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村庄人口概况

从村庄人口现状看，2005年7月底侯家营村共有居民235户，785口人，其中男性为383人，女性为402人，分为侯、刘、王、陈、叶、齐、戈、郭、张、耿、池、秦、田、于、曹、孔、韦、卢、赵19姓。如其村名所示，村落居民以侯姓为主，共146户，约占总户数的62.1%;刘姓28户，约占11.9%;王姓15户，约占6.4%;陈姓12户，约占5.1%;叶姓8户，约占3.4%;齐姓、戈姓分别为4户，各占1.7%;郭姓、张姓分别为3户，各占1.3%;耿姓、池姓分别为2户，各占0.9%;秦、田、于、曹、孔、韦、卢、赵姓分别为1户，各占0.4%。侯、刘、王、陈、叶5姓共占88.9%，其他14姓合占11.1%^[1]。这种侯姓为主、多姓聚居的宗族结构，对村落政治、婚姻有重要影响。

从村庄人口历史变动看，附表6.1及图6.1反映了侯家营人口总量的变动及其趋势，时间跨度从2005年一直可以追溯到1942年。中间个别年份数据缺失，但基本可反映20世纪40年代到21世纪初村落人口总量变动的大致趋向。

图6.1　1942—2005年侯家营总人口变动

资料来源:根据附表6.1“1942—2005年侯家营户口统计”数据绘制。

侯家营人口总量变动的总趋势是不断增长，可分为建国前和建国后两大阶段。建国前1942—1949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3.56‰，建国后1949—2005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2.11‰，建国后人口增长的速度比建国前低1.47个千分点。中国大陆人口在1949—2003年半个多世纪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6.23‰^[2]，侯家营人口同期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1.78‰，比全国低4.45个千分点。

建国后人口总量的变动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949—1958年人口增长比较迅速，年平均增长率为46.08‰，比建国前的13.56‰高出32.52个千分点，反映了和平的社会环境、农村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传统“多子多福”和“传宗接代”的生育观等对人口增殖的刺激。1958—1961年年平均增长率为－43.53‰，人口增长出现了一个极大的波动，反映了大跃进造成的农村经济极度困难对人口增长的抑制^[3]。1961—1987年人口增长跃出低谷，持续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为18.66‰，并在1987年达到1942年以来全村总人口的峰值849人。1961—1969年人口增长比较迅速，年平均增长率为42.60‰，人口在大饥荒后出现了一个补偿性生育，但增长速度还是低于建国初期的水平。1987—2005年人口增长势头转变，总人口呈逐年减少的趋势，年平均增长率为－4.34‰。这既与计划生育政策在乡村社会的有效贯彻，促使人口增长类型向低出生、低自然增长类型转变有关，也与大中专教育的日渐大众化、社会流动加剧等因素造成的村落人口非农化趋势逐渐增强有关。

以上只是对侯家营1942年以来全村总人口变动的一个粗略的、概括性的分析。总人口的变动由两个因素引起:人口的自然变动，人口的流动迁移。人口的自然变动包括人口的生育和死亡两个方面。人口的生育维持着人口再生产，使总人口呈增长的趋势。人口的死亡维持着人口的新陈代谢，使总人口呈下降趋势。人口的生育与死亡既是一种自然生理现象，也与人口所处的社会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和文化、医疗卫生条件、生态环境等密切相关，受其影响和制约。人口的出生和养育又是在家庭内实现的，与婚姻、家庭的变动密切相关。村落人口的流动迁移同样受村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社会制度、自然生态环境等的影响制约。这不仅会造成村落总人口的变动，而且是村落与外部社会进行经济、文化信息等交流和互通婚姻的重要媒介和渠道，对村落有深刻的影响。下文将从人口自然变动和流动迁移两个方面，分析引起总人口变动的种种社会和自然生态环境因素，及其对村庄造成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