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小结
每个时代有历史的标志和记忆。
就医疗卫生领域而言，近六十年间中国农民见证和经历了农村医疗卫生走过的改革之路。卫生服务是否有效，公众能否利用到有效的卫生服务，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是否充分、可靠，费用是否低廉可作为评价卫生服务质量的四重标准[207]。本章对1949年以后农村医疗卫生状况的分析借用了这一标准。
20世纪50年代，农民对卫生资源的可及性与可得性都极为低下。除了医疗技术的制约，家庭经济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病人能否得到及时治疗。乡间久已存在的迷信思想、乡村医疗条件的简陋和村民有病乱投医的心理，使得乡村土医成了很多患病农民寻求救助的对象。
面对农村医疗卫生领域的一片狼藉，新政权也做出了自己的努力:鼓励并引导中医发挥其作用是这一时期医疗卫生工作的一大特点，对中医的利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医疗资源和服务极度匮乏的局面。在集体制下乡村形成了一支初级卫生力量，农业社保健员、卫生急救员和基层防治员构成了建国后昌黎县下辖农村的第一支卫生队伍。“预防为主”原则在他们接受培训的过程中得到了着重强调，回到农业社后，保健员和卫生员负责处理简易外伤、急救，并协助医生进行传染病的预防管理、妇幼卫生工作;基层防治员则基本掌握了农村常见传染病的诊治措施。
此外，重视和关注妇幼健康、领导人民开展卫生防疫运动，一直是新政府致力于人民健康的重要方面。建国后的妇女保健工作首先体现在改造旧法接生、推行新法接生上，对妇女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等方面的相应保护性规定也体现了对妇女的身体关怀和健康关照。婴幼儿的保健工作主要集中在疫苗接种方面。全民开展除四害、送瘟神的爱国卫生运动初见成效，这不仅有助于消灭疾病，还有移风易俗之效。
在农村医疗卫生史上，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农民自我保护和集体开始发挥保障作用的交错时期，60、70年代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期，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巡回医疗、采药制药、针灸拔罐、卫生运动成为这二十年间中国乡村医疗卫生工作的特色。农民的健康第一次得到集体保障的信诺，家庭仍是他们的归宿，集体却成了他们求助的主要对象。
作为独具中国特色的基层医疗模式，合作医疗的推行、赤脚医生的培训上岗使得中国乡村有了低廉的医疗资源和便捷的医务人员;巡回医疗制度的确立让越来越多的城里大夫走进了乡村，走进了村民家里;爱国卫生运动的不断开展则继续改善着农村的卫生条件，并消灭了和消灭着引发常见疾病的多种源头。这一时期的中国拥有了也许是世界上最好的健康改善记录:婴儿死亡率降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各种传染病和性病感染率显著下降，预期寿命不断增加，活到六七十岁甚至更长年纪已经极为普遍。有外国学者称，如果说40年代的中国到处充斥着战争与不幸，那么70年代的中国俨然是一个充满和平与爱的国度[208]。合作医疗的实行、公共工程的建设、公益事业的开展这样一幅年代久远的褪色油画长久地镶嵌在了走过那个时代的人们的记忆画框里。
合作医疗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医疗保健制度，是公社制度框架内的一项创新，它的出现与中国农民的特性和需求、中国政治经济的转型以及传统文化的影响都有着密切联系。然而经历了70年代的勃兴期后，合作医疗制度走上了衰落解体之路。设计上的疏漏和不成熟是合作医疗解体的重要原因，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步步转变的同时，合作医疗失去了继续支撑下去的经济基础，政府也没有很好地发挥制度的导向作用，结局便是它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变化和群众要求。
对集体化时代侯家营医疗卫生状况的考察表明，该时期中国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不仅成效显著，而且在农村医疗卫生建设上逐渐形成了符合农村实际的现代传统和极富特色的中国道路，其中以合作医疗的实施为最大特色。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设计并非简单依据各种现代化或现代性话语进行建构，而是新政权从自身指导理念及中国实际出发，以农村为重点，整合中国本土资源，借鉴西方医疗体系形成的现代中国模式。共和国的头三十年，中国以成功发展革新性的医疗体制和强调预防为主的医疗卫生体系给了全世界以深刻印象。
然而在下一个三十年间，医疗卫生体系却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公益性导向走向商品化导向，预防为主走向治疗为主，中西结合变成依赖西医，以农村为重点变成偏重于城市。有学者因之以“大逆转”形容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巨大转变[209]。因病致贫，因贫致病，贫病交加，成了许多农村家庭的恶性循环链，这种情况在90年代以后日趋严重。与此同时，公社时期遭到严厉打击的各种迷信活动再次浮出水面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从共和国头三十年走向后三十年，中国从政治挂帅走向经济挂钩，“为人民服务”的信条已经被“致富光荣”的观念所取代。蒸蒸日上、充满活力的侯家营还向人们展示着另一幅并不美妙的图景:村道破败、无人整修;村民占街，纠纷时起;池塘污染，垃圾遍布。公共卫生和公益建设成为远离居民生活、让他们感到生疏的词语。
2003年试点、2007年全面推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标志着中国在农村医疗保障问题上终于迈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20世纪80年代后因医疗领域市场化改革产生的种种问题，使得政策实施者重新考虑以合作制的方式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实行新农合、建立健全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是解决农村医疗卫生问题的重点所在。与二十余年前的合作医疗制度相比，两次合作医疗都旨在缩小城乡在医疗可及性与可得性上的差距，实现最大化的卫生公平和卫生正义，在理念上是相通的。新农合还具有自己的创新之处，它从社区保障走向社会保障;从保小病走向了保大病;从低层次统筹走向高层次统筹;从单层面保障走向多层面保障。可以说，新农合既是一种回归，也是一种新生。
中国在农村医疗保障上有过辉煌，也有过失误，新的保障制度要借鉴曾经的功与过。此外，农村医疗卫生工作要想取得实效，单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开展显然不够。在降低农民医疗风险和压力的同时，也需要加强村庄环境和家庭卫生工作，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减少各种环境疾病的发生率。
当回顾昨天中国农村医疗卫生领域的变迁之路时，我们看到，这条道路上充满着否定与被否定的求证。从合作到个体到回归合作，这是一条即使走过弯路也割舍不断的过程，这是一个有成绩、有失误，不断完善的、螺旋式在前进的过程。农村医疗卫生领域的步步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中国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变迁过程，变迁带来了欣喜，也带来过阵痛。
建国最初的三十年间，中国在控制传染病、降低婴儿死亡率和健全医疗保健机构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卫生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医疗卫生领域取得的此般成就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210]。就农村而言，合作医疗制度在农村的推行与开展是解决农民看病就医问题、改善农村医疗卫生状况的关键所在。从一定意义上说，集体制为合作医疗的运行提供了政治基础和经济保障。如今，对于集体化和公社制度的种种利弊学术界已经有了深入研究，但是还应看到，1949年至1980年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政府运作的高效性、集体经济的发展、人民公社的成立、群众运动的开展等，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此间不仅现代工业稳步发展，现代农业开始起步，农村的医疗卫生、教育、水利、道路等公共事务也渐次展开，这些成就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新阶段的起点，它们为后公社时期的发展做好了准备，国家的干预和集体经济的存在为这些生产事务和公共事务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就这一点来说，集体化、公社体制的存在带给中国的并非简单的停滞落后，或许这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连接传统与现代的纽带，或者说，是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一种过渡。
面对疾病风险，中国农民经历了独立承担—合作分担—独立承担—合作分担颇有戏剧化色彩的变化。回归新农合在一定意义上证明了组织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可行性，政府在两次合作医疗运行中都担任着重要的角色。集体化时代政府承担着掌舵者的角色，作为划桨者的集体组织成为国家政策在基层的执行者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而新农合的有效推广也与政府的宣传、引导、支持、直接资助分不开。农民对两次合作医疗的认同与支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家利益顺应了民众诉求，政权始终是在倾听底层的声音、朝着维护公众利益的方向前进。
“以农村为重点，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逐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这是中共十七大报告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新一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所必须遵循的。判断中国医疗卫生改革效能的一个重要标准即是农民在改革中的实际受益度，改革必须遵循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以农村为重点开展公共卫生与基础医疗服务。
在农村社会政治、经济改革不断深入发展的今天，中国的农民正面临着新的课题，农村中的“私·个人”侧面已被强调至极，农村的现实和未来显示出新的迷茫和不确定性[211]。当前农村社会改革更应注重农村社会中“公·集团”的侧面，通过开展大众医疗、大众体育与大众文艺等文化建设内容唤起农民的村庄认同感与集体意识，促进村民合作，增加村庄凝聚力，进而实现农村的现代化。
侯家营这样一个普通村庄，自1949年以来经历着一系列变化，有些变化让农民欢喜、欣慰，有些变化让农民失望、焦虑。同中国千千万万个村庄一样，侯家营人以自己独有的心态和方式应对、评价着这些变化。村子里每天都在上演着各式各样的故事，每则故事都有其内涵和韵味。就笔者重点关注的医疗体制变迁而言，六十年来侯家营人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对于这些经历他们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感悟。他们的声音、感悟正是研究者所应关注的，他们的评价也可以作为政策评价的重要标尺。
【注释】
[1]《侯家营文书》，G－8，王兴臣工作笔记，公社会计会议记录，1971年10月4日。
[2]宋士云:《新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结构与变迁(1949—2002)》，博士论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05年4月。
[3]昌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昌黎县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第592页。以下引用均简称为《昌黎县志》。
[4]《中共唐山地委关于发放烈军属补助与社会救济款大力支持春耕生产的意见》，1955年2月22日，昌黎县档案馆藏，24－C－9。
[5]《昌黎县志》，第592页。
[6]宋士云:《1949—1978年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透视》，《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
[7]《昌黎县人民政府关于烈军属及复员建设军人减免医药费的通知》，1957年1月25日，昌黎县档案馆藏，18－Y－11。
[8]《侯家营文书》，B－1－14，泥井公社关于转发昌黎县委1981年收益分配工作意见和公社的几项要求，1981年10月。
[9]《昌黎县志》，第592—594页。
[10]《侯家营文书》，G－2，工作笔记，1968—1978年。
[11]建国以后侯家营村人口的具体数字可以参见第六章《人口与社会变迁》中的人口数据。
[12]《侯家营文书》，D－103，1982年大队总账(部分为1983年)。
[13]《侯家营文书》，A－9－3，记工本，1975年;D－1，1964年大队明细分类账;D－16，“1971年—1974年财产登记簿”中关于粮票使用的记录;F－34，大队记工本，1977年—1978年;J－70－2，1970年1月大队凭证;J－73－4，1973年1月—2月大队凭证;J－81－2，1980年11月—1981年1月大队凭证;J－82－1，1981年12月—1982年2月大队凭证。
[14]《侯家营文书》，A－8－12，1979年瓦厂工表;B－3－1，1980年2月大队记工表;D－1，1964年大队明细分类账;F－33，记工本，1967年—1968年;F－34，大队记工本，1977年—1978年;J－75－3，1975年2月大队凭证;J－76－2，1976年1月大队凭证。
[15]《侯家营文书》，A－10－8，大队物资分配记录，1970年4月。
[16]《侯家营文书》，B－1－73，侯家营大队烈、军属优待情况统计表，20世纪80年代。
[17]彭华民:《社会保障政策》，关信平主编:《社会政策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60页。
[18]吴方桐主编:《社会学教程》(第二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33页。
[19]《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1962年9月2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634页。
[20]《昌黎县志》，第594页。
[21]《中共昌黎县人民委员会党组关于发放夏荒救灾款的请示报告》，1959年，昌黎县档案馆藏，1－Y－326。
[22]《侯家营文书》，A－1－14，侯家营大队地震灾区人民过冬棉布、棉花救灾款发放花名表，1976年6月;国家给震后救灾物资统计留底表，1976年。
[23]《侯家营文书》，D－56，1976年唐山地震统计册。
[24]《侯家营文书》，G－5，公社会书记会计传达省地县精神震后重建如过冬棉建房老幼安排问题思想工作，1976年10月10号。
[25]《侯家营文书》，A－3－19，大队记工本三本，1979年;D－93，1979年侯家营大队暂收款、固定财产账;G－6，大队照顾简易房和春荒的补助，1977年5月5日。
[26]《侯家营文书》，G－6，大队照顾简易房和春荒的补助，1977年5月5日。
[27]乔志强、行龙:《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30—931页。
[28]《昌黎县志》，第595页。
[29]《中共唐山地委关于发放烈军属补助与社会救济款大力支持春耕生产的意见》，1955年2月22日，昌黎县档案馆藏，24－C－9。
[30]《侯家营文书》，G－2，工作笔记，1968—1978年。
[31]《侯家营文书》，G－2，工作笔记，1968—1978年。
[32]《侯家营文书》，G－5，困难户报表，1975年10月28日。
[33]《昌黎县志》，第596—597页。
[34]宋士云:《1949—1978年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透视》，《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
[35]《昌黎县志》，第597页。
[36]宋士云:《1949—1978年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透视》。
[37]《侯家营文书》，D－16，1971年—1974年财产登记簿;D－22，1973年大队实物账;D－24，1973年大队往来登记簿;D－31，1974年大队固定财产账、明细分类账;D－49，1976年总账、分户账;D－51，1976年大队分户账;D－52，1976年大队库存物资账;D－58，1976年某生产队其他往来分产账;D－70，1977年实物帐(粮食、水泥、化肥等);J－68－5，1968年7月大队凭证;J－72－22，1972年10月大队凭证;J－73－11，1973年6月大队凭证;J－73－16，1973年9月大队凭证;J－74－4，1974年2月—3月大队凭证;J－74－5，1974年3月大队凭证;J－74－6，1974年4月大队凭证;J－75－6，1975年5月大队凭证;J－76－6，1976年5月大队凭证;J－84－4，1984年一队凭证。
[38]《侯家营文书》，D－16，1971年—1974年财产登记簿;D－17，1971年11月—1972年9月大队日记账;D－24，1973年大队往来登记簿;D－31，1974年大队固定财产账、明细分类账;D－38，1975年二队分户账;D－48，1976年大队现金账;D－52，1976年分户账;D－89，1979年侯家营大队现金账;D－90，1979年大队分户账;D－97，侯家营大队1980年基金总账;D－102，1981年大队现金账;J－68－9，1968年11月大队凭证;J－72－2，1972年1月大队凭证;J－73－1，1972年12月—1973年1月大队凭证;J－73－3，1973年1月大队凭证;J－73－9，1973年5月大队凭证;J－73－15，1973年9月大队凭证;J－73－17，1973年10月大队凭证;J－74－14，1974年11月大队凭证;J－76－12，1976年9月大队凭证;J－77－2，1977年1月—2月大队凭证;J－77－11，1977年6月大队凭证;J－79－15，1979年9月—10月大队凭证;J－79－17，1979年11月大队凭证;J－80－1，1979年12月大队凭证;J－80－2，1980年1月大队凭证;J－80－8，1980年7月大队凭证; J－80－9，1980年8月大队凭证;J－80－11，1980年10月大队凭证;J－81－4，1981年1月—3月大队凭证;J－81－9，1981年7月—10月大队凭证。
[39]《侯家营文书》，D－17，1971年11月—1972年9月大队日记账;D－18，1972年9月—12月大队日记账;D－21，1972年大队往来账;D－24，1973年大队往来登记簿;D－25，1973年大队日记账;D－38，1975年二队分户账;D－48，1976年大队现金账;D－49，1976年总账、分户账;D－58，1976年某生产队其他往来、分产账;D－65，1977年侯家营大队现金账;D－90，1979年大队分户账;D－97，侯家营大队1980年基金总账;D－102，1981年大队现金账;D－103，1982年—1983年大队总账;D－104，1982年—1983年大队现金账; D－106，1984年一队现金账;D－108，1984年三队现金账;D－111，1984年六队现金账;D－116，1984年一队总账和分户账;J－69－3，1969年1月—3月大队凭证;J－71－4，1971年4月—5月大队凭证;J－72－13，1972年6月大队凭证;J－72－15，1972年7月大队凭证;J－72－17，1972年8月大队凭证;J－72－18，1972年8月大队凭证;J－72－19，1972年9月大队凭证;J－72－23，1972年11月大队凭证;J－72－24，1972年11月大队凭证;J－73－3，1973年1月大队凭证;J－73－7，1973年3月—4月大队凭证;J－73－9，1973年5月大队凭证;J－73－10，1973年5月—6月大队凭证;J－73－11，1973年6月大队凭证;J－73－12，1973年7月大队凭证;J－73－14，1973年8月大队凭证;J－73－15，1973年9月大队凭证;J－73－17，1973年10月大队凭证;J－74－2，1973年12月—1974年大队凭证;J－76－3，1976年2月大队凭证;J－77－4，1977年2月—3月大队凭证;J－77－6，1977年3月—4月大队凭证;J－77－19，1977年9月—10月大队凭证;J－79－12，1979年7月大队凭证;J－80－1，1979年12月大队凭证;J－80－6，1980年5月大队凭证;J－80－10，1980年9月大队凭证;J－81－2，1980年11月—1981年1月大队凭证;J－81－7，1981年4月—6月大队凭证; J－81－9，1981年7月—10月大队凭证;J－82－1，1981年12月—1982年2月大队凭证;J－84－4，1984年一队凭证。
[40]《侯家营文书》，D－1，1964年大队明细分类账;D－97，侯家营大队1980年基金总账;J－68－2，1968年3月大队凭证;J－69－6，1969年7月大队凭证;J－80－13，1980年大队凭证。
[41]《侯家营文书》，D－12，1971年大队总账;D－13，1971年大队日记账;D－17，1971年11月—1972年9月大队日记账;D－18，1972年9月—12月大队日记账;D－21，1972年大队往来账;D－24，1973年大队往来登记簿;D－31，1974年大队固定财产账、明细分类账;D－38，1975年二队分户账;D－48，1976年大队现金账;D－58，1976年某生产队其他往来、分产账;D－86，1978年大队分户账;D－89，1979年侯家营大队现金账;D－90，1979年大队分户账;D－97，侯家营大队1980年基金总账;D－101，1981年侯家营大队总账;D－102，1981年大队现金账;J－68－2，1968年3月大队凭证;J－68－6，1968年7月大队凭证;J－71－4，1971年4月—5月大队凭证;J－71－6，1971年6月大队凭证;J－71－7，1971年7月大队凭证;J－71－9，1971年8月—9月大队凭证;J－71－11，1971年9月—11月大队凭证;J－72－9，1972年3月大队凭证;J－72－12，1972年5月大队凭证;J－72－14，1972年6月大队凭证;J－72－16，1972年7月大队凭证;J－72－18，1972年8月大队凭证;J－72－20，1972年9月大队凭证;J－72－21，1972年10月大队凭证;J－72－24，1972年11月大队凭证;J－73－4，1973年1月—2月大队凭证;J－73－6，1973年3月大队凭证;J－73－10，1973年5月—6月大队凭证;J－73－11，1973年6月大队凭证;J－73－14，1973年8月大队凭证;J－73－15，1973年9月大队凭证;J－74－4，1974年2月—3月大队凭证;J－74－9，1974年7月大队凭证;J－78－3，1978年1月大队凭证;J－78－4，1978年2月大队凭证;J－79－17，1979年11月大队凭证;J－80－8，1980年7月大队凭证;J－80－12，1980年11月大队凭证;J－81－2，1980年11月—1981年1月大队凭证;J－81－4，1981年1月—3月大队凭证;J－81－9，1981年7月—10月大队凭证。
[42]《侯家营文书》，D－24，1973年大队往来登记簿;D－73，1977年大队各项收支分户账;J－69－3，1969年1月—3月大队凭证;J－71－10，1971年9月—10月大队凭证。
[43]《侯家营文书》，D－21，1972年大队往来账;D－24，1973年大队往来登记簿;D－36，1975年大队现金账;D－101，1981年侯家营大队总账;J－70－2，1970年1月大队凭证;J－72－13，1972年6月大队凭证;J－72－19，1972年9月大队凭证;J－72－20，1972年9月大队凭证;J－73－3，1973年1月大队凭证;J－73－4，1973年1月—2月大队凭证;J－73－15，1973年9月大队凭证;J－75－3，1975年2月大队凭证;J－77－3，1977年2月大队凭证;J－79－15，1979年9月—10月大队凭证;J－80－6，1980年5月大队凭证;J－80－10，1980年9月大队凭证;J－81－2，1980年11月—1981年1月大队凭证;J－81－4，1981年1月—3月大队凭证;J－81－7，1981年4月—6月大队凭证;J－81－9，1981年7月—10月大队凭证;J－84－4，1984年一队凭证。
[44]《侯家营文书》，D－1，1964年大队明细分类账;D－24，1973年大队往来登记簿;D－90，1979年大队分户账;J－73－4，1973年1月—2月大队凭证;J－79－1，1979年1月大队凭证。
[45]《昌黎县志》，第597页。
[46]《侯家营文书》，D－1，1964年大队明细分类账;D－2，1964年大队明细分类账。
[47]《侯家营文书》，D－1，1964年大队明细分类账;D－12，1971年大队总账;D－16，1971年—1974年财产登记簿;D－17，1971年11月—1972年9月大队日记账;D－18，1972年9月—12月大队日记账;D－21，1972年大队往来账;D－24，1973年大队往来登记簿;D－109，1984年四队现金账;J－71－6，1971年6月大队凭证;J－71－7，1971年7月大队凭证;J－71－8，1971年8月大队凭证;J－71－9，1971年8月—9月大队凭证;J－72－12，1972年5月大队凭证;J－72－22，1972年10月大队凭证;J－72－23，1972年11月大队凭证;J－84－5，1984年二队凭证;J－84－6，1984年三队凭证;J－84－7，1984年四队凭证;J－84－8，1984年五队凭证;J－84－9，1984年六队凭证。
[48]《侯家营文书》，D－12，1971年大队总账;D－13，1971年大队日记账;D－17，1971年11月—1972年9月大队日记账;D－18，1972年9月—12月大队日记账;D－21，1972年大队往来账;D－24，1973年大队往来登记簿;D－107，1984年二队现金账;D－109，1984年四队现金账;D－110，1984年五队现金账;D－111，1984年六队现金账;J－71－7，1971年7月大队凭证;J－71－8，1971年8月大队凭证;J－71－9，1971年8月—9月大队凭证;J－71－10，1971年9月—10月大队凭证;J－71－11，1971年10月—11月大队凭证;J－72－1，1971年11月—12月大队凭证;J－72－4，1972年2月大队凭证;J－72－9，1972年3月大队凭证;J－72－13，1972年6月大队凭证;J－84－5，1984年二队凭证;J－84－6，1984年三队凭证;J－84－9，1984年六队凭证;J－84－8，1984年五队凭证;J－84－7，1984年四队凭证。
[49]《侯家营文书》，J－72－4，1972年2月大队凭证。
[50]《侯家营文书》，D－2，1964年大队明细分类账;D－12，1971年大队总账;J－71－6，1971年6月大队凭证。
[51]《昌黎县志》，第597页。
[52]乔志强、行龙主编:《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第147、158页。
[53]《关于在农村建立救灾互济会的实施意见》，1993年5月30日，昌黎县档案馆藏，3－Y－362。
[54]［美］费正清:《观察中国》，傅光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55]宋士云:《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结构与变迁(1949—2002)》，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3—214页。
[56]昌黎县地方志纂委员会编:《昌黎县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第549、563页。以下简称《昌黎县志》。
[57]1959年系大公社时期，1962年农村体制改革，变大公社为工委，改管理区为公社，工委所在地的卫生院改称地段卫生院，管理区的卫生所更名为公社卫生院。昌黎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昌黎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内部发行，1995年2月，第147—148页。以下简称《昌黎文史资料选辑》。
[58]《昌黎县志》，第564页。
[59]［美］威廉·科克汉姆:《医学社会学》，杨辉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2页。
[60]《侯家营文书》，F－5，刘斌卿致毛主席的信，1965年10月31日。
[61]《侯家营文书》，C－1－3，四类分子刘斌义的检查材料，1968年5月15日。
[62]《昌黎县志》，第563页。
[63]即癔病，在农村得此病者多为妇女。
[64]羊毛拧:初起，患者即觉头痛，全身寒热，状似伤寒者，于前心区及后背部发现疹形红点，进而色变紫黑。传统治疗是先将紫黑疹点用针挑之，可得状如羊毛者，故名。
[65]即农村所言“虚病”，相对于“实病”而言，多系精神不安、心情郁闷导致的精神错乱等不同程度的精神障碍。
[66]《昌黎县人民政府为我县三区白庄流医白玉民到处抓妖治病骗取钱财，希调查制止函》，1953年5月13日，昌黎县档案馆藏，18－Y－1。
[67]具体情况可参见《昌黎县志》，第549—559页。
[68]《昌黎县人民委员会关于全县卫生基本情况及联合诊所典型材料的报告》，1955年11月28日，昌黎县档案馆藏，18－Y－5;《昌黎县卫生科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展卫生工作的报告》，1955年12月31日，昌黎县档案馆藏，18－Y－5。
[69]《昌黎县训练农业生产合作社保健员总绩》，1954年12月30日，昌黎县档案馆藏，18－Y－4;《昌黎县农业卫生急救员训练计划》，1956年，昌黎县档案馆藏，18－Y－10。
[70]《昌黎县训练农业生产合作社保健员总绩》，1954年12月30日，昌黎县档案馆藏，18－Y－4;《昌黎县卫生科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展卫生工作的报告》，1955年12月31日，昌黎县档案馆藏，18－Y－5。
[71]《昌黎县人民委员会一九五七年卫生工作总结》，1957年，昌黎县档案馆藏，18－Y－11。
[72]《昌黎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47—150页。
[73]《昌黎县委宣传部关于一九六六年文化工作的安排意见》，1965年12月18日，昌黎县档案馆藏，1－Y－686。
[74]四害即鼠、雀、蚊、蝇，1960年后以臭虫取代麻雀。《昌黎县人民委员会卫生科一九五六年卫生工作总结》，1956年12月20日，昌黎县档案馆藏，18－Y－10。
[75]《昌黎县卫生科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展卫生工作的报告》，1955年12月31日，昌黎县档案馆藏，18－Y－5。
[76]《除四害讲卫生工作简报》，1958年3月26日，昌黎县档案馆藏，1－C－213。
[77]关于该时期疫病防治情况详见《昌黎县志》，第556—558页。
[78]《中共唐山地委关于农村医疗机构情况及今后整顿意见向省委的报告》，1956年11月29日，昌黎县档案馆藏，1－C－67;《昌黎县人民委员会一九五七年卫生工作总结》，1957年，昌黎县档案馆藏，18－Y－11。
[79]《卫生科组织中医代表座谈，征集偏方、秘方》，1954年，昌黎县档案馆藏，18－Y－4。
[80]《昌黎县志》，第552页。
[81]《中共唐山地委关于积极加强传染病防治工作的指示》，1958年10月23日，昌黎县档案馆藏，1－C－188。
[82]《昌黎县志》，第556页。
[83]《昌黎县志》，第554页。
[84]《昌黎县志》，第554—555页。“三调三不调”即经期调干不调湿，孕期调轻不调重，哺乳期调近不调远。
[85]《昌黎县防治地方病领导小组关于防治地方病的规划(草案)》，1960年4月30日，昌黎县档案馆藏，1－Y－390。
[86]《中共昌黎县委关于抓紧防治妇女闭经、子宫脱垂的指示》，1961年4月8日，昌黎县档案馆藏，1－Y－490。
[87]《昌黎县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结合四清运动开展计划生育宣传教育的请示报告》，1965年6月18日，昌黎县档案馆藏，1－Y－701。
[88]《昌黎县妇幼卫生、接种防疫、卫生运动情况统计表》，1954年，昌黎县档案馆藏，18－Y－3。
[89]昌黎、卢龙、抚宁合县时数字。
[90]《昌黎县志》，第556页。
[91]《昌黎县一九五七年卫生工作总结》，1957年，昌黎县档案馆藏，18－Y－11。
[92]《昌黎县卫生科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展卫生工作的报告》，1955年12月31日，昌黎县档案馆藏，18－Y－5。
[93]《昌黎县委宣传部关于一九六六年文化工作的安排意见》，1965年12月18日，昌黎县档案馆藏，1－Y－686。
[94]王列军:《对中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反思与建议》，《中国发展评论》，2005年增刊第1期。
[95]《昌黎县人民政府为继续贯彻私人诊所及个体开业医生收费标准的通知》，1954年7月22日，昌黎县档案馆藏，18－Y－2;《昌黎县人民委员会关于全县卫生基本情况及联合诊所典型材料的报告》，1955年11月28日，昌黎县档案馆藏，18－Y－5。
[96]《河北省委批转卫生厅党组关于农村卫生工作会议的纪要》，1965年8月14日，昌黎县档案馆藏，1－Y－577。
[97]《昌黎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47页。
[98]侯家营户口及人口增长率统计数据详见本书第六章。
[99]杨念群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定县医疗改革即已属于医疗领域上现代传统的复杂设计，本文侧重对建国后乡村医疗卫生领域内新政权主导的现代传统的分析。参见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12页。
[100]黄宗智在《悖论社会与现代传统》一文中指出，在卫生领域，中国共产党并未照搬现代西方医学知识及其理论和价值观，而是从农村实际出发，融合中西医学，最终形成了既符合现代又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传统和实践逻辑。而民主、社会公正、中西结合、从实践出发的认识等代表了现代中国的理念传统，是衡量中国现代实践传统的标准。参见［美］黄宗智:《悖论社会与现代传统》，《读书》，2005年第2期。
[101]世界银行:《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投资于健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第111页。
[102]《昌黎县人民委员会卫生科一九五六年卫生工作总结》，1956年12月20日，昌黎县档案馆藏，18－Y－10。
[103]胡振栋:《“中国合作医疗之父”覃祥官的风雨人生》，《湖北档案》，2007年第7期。
[104]《昌黎县革命委员会卫生局转发西、南两赛区竞赛书》，1977年6月4日，昌黎县档案馆藏，18－Y－18。
[105]汪时东、叶宜德:《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回顾与发展研究》，《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04年第4期。
[106]1968年9月10日，《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第一次把农村卫生员称之为“赤脚医生”，在此之前多被称为“半农半医”。
[107]卫生部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司编:《农村卫生文件汇编(1951—2000)》，内部资料，2001年12月印，第29页。
[108]《昌黎县志》，第549页。
[109]《侯家营文书》，D－5，各项收支分户账·合作医疗账，1969年5月31日。《侯家营文书》中的L类医疗资料包括合作医疗期间历年的处方笺、药品统计单、现金收支单据、报销单据等，同时在文书其他类档案中也有关于医疗收支单据、资金账目和工作会议记等的丰富记录。
[110]《侯家营文书》，J－70－7，1970年大队凭证;A－3－11，大队会议记录，1970年9月10日。
[111]《侯家营文书》，G－6，支委会工分研究记录，1977年6月15日;J－73－2，1973年2月大队凭证; L－72、L－73，1972年、1973年大队医疗处方。
[112]张桂兰是从附近吕庄嫁到侯家营的，她与侯增明一样是泥井第一批参加赤脚医生培训的，结婚后主要负责侯家营的接生工作，间或给社员看病。侯大义的妻子婚前曾是赤脚医生，结婚后偶尔也会为侯家营的产妇们接生。
[113]《侯家营文书》，L－72－1，1972年合作医疗现金收入单据，1972年1—3月;L－74－19，1973、1974年防疫款收费单据，1974年10月30日;L－75－1，1975年合作医疗现金收入单据，1975年1月31日;D－47，1976年底大队医疗现金账。
[114]《侯家营文书》，D－9，1970年大队合作医疗登记簿，1970年9月;L－72－15;L－72－27、L－72－29，1972年大队保健室处方;J－73－21，1973年2月大队凭证，1973年2月27日。
[115]1970—1975年的合作医疗处方单显示，普通患者收费均为5分。在每年的合作医疗结算账目中亦有收取合作医疗手续费的相关统计记录。
[116]《侯家营文书》，L－70－8，侯家营大队保健室处方，1970年10月15日;D－14，1971年大队合作医疗账;L－73－8，河北省唐山地区医院住院费结算单，1973年4月29日;J－81－10，1981年12月大队凭证。
[117]《皇后寨公社社队两级联办合作医疗一九七五年修订草案》，1975年，昌黎县档案馆藏，18－Y－16。注:皇后寨公社是当时昌黎县下辖公社之一。
[118]《侯家营文书》，A－9－20，村管理规章制度，1979年。
[119]《昌黎县志》，第556页;《侯家营文书》，L－72－13、L－72－25，1972年医疗处方及医疗单据，1972年4—8月;L－74－7、L－74－19，1974年医疗处方及医疗单据，1974年3月、9—11月。
[120]《侯家营文书》，L－70－8、L－70－11、L－73－8、L－73－13，1970、1973年医疗处方。
[121]《昌黎县革委会卫生局关于一九七二年上半年工作总结》，1972年11月10日，昌黎县档案馆藏，18－Y－15;《昌黎县卫生局一九七九年工作总结》，1979年，昌黎县档案馆藏，18－Y－17。
[122]《侯家营文书》，D－8，1970年大队往来登记簿·合作医疗，1970年12月;J－70－9，1970年大队凭证，1970年11月12日;D－42，1975年大队分户账。
[123]《昌黎县一九七九年工作总结》，1979年，昌黎县档案馆藏，18－Y－17。
[124]马蜂菜，即马齿苋，有清热解毒、除尘杀菌之效。
[125]《唐山地区卫生防疫站关于发动群众采集“杨树花”预防痢疾的通知》，1977年3月17日，昌黎县档案馆藏，18－Y－18。
[126]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第273页。
[127]《侯家营文书》，L－75－21，1975年医疗处方及医疗单据，1975年10—12月。
[128]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6》，中国统计出版社，1986年，第797页。
[129]卫生部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司编:《农村卫生文件汇编(1951—2000)》，内部资料，2001年12月印，第618—619页。
[130]《侯家营文书》，L－74－7，4672部队卫生科药费单据，1974年3月23日。
[131]《昌黎县革委会卫生局一九七二年上半年工作总结》，1972年11月10日，昌黎县档案馆藏，18－Y－14。
[132]王列军:《对中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反思与建议》，《中国发展评论》，2005年增刊第1期。
[133]《昌黎县一九七七年卫生工作要点》，1977年，昌黎县档案馆藏，18－Y－18。
[134]《昌黎县志》，第555页。
[135]《昌黎县卫生局一九八零年卫生工作总结》，1981年2月18日，昌黎县档案馆藏，18－Y－21。
[136]预防保健内容详见《昌黎县志》，第554—559页。
[137]入保儿童可免费接种四苗(卡介苗、麻疹、流脑、乙脑疫苗)，对接种后仍患相应传染病者给予一次性赔偿。《〈儿童计划免疫保健合同〉实施方案(草案)》，1986年，昌黎县档案馆藏，18－C－41。妇幼保健服务内容详见《昌黎县志》，第554—559页。
[138]《侯家营文书》，L－70－8，侯家营大队保健室处方，1970年10月15日。
[139]《侯家营文书》，L－73－8，河北省唐山地区医院住院费结算单，1973年4月29日。
[140]《侯家营文书》，L－75－21，L－74－7，4672部队卫生科单据、昌黎县泥井公社人民公社卫生院单据，1974年3月。
[141]《侯家营文书》，L－75－21，河北省唐山地区医院门诊收费单据，1975年12月19日。
[142]《侯家营文书》，J－81－10，1981年11月大队凭证。
[143]在大多数情况下，赤脚医生会护送病人前去。卫生院如不能诊治，会开出转院单，让病人到上一级医疗单位如唐山地区医院接受治疗。《侯家营文书》，J－74－12，1974年10月大队凭证;J－76－13，1976年10月大队凭证。
[144]三土:土医、土药、土方;四自:自采、自制、自种、自用。“三土四自”是湖北长阳县乐园公社合作医疗的经验之一，合作医疗期间得到推广。毛泽东对中医中药的推崇和倡导是“三土”、“四自”运动得到大力开展的重要原因。
[145]叶盛榜1975年4—6月间的工分统计单上有大量的种药、锄药，药地浇水、治虫的记录，《侯家营文书》，A－2－34，1975年4—6月叶盛榜出工统计单;L－74－7，1974年购买药籽单据，1974年4月4日;L－74－19，昌黎县泥井人民公社采购单据，1974年11月3日。
[146]罐口光滑边缘不脱的普通杯子或者罐头瓶，都可作为火罐的代用品使用。
[147]湖南医学院农村医士手册编辑委员会:《农村医生手册》，人民卫生出版社，1969年，第811—812页。
[148]李德成:《赤脚医生研究述评》，《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07年第1期。
[149]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第403页。
[150]［美］陈佩华、赵文词、安戈:《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孙万国等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99页。
[151]卫生部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司编:《农村卫生文件汇编(1951—2000)》，内部资料，2001年12月印，第419页。
[15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9页、26页。
[153]［美］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27页、215页。
[154]中国農村調査刊行会編『中国農村慣行調査』(以下简称《惯行调查》)，第5卷，东京:岩波书店，1981年复刊本，【互相帮扶】、【串换】、【搭套】、【跟驹带地】，第29页;张思:《近代华北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农耕结合习惯的历史人类学考察》，商务印书馆，2005年，该书对近代华北农村中极为流行的搭套、合具、换工、代耕等农耕结合习惯进行了集中考察。
[155]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5页。
[156]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33页。
[157]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6》，中国统计出版社，1986年，第797页。
[158]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第211页;沈晓明、许积德:《新世纪我国儿童保健面临的任务与挑战》，《中华医学杂志》，第81卷第23期，2001年12月10日。
[159]世界银行:《中国:卫生模式转变中的长远问题与对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第17页。
[160]世界银行:《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投资与健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第210—211页。
[161]李德成:《合作医疗与赤脚医生研究(1955—1983)》，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人文学院，2007年，第78—82页。
[162]参见本书第八章《社会优抚与社会救助》。
[163]［印］阿玛蒂亚·森:《人类发展与健康》，《二十一世纪》(香港)，2006年第98期。
[164]《侯家营文书》，J－82－2，1982年9—12月大队凭证。
[165]朱玲:《政府与农村基本医疗保健保障制度选择》，《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166]《侯家营文书》，D－9，1970年大队合作医疗账。
[167]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第615页。
[168]［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第234—236页。
[169]《侯家营文书》，A－7－22，1985年农村经济情况统计表及专业户基本情况调查汇总表。
[170]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6》，第673页。
[171]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编:《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8》，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6页。
[172]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第338页。
[173]在调研中我们了解到，村里许多患重病的老人选择了弃而不治，更有甚者采取了极端方式，2006年邻近张家坨村一位老人因肺癌治疗无望，不久喝农药自杀。
[174]2007年，侯振元夫妇开始养貉子补贴家用。由于市场价格持续走低，两位老人并未获利。
[175]2004年农村统计年度报表，泥井镇人民政府统计站，2007年，河北省昌黎县泥井镇档案室藏。
[176]韩俊、罗丹等:《当前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状况调查与分析》，《改革》，2005年第2期。
[177]近年来村民多找泥井三村的乡医李某看病，李家世代从医，深得周边村民信任，李本人以用药狠、见效快著称。实行新农合后作为定点报销机构的镇卫生院就医量显著增加，乡村医生市场进一步收缩。而镇上众多的私人药店因其品种繁多、价格优惠，成了村民买药的新去处。
[178]1992年、1995年昌黎县先后试行了乡村医生养老保险，效果并不理想。《昌黎县卫生局、昌黎县保险公司关于乡村医生养老保险试行办法》，1992年9月18日，昌黎县档案馆藏，18－Y－81;《昌黎县卫生局关于开展乡村医生养老保险的通知》，1995年7月5日，昌黎县档案馆藏，18－Y－100。
[179]黄树民:《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素兰、纳日碧力戈译，三联书店，2002年，第256页。
[180]贺雪峰:《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4页。
[181]［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699—700页。
[182]赵丕、李学军:《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认知、困境与对策》，《农村经济》，2004年第9期。
[183]《昌黎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昌政［2006］72号，2006年11月28日。昌黎县新农合实施内容除做出注释者，其余皆由该文件所得，以下不再一一标注。
[184]朱玲:《政府与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选择》，《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185]邓小英、伍学滨:《试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创新》，《农业考古》，2008年第3期。
[186]钱运春、周建明:《农村、农民在转型中的社会风险与中国社会发展的挑战》，《乡村中国评论》，第1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5页。
[187]［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4、73页。
[188]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第615页。
[189]《唐山地区革命委员会卫生局关于组织农村卫生革命联查的通知》，1978年1月14日，昌黎县档案馆藏，18－C－12。
[190]《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2002年10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191]［美］陈佩华、赵文词、安戈:《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孙万国等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页。
[192]昌黎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中心:《合作医疗简报》，第6期，2007年10月26日。
[193]《昌黎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昌政［2006］72号，2006年11月28日。
[194]这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托尼(R.H.Tawney，1880—1962)对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农民状况的描述。美国学者斯科特则拿来转用于那些处于生存边缘、随时可能遭遇各种风险的前资本主义农业社会里的小农。参见［美］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第1页。
[195]胡志:《卫生管理学》，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135页。
[196]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中国发展评论》，2005年增刊第1期。
[197]所谓“市场正义”，即个人依据自身能力，通过努力获得相应的地位、财富与幸福。参见龚群、王群会:《中国医疗改革:道德与正义的考量》，《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198]孙立平:《断裂社会中的农村医疗》，《经济观察报》，2003年7月7日。
[199]李德成:《合作医疗与赤脚医生研究(1955—1983)》，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人文学院，2007年，第78—82页。
[200]《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2009年3月17日，《人民日报》，2009年4月7日。
[201]《中共河北省委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意见》，2008年10月25日，《河北日报》，2008年11月4日。
[202]《城乡居民可免费享受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人民日报》，2009年7月11日。
[20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2002年10月19日。
[204]《中共河北省委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意见》，2008年10月25日，《河北日报》，2008年11月4日。
[205]贺雪峰:《乡村的前途——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7页。
[206]昌黎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中心:《合作医疗简报》，第6期，2007年10月26日。
[207]李鲁主编:《社会医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年，第166页。
[208]Margaret Stanley，“China:Then and Now”，The American Journal of Nursing，Vol.72，No.12(Dec，1972)，published by Lippincott Williams＆Wilkins，pp.2213－2218.
[209]陈美霞:《大逆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2001年，经济史论坛。
[210]［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11页。
[211]张思:《近代华北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农耕结合习惯的历史人类学考察》，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