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乡村的对外经济交往
公社时期的乡村，自给自足的传统自然经济被完全打破，乡村被纳入集体制的轨道中，在经济上受到国家的直接控制，乡村发展所需要的许多资源不得不依靠外界获得，从而促使乡村广泛开展对外的经济交往活动。乡村的工业化在公社时期取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这个过程也必然要求加强乡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与经济活动相关的交往行为在公社时期的乡村对外交往活动中是丰富和醒目的，在侯家营主要体现在为获取乡村自身发展的资源而进行的努力以及队办企业的经营活动中。
一 获取发展资源
在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历史阶段，大量的资源没有被投放到市场里，而是掌握在国家手中，由国家负责调拨分配，控制资源的部门拥有配置经济资源的权力。乡村可以分配到的资源很少，经济总是处于较为紧张的状况，在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对于乡村而言几乎所有的发展资源都是稀缺的。为了应对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在市场被削弱无法从中得到满足时，乡村通过政府分配计划以外的渠道，从掌握资源的部门中获取更多的资源成为了必然选择。同时也由于这些发展资源的稀缺，乡村可以凭借出售这些资源获得一定数量的现金收入。
(一)种与苗
农、林、渔、畜牧业生产所需的种、苗等生产资源，除了村内自留以外，主要根据县内制订的计划，由专门的供应站统一分配，大部分都不能进入市场领域流通。但出于乡村的实际需要，这些生产资源的交易行为在乡村之间时常发生。
种子在乡村之间的交易行为主要是交换、借贷和买卖。交换种子固然有异地粮食品种交换培育的规律性因素考量，但在地理环境较相近的地区进行交换并不能较好地满足种子异地培育的要求，因此许多种子交换行为更多的是一种资源的再分配过程。侯家营进行换种一般与本村关系较好的村庄进行，距离越近发生换种的几率越大。侯家营与同属泥井公社下的大队全都进行过换种，与牛心庄还发生了借贷关系[182]。在泥井公社之外，进行换种的团林公社、新金铺公社、杏树园大队等是相对距离较远但关系较好的地区[183]。在少数情况下换种的范围到达了昌黎县外，如曾与卢龙县的大队进行水稻种植的交流(侯大福，07－11－24)，与另一个近邻滦县的大霍庄也进行过换种[184]。
除了粮食以外，生产队还种植少量的经济作物，如沙参、棉花等，这些作物的种子主要通过交换和购买得到。棉籽既有由靖安换来的[185]，也有曾向赵家港大队出售的[186]。少量种子还向个人购买，如向牛心庄的任桂元购买7.5元一斤的葱籽[187]。在换种行为中，为成功获得所需的种子，还出现了送礼的情况。第二生产队曾在1975年与吕各庄换稻种时送了花生果5斤[188]。种子的交易是侯家营在分配计划之下结合本村的农业生产情况而对种子进行的调整，符合因地制宜的生产规律。
为了响应国家和昌黎县对造林的号召，侯家营在20世纪60年代组织了林业队，负责树木的种植，主要种植杨树和槐树。树苗由公社统一分配，一般在附近的海里林场培育，各村派人领取[189]。在少数的情况下林业队也会向别的大队购进树苗或树籽，树苗几分钱一株，树籽几角一斤。近的在牛心庄，稍远的到新金铺、晒甲坨以及十多公里外的新集等地。林业队的队员也会到泥井市场上出售树苗，卖给附近地区的集体或个人[190]。
侯家营村内有东西两个水坑，可以养鱼。当时昌黎县农林局有鱼种场可以购买鱼苗，周边也有许多大队养鱼，1971年侯家营就曾与梁各庄公社的张各庄大队交易，花费50元购买了黑鱼苗5000尾[191]、90元购买了草鲢鱼6000尾[192]。1976年和1980年也都曾有鱼苗的一次性大量交易，1980年的鱼苗来自县外，侯家营向位于河北省南部邢台地区的鱼种场买了一万尾鱼苗[193]。
虽然市场没有成为这些生产资料交易的主要途径，但侯家营与周边地区以及邻县、邻地区的经济交往仍然广泛地存在，从而获得了所需的生产资源，这些交往一定程度上优化了资源的配置，促进了生产的进行。
(二)化肥
传统农业培植土地的肥力主要依靠休耕、人畜粪便、焚烧或腐化作物茎秆等天然的办法。1949年以后国家在农业生产中推广使用化肥，并按计划分配调拨，到60、70年代，农村中化肥的施用逐渐普遍。昌黎县的化肥“大部分由省、市根据进货计划统一分配调拨，不足部分由县生产资料公司自采。化肥的投放实行计划供应”[194]。村民们认为化肥对于农业生产非常重要，认为“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庄稼一朵花，全仗肥当家”(王兴巨，05－07－27)。但他们也都记得，那时候的化肥不够用，觉得“如果像现在似的随便买，粮食就打多了”(侯大信，07－11－23)。
农民深知化肥的功效，同时又不满足于国家的分配，于是想办法寻找更多获得化肥的途径，通过各种关系试图从相关部门获得化肥。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的书记王永会曾派侯永民、侯永茂、刘斌相等人到东北沈阳等地找关系托人买化肥[195]。1961年从沈阳买回化肥两吨，期间还花了大量的请客送礼费用[196]。当时最远的交往范围到达了上海，村中因政治问题被开除党籍的侯永志，其弟侯永祯在上海化肥厂[197]，通过这层关系，侯元强、孔宪章等人千里迢迢去上海买回化肥(侯元勤，07－11－24)。政治运动无碍于关系的运用，只要利于达到交往的目的，运用任何关系都是可能的。
在到公社指定分配的地点拉化肥时，村里会顺道捎带购买一些。如1972年到乐亭拉化肥时，外出人员在指标外为三个生产队各拉了一吨化肥，还多买了一吨[198]。在化肥不敷使用的时候，传统的肥料仍然用作补充，1964年侯家营派人到昌黎整粪，还向昌黎县卫生队买了三十车垃圾作为肥料[199]。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获得化肥的渠道增多了。一般情况下，侯家营向昌黎化肥厂购买化肥，村民侯元田、侯增山70年代曾在昌黎化肥厂做副业合同工，便利了化肥的获取[200]。在县外，遵化化肥厂、卢龙化肥厂是侯家营较稳定的化肥来源。其中在遵化化肥厂中有侯家营的关系网络，三队会计侯振元就曾通过这个关系找到掌握化肥资源的人:
我们庄里的姐，她的小小儿呗，在哪呢，在遵化化肥厂，一把手，书记，她开了一封信，我拿着信去的，我叫他也没见过面，互相不认识，就是恁的，我说姐你写封信吧，她说中，我写封信，你找去吧。我那阵儿哪都敢去，我敢闯，像北京我都去过，说找哪去我都找去了，我敢找。(侯振元，07－11－24)
除以上两地外，侯家营还多方活动，曾在1975年向汉沽日化厂购买磷肥[201]，还通过部队的关系到唐山柏各庄农场联系化肥[202]。也运用个人关系，通过邻村老陈在迁安化肥厂当厂长的兄弟，从迁安买回氨水(侯元勤，07－11－24)。邻近可以购买化肥的地区还有抚宁的留守营、古冶等地[203]。
农业生产长期使用化肥会产生依赖性，渠道增多赶不上需求的增长，化肥一直是紧俏的物资。在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购买不合格产品也得到默许，1977年侯家营曾在遵化县氨水厂买过不合格的化肥4吨，价值480元，比县内买到的合格化肥每吨低20元[204]。
侯家营以集体为单位，通过一些关系从掌握化肥资源的部门中获得了化肥，乡村内部的化肥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缓解。乡村在购买化肥的过程中与一些单位形成了较密切的联系，为双方的经济往来奠定了基础。
(三)煤
在物资紧缺的年代，为保证对紧缺物资一定程度上的公平享用，国家对一些物资采用票证作为购买的凭据，以保证按计划统一供应。这些物资由政府统购统销，不能进入市场流通领域。煤在乡村主要用于取暖，还能为生产提供所需的热能，是凭票供应的物资之一。
华北东北部是我国煤的主要产地之一，侯家营所属的唐山地区就有多处大型煤矿，最大的开滦煤矿在清末即已开办。1970年6月在唐山市东矿区建了古冶煤矿，主要为昌黎县供应煤[205]。侯家营每年按计划由昌黎县商业局分配到一定数量的煤票，凭票到昌黎县煤站统一分配，通常会与距离最近的陈官营、崔家坨大队作为一组一起进行分配[206]。分配到的煤用生产队的胶车运回村内，有时候也会使用附近驻军的车拉煤[207]。
煤根据使用的对象分为生活煤、生产煤、下乡户用煤、育苗煤等类别[208]。生产煤为生产提供服务，按亩分配。育苗煤用于薯秧等作物培育。知识青年用煤不在集体分配的计划之内，为此还需要单独到昌黎县接受分配。生活煤主要给社员取暖用，在大队、各生产队和学校之间分配，包括学校教师生活用煤。分配不是以人均为标准，而是依据每户人口数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209]。
为了“给群众多烧点儿”(侯振春，07－11－24)，侯家营曾派人外出到山海关、秦皇岛等地联系煤[210]。1970年唐山古冶煤矿建成，侯家营用煤找到了较固定的来源，出现了“倒煤”的行为。“倒煤”是在国家分配制度以外进行的购买煤的行为，一般情况下可以通过官方渠道，开具介绍信前往煤矿“倒煤”。1970年公社通过虚报土地亩数获得上级批准扩大煤的来源，“咱公社分配任务3500亩，咱报5000亩，经要求开信去古冶捣150吨”[211]。乡村也常常自发前往“倒煤”。当被问起这种行动是否为国家允许，见闻广博的侯家营小学前任校长侯振春理所当然地回答:“允许呗。那阵儿在矿上倒煤，矿上的土煤有的是，到时候给你倒个几吨，也不是说给你捣个多少火车皮，几万吨的。”(侯振春，07－11－24)
20世纪70年代后期，乡村对煤的需求有所增加，开展副业也使乡村有了一定积累，外出买煤的行为增多了。1977年6月侯家营从天津塘沽买煤8吨[212]。1978年到秦皇岛市上庄坨煤石厂联系白煤一次[213]。1979年还在泥井公社的次煤指标中获得了5吨的次煤，由公社向昌黎煤建公司提出分配申请[214]。侯家营在古冶“倒煤”也出现了更便利的条件，侯振春的三哥侯振田从部队转业回到地方，担任唐山地区运输公司的书记，古冶汽车队在其管辖之下。通过这个关系，兼以送礼请客的形式，侯家营获得了古冶方面对“倒煤”行动的支持[215]。仅1977年一年就到古冶拉煤5次。村里还使用古冶汽车队的汽车将煤运回，付给一定数量的运费，并招待司机吃饭[216]。在少数的情况下也由侯家营村民赶着马车去拉煤，曾任大队会计、在“文革”时期因敢说话而受到批判的侯元勤给我们生动讲述了他去拉煤的经历:
侯:地震那年，那年头煤缺。我就溜达，开着找那煤，我跟老孔啊，赶着大马车。完了侯振田在那。
江:古冶吧。
侯:古冶。他在那当书记，车队，开点票。我们这阵儿走的，赶起早就到古冶了。他给我们开还得求人，人没放，我们就拉来了，赶着大马车。
江:他给您开票然后就可以拿。
侯:古车2队。这么着，我们到那边去，拉一车来了，在古冶。
江:古冶那边有煤是吗?
侯:地震，地震那年，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因为啥清楚呢，我黑间走，扒坟的干啥的，埋的坟净扒了，往外扒坟呢，我黑间走到那了。地震以后，地震的递年，76年那是77年，拉的。那才多钱啊?可劲拉。拉了30、40块钱。(侯元勤，07－11－24)
煤的需求量大，通过出售可以获得经济利益，侯家营曾将煤票卖给别的大队以换取现金收入，乡村之间通过票证买卖各取所需。个别干部还曾经将煤挪作他用，并存在倒卖煤的行为[217]。煤在乡村作为生产和生活中的重要资源，在国家分配不能满足需要的时候，农民积极地向外拓展获取的渠道，加强了乡村与外界的经济联系。
(四)木材
木材在华北地区的农村一直是较稀少的资源。侯家营在公社时期成立林业队，培育树苗种植树木，但村内的树木种植并不用以满足村内木材的需求。侯家营的木材来源，主要来自昌黎县木业社(后称为木材公司)的调拨分配，知识青年建房时还可以得到额外的分配，平时从昌黎购买就基本能满足需求。但据侯元勤的回忆:“那阵儿木头紧张，缺。买不着。”(侯元勤，07－11－24)因此出现对木材需求较多的一些建设时，如盖猪圈、盖房等，乡村不得不通过各种途径寻求更多的木材来源。
木材在市场上可以自由买卖，通过昌黎市场与县内的其他地区进行木料交易获得木头是最便利的途径。1971年4月，侯家营曾大量地向大浦公社勾湾村、龙家店北各庄、犁湾河公社等地购买椽子，有的时候还购进旧木料[218]。在邻县主要到抚宁县的城关及留守营购买，这些地区多在侯家营的北部，地形多山，种植林木较多。少数情况下也会到市场上出售木头，如根据需要将做车轮的大辐卖掉买小辐[219]。
1979年以后，购买木材的活动扩展到了省外，购买的主要目的也不再是建房需要，开始出现了大量出售木头的行为。1980年侯元强与侯振义到辽宁新宾联系买木材[220]。侯元强在当年下半年两度前往北京联系木材[221]。同年，侯家营向黑龙江省讷河县物资公司购买木料，花费了近万元[222]，在购买过程中还采用了送礼手段[223]，随后这些木材陆续卖给了本村及周边各庄的社员，收入一万二千元[224]，从这一来一往中，获得了现金收入。生产队也曾倒卖木头。据侯元勤回忆，“生产队那时候紧张啊，动员走后门啊”，他所在的第一生产队通过附近朱各庄的老陈头帮忙联系，到承德四合营买回木头，然后卖给县内各队的社员，通过赚取其中的差价获得经济收入(侯元勤，07－11－24)。1981年以后，由于木材的获取相对容易，之前偶尔出现的卖木头便增多了，干部、社员经常到昌黎市场买卖木料，还能获得外出补助。1984年，在孔宪章、侯永民等人的活动下，侯家营为刘台庄贸易货栈代理销售椽子。刘台庄公社与侯家营同处在南北走向连接昌黎县城的公路上，相距约十二公里。侯家营从木材代理经营活动中提取地皮费和手续费[225]。
木材作为既有计划分配又有市场交易的资源，相对其他资源易于获取，买卖活动所受到的限制也较其他资源少。但在寻找大量购买的来源时，由于大部分资源仍然由国家相关部门所掌握，侯家营采取了与获得其他资源类似的手段，即走后门行为。通过购买木材的行动，侯家营与村外，尤其是与省外的一些地区有了更多的经济业务往来。
(五)电力设备
1949年以后，随着农村现代化进程的深入，电力一步步走入乡村的生活。国家鼓励乡村使用电力，尤其是运用在农业生产上。昌黎县从1958年开始由地方筹款自办农电，在“1963年建立昌黎县电力所，负责全县农电事业的发展与管理”[226]。侯家营的电力始办于1965年，在周边一带是较早用上电的村子，较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引入电力提供了便利。据当时村里唯一的电工刘继先回忆:
图7.2 昌黎县刘台庄贸易货栈代理购销期货合同
资料来源:《侯家营文书》，B－2－24，昌黎县刘台庄贸易货栈代理购销期货合同，1984年。
原来那个时候没有，那个时候我们庄比较别人村最早了。这个电线，高压线正从我们村过靶场，线那阵儿没像现在都有是吧，现在就从昌黎到这个新台庄靶场，这个线是从我们庄东边过去了，不离得近吗?那阵儿开始是咋的呢，离着高压线近的大队都办上电了。这回以后呢，从昌黎到靶场这个高压线，是先给靶场供的电，以后农村离这高压线近的办电，这再下去以后到了67、68年吧，高压线就支叉儿了，往张庄，这个往李庄，对吧?就这样发展电。一般到67、68年，这个过程中一般，我们县全部都差不多有电了。(刘继先，07－11－21)
昌黎县“当时采取国家补贴、乡村自筹资金的办法向农村延伸线路。1964年完成昌黎至团林、昌黎至安山10千伏线路的架设”[227]。由于经济条件限制，国家负责铺设主要的电力线路，但不向乡村直接提供引入电力的相关资源，仅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如何获得这些资源必须由乡村自己想办法。
侯家营通过信用社向国家获得了办电的无息贷款之后，由于当时昌黎县内有电的单位尚且不多，电力物资有限，购买十分困难，不得不发动村里可以利用的关系资源，寻求对获取电力物资有帮助的城市关系。经过努力，村里通过刘小义的姐姐与河南三门峡电缆厂联系，电工刘继先对此不无感慨:“我们大队这老姑子的对象是河南三门峡电缆厂的干部，通过我们村这个老姑子在河南给我们买一部分电线，没这人买不着。”(刘继先，07－11－21)[228]村里引入电力以后就办起了米面加工厂，用电力机器加工米面，农民家中也陆续用起了电灯。
随着电力使用的普遍，乡村对电力器材的需求进一步扩大，使用的电线增多了，还需要小到保险丝，大到变压器等设备，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老化的电线也要不定期地更换。在《侯家营文书》中可以看到，1968年有大量到昌黎求线、买电料的记录[229]，3月7日赵桂兰到东北带回了铝电线给大队研究，决定是否购买;4月从中国五金机械公司辽宁省沈阳市公司买了50千克镀锌线，由侯雨田[230]在6月初从沈阳发来再由侯雨田的儿子侯增扬去东北沈阳买电线[231]。1972年也是侯家营为办电频繁活动的一年，当年光是生活用电，每个生产队就需交电灯款200元，仅4月份就卖给社员300个电灯泡[232]。当年，侯家营在唐山市开平区买了电料，在唐山马家沟买到罗口灯头、拉线开关，到辽宁省旅大市工业器材供应站买花线[233]。还再次到河南，在郑州铁路局焦作电务器材厂买到了电线[234]。为了换掉老化的电线，第三生产队会计侯振元找到了他在北京石景山区装甲兵部队担任协理员的兄弟，“这个事一说，因为我哥在那管着呢，一说就中了呗”(侯振元，07－11－24)。侯振元当年为此亲自跑了两趟北京，以物资调拨的名义买到了部队的电线。
1973年以后，随着昌黎县内电的普及以及电力物资的丰富，在昌黎县的五金商店也能买到所需的电料，从昌黎电材局、水利局等单位都可以获得一些电力物资，因此到县外获取电力物资的活动次数有所减少。1974年至1976年三年间仅有两次记录，分别是1974年三四月间到吉林省怀德县公主岭购买变压器等设备[235]，1975年5月到唐山买电料[236]。
70年代后期，侯家营办起了几个副业工厂，从而要求提高乡村电力为生产提供支持的能力，外出联系电力物资的活动又增加了。由于小件设备方便购买，因此远途的活动主要是购买较大型的电力器材，如变压器、电机等。孔宪章、侯振兴等人多次到东北的哈尔滨、辽源购买电料，1977年还去信委托村中在沈阳电机厂的乡亲侯安福买到了电机一台[237]。生产队负责运输的人员到安山和邻县滦南长宁等地拉回电杆[238]。1979年底电力站来人在村里架起了高压线[239]。
有的电力物资，如电线、变压器等不易买到，因此侯家营在出现富余的情况下将其转手卖出。1972年买回的电线有了富余，转手卖给了冯庄[240]。村里曾托人买到了两个变压器，后又在县里买到一个。当时的情况，据侯振兴回忆:“我们写申请了，县里给了我们一个。所以说这三个50的，我们用不了了，就给牛心庄了。我们两个，一个50，一个20的，120个千瓦，全村都安上电了。”(侯振兴，07－11－21)牛心庄与侯家营同属一个公社，距离很近，两个村庄之间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来往密切，这次“倒卖”行动，侯家营得到了现金收入，牛心庄获得了来之不易的变压器，双方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得到了巩固，这也是公社时期各大队之间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调剂余缺的手段之一。
侯家营在获取发展资源的行动中，通过与政府部门的非官方渠道交往、市场、自发交易等方式与外部世界进行经济往来，努力改变乡村在资源分配中的不利局面，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村庄的资源紧张压力。在与周边村庄有共同利益时，侯家营多作为资源的提供方，换取现金的收入，周边村庄也得到所需，通过交换、买卖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优化了资源配置。
二 谋求企业的发展
乡村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需要适当地发展乡村企业。侯家营在人民公社时期，社队企业有所发展，得到了一些收益。1958年在“大跃进”的浪潮中社队企业经历了第一次大发展，但由于这并不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不久之后就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受到挫折。20世纪60年代乡村主要经营与农产品加工相关的加工厂，当时在昌黎县，“农村各社、队都有集体和个体开办的小型米面加工厂”[241]。70年代在国家放宽对社队企业限制的情况下，各地开始有一些农机厂和农具厂，就地取材，就地销售。“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国家逐渐露出了改革的端倪，出现了重心向发展经济倾斜的迹象，政治风向转变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希望，社队企业进一步壮大。乡村企业，尤其是乡村工业企业，业务主要面向村外进行，谋求企业的发展，必须开展对外经济交往活动，获取企业发展的资源和利润。
(一)侯家营队办企业概况
侯家营的队办企业，在20世纪60年代仅有米面加工厂，70年代中期大队开办了挂面房，各小队则各自经营豆腐房。加工厂、挂面房和豆腐房以服务性为主。公社时期曾任民兵连长、书记的侯大义认为“那是集体的。再一个是，这个是为全民服务的”，在提供服务的同时，乡村从中获得一些现金的收入，“赚点钱，最好的时候给大队挣俩钱”(侯大义，07－11－22)。与农业密切相关的乡村副业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适应乡村的生活需要，因此能维持相当长的时间。加工厂从60年代由大队集体经营，直至1984年才将机器作价承包给了原加工厂的主要负责人侯世昌[242]。挂面房和豆腐房在80年代前期也仍有经营活动。
“文革”结束后，为了增加收入，侯家营动起了创办工厂的念头。当时的电工刘继先回忆说:“那阵儿大队贫困，分钱，一个工分几毛钱，别的大队搞副业净是富起来的，帮助农业上，我们大队也找门路呗。”(刘继先，07－11－22)1976年7月唐山地震以后的重建工作推动了这个地区石棉瓦工业的发展，当时昌黎县内不少乡村都开办了石棉瓦厂，侯家营也投入到这股经营热潮中。1977年初，侯家营开始积极活动搞副业工厂，首先办起了石棉瓦厂，这是侯家营第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制造工厂，乡村企业的发展开始完全脱离农业的附属地位，以盈利为目的开展面向村外的经营活动。石棉瓦作为建筑材料，在城乡中都有广泛的需求，工厂的销售在开办之初比较顺利，从1977年当年副业收入的账上可以看到石棉瓦厂在各项副业中的收入最高[243]。在1977年至1979年的“黄金”时期，石棉瓦厂为侯家营大队增加了一些收入(侯振兴，07－11－21)。但在经营过程中工厂出现了人员流失，最初外出联系的侯元成利用其成功的活动作为跳板提升到公社负责公社的副业，影响了工厂的稳定发展(王兴巨，07－11－23)。主要的负责人孔宪章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发到东北去了，光要账，要多少年那个账啊，光要账去要不回来”(侯大义，07－11－22)。资金不能及时回笼，消耗了石棉瓦厂持续经营的能力。曾带给大队效益的石棉瓦厂最终没能继续维持，于1980年结束业务。
当年，与石棉瓦厂几乎同时创办的还有胶垫厂。创办缘起于第一生产队会计侯增扬的父亲侯大云，据说因为“他回家到大队，看我们大队挺困难，想法让我们大队富起来，给我们找门路”(刘继先，07－11－22)。作为一个热心家乡事业的老工人，侯大云首先想到的就是与自己所在的工厂业务相关的“门路”，他所在的沈阳市沈河区枕底开关厂正需要胶垫(刘斌相，07－11－22)。在其积极活动下，侯家营开办了胶垫厂。工厂起初作为大队的企业，开办后不久由第一生产队接手经营，成为当时一队最重要的副业经济。胶垫厂是侯家营第一次开办为城市工业服务的企业，这个尝试始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亲属联系，使得乡村副业的发展与城市工厂的需求有了交集。当这种需求终止后，胶垫厂又无法找到其他销售路径，因此仅经营了两年的时间，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
1978年下半年，侯大云又运用了他在沈阳的关系，为侯家营联系了生产电刷的业务，开办了第三个制造业工厂——电刷厂(刘继先，07－11－21)。电刷厂虽然在侯家营的几个工厂中持续时间最长，直至1983年仍有经营业务，但经营并不顺利。电刷的制作工艺比较复杂，生产的利润也不大，还积压了相当一部分产品。电刷卖不出去的根本原因，在于乡村制造的工业品得不到城市工厂的认可。主要的负责人刘继先道出了其中的苦衷:“生产大队的副业，国家重要的厂子基本不相信，不敢用你产品。你比如像汽车那发动机，不成了就不发电了，灯不亮了，那个手电钻，电刷失效了，手电钻不转了，这就没转了。那个煤矿大高车啊、大天车的，那个不中啊。”(刘继先，07－11－21)即使从他主观意愿上，认为自己根据一个月的学习和带回来的书本做出来的电刷“不劣”，但乡村工厂仍然在工业品销售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电刷厂的业务于1983年结束，再次否定了侯家营兴办制造业工厂的努力。随着集体制的解体，集体事业缺乏制度、资金和技术的支持，乡村在屡次失败中也丧失了热情，集体企业归于沉寂，而在私人所办的企业中也无人再涉足工业品的制造。
(二)企业筹办与设备、原料的购进
队办企业在起步的阶段，需要得到相关上级主管单位的支持。侯家营开办工厂要经过昌黎县社队企业办公室的同意[244]。持有相关部门的介绍信能利于乡村与县外的单位进行联系，如昌黎矿山建材局开具的面向掌握原料单位的“求援”信。信中语言简练，但经过县级单位的出面，往往能达成外出联系的目的。去信后不久，1月唐山地区盐化厂来消息让石棉瓦厂派人提卤块7吨，汇款账号附于该信背面。为了便宜行事，村民还会适当利用一些关系，侯增耀就曾为了开具买卤块的介绍信找到曾下放至村中的苏希田[245]。
乡村企业获准开办之后，首先派人到城市中考察原料和市场。1977年前三个月，以侯元成为主要负责人，侯德忠、侯盛忠、侯增玉等人先后外出到昌黎、秦皇岛、天津等地，察看石棉瓦市场，解原料的行情、来源，并与当地的相关物资部门和工厂联系[246]。侯家营为此进行了相关的资金准备，还曾向邻近关系很好的牛心庄大队借款2000元[247]。
图7.3 给南堡地区盐化厂供销科负责同志的求援信
资料来源:《侯家营文书》，A－13－3，求援信1979年11月29日。
生产产品需要一定的技术。石棉瓦的制作需要各种原料所占比例的配方，侯家营派侯永深到泥井公社瓦厂学习(侯永深，08－07－27)。而属于机器零部件的电刷制作工艺更为精细，乡村无法提供这种条件，必须到城市中进行一定程度的培训。据当时的电工刘继先回忆，这种轻工业产品制作的操作通常选用女工(刘继先，08－07－26)。村里也选了两位女性村民，刘继先的女儿刘丽珍和书记侯振兴的女儿侯桂娣利用优于其他人的关系资源获得了外出机会，于1978年11月随电工刘继先到沈阳学习制作电刷的技术，回村后她们得以脱离农业生产，负责电刷厂的事务。
在筹办工作开展顺利的情况下，企业进入常规运行，需购进设备和原料。机器设备或零件，尤其是较大型的设备，属于重工业制造品，昌黎县内往往不能满足购买的需求，需要到一些大中城市采购。唐山、天津、秦皇岛及沈阳等工业城市，距离较近而且交通便利，运费也较为经济，是首要考虑的购买地。为购买粉碎机，加工厂就曾于1969年和1974年到秦皇岛、1970年到沈阳普兰店、1970年和1972年到唐山、1971年到天津进行活动[248]。
在交通便利的考虑之外，乡村与城市具有的联系对设备的购买也有重要影响。胶垫的制作需要压力机将橡胶制品压制成所需要的形状(刘继先，07－11－22)。侯家营胶垫厂共有压力机“四台，两台大的两台小的”(侯百昌，07－11－21)。其中两台从石家庄第二十二中学五七工厂买来。村民侯大用的儿子侯增荣是石家庄第二十二中学的干部，村里派侯增荣的弟弟侯增耀前往联系，该校的五七工厂同意为侯家营胶垫厂生产压力机。该校工厂第一次生产这种机器，在生产过程中还需求援外单位，期间又因学校暑假有所耽误，克服这些困难后成功地为侯家营胶垫厂制造出两台压力机。8月末侯增耀与侯振兴前去取设备时，又从当地购买到一台压力机[249]。侯家营胶垫厂与石家庄第二十二中学五七工厂在进行业务往来的过程中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学校在来信中表达对“唐山抗震英雄”的敬意，侯家营也以集体的名义赠送了学校一面镜子以表谢意[250]。
少数情况下，在城市里没有买到合适的机器，几经辗转之后不得不回昌黎县购买。1975年大队挂面房为买磨面机就耗时半年多，年初刘继先和侯元勤到昌黎购买不成，刘继先又与侯永瑞到秦皇岛、唐山两地联系[251]。3月26日刘继先与侯大义再次到唐山，仍然未能买回，无奈只能回到昌黎生产资料公司进行联系[252]。最后于7月份在昌黎生产公司购买了保定1号面机[253]。当年还在同属泥井公社的李化庄购买了一台旧的磨面机[254]。
原料直接影响产品的生产，稳定的原料来源对于保证生产进行有重要意义。加工厂、挂面房和豆腐房的原料直接来自于农业生产，而石棉瓦厂、胶垫厂、电刷厂的原料都是工业品或者工业生产的副产品，需要从村外购进，主要从城市中获取。
石棉瓦厂制造石棉瓦需要较多的原料，主要有纤维[255]、苦土[256]、卤水[257]以及水泥。瓦厂原料的来源很广泛，涉及县内外多个地区和单位，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形成了庞大的原料购进网络。在县外距离相对较近的唐山地区，石棉瓦厂主要从古冶购买苦土、卤水[258]。天津是距离侯家营最近的大城市，石棉瓦厂在筹办阶段与天津的一些相关单位建立了联系，天津成为最主要的原料来源地，跑外交的人员多次到天津塘沽、汉沽等地购买苦土、卤水和纤维。在交往过程中，石棉瓦厂常常以县或公社的名义活动，如以昌黎建材局的名义向天津塘沽盐场购买卤水，又以泥井工作委员会工副业办事处的名义向中国对外贸易运输公司天津分公司新河仓库购买玻璃纤维900公斤[259]。在试图与掌握原料的单位建立交往关系的过程中，社队企业曾通过中间的单位联系。通过昌黎建材局与天津汉沽石油化学厂的联系，由石油化学厂出面给汉沽盐场供销科写信，石棉瓦厂才得以从汉沽盐场买到卤水[260]。
与一些地区新建立起来的业务往来关系很快得到了利用。通过购买压力机，侯家营与石家庄开始有了经济来往，不久之后，孔宪章就以泥井公社石棉瓦厂的名义向石家庄二十中学校办工厂购买了纤维[261]。
与侯家营有传统联系的是东北地区，干部们和工厂负责人员都多方行动，使石棉瓦原料的购买活动伸展到了这里。在锦州市，1977年4月侯百顺前往该市活动，利用锦州下辖北镇县的汽车运输公司运送纤维[262]。在锦州的交往活动顺利开展之后，石棉瓦厂又向锦州联系苦土，1978年年初孔宪章到锦州与在北镇工作的侯绍曾联系，运用他在当地的关系网络联系了生产苦土的单位，但由于价格较高，石棉瓦厂最终没有向该厂购买[263]。但纤维的购买仍在继续，年初石棉瓦厂从锦州市果树农场购买了50吨玻璃丝[264]。在沈阳市，1977年10月侯振兴前往当地联系纤维[265]。但去了多日，花费了几十元请客费，仍然未能成功，受到了一些村民的批评，在支部会议上他为此做了检讨[266]。除上述两地外，齐景义还去内蒙古通辽，向通辽配方综合厂购买了少量的卤水[267]。
为了节省运输费用，使原料可以随需随购，石棉瓦厂也从县内获取原料。原料之一的水泥在县内就能满足需要，主要从昌黎县各单位购买[268]。当时周边的许多乡村都开办了石棉瓦厂，侯家营石棉瓦厂通过原料的购销与这些工厂发生了频繁的经济交往。购买原料常常以借的名义，向周边乡村的石棉瓦厂短期借入原料，在获得收入后再支付费用，以此周转资金。如曾向同属泥井公社的前刘坨借苦土4吨，一个多月后归还钱款500多元。也曾向团林公社瓦厂借石棉粉1吨[269]。为了购买原料，石棉瓦厂还采取了合作的方式，曾与崔家坨一起为买苦土而贷款[270]，与团林公社瓦厂共同向天津轻工业学院盐业化学工程系盐业化工厂购买卤片[271]。瓦厂还将原料的副产品，如苦土的包装袋出售给周边乡村，在获得利润的同时，资源得到了循环利用[272]。乡村之间的良好关系在相似的业务中发挥了作用，侯家营与周边村庄通过经济对外交往活动进一步加强了联系。
乡村工厂的筹办和设备、原料购进是决定工厂能否顺利开办的重要步骤，侯家营的工厂在这个阶段的对外经济交往活动开展得较为成功，调动了多方面的因素，在为工厂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的同时，扩展了乡村的交往范围。石棉瓦厂的销售最远还到达了南方省份，1978年3月9日，石棉瓦厂给江苏省泗洪县青阳石棉瓦厂发去苦土、麻袋和塑料袋[273]。通过经济交往，乡村与一些地区和单位的关系从无到有建立了起来。
(三)企业产品的销售
乡村开办企业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取利润，主要体现在对村外的经营行为上。加工厂、挂面房和豆腐房偏重于服务村民，但也有一定的对外业务。挂面房生产的挂面作为侯家营的特色加工农产品，常作为礼物送人，远销至省外。1979年挂面房曾为辽宁北镇县加工挂面，收款3160元[274]。而在70年代后期所办的三个制造业工厂均面向村外，主要面向城市生产。在获取利润的过程中，工厂与村外的交往活动至关重要，活动成功与否直接关系着企业的前途。
侯家营以县内作为交往的主要区域，与周边乡村的关系比较紧密，加工厂等农产品加工企业主要服务乡村和昌黎县城各单位。豆腐房生产的豆腐除了卖给本村村民，也会送到县城的单位和饭店及周边的学校和部队里去出售(侯大义，07－11－22;侯振春，07－11－24)。加工厂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利用开办副业工厂使一部分人拥有了熟悉机器的技术，这个优势扩大了业务，由电工刘继先负责，提供技术和一些机器零件，为周边的大队修理机器(刘继先，07－11－21)。
在几个制造业工厂中，石棉瓦的销售由于周边乡村有许多竞争者，因此本地的销售并不理想。而胶垫厂和电刷厂生产的是工业品，在乡村地区基本没有市场，仅有邻近的牛心庄曾购买过一副电刷[275]。
侯家营制造业工厂的销售都主要面向城市，销售的渠道有几种。运用创办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经济联系是其一。胶垫厂的生产主要面向侯大云所在的工厂，1978年在设备、原料准备就绪以后，第二季度沈阳市继电器厂就与工厂订立了两万个胶垫的购买合同[276]。与侯家营有其他经济交往关系的单位也是销售的对象，遵化化肥厂是侯家营化肥的来源地之一，也是第一批向侯家营石棉瓦厂购买石棉瓦的单位，这主要得益于村中一位王姓女性的丈夫，他是一位公社书记，通过他在化肥厂的兄弟为村中瓦厂联系了销路(王兴巨，08－07－27)[277]。
大部分产品的销售通过村外的关系网络进行。石棉瓦的销售在有熟人的地方“都没白搭”(王兴巨，07－11－23)。与乡村有关系的古冶长途汽车队就曾多次购买石棉瓦[278]。孔宪章则利用其与辽源市建材局的关系，使吉林省辽源市的几家工厂与侯家营保持了长期的业务往来。辽源建材局、辽源晶体管厂、辽源市仪表仪器材料厂、辽源塑料五厂等单位，均有多次买瓦记录[279]。辽源成为了侯家营石棉瓦厂的主要销售地。
图7.4是辽源市仪表仪器材料厂的关汉民给侯家营石棉瓦厂的来信。信中解释了未能及时汇去瓦款的原因，先因款项不到位，又因手续不齐全，而后相关的主管也不在，又赶上辽源市正在进行运动无人管理，迁延多时颇费周折。但因为双方之间的良好关系，关汉民表示了一定要把事情圆满解决的决心。信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关汉民与孔宪章的私交很好，他直呼“孔兄”，而且热情邀请孔宪章到辽源，这种私人关系正是侯家营与辽源方面建立业务交往的桥梁。
在电刷的销售中，也运用了关系。电刷厂生产的电刷有两种规格，分别适用于汽车和手电钻设备。手电钻电刷通过侯大云销售至沈阳，销往北镇的电刷由侯绍曾负责联系，还有一部分卖给辽源的各单位[280]。汽车电刷的销售主要通过在唐山地区汽车四厂任书记的侯振田，据刘继先的回忆，当时的销售还带着“强迫推销”的意味:“就找的侯振田，就是侯振春他三哥，他在汽车队用电刷了，这是没办法，就把这电刷留下了，拿到他那儿用没用咱这就不知道了。”(刘继先，07－11－21)
在这些销售渠道以外成功的例子就不多了。石棉瓦厂曾将瓦运往黑龙江鹤岗的绥滨县，在装卸过程中受到了一些损失，由于联系的客户不稳当，瓦在当地积压未能销售出去，资金没能及时收回，影响了瓦厂的持续经营(侯振兴，07－11－21;侯大义，07－11－22)[281]。
图7.4 吉林省辽源市仪表仪器材料厂来信
资料来源:《侯家营文书》，A－13－15，吉林省辽源市仪表仪器材料厂来信，1978年4月1日。
在销售产品的阶段，侯家营的工厂获得了一些利润，却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体现在销售渠道比较狭小。农民主要利用各种村外关系打开销售的渠道，但在村中拥有工厂发展可资利用的关系资源的人很少。拥有关系资源的人不是交往较广的干部，而是相对普通的村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关系的广度和深度，加大了维持和发展这些关系的难度。村外关系对乡村对外经济交往活动的成败有直接的作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乡村经济交往的方向。
尽管遭受了一些挫折，但侯家营通过开展队办企业，向乡村中引入了一些新技术，一些村民初步掌握了工业技术。在购进销出的交往活动中，乡村扩展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获得了一些收入，对村内的生产、生活有一定促进作用。对负责对外联系业务的村民而言，他们在开展业务的过程中得到了外出交往的机会，从中获取了个人发展的关系资源。在工厂业务中获得的经历、经验之于他们是新鲜和积极的，而由于他们缺少经验，导致经营不善等失误，乡村的工厂为此付出了最终关闭的代价。在这个过程中，集体的事业为个人的冒险承担了风险，而个人则在为开展集体事业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中得到了发展机会，便利了集体化以后他们到村外工作、经营等活动的开展。
三 小 结
在公社的体制下，国家掌握了绝大部分资源，市场处于不发达的状态。为了乡村的发展，在获取资源和发展副业经济的过程中，农民通过各种途径、运用许多办法获取所需。在对外经济交往活动中，乡村存在相当程度的自主空间。通过对外经济交往活动，乡村的交往范围进一步得到补充和扩展，交往辐射之广到达了东南地区。在对外经济交往活动中，乡村经济发展成败的关键因素是村外关系，交往沿着村外关系的指向发展，同时也巩固了村外关系，但当影响经济交往的村外关系其深度和广度不足以支持乡村企业发展时，乡村经济遭受了挫折。
集体的积极行动为乡村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利益，同时也为参与其中的个人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在对外的经济交往活动中，个体的力量微小薄弱，常使农民畏缩不前，而在集体承担了风险之后，这种机遇对许多农民而言几乎有利无害。侯家营在集体制时期的对外经济交往活动，从短期效应来看扩展了乡村与外界的联系，从长远发展来看则为个人提供了更多来自村外的资源。在公社解体以后，一些个人获得了更好的发展，而集体企业则再没有崛起。侯家营的集体企业短暂而脆弱，在失败后没能为以后的个体经营发展留下太多可资利用的物质资源，但是集体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人脉资源与经营传统，为改革开放后私企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