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对外交往的相关因素

乡村的对外交往状况，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客观物质和主观条件两方面，客观物质因素主要指乡村所处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主观条件则主要表现为与交往相关的制度上。市场也是乡村对外往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公社时代经历了明显的变化，本章也将描述和讨论这种变化对侯家营带来的影响。

一　地理和交通

乡村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对交往产生直接的影响。侯家营位于华北平原东北部，是河北省昌黎县泥井镇下辖的行政村。纵贯县境的抚(宁)昌(黎)乐(亭)公路从村西穿过，村庄北距县城约9千米。昌黎县位于京哈铁路线上，处于唐山市和秦皇岛市两市之间，到华北的天津、北京以及东北的沈阳等大城市相当便利。周围的县份分别是抚宁、卢龙、滦县、滦南和乐亭，通过铁路和公路均能到达。

传统社会中，乡村出行以步行为主。民国时期，昌黎城关地区开始出现了人力车、自行车，但广大乡村仍然缺乏现代的交通工具，农民也仍靠双脚走动。1949年以后，“六十年代，双轮手推小胶车代替了独轮车。七十年代，各社、队相继购置中、小型拖拉机或拉人或运物”^[128]。侯家营在公社时期没有购买过拖拉机，但在60年代初购买了胶轮车，主要用作运输工具，偶尔会使用胶车接送干部开会，也曾使用牛拉的胶轮车送急重病人前往医院(陈百林、侯淑菊，08－07－26)。当时村里的人们对外交往的交通手段主要是步行和乘车。

县内的外出活动以步行为主，侯家营虽然处于昌黎县较中心的位置，与县境内的一些地区也仍有几十公里的距离。当时任村主任的侯永深，带着抱怨地回忆起他步行到靖安开会的事:“我那回上靖安七十里地，开一天会，回来都得走回来。都没交通工具的。”(侯永深，07－11－22)到昌黎县办事，有时也使用自行车，在县城内停车需要存车费，当时的价格是一辆车3分，凭着存车费单据回村可以报销^[129]。

到县外活动一般乘坐汽车或火车，在会计的凭证中能看到大量外出的汽车、火车票。个人出远门主要依靠火车出行，往东北方向出行的较多。“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外出跑“盲流”的村民就乘坐火车前往沈阳、锦州等地。村民刘斌相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黑龙江省依兰县看望自己出嫁的女儿，乘坐火车需历时两天两宿才能到达(刘斌相，08－07－26)。在集体外出人数较多的情况下还曾采用包车的方式，1972年7月侯永深等6人去邻近的迁安县小王庄、唐庄子、夏官营参观，包用乡镇的汽车，花费了2.40元^[130]。

现代交通工具的引入、生产队购买了胶轮车，改变了农民只能依靠步行外出的状况。外出交通手段的丰富，为对外交往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使公社时期的农民能够进行交往的范围大大不同于传统的农民。

二　外出的制度

关于对外交往相关事项的规定，是外出活动的重要内容，是交往活动的制度保证。外出制度主要包括因公外出和私人外出两类，因公外出部分主要规定了差旅补助，这种差旅补助有周密详细的规定，需要外出人员严格遵守，以保证外出工作的正常进行。

县、公社下达到乡村的文件均有涉及外出活动的内容，需要侯家营的干部们和相关外出人员认真学习，有的时候“每一个礼拜、一个月得学习好几回”(侯振元A，07－11－24)。根据文件精神，由主要的领导班子制定本大队的财务管理制度，外出报销制度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约束外出的费用、外出的方式以及时间。为了控制外出活动中的铺张浪费现象、压缩非生产性开支，这是必要的财政管理制度。

在1965年、1975年、1979年三份侯家营关于外出报销制度^[131]的文书中，对外出的补助费用有明确的规定，主要根据外出的距离远近、时间长短进行不同程度的补助，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却有一定出入与变通。1965年的制度规定在侯家营所属的泥井公社范围内办事不予补助，但从具体的传票中可以发现，到公社开会每人每天均可补助2～4角^[132]。据侯永深回忆，到泥井开会，不超饭时没有补助，超过饭时需在公社用饭的补助一定饭费(侯永深，08－07－27)。到昌黎县城出差不过夜每人可补助5角，在昌黎过夜或到邻县开会补助8角，针对这个范围的外出报销制度保持了一定的连续性，实际操作中除了少数情况，也通常照此办理。针对到县外大中城市开会的情况，1975年的制度中规定补助为1元，但大多数情况下每人每天补助1元2角。

补助除了现金外，还有粮票，根据情况适量补助。在县里开会补助粮票多为一人一天半斤，即补助一顿饭。由于集体已经为外出人员提供了补助，报销食宿，因此若在外出活动中获得收入，如在县及县级以上单位开会所得的工资，必须交回。粮票补助随不同的时期、政策有所变动，据公社时期长期担任会计的王兴巨回忆，1962年以后粮票补助就没有了(王兴巨，08－07－27)。

制度中还涉及外出的一些具体事项。距离乡村很近的范围，如十华里，一般不允许在外食宿。在前往较远的地方时，制度对住行的规格有限制，“车必须是硬席客车和公共汽车，住店必须是普通房间一铺一盖”^[133]。外出应该简便从事，杜绝铺张浪费的行为。

在一些外出活动中，代表集体外出的人为办事花费了相当数量的请客送礼费用，这项费用在制度中未发现允许报销的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只要是因公办事，报销常常得到默许。据王兴巨回忆，为了能办好事，免不了请客送礼，只要账目收支平衡，没有贪污现象，上边查账也不管(王兴巨，08－07－27)。在1965年“四清”运动中，经查账发现1963年村中派人到各地买胶车，在上海开支的370多元饭费未有一张单据。经了解情况得知，当事人孔宪章与侯元强为顺利买到胶车，除了正常开支外还有其他费用，其中有孔宪章招待两位帮助买胶车的客人所花的食宿费用。在塘沽同样为了买胶车，孔宪章付给一位客人100元作为代买的费用。这些非正常的开支得到了允许，进行了财务报销，而“四清”查账时在了解情况以后也默认了这样的行为^[134]。

除了对外出办事的补助有规定以外，1975年的制度还对运输拉脚的补助进行了规定:“去昌黎补0.50元，拉石头0.60元，拉脚0.80元。”还提及对社员运输用车、探亲用车的收费，出事故的处理办法等事项，由此可见，当时这样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个体村民在需要外出运输和探亲的时候，只要有支付能力可以有偿借用生产队的车，社员与生产队通过用车产生了买卖交易关系，但交易要求的价码较高，个人用车外出活动须按规定交纳现金，还要扣除一定数量的工分。

对于个人的外出，公社制度控制得较严。普通村民的外出不受限制，但需向生产队长告假，简单的口头告知得到批准即可，私自外出视为旷工(侯永深，08－07－27)。而据王兴巨回忆，他到东北探亲无需请假，说去就去了，不上班只是损失工分，请假外出只有“四类”分子才需要。不过由于工作在身，外出时间也不能过长，三五天就回来(王兴巨，08－07－27)。被划为“地、富、反、坏”的村民按照规定，外出必须向治保主任请假。作为“四类”分子之一的刘斌相，在“四清”中由于不满意工作队将自己的家庭成分上升为富农，没有请假，偷偷跑去唐山上访。到了“文革”结束的1976年，他通过请假，获准离村十天，前往黑龙江依兰县探望新嫁往当地的大女儿以及家在当地的二姐，虽然需要请假，但刘斌相表示，当时的管制并不很严，只要申请常能得到批准(刘斌相，08－07－26)。“文革”结束后，所有村民一视同仁，原来的地主、富农子弟，如刘小训、侯得权等人也都得到参与生产队外出拉脚运输的机会(侯振春，07－11－24)。也有人利用外出探亲的借口离开村庄，村里有一位女性借探亲的名义，实为投奔亲戚，后来就嫁在当地，没有再回来(侯振兴，07－11－21)。

虽然有严格的规定，但外出的制度对因公外出活动提供的主要是支持，参与交往的人不仅不会被认为是农业生产的损失，还能获得物质的补偿。为了保障集体生产的有序进行，对个体的对外交往活动并不鼓励，但只要在制度允许范围内，也不会强行限制外出活动。

三　市　场

1949年以前，侯家营村民对外交往的主要活动是工作谋生和市场交易。当时，有许多村民外出工作、经商。侯家营土地贫瘠，产量不高，而且容易遭受水灾。东北是村民外出谋生的主要地区，从“四清”时期的《侯家营大队阶级档案》中可以看到一部分村民在1949年以前的经历，当时到沈阳、绥中、锦州、哈尔滨等地的人很多，这与出行时的交通状况有关，当时侯家营所在的昌黎县到这些地方均有铁路可以到达。务工流向还与当地有无熟人相关。侯大儒因其父在东北长岭，十几岁即去父亲那儿学生意(侯大儒，08－07－26)。在侯振兴10岁时因为家乡发大水，全家人前去投奔在辽宁北镇县做买卖的父亲(侯振兴，05－07－26)。还有少数人到较近的城市工作，如秦皇岛等地。

外出工作经商的村民毕竟人数有限，而离乡村不远的市场，成为普通村民们可以经常进行村外交往的场所。市场对乡村居民的交往意义重大，不仅体现在市场是农民赖以买卖交易的场所，还体现在市场为他们提供了交流、娱乐的全能。各类集镇是乡村经济社会生活的中心^[135]。

1949年以前，根据满铁惯行调查，泥井集是距侯家营最近的集市，也是村民们最常去的集市，集期是阴历初二。除此以外，周边地区如施各庄、刘台庄、团林等地的集市，村民们有时也会去赶集^[136]。昌黎县城的集市是这一地区的中心集市，集期为五日、十日，是侯家营村民们最为倚赖的市场。

1949年以后，除了在特定历史时期被短暂关闭之外，泥井和昌黎的市场都长期存在，但市场的内容经历了变化。公社化之前的市场主要体现为传统市场的延续，可以买卖的物品并未受到限制，市场交易仍然比较活跃。公社化之后，农民个人生产的产品大大减少，还因为大搞集体、吃公共食堂等，造成农民对市场的依赖程度急剧下降，市场还曾一度被取消。1960年随着中央《关于农村工作十二条》指示下达，城乡集市贸易市场逐步恢复。1961年，昌黎县恢复了市场，当时的调查报告中显示，市场上集体产品的比重逐渐增大，集体通过市场进行交换的行为占了交易量相当大的比重，而农民个人交易的产品主要是鸡蛋、柴草等^[137]。“文化大革命”时期，市场的功能进一步被削弱，还曾出现“赶社会主义大集”的现象，生产队和农民只能将产品交售给供销社。

农民们都乐于赶集，20世纪50年代，在公社化之前，农民还常去赶集(侯大儒，08－07－26)。但在公社时代受制于集体出工的制度，他们没有时间逢集必赶。而且，当时的农民家庭中可以掌握的现金数量很少，市场出售物品的种类、价格等因素也成为制约他们常去市场的重要原因。不同于因公外出有相关的补助，个人外出的花销完全由个人支付。在一份关于侯永庆的调查报告中我们发现这样一句话:“1970年5月一天下雨社员们在队里呆着，议论去昌黎买薯秧子，吃饭没粮票、钱票。”^[138]农民手里没有什么现金，能分到的票证也不多，在无法支付外出开销的时候，农民们只能选择不外出或者少外出。农民家庭的日常用品更多地依赖国家的供销社系统，泥井有公社的供销社，村里还设有代销点，村里人也称小卖点。从会计凭据中代销点上报损耗物品可以看出，代销点里商品种类比较丰富，有油、盐、酱、醋、水果、面包、点心、鱼等食品类，也有农药、药品^[139]。村民侯大儒说，当时的供销社里啥都有(侯大儒，08－07－26)。这些物品已经基本可以满足当时农民个人和家庭的需要，市场在很多时候成为无力也无需去的场所了。

公社时期，由于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和票证制度，正规市场上出售的商品种类受到一定限制，个人的产品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也受到政治的压力而无法出售。在控制较严的时期，外出卖东西需要大队开具的资产证，证明确是出于生活所需，而非盈利目的方可经营(王兴巨，08－07－27)。在这种情况下黑市的出现有一定的必然性，尤其在市场无法开放的时期，黑市交易比较活跃。黑市并没有固定的地点，人们或者在正规市场上，在自己可以合法出售的商品旁边夹张小票证出售，在人们询问起的时候可以提供正规市场不许出售的商品，或者找隐秘的地点，凌晨或者天黑以后交易。一些村民或为生计所迫，或为出售余粮，天黑以后背上粮食就往昌黎县城走，地点很多，可以在“昌黎东门外电线杆子跟前那胡同”(侯永深，08－07－27)，也可以在旅店、大车店等地(刘斌相，08－07－26)。村民刘淑华向我们描述了村里人起早去昌黎县“人家胡同”卖粮食的经历:

这一回到县城是二十里地，那阵儿都是来走的啊，就是以后了，兴啥了，兴种土豆了，家家都挑着担子上昌黎县城卖去啊，家里啥的黏米啊，就那个黄米吧，分的黍子，分的，完了就攒着，舍不得吃，卖两块钱呐，就上昌黎县城卖去，偷着，那有个人家胡同，我总记着，起早去。(侯元祥、刘淑华，08－07－29)

在正规市场进行交易的单位，主要是各个生产队，生产队的牲畜、鱼、菜、猪等产品都会成为市场交易的商品。但集体的交易行为，也受到一些行政的限制。外出购买牲畜、机器等较大宗商品时，都需要有介绍信。如购买生猪，“本县□□办必须有大队介绍信，去外县买有公社信，不准串村收购”^[140]，以此控制生猪外流，保证对国家和本生产队的供应。在通常情况下，侯家营在本县内市场上的交易仍然比较顺畅，牲畜、鱼、木材等商品交易次数较多，而到县外市场进行购买的大宗商品，主要是大牲畜。

昌黎县内的大牲畜交易主要在县城的集市，离侯家营最近的泥井集市上也有少量的牲口交易(刘斌相，08－07－26)。昌黎县的大牲畜市场一直不发达，还多次被关闭。1962年随着昌黎市场的重新开放，大牲畜市场也恢复了，但由于县内市场的规模、价格等因素，县内的生产队还是主要依赖唐山的大牲畜市场购买牲畜^[141]。在1974年，由于检疫问题无法解决，昌黎县关闭了“文革”期间才恢复不久的大牲畜市场，大牲畜的交易只能通过县属生产公司进行调剂，或一年进行三到四次的大牲畜交流会，在县内各生产队之间进行牲畜的余缺调剂^[142]。由于昌黎市场规模小，而且不稳定，在县内购买的牲畜主要来自县供销社的供应。据曾任大队长的侯永深回忆，县社从东北辽阳、朝阳批量购来牲畜，通知各个生产队，有需要的就可以到县社去挑选，牲畜明码实价出售，价格略高，而且可选择的范围也小(侯永深，07－11－22;侯永深，08－07－27)。

为了买到更便宜更好的牲畜，生产队要派人不辞辛苦地到县外市场去购买。在河北省内，曾去过滦县、唐山(侯振元，07－11－24;侯永深，08－07－27)。在“四清”时期的查账总结中，可以看到，1961年大队到唐山买了牛、马各一头，1962年又买了三头驴^[143]。河北省外，到东北买牲畜的情况较多，在与当时曾参与牲畜购买活动的村民访谈中，辽宁的阜阳、兴城东辛庄都曾被提起。最常去的是绥中的大牲畜市场，据村民侯孟春回忆，绥中距离昌黎县城120公里，那里的牲畜比较便宜，一匹马比昌黎市场少50块钱(侯孟春，07－11－23)。关于物价的信息通过市场传播，当时的村民主要在昌黎市场上获知这些消息，之后循着消息前去购买，有的时候信息滞后或者不准确，农民们去了东北之后并没有好的收获，也不得不空手而归(刘斌相，07－11－22)。

当时，村民们乘火车前往，购买到牲畜之后则要一路赶着牲畜走回来，侯孟春给我描述了一次他在回程中的辛苦经历:

200多里地，走不了了，走半截儿。那阵儿我当会计，我说你牵着走，我搭个车。那人他牵着走，骑也没法骑。我搭的，公路上，那是205国道，北边的大国道，没啥汽车，那阵儿马车，汽车很少，搭的马车，空马车多，坐一道走。走到这边了碰到一个军队的摩托车，我一晃手，那是带挎斗的，我说走不了了，咋样的，他说你上来吧，往这边带了有二十里地，一点儿一点儿的，后期到那边住店，到秦皇岛住店呢，住两次店，到秦皇岛回来还得走三天。到秦皇岛住店呢就碰见我们这儿的车，碰见昌黎县的大马车也在那边住店，后来马拴在它那个车后头，我们就坐车回来了，到东边那个大豁口，现在那个大豁口，就离我们这儿近点，十几里地了。这样去过一回。(侯孟春，07－11－23)

侯元勤上临近的滦县买牛也同样艰难:

侯:那个年头，他妈的，现在了眼不前的。我上午10点多钟到那，夜里12点把牛赶家来了。赶着来。

何:赶着回来?

侯:可不赶着回来。买马去就牵着马来。那年头正犯口蹄疫，运马到大车店大车店不搁，提桶水提桶水不给，说口蹄疫。我们是晚上3点回来，到山海关。赶早就到家了，牵着马。(侯元勤，07－11－24)

侯家营到上一级的市场，甚至远方的市场上购买牲畜，在不计人力成本的情况下，外出到县外市场的花费低于县内外市场的差价，因此这样的行为是经济的。在当地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为了自身需求，公社时代的侯家营，同样追求更合理的消费。

公社时期的市场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受到诸多限制，侯家营进行交易的环境并不是自由畅通的。由于市场上产品的匮乏以及供销社成为日用商品的主要流通渠道，村民们通过市场进行的买卖行为很大程度上被缩减了，有的受访村民甚至否认当时还有赶集的行为(侯元祥、刘淑琴，08－07－29)。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成为了这一时期市场交易的主体，只有少数人能代表集体外出交易。这一时期的市场，原有的娱乐、休闲功能也被削弱，带有盈利性质的娱乐形式被取消了，公益性质的演剧等活动也在紧张的政治高压下消失了。村民们忙于生产，没事也不去市场上溜达，侯家营村民们通过市场实现的对外交往减少了。但通过对侯家营文书以及田野资料的解读，我们仍能从中发现在市场以外，公社时代侯家营的许多对外交往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