纪70年代，陈艳云、陈艳华分别于1975年和1976年被大队推荐到唐山读卫校(陈百林，07－11－22;侯振春，07－11－23;叶盛榜，07－11－24)，这也是乡村中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1978年以后，侯元刚和侯其昌考取了昌黎师范学院，侯永成上了粮校，侯运胜在玉田师范学院读书^[30]，1979年，侯增斌考上了昌黎师范学院，芦文学则去了唐山的一所学校^[31](侯振春，07－11－23)。他们就读的都是一些中专或技术类的院校，学习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取谋生技能，因此也可以算作职业教育的一部分。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当时职业教育在乡村并不发达，只有在大队需要或者自己千方百计托人找关系的情况下，村民才有机会到外边去接受职业教育，改革之后逐渐开始有机会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学去获取接受职业教育的资格。而且，一旦获得这样的机会和资格，村民就获得了离开乡村进入城市的机会，一般人都会倾向于借机离开乡村。赤脚医生的培训与副业工的培训，从一开始就是本着为乡村服务的目的而进行的，即使接受培训的村民通过这门技术获得了离开乡村的机会，这种机遇也是间接的。在公社时期，村民们很难有机会接受职业教育，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教育形式毕竟在乡村出现了，已经有一批“幸运儿”开始接受了它的洗礼。这些能够接受职业教育的村民获得了广泛接触外部世界的机会，他们的眼界比一般村民要开阔很多，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沟通村庄与外部世界的桥梁和纽带。

侯家营村的正规教育，无论是普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在公社时期都得到了重要的发展。学龄儿童基本全部入学，中学教育得到了更广泛的普及，村里开始出现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村民，职业教育也已进入了村庄，尤其是村民们获得了更多受教育的机会，也通过接受教育改变了自身的知识水平和思想观念，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成就，并且也为以后乡村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