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小结

在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转型和巨变的历史情境下，乡村社会的变迁和发展无疑是值得关注的一大主题。虽然影响乡土中国现代化和社会变迁的因素是错综复杂的，探讨人口变迁对乡村社会发展的影响只是提供了一个相对单一的逻辑关系，但因为人口变迁与村落本身的经济、社会结构和文化及其变迁密切相关，因而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是较为复杂的。从人口变迁的视角可以透视乡村社会变迁的某些特点和趋势。

一　国家、市场和村落传统与婚姻、家庭和人口自然变动

侯家营作为华北乡村的一个普通村落，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社区。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华北村落一样，在影响村落婚姻、家庭与人口自然变动的诸多因素中，国家、市场等外部嵌入因素与村落自身传统的作用及其互动关系最值得关注。

自60年代以来，侯家营村的核心通婚圈基本上是稳定的，反映了村落传统姻亲关系的历史延续性，但国家权力的介入也对村落传统的婚姻生活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户籍制度的隔离效应下，形成了城乡二元通婚圈。在政治运动的浪潮中，不同“阶级”之间也出现了某种婚姻隔离。新的婚姻立法和婚姻自主原则的倡导，一系列政治运动对传统家族组织和权威的冲击，推动了“同宗不婚”的传统婚姻习俗的破除。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实施的婚姻法严禁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早婚、私自结婚和未婚同居等习俗，与乡民传统的婚姻观念发生了直接的冲突。贫下中农出身的党员、干部本来应是党移风易俗、在基层社会贯彻新婚育政策的政治中坚，但一些党员反而作为传统婚姻习俗的鼓吹者而走到了党的政策的反面，反映村落传统的强韧性。大队干部在给公社开结婚登记介绍信时，在婚龄把握上也有相当的自主性。在国家政权基本上实现对村庄强势控制的同时，村庄作为被支配者也从未完全丧失其自主性。集体化时代终结后，国家权力逐步部分地从基层社会撤出，不再过多地干预私人生活领域，其政策重心由婚姻治理转向了生育控制。

在家庭形态方面，国家权力的影响依然是重要的。经济集体化对家庭经济功能的弱化，政治运动对家族组织的冲击，家庭成员地位平等观念的倡导对父权家长制的削弱等等，都促成了复合家庭和直系家庭的裂变及核心家庭比例的进一步上升。

生育率作为影响村落人口自然变动的第一大因素，也受到国家政策、农业现代化和经济市场化、村落传统生育观念等的复杂影响。70年代初，侯家营就开始实施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这一政策的作用下，村落人口生育类型逐渐从多育型向政策性少育型转变。在国家贯彻计划生育政策时的奖惩制度和思想宣传教育、农业现代化对男劳动力需求的降低、经济市场化、男性在婚姻市场中的弱势地位以及由此造成的养育男孩的超强经济负荷等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村民传统的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也逐步转变。二胎化的生育模式基本上为村民普遍接受，部分村民甚至选择了只生育一个女孩的全新生育模式。村落人口的生育模式逐渐由政策主导型向经济和观念主导型转变。

相对于生育率，死亡率受国家政策的影响并不那么显著(1958—1961年的特殊时期只是一个极端的反面例子)。在降低农村人口的死亡率上，国家并未给予像降低生育率那样的特别关注。经济集体化虽然使所有的农村人口都有了生存的保障，但由于集体经济的贫困，农村医疗条件的改善受多方掣肘，当时的合作医疗只能为农民提供简单的疾病预防保障和基础护理。村落人口死亡率更多地受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生态环境和卫生条件等的影响。

二　劳动力流动与乡村社会发展

农村劳动力流动包括地域流动和职业流动。农业劳动者不断从农业社区流向城镇和发达农村地区从事第二、第三产业，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内涵和发展趋势。民国时期，村民大批到近代化的东北工商城镇从事非农职业，反映了华北农民对城市化、现代化的某种不自觉的适应和选择。但这些外出务工人口最后大都回流村庄，从事非农职业的收入又转化成了土地和房产等传统财富，并没有推动乡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发展与转型。这反映了在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农民适应和选择现代化的目的还是为了维系传统的农业生产和生活方式。

建国后由于户籍及其配套制度的成功实施，农村人口逐渐失去了自主择业和自由流动的权利，被牢牢束缚于土地上。村落人口由农业流向非农、乡村流向城市只能通过有限的几条官方渠道实现。国家对乡村的强控制损害了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和城市的协调发展。80年代以来的改革逐步废除了计划经济时代对农业劳动者的极端限制，他们不仅获得了集体土地的长期使用权和生产经营自主权，而且重新获得了自由迁徙到城市去谋求非农职业和收入的权利。户籍意义上的农民基于不同的职业经济收入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化。由于乡村经济市场化带来的发展机遇，侯家营村民都努力在责任田之外寻找各种增加家庭经济收入的赚钱门路。只有给农村社会松绑，给农民自主经营、自由择业和迁徙的权利，才能激活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农村经济社会重现生机和活力，促进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协调发展。

本章比较详尽地勾勒了20世纪40年代以来侯家营村的人口变迁及其与村落自身及外部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变迁的内在关联。“尽管没有任何其它村会走完全相同的道路，但许多村却是朝同一方向前进的。”^[127]虽然，推动中国社会变迁的力量同当地历史、环境与文化相结合，使侯家营村的人口变迁呈现出自身独特的进程，但本章的研究所揭示的侯家营村40年代以来人口变迁的图景，或将有助于理解华北农村半个多世纪以来人口与社会变迁的进程、特征和规律以及21世纪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