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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交往中，关系和礼物是两个重要的因素，得到广泛运用。而在公社时期，仍然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空间。计划经济体制下，绝大多数经济资源为国家所垄断，乡村处于分配的不利地位，物资供应常常处于紧张的状态。为了获取稀缺的资源，乡村不得不采取从拥有资源分配权力的部门中“挖出”资源的非制度化行为^[346]，这一行为通过“走后门”^[347]的方式进行。进行“走后门”的活动，首先要有关系，这是进入后门的钥匙，通过关系接近有权力进行资源分配或影响资源分配的人物。之后，送礼作为获得对方信任和支持的手段，对能否取得所需资源有重大的影响。通过“走后门”，资源从非正式的渠道再度进行分配，从而使关系成为决定社会资源再分配的重要因素，礼物则成为推动“走后门”成功的关键力量。在集体进行经济交往的过程中运用关系和礼物表达的行为常常发生，而个人在谋求发展的交往中也会采取类似的做法。

在中国社会中，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词语，常常出现在人们的话语中，有力地影响人们的许多行为，关系的力量源于蕴含在关系中的人情。人情源于传统的社会文化，是一种社会交往的准则，约束人们的社会行为。传统社会中，人情的力量强大，关系在交往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公社体制中，政治的泛化使原则得到特别强调，作为与公社政治原则对立的传统行为与观念，官方的话语要求将其彻底打破。但在乡村的实际生活中，我们会发现许多人情存在的例子，村内的农民们在传统的关系圈子中交往，在村外交往中，也存在着传统关系运用的宽广空间，新体制下还产生了新的关系，被农民灵活地运用于交往当中。

在与村外世界的交往中，农民运用的关系主要有亲属关系、业务往来关系、共同经历关系与上下级关系。亲属关系源于传统的社会关系，上下级关系在公社体制下得到加强，而业务往来关系与共同经历关系的出现则体现了乡村在现代社会中的发展。

黄宗智在对华北乡村的研究中，将满铁主要调查的六个村庄划分了类型，侯家营被归为典型的宗族型社区。在注重宗族的村落，亲属关系之于农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是农民首要的社会关系。在与村外的交往中，亲属关系的联结还通过地缘因素得到强化和泛化。在我们的调查中，曾任第三生产队会计，多次外出“找关系”的侯振元，提起了“庄情”一词，用简单的语言进行了解释:“按咱们庄情，庄下，您庄里不是爷们姐们么，懂吧你?就按这么个庄下，有这么个庄情，我有一个叫姐的，就这么的。”(侯振元，07－11－24)“庄情”作为农民与村外的亲属关系，在侯家营的村外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1949年以前侯家营有“闯关东”学生意的传统，这拓展了村民们的交往范围和社会关系网络。村里许多人在东北都有亲属，农民外出来到陌生的城镇中，亲属关系成为他们成功立足或开展工作的有利因素。三年自然灾害中，一部分村民成为“盲流”流向各自有亲属关系的地区。从这个意义上，“盲流”并不盲，他们对流向进行了理性的选择。

在集体行为上，侯家营充分地利用亲属关系，在经济的对外交往中获取资源和发展集体经济。在村内，谁在村外有亲属关系并不是秘密，对于农民而言，拥有城镇亲属关系是值得骄傲的事，乡村对这些信息也很了解。“那时候大队就有印象，你侯家营，张三、李四的，有在外边工作的，在部队哪，人家就知道，有印象，哪干啥干啥的，当干部。”(侯振元，07－11－24)因此，在外出进行经济交往的活动时，找谁的关系，派谁前去联系，进行周密的考虑能大大增加办事成功的几率。

中国社会形成的父系继嗣传统，使亲属关系中以父方直系亲属的联系最为紧密。因此在出外找关系的时候，父方直系亲属关系被利用的情况较多，而且成功率较高。在1977年侯家营大办副业的过程中，从设立工厂，到购买设备、购进原料，无不贯穿着父方直系亲属关系的影响。

开办胶垫厂和电刷厂的想法，就都源于村民侯增扬的父亲侯大云。电工刘继先在回忆办副业的经过时多次提及此人，对他颇多赞誉:

那阵儿我们大队比较困难，外边有人，就想让我们大队富裕起来，那也不好富裕呀，那阵儿也是困难呀。搞个副业吧，还得有门路推销，是吧?都是困难事。这不，通过沈阳这个人，我们村的一个老人，他回家到大队，看我们大队挺困难，想法让我们大队富起来，给我们找门路。

电刷厂吧，那阵儿我们大队是比较困难的大队，沈阳有一个侯增扬的父亲，我们庄侯增扬的父亲，他叫侯大云，他是沈阳老买卖人。回家一看我们这个大队穷，他就想法给咱这个大队搞点副业。他在沈阳认得他在电刷厂的同事，这回就和我们大队说你们搞个电刷副业。(刘继先，07－11－21)

当时在沈阳继电器厂当工人的侯大云，1949年以前在东北西丰学买卖，后到沈阳卖洋货，建国后还曾到上海行商一年半，1955年进入沈阳电木厂为工人，妻小都在侯家营^[348]。“文革”结束以后，乡村纷纷投入开办副业工厂的大潮中，侯大云为家乡的副业发展出策出力，在其活动下侯家营先后办起了胶垫厂和电刷厂，还为沈阳的工厂进行石磙的加工(刘继先，07－11－21)。身在村外的人通过亲属关系与乡村联系在一起，并成为推动乡村迈出重要发展一步的关键人物。

胶垫厂在开办之初，需要压制胶垫的设备，通过村民侯大用的长子侯增荣从石家庄买回了压力机。侯大用1949年以前在东北行商，长子侯增荣在外念书，高中毕业后由国家分配工作，在石家庄轻化工业学校当干部，后调至石家庄第二十二中学工作。他一直都与家中保持联系，并以邮钱的方式支持家庭^[349]。侯家营与石家庄取得经济联系，解决了胶垫厂的设备问题(侯振兴，07－11－21)^[350]，随后又陆续从当地买来纤维和煤^[351]。乡村中的农民无法直接获得与工业相关的设备，而城市中的干部能通过其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相对容易地建立起与相关部门的联系，因此，侯家营乐于利用这种城市干部的关系来获得需要的设备。

作为父方直系的亲属关系，兄弟之间的联系也是紧密的。曾任村会计的侯治宽，解放前在北戴河成勇粮站当掌柜，当时生活比较富裕。他共有五个儿子，排行前三的儿子都在村外工作，长子侯振柱在抚宁供销社，次子侯振怀1950年去沈阳当铁路工人，后当列车长，三子侯振田1955年参军，曾在北京装甲兵部队，后转业至位于唐山古冶的唐山汽车四厂任书记(侯振元，07－11－24;侯振春，07－11－24)^[352]。最小的两个儿子留在村内，四子侯振元任三队会计，小儿子侯振春任侯家营小学校长，都是村中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这个家庭拥有如此丰富的村外资源，并且村内的兄弟在乡村事务中很活跃，集体充分调动这样的关系资源是顺理成章的事。村里的几个副业工厂在购进原料和销售产品的过程中都利用了这个关系。

通过这个家庭兄弟间亲密的关系，乡村经济从中获益不少。村内的两兄弟也因为拥有较其他村民更强的村外联系，并且有较强的进取心和积极的活动能力，虽然在“四清”运动中其父侯治宽被定为上中农，但他们仍被大队革委会认定为依靠力量，在村中的地位没有因为其出身而受到动摇^[353]。

配偶关系也是重要的亲属关系，而且由于乡村以村外通婚为主，配偶关系多产生在村外，能为乡村带来更多的村外社会关系。1949年以后，随着妇女地位的提高，配偶关系在亲属关系中的分量也日益加重，在乡村生活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倚重。在侯家营的对外经济交往中，配偶关系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侯家营最早引入电力时，因县内电力相关设备紧缺，曾多方发动关系购买，其中最早一批电线，通过村民刘小义的姐夫，不远千里从河南三门峡购来(刘继先，07－11－21)。刘小义的姐夫是当地电缆厂的干部，正是拥有电缆分配权力的人，侯家营通过这样的关系最终买到了当时紧俏的电线，通过嫁出村外的女性，与遥远的河南省西部城市三门峡有了来往。

侯家营石棉瓦厂作为侯家营所办的第一个制造工厂，在初创阶段能成功起步，得益于有原料来源的保证，这个来源也是通过配偶关系获得的。村民刘淑荣嫁给军人后随军离开了乡村，其丈夫退伍后转业至天津塘沽任干部。1977年侯元成来到天津找刘淑荣，运用其丈夫的关系网络，获得了与石棉瓦资源相关的部门进行接触的机会，打通了购买原料的门路。

公社时期的侯家营，与村外的亲属关系联系仍然紧密，而且联系的渠道也比较畅通。农民在外出交往时，首要选择与村里有“庄情”的人进行交往，亲属关系在交往中被运用得最多。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成功例子中，亲属关系的运用为村里解决了一些问题，使得处于分配不利地位的村庄获得了所需的资源，从而推动了乡村的发展。

(二)业务往来关系

随着现代社会中农民对外交往活动的增加，在传统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之外，一些新的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1949年以后，乡村的封闭状态被彻底打破，农民获得了更多政治、经济以及社会交往的机会。乡村作为一个经济实体与村外的单位发生交往，产生了业务往来关系。公社时期，侯家营和村里的副业工厂作为经济交往的主体，进行了大量的外出活动。

侯家营与周边村落存在着长期的依存关系，地理上的天然关系通过通婚、政治区划等联系得到加强，也使村庄之间保持了频繁的经济往来。副业工厂在发展过程中，不仅与周边地区存在广泛的业务往来，还与村外更大范围的单位进行经济交往，新的业务往来关系在交往中产生了，旧有的业务往来关系也得到了巩固和沿用。

1978年，侯家营与石家庄深县的周村四队，通过一次电木粉的交易，两个乡村之间建立了业务往来关系。当年4月，河北省深县王家井综合厂给齐景义来信，向侯家营胶垫厂求购耐油胶料^[354]。一个多月后，深县王家井周村四队综合厂收到电木粉后，来信一封^[355]。当时正值五月的农忙时节，信中首先关心了乡村中的共同话题——农业生产。信中谈及电木粉的运输损失问题，虽然出现了一些意外，但“咱们之间的关系重于其他方面”，强调了关系的重要性。还考虑到了双方之间的经济条件差异，因此并未要求赔偿。信中表达了继续保持双方之间关系的热情，希望不仅在副业上有业务往来，而且还要在农业和其他方面全面发展关系。

乡村工业的发展使乡村之间出现了更丰富的业务往来关系，这种形式完全不同于乡村传统的社会关系，但在这种关系中进行的交往，仍遵循了一定的人情法则。依据理性的计算、完全斤斤计较的行为在乡村中通常不被采取，适当的让步和妥协反而有利于业务往来关系的维持和发展，侯家营与周村四队的交往正反映了这一点。

侯家营的副业工厂不仅发展和运用了其与村外单位之间的业务往来关系，还进一步延伸出去，利用村外单位本身已有的与别的单位之间的业务往来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乡村原有的关系发挥了中介的作用，为建立新的业务往来关系奠定基础。

1977年12月，孔宪章来到天津汉沽，为了获得当地盐厂的卤块，孔宪章找到汉沽石油化学厂，经由该厂出面与汉沽盐场供销科联系，资料中可见联系信件一封。信中反映出多重的关系网络。以泥井公社建材厂名义出现的侯家营石棉瓦厂，通过亲属关系与昌黎建材局联系起来。昌黎建材局与汉沽石油化学厂曾经发生经济交往，有业务往来关系。而汉沽石油化学厂与汉沽盐场之间的关系在信中虽未有明显体现，但两者同是一个地区内的经济单位，所开展的业务也有一些共通之处，两个单位之间发生业务往来关系的可能性很大。通过汉沽石油化学厂的中间作用，侯家营石棉瓦厂与汉沽盐场发生了经济交往，获得了石棉瓦厂的原料。

这个多重的关系网络涉及了几个单位，汉沽石油化学厂和王学模此人在这个关系网络中处于关键性的位置。他采取了“为人说情”的方式，首先陈述了自己所在的单位与昌黎建材局之间如何建立起可贵的交情，指出必须帮忙的缘由，希望汉沽盐场也能支援昌黎方面，正像当时对方支援自己一样。这种方式顺应了社会人情，最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乡村在与村外单位发生业务往来关系的过程中，还与当中的一些个人建立了长期的交往关系。侯家营石棉瓦厂和电刷厂的销售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辽源市建材局的张方红，为此，负责联系的孔宪章代表侯家营常常给张方红汇去挂面和大米，乡村通过与个人保持联系巩固业务往来关系。

公社时期，由于以集体经济为主体，乡村与村外单位的业务往来关系更多地体现在集体的对外经济交往活动中，通过发展和运用这些关系，乡村的集体经济获得了发展的重要资源，并在交往中进一步扩展和深化与村外的关系。

(三)共同经历关系

1949年以后，国家对传统的态度使农民向村外扩展亲属关系的行动受到一定影响，但在新的体制下，国家为农民提供了外出务工、升学、参军等机会，一些农民在参与这些活动的过程中，发展了新的村外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与共同参与活动的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即共同经历关系。

资料来源:《侯家营文书》，A－13－7，李云庆信，时间不详。

传统社会中起主导作用的亲属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先天的决定性，人们在关系网络中可供选择的余地不大，只能选择继续或终止关系，而终止亲属关系通常为乡村社会所不赞同。共同经历关系则不像亲属关系那样铁板一块，人们可以选择是否长期保持关系或仅是短期地利用关系。作为现代社会中的新型社会关系，共同经历关系下人们交往的自主性更强，交往的范围也更大，从中能获得更多对个人的发展有利的因素。

电工刘继先在50年代末经由乡村的推荐到唐山陶瓷厂工作，在厂里掌握了电工技术并得到重用。1962年他申请下放回村，但在当时没有引入电力的村庄中他的技术无用武之地，只能重操务农的旧业。拥有当时乡村中稀罕的手艺让他不甘于务农，这项个人资源也为他提供了再度走出乡村的前提。回村后不久，他运用自己在村外的关系，通过曾经在唐山一起工作的同事，经对方介绍到唐山古冶做电工(刘继先，07－11－21)。

1965年，在外务工的刘继先在大队办电的号召下回到了村内，侯家营引入电力的行动让他的技术和能力有了施展的空间，但乡村内部不能满足他的发展需要，他仍然频繁地外出务工，只有“大队需要我回来帮着干电活的时候，搞机器搞啥的我就回来帮着整”(刘继先，07－11－21)。在这个过程中，他拥有的共同经历关系一再被运用。70年代初，他也是在电工同事的介绍下到部队上做活:

我有一个一块儿的电工，部队炮兵呢，盖师部大楼，他找的一部分电工安了半截不干了，不知道咋的。后来通过这我一块儿的同事，在马家庄的，就介绍我，说侯家营有个电工能干这活儿。后来就给我捎个信儿，叫我上那儿去了，让我干这活儿去了。这不，在那干好几年，在部队上。(刘继先，07－11－21)

人情因素在共同经历关系的运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共同工作的同事很多，在形成关系之后，能在一定时期内，甚至在没有共同经历的时期仍然保持关系，是由于感情在关系中所起的联结作用。当出现有利于个人发展的机会时，互相帮助、互相提携成了顺应人情的行为。

农民走出乡村，在具有精细分工的现代行业中与人共事，建立起了共同经历关系，在亲属关系的扩展受到体制限制的情况下，体制又为农民个体提供了构建非亲属关系的机会。共同经历关系的产生反映了一部分农民的社会关系已扩展到新的更广大的领域中，在这个领域中他们构建了属于自己的村外关系网络。共同经历关系有力地支持了农民在村外的活动，从而为发展更多的村外关系创造条件，最终促进了个人的发展。

公社时期的乡村，主要存在亲属关系、业务往来关系和共同经历关系这几种村外关系类型，其中业务往来关系和共同经历关系在公社时期得到较大发展。集体和个人在对外交往中频繁地运用这些关系类型，服务于集体和个人发展的需要，能否成功运用这些关系，很大程度上是集体和个人能否获得发展资源的关键。在强调原则的公社体制下，人情在乡村的对外交往活动中仍然鲜活。

中国强调人际交往要顺应一定的社会规范，采取社会认同的礼仪。在人际交往中，礼物利于发展感情和谋求利益的作用得到广泛认同。在运用关系的时候，人们用赠礼作为表达方式，以此润滑交往中的摩擦和矛盾，推动交往向有利的方向进行。在集体和个人的对外交往过程中，赠礼常常成为一种必要的手段，促成了各种关系的建立、保持和发展。礼物的表达主要通过请客送礼的方式进行，送礼是直接的礼物馈赠表达，请客则通过在共同对物质的消费中进行感情投资。公社时期的侯家营，集体在对外经济交往时存在着大量请客送礼行为，个人行为则极少。

(一)礼物的内容

理论上，各种形式的物品都有可能会成为礼物。而实践中的礼物内容，则有一定的背景，与特定的时间和礼物表达主体的情况有关。在公社时期，侯家营选择什么作为礼物，需要考虑具体的条件。当时，乡村的经济状况并不好，礼物主要是实物，数量也不多。文书中所见，仅有一例赠送现金的例子，即1963年孔宪章与侯元强在天津塘沽为生产队买胶轮车，付给代为购买的一位姓林的客人100元^[356]。这虽然是偶发的事件，但当时得到了乡村的允许，在1965年“四清”运动查账时也默认了这种行为。

公社时期市场处于不发达的状态，许多商品无法获得，乡村的经济状况也无法负担大量购买礼物的现金开支，因此，侯家营的礼物以乡村出产的农产品及农产品加工而成的食品为主，有些农渔产品为国家所严格控制，自由市场上不易买到，如大米、鱼、香油等。

据曾任大队会计的王兴巨回忆，当时送出的礼物主要是花生米和大米(王兴巨，07－11－23)。从图7.7中可以看到，花生米和花生果(即带壳的花生)占全部24项送礼记录中的16项。在1978年“小四清”统计中，大队请客送礼花费了花生168斤，花生米158斤^[357]。花生是昌黎县出产丰富并且质量较好的农产品，因此成为村中选择礼物的第一考虑。

资料来源:《侯家营文书》，A－6－12，侯家营大队1977、1978年请客送礼表。

大米，在国家统购统销制度下被严格控制，人们存在一定需求，但在官方分配渠道之外很难获得，这就使大米成为受城镇居民欢迎的礼物。胶垫厂在联系业务的过程中，曾多次到昌黎车站向沈阳邮寄大米，多达14袋，约50斤一袋(侯元勤，07－11－24)。

以农产品作为礼物，对侯家营而言较易获得，有的农产品即为本村所产，如花生、大米、挂面等，尤其在1975年挂面房开办以后，挂面成为常送的礼物，其单价在0.20～0.40元之间。有的农产品本村不出产或者无力提供所需数量，通常会在县内的市场上购买，如鸡蛋、花生米等。1980年1月刘继先为去沈阳销电刷，向魏官营大队的刘玉春买了鸡蛋9.3斤，单价1.40元，向虹桥邢庄五队邢文生买鸡蛋5斤，单价1.21元^[358]。香油价格较贵，常作为较贵重的礼物送出，一般在外出时带去少量，1980年10月侯元强到北京联系木材时就曾带去香油2斤，单价3.50元^[359]。

除了农产品之外，烟、酒、点心、水果等物品也是侯家营常常赠送的礼物，这些物品通常在城镇中购买，数量相对农产品较少。水果的价钱与农产品相仿，点心则较贵。1980年8月孔宪章为去辽源联系电刷买了苹果和桃子各10斤，单价均为0.40元^[360]。1978年1月侯增耀外出联系胶垫，来到沧州的侯大岑家，送去糖块1斤，单价1.43元，点心2斤，单价0.70元^[361]。酒通常会买白酒和啤酒，1977年侯增耀去石家庄时买青梅白酒两瓶，单价1.70元，啤酒4瓶，单价0.64元^[362]。烟的品牌很多，不同品牌的价格有所差异，在传票中能看到一部分烟的品牌和价格情况。

资料来源:本表数据均来自《侯家营文书》以下文件:D－40，1975年大队现金账;J－77－4，1977年2—3月大队凭证;J－77－6，1977年3—4月大队凭证;J－77－17，1977年9月大队凭证;J－77－19，1977年9—10月大队凭证;J－77－22，1977年11—12月大队凭证;J－77－24，1977年12月—1978年1月大队凭证;J－78－2，1978年1月大队凭证;J－79－10，1979年6月大队凭证;J－81－7，1981年4—6月大队凭证。

在食品之外，烟作为礼物出现的频率很高，不仅直接赠送，也在请客席间交换。吸烟的人之间，在递送推让间、吞云吐雾中，较易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作为利于套近乎、交朋友的方式，在交往过程中，烟常常被使用，侯家营在联系副业的过程中曾出现滥买香烟招待人的现象。为此，1977年末报销制度进行了调整，规定以后到县外的外出补助费提高至1.30元，而烟款不予报销^[363]。此后虽然仍有不少报销烟款的情况，但次数相对之前有所减少。

一些稀缺的资源也能成为礼物。侯元勤曾经手送给昌黎县搬运站3节木头(侯元勤，07－11－24)。第一生产队也曾送给养路段化肥5斤^[364]。礼物通常能满足送礼对象的一些需求，但当礼物表达的含义大于礼物本身的价值，礼物的实用价值通常会被忽略。1977年，石家庄第二十二中学克服缺乏经验和时间的不利条件，为胶垫厂成功制作出两台压力机，8月末侯增耀与副书记侯振兴一起到石家庄取货，并以集体名义向学校送了一面镜子，以示谢意^[365]。

请客作为间接的礼物表达形式，能够使接受礼物的对象在请客过程中获得物质享受，还通过一定时间的交流拉近彼此距离，增进感情，关系从中产生并得到巩固。请客主要表现为吃饭及席间消费烟、酒等物，这个过程需要花费一定数量的金钱。侯家营的请客行为在公社时期一直存在，大量表现在经济和日常事务中招待村外来人等活动中。在村外进行的请客行为，则在发展副业工厂的过程中出现较多，如1977年侯家营副业工厂起步的第一年就发生了多次村外的请客行为。

资料来源:本表数据均来自《侯家营文书》以下文件:D－65，1977年侯家营大队现金账;D－69，1977年大队分户账;D－70，1977年实物账;D－73，1977年大队各项收支分户账;J－77－4，1977年2—3月大队凭证;J－77－10，1977年5—6月大队凭证;J－77－22，1977年11—12月大队凭证;J－77－24，1977年12月—1978年1月大队凭证。

礼物的内容是丰富多样的，有直接和间接的表达形式，选择何种礼物进行表达，在于交往的情境。公社时期社会经济的状况，决定了礼物的具体内容。为国家所控制的物品成为紧俏的东西，选择这些物品能满足送礼对象的特定需求，从而更好地实现交往的愿望。

(二)礼物的对象和送礼的策略

在集体对外交往中，主要被运用的关系是亲属关系和业务往来关系，礼物也主要在这两种关系网络中得到表达。在礼物的表达中，根据运用关系的不同目的会采取不同的策略。

亲属关系中的人物，与强调血缘联系的乡村最为亲近，通过亲属关系进行交往活动，最为农民所熟悉和认同。即使村里外出的人与送礼的对象素未谋面，但由于送礼对象与侯家营有较密切的联系，心理上的距离相对较近。在乡村的对外交往活动中运用亲属关系的成功率最高，因此亲属成为礼物表示的首要对象。侯家营运用的亲属关系很多，在外出与这些亲属进行接触时，都会带上礼物。在业务往来关系中，村外单位中的一些个人作为集体的代表，是礼物表示的主要对象。在少数情况下，以集体为对象的礼物表达也是存在的，如向石家庄第二十二中学赠送镜子。根据交往的程度和交往的目的有不同的交往方式，送礼的策略也有所差异。

在一些情况下，由于与乡村有关系的人没有影响资源分配的能力，需要经由此人在其关系网络中继续联系。利用几重关系，送礼的对象就会进一步扩大。在这个过程中，办一件事需要给几个方面的关系人物送礼。

乡村在对外经济交往中使用礼物的表达主要是为了达成经济目的，但在具体的交往过程中，表达的目的则根据实际的情况有所不同。侯家营在进行对外交往中，既有为获取资源和利益而进行的送礼行为，也有为继续维持关系、表达信任和诚意的送礼行为。在实际的交往行为中，目的是多元的，在一段时间的交往过程中，礼物表达能同时反映几种目的。

礼物的表达根据对象和目的采取不同的策略，主要反映在礼物的价值与表达的形式两个方面。对于有亲属关系和密切业务往来关系的个人和单位，礼物的数量较多，送礼的频率较高，建立在纯粹利益基础上的一些业务往来关系，则礼物的数量和频率都相对较少。亲属关系虽然在经济交往中得到了运用，但关系的发生和发展不是通过经济行为，而主要是由于血缘关系，因此送礼行为要顺应人情准则和社会习惯。业务往来关系中，与一些单位和个人产生联系始于经济利益的交换，但继续保持长期和良好的关系有利于乡村一方的发展，而且社会交往的规范也要求向提供帮助的一方表达谢意和保持关系的诚意，因此这种情况下礼物的表达策略采取近似于亲属关系。

1980年，仅当年4月负责石棉瓦厂事务的孔宪章就向辽源建材局的张方红送礼几次。孔宪章在未出发前往辽源时，通过邮寄方式向其送挂面21斤、大米30斤，几天后到达辽源，又因张方红母亲生病前去探望，花费12元购买苹果、点心等礼品^[366]。在这些送礼过程中，双方之间的关系超越了单纯的业务往来而得到维持和发展。而纯粹出于利益的交往关系，礼物表达就少了一些人情的味道，多了几分精打细算。曾任大队干部的侯元勤，就参与过这种形式的送礼:

侯:车皮到了我去接车啊。我跟搬运站的人们都互弄熟了，那年头啊，发快件啥的，打的那大票，买不出来，4毛钱一张，我到那一晃手就给我几张。

侯:搬运站他是归铁路上雇用他的，始终在那快件室，不属于铁路人。那年伐木的给了三节木头。

侯:就好使唤了。到那一晃手就给我大票。(侯元勤，07－11－24)

更具体的事例可以通过图7.7以及当年的大队现金账进行分析^[367]。当年，村里通过与副书记侯振兴是叔侄关系的侯安福联系买回电机^[368]。侯振兴第一次去沈阳给他带去了30斤花生果，后来还买过23斤羊肉，价值19.5元。到吉林省怀德县公主岭获取橡胶制品，得到了村民侯大福在当地的妹子提供的帮助^[369]。侯元成两次前往该地，第一次也带了与侯振兴所送出的同样数量的30斤花生果，第二次带了15斤。同样以花生果为礼物，向古冶管调度的姓李的人所送的礼物数量明显地减少，只有7斤。

在针对集体的送礼中，对保持长期合作关系的古冶汽车队和遵化化肥厂，侯家营以大队支委的名义分别送出一头猪和100斤鱼，当时活猪的价格约为0.50元一斤，鱼的单价则在1元以上，一次送出的礼物价值几十至上百元。这是在1977年末进行的一次数目最大的送礼行为，可以看作是对一段时间内双方密切关系的一次总体表达，既有经济交换的含义，也是谢意和诚意的表达。相形之下，送给昌黎运输站的礼物则逊色许多，只有10斤花生果，虽然侯家营常常需要通过昌黎运输站向外发送货物或者邮寄礼物，与运输站来往较多，但由于运输站作为经济交往的中间环节，只具有流通的作用，并不能直接影响侯家营利益的获得，送礼主要是为了方便行事，因此送礼是必须的，但礼物的内容和数目都不大。

请客送礼行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屡见不鲜，但在公社时期，这些行为作为传统文化的糟粕受到强烈批判。1969年，曾任书记的王永会在检查书中检讨自己的过错之一，就是60年代初在买化肥和胶车的过程中使用了“用物质、送礼、请客、挂勾的方式”，即请客送礼手段^[370]。1977年，“小四清”总结中，请客送礼被视为方向路线问题^[371]。在政治运动到来时，场面上的话语表达是激烈的，但在实际的乡村运行中，请客送礼作为必要的交往手段，得到默许。掌握权力资源的人，只要以集体名义在对外交往中请客送礼，通常都会报销费用。在公社对个人的要求中，身为干部，决不能收受有行贿意味的礼物，但某些向上级送礼的行为却在实际行为中得到默许。1978年，萧惠生的两个女儿为变更父亲成分的事回村找书记侯元强，给他带了2斤点心，侯元强坚决不肯收，后来点心被留在他家门外，他将礼物转送给了公社的上级^[372]。通过转送的方式，干部保留了清廉的名声，同时又变相地进行了向上的礼物表达，“借花献佛”的同时，将其中的人情转化为了自己的资源。

公社虽然在制度上否定了礼物的表达，但乡村仍然沿用传统的方式，为自己的发展铺路。礼物的表达在计划经济的时代，成为一种具有影响国家经济分配的非制度化途径，在许多场合被广泛地使用。代表集体外出交往的人，是请客送礼的主体，他们在请客中分享了礼物，在送礼中用集体资源作了“人情”，集体发展的资源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个人发展的资源。公社解体以后，拥有这些资源的个人相对于其他村民获得了更多的对外发展机会。

侯家营在对外经济交往中进行礼物表达的场合，多发生在村外。关于这些外出的活动，村民们在访谈中多次称此为“跑外交”。公社时期的大队会计王兴巨将“跑外交”界定为办事(王兴巨，07－11－23)。从与村民们的谈话中可以得知，“跑外交”的说法主要用在人们为集体经济利益外出办事的活动中。围绕关系与礼物的相关活动是“跑外交”的重要内容，“跑外交”的人是关系运用和礼物表达的主体。

“跑外交”的人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根据当时的大队会计王兴巨的说法，主要有两条。首先要与村里的干部“处得不劣”(王兴巨，07－11－23)。“跑外交”能获得离村外出的机会，在一定时间内脱离农业生产，进行请客送礼时“跑外交”的人能得到一些物质享受，在他们返回村里以后，生产队依据外出时间记满额工分，并且有外出补助。种种好处使“跑外交”成为一种“美差”，而这种“美差”派到谁的头上，由村干部决定。这样的“美差”为少数人所垄断，还由于更重要的第二个条件:要能运用关系，“能销售出去”(侯振元，07－11－24)。这就对个人的能力和关系网络提出了要求，而一辈子务农、村外交往很少的村民无法达到这样的要求。在侯家营就有符合这样条件的几个人，在发展副业的过程中脱颖而出，进行“跑外交”的活动。

侯元成，是村中的烈属侯永巨的儿子。1964年参军，退伍后回村工作，是大队党支部支委，曾任第二生产队会计，期间与秦皇岛白塔岭的鸡场联系，在二队开展养鸡副业，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二队的经济状况(侯孟春，07－11－23)^[373]。1977年大队决定大办副业，有一定村外经历而且时任干部的侯元成，顺理成章地成为大队派出去第一个为副业工厂“跑外交”的人。1977年初的三个月，侯元成先到秦皇岛联系纤维，随后又前往天津塘沽，辗转多次接触到天津轻工业局的人员，从当地购买了纤维和卤水^[374]。3月他又往东北方向“跑外交”，为胶垫厂联系橡胶制品^[375]。在此期间，为了置办“外交”行头，侯元成曾发电报向大队申请买了一个提包^[376]。但在石棉瓦厂开始起步后不久，侯元成为侯家营进行的“外交”活动却中止了。当年6月15日前后他为石棉瓦厂的事前往塘沽，是他为乡村工厂服务的最后一次行动^[377]。侯元成不再“跑外交”，当时的会计王兴巨道出了其中原委:

王:侯元成那人，关系都不咋地了，都给镇，交给公社了，就不上大队跑外交了，就跑公社跑外交去了。孔宪章是在大队跑。侯元成原来是我们这块支委呢，后来到公社了。

王:石棉瓦是大队的，石棉瓦也整卤水的。卤水、纤维、苦土。

江:是公社调他过去吗，还是他自己去的公社?就是是上面找他吗?

王:他是那阵给大队，你说侯元成给大队发过吗?公社也是会用他整去，后来我就说干脆就到公社跑去吧，对他就有看法，有些事吧他也不来信，也不啥，他偷着，可能做些动作挣钱，可能干啥。大队他就坏了，干脆就给公社吧。(王兴巨，07－11－23)

侯元成在“跑外交”的过程中，做了一些为自己谋利的事，遭致村内干部的非议。他又凭借自己在“跑外交”中获得的经验，同时在为公社的工厂服务。不久之后，他就完全放弃了村中的事务，转往公社发展。侯元成到公社以后，他原先的大部分工作迅速被大队新发现的“外交”人员侯增耀和孔宪章所接手。

侯增耀，是村民侯大用的次子，大哥是石家庄第二十二中学的侯增荣。1977年初，村里办起了胶垫厂，需要压制胶垫的机器。为了在城市中买到设备，有村外关系的人都被列入“跑外交”人选的考虑范围内。远在石家庄的侯增荣曾从事与工业相关的工作，其所在的第二十二中学有校办工厂，于是前往石家庄联系的任务自然落到了侯增荣的弟弟侯增耀身上。侯增耀与村外兄弟之间的关系，让他获得了参与大队事务的机会，而在此之前他并未在村里担任任何职务。

1977年初，侯增耀开始“跑外交”，前后去石家庄3次，全程参与了压力机的购买^[378]。随后他又参与石棉瓦厂的业务，到唐山、天津、辽源等地购买卤水、销售瓦片^[379]。当年11月他在沈阳车站购买《全国各地铁路货车表》一本，为其进行外出活动提供指南^[380]。由于能力有限，并且胶垫厂业务减少了，1979年侯增耀没有了“跑外交”的机会，但因曾积极参与村庄事务，他也得到了在生产队任职的机会。

孔宪章，于1950年参军。1956年4月转业到唐山市公安局劳动处第4劳动管教大队任管教员，1956年8月在河北省政法干部学校学习，1957年回到唐山市公安局。1957年12月26日因身体有病要求下放劳动锻炼，来到侯家营第一生产队。1958年10月调回唐山市公安局劳改处，去唐山专区劳动教养所帮助工作。1959年7月调回，10月去唐山市邱庄水库保卫处工作。1960年10月又调到昌黎县工作，1961年在卢龙县下寨公社任武装助理。1962年6月要求下放回家，回到侯家营参加农业劳动^[381]。这一长串的丰富经历，使孔宪章在村外的关系网络相比村里的大部分人更发达，回村以后他并未甘于平静的务农生活。1963年，他回村后不久，当时的书记王永会派人到各地购买化肥和胶车，孔宪章也参与其中，先后到开封、上海等地购买胶车^[382]。随着“四清”运动中王永会被批判，孔宪章也受到牵连，并为其父亲担任“伪保长”的历史问题而写检查^[383]。在“文革”初期，他作为村里造反派之一，有活跃的表现。孔宪章与书记侯元强关系很好，但在“文革”时期，村中事务以农业为主，他并没有多大的发挥空间。(侯振兴，06－04－18)

1977年侯家营大办副业，孔宪章的个人能力和关系终于得到施展的机会。下半年，他的“跑外交”活动从为石棉瓦厂销瓦开始。他用村里向信用社贷款的40元，到东北辽源与辽源市仪表仪器材料厂的关汉民联系，22天之内花费了40.80元的请客费，通过这个关系与辽源建材公司商定了销瓦的事宜，签订了2500片瓦、总价17000元的购销合同。之后他又转往锦州为胶垫厂购买了纤维^[384]。在这两地的成功活动为孔宪章的“跑外交”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后几年中侯家营三个副业工厂的业务，孔宪章都参与了，不仅为原料购进、产品销售等活动忙碌，而且到昌黎县内的相关部门办手续、为工厂运输原料或产品，都能看到他在其中奔走。村庄的其他事务他也尽量参与，如买变压器、联系煤、买木材等。

在“跑外交”的过程中，孔宪章虽然人在村外，但始终保持着与乡村的联系。1978年6月，孔宪章随石棉瓦一起到达辽源后，他给当时的大队会计王兴巨寄回了一封信。信中他汇报了瓦片运抵的情况以及汇款事宜，提及辽源市正在进行的运动，批判会影响了辽源建材公司的正常业务。张方红的名字几次出现，他代表辽源建材公司与代表侯家营的孔宪章进行经济交往，双方之间有继续合作的意愿。在这封工作汇报信中，不仅包含了冷冰冰的工作内容，还透露了身在村外的人对村内情况的牵挂。孔宪章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也一起寄出，托王兴巨转交，并让其费心关注自己的房子。

孔宪章得以活跃起来最关键的因素是他个人的活动能力，在村外丰富的工作经历使他经受过更多的历练，增强了个人能力，扩展了关系网络，使他成为村里的一个“外交”能人。村民侯振久对其颇为欣赏:“这个人是挺公正的，是挺邪乎的。”(侯振久，06－04－19)

这三个人是侯家营村中“跑外交”的典型人物，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类型。侯元成的村外关系并不发达，但因其曾有参军经历，并且是党员和干部，与当时的书记侯元强关系很好，他作为有一定能力而且是可以信赖的干部，成为“跑外交”的首选人物。在“跑外交”的过程中，他的关系网络逐渐建立起来，在为集体谋利的同时也发展了自己。公社解体以后，侯元成通过在“跑外交”中认识的朋友，自己做起了倒卖木材、化肥的生意(刘斌相，08－07－26)。

侯增耀在三人中资历较浅。他在城市中有关系密切的亲属，在当时城乡之间流动受到一定限制的情况下，这种城市关系能增加他个人的资本。通过这位城市里的亲属，侯家营能获得所需要的工厂设备，因此侯增耀成为了为此“跑外交”的不二人选。他通过自身拥有的关系资源获得外出交往机会，但在交往中自己的关系网络并未得到较好拓展。

孔宪章所代表的类型与前两人截然不同，他家庭出身有“污点”，在“文革”中被要求写检查，在讲究阶级身份的年代，他与前两人相比并不占有优势。但他作为退伍军人，且与村干部有良好的关系，一直参与村中的一些事务。在1977年侯家营大办副业之前，由于需要对外进行交往的经济活动很少，规模也较小，运用亲属关系进行交往的情况较多，因此对“跑外交”的人要求并不高。在副业工厂发展的过程中，虽然亲属关系仍是主要的考虑，但需要其他的关系类型进行补充，孔宪章经由村外工作发展起来的关系网络开始得到利用，他个人的能力则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村中“跑外交”的地位。

“跑外交”的人在很多场合中是进行礼物表达的主体，他们代表乡村直接与掌握乡村经济发展资源的人物接触，双方之间因为频繁接触产生友谊，如孔宪章与张方红。“跑外交”的人，将这些人物纳入自己的关系网络中，能为个人的发展创造好的条件，正如当时的大队会计王兴巨所说:

王:那阵搞生产队吧，跑外交的总送礼去，各级单位的人送礼去，以后生产队黄了，分田到户了，这些外交的人都得好了，都不认得书记队长，就认得跑外交的，有的这阵都发财的。就认识跑外交的了，跟他有关系，拿好的。

资料来源:《侯家营文书》，F－3，孔宪章致王兴巨的信，1978年6月30日。

王:对。拿大队的东西，他飨人了。都这样了。(王兴巨，07－11－23)

虽然有严格的制度限制了个人获取物质利益，但在“跑外交”的过程中，这些人仍从中获取了个人利益。侯元成为大队“跑外交”，以此作为其“晋升”至公社的跳板，获得了为村外更大规模的副业工厂服务的机会。孔宪章在“跑外交”过程中进一步扩大其关系网络，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离村发展奠定了基础。侯增耀同样也“跑没了”(侯大义，07－11－22)。“跑外交”的人因为其原有的关系网络获得了乡村提供的外出机会，他们则在对外交往中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关系网络。乡村在短期内获得了利益，但由于集体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被个人分享了，而且被分享的是对于集体长远发展有重要意义的关系资源，这成为侯家营的集体副业没有得到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公社时期，侯家营的对外交往活动仍延续了传统社会中的交往原则，关系和礼物在交往行为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乡村的对外交往中，传统的关系虽然受到一定限制，但仍是乡村主要依赖的关系类型，得到继续发展和运用，而新体制催生的社会关系又对整个关系网络进行了补充，很快被农民加以利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关系网络所具有的支配性作用更为凸显，从而使多种关系的成功调动，能在相当程度上保证集体和个人在村外的交往活动达到预期的目的。在交往过程中，礼物的表达能推动关系的形成和发展，针对不同对象和不同目的的礼物表达，使用不同的礼物内容和策略，礼物成为关系网络中的联结纽带。

虽然这种做法在场面上不被允许，却是农民驾轻就熟的交往原则，是他们在村外陌生的环境和领域中顺利交往的保证。在交往过程中，集体从中获得了发展的资源，但集体构建的关系资源却被个人所分享，转换为个人发展的资源，为个人的村外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公社的制度设计中，本应通过运动和批判消灭传统的行为方式，却未料这些“封建糟粕”仍然在场面下活跃。农民最为认同的不是国家的话语，而是人情准则，在实践中公社体制容忍了传统的交往原则，而且为丰富这种交往提供了一些便利条件。公社解体以后，在乡村的个人活动和企业发展中这些交往方式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公社时期发展和调动起来的关系为此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