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村民的收入和消费

收益分配状况对农民的收入和消费都有着重要的影响。除了具体的收益分配方式和原则之外，收入和消费状况也具体体现了收益分配的结果和影响。

一　农民的收入情况

分配会对消费产生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第一，分配决定了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比例，从而制约着消费的总水平。第二，分配方式直接决定社会公共消费和个人消费在整个消费中的比重。第三，农户的消费水平受到分配的影响和制约^[136]。集体制和承包制时期不同的分配方式，决定了农户手中可支配现金的数量，进而影响了消费的方式和结构。

集体制时期，农民的现金收入来源主要有:生产队在年终分配时分的现金，社员自留地上的收入，从事其他手工业、饲养业等副业的收入。上文已经分析过，生产队分给社员的现金几近于无，农民想要得到现金收入，就必须从自留地或其他副业着手，家庭副业就成为农民现金收入的最重要来源。但是，由于国家控制了绝大多数剩余农副产品，并且在很长时间内关闭了集市贸易，使得农民无处销售自己的农副产品，被迫在“黑市”上出售剩余的粮食，以获得现金收入。后来国家逐渐放宽了限制，农民才有了一线生机。

农民充分利用了自留地的资源，粮食不够吃的家庭，利用自留地种植一些高产的粮食作物。勉强可以粮食自给的家庭，就在自留地上种一些经济作物，目的是换取现金收入。另外，几乎每家每户都养牲畜，包括猪和各种家禽，这些并不是为了食用，而是同样用于换取现金。当时的加工业和建筑业等副业，都是以生产队或大队名义进行的，其收入也算进生产队的收入中去，不能算作农户单独的现金收入。因此，集体制时期农户的现金收入十分有限，基本上仅能满足其日常需要。一遇突发情况，农户就需要从公社的信用社贷款，到年终分配时再还清，并且时常出现长期拖欠贷款，最后不了了之的情况，或者是向生产队借款，提前支取自家每年的现金收入，这样的家庭在年终结算的时候往往成为“超支户”(侯振元、侯振春，05－07－26)。

到了承包制时期，农户逐渐获得了生产的自主权，并成了分配的主体，收入的主要部分归农户自主支配，交给国家和集体的部分所占比例也逐渐降低，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再加上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农户的农业收入也随之提高(侯百顺，01－07－31)。另外，农民开始广泛从事其他副业，总收入不断增加。

二　农民的消费

农民家庭收入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消费状况。在集体经营时期，农民家庭收入有限，对于消费的作用主要以限制为主，而到了家庭经营时期，农户收入情况的变化促进了消费的变化。

(一)集体经营时期的消费

大公社时期开办了公共食堂，取代了农户家庭的消费职能，直到公共食堂解体，家庭才恢复了消费单位的地位。集体经营时期物资短缺，此外，与国家对贸易的管理相呼应，政府对于主要农产品实行了包括对消费者的供应在内的直接管制^[137]，农民收入与农民消费受到制度的严重压制而长期得不到改善。许多生活必需品都实行配给供应，集体的收益分配是满足劳动者各种消费需要的直接来源。村民的消费结构，除受生产力、分配、价格制度制约外，还受到村民消费偏好的影响。在乡村传统文化浸润下形成的消费倾向以及外来消费文化的冲击，是制约村民消费偏好的两大因素^[138]。

由于农民手中掌握的现金数额极少，决定了公社组织内农户的消费水平长期处于低水平徘徊状态，他们的消费以自给性消费为主，基本局限在满足生活需要方面，包括吃穿、孩子上学以及婚葬等费用，极少娱乐花费(刘小利、刘淑玲夫妇，05－07－26)。居于消费支出前列的是食品和衣着，其中食品又占绝对比重(刘小利、刘淑玲夫妇，05－07－26;侯振元、侯振春，05－07－26;侯永成，05－07－27)。吃的方面，基本自给的农户，购买的只是一些调味品。口粮不够吃的农户，则需要到黑市上购买粮食。穿的方面，衣服的使用时间很长，农民很少添置新衣。住的方面，村民微薄的收入只能维持最基本的吃、穿、用，而根本无力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由于无力进行储蓄，农民们很少修建新房，至多返修旧房，许多农户常年住在一所破房子中。行的方面，大多数村民的活动范围基本局限在村内和邻近的泥井。在娱乐消费方面，大队经常组织放映电影，请人演戏^[139]，农民个人的娱乐消费很少，大多数都是在集体活动的框架之内进行(刘小利、刘淑玲夫妇，05－07－26)。如遇家庭成员结婚或者生病这样大的开销，就需向信用社借钱，或者预支自家账户上的现款(刘小利、刘淑玲夫妇，05－07－26;侯永成，05－07－27)。

在集体经营时期，国家实行的是鼓励积累、限制消费的政策，抑制了农户把资源分散到无关紧要的用途上^[140]。但是，借助公社的力量，国家还是扩大了公共卫生保健和教育，这些服务的供应量有所增加，教育和医疗等各种服务延伸到乡村一级。社员在子女教育方面的花费较少，主要是政府在普及义务教育的同时，也降低了教育的相关费用^[141](侯振元、侯振春，05－07－26)。政府从60年代开始在人民公社三级组织内普遍设立了面向全体社员的公共卫生保健制度，以极低廉的成本维持了整个乡村公共保健制度的有效运行^[142]。农民个人和农村集体经济在一定范围内共同筹集合作医疗基金，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患病时所需要的医疗费用，由合作医疗基金组织和个人按一定比例共同负担。社员生病，可以在本大队的赤脚医生处治疗，治疗费用和药价都很低(叶盛榜，05－07－30)。合作医疗制度使收入很低的社员也能享受到医疗服务，减少了社员在这方面的支出。教育和医疗的普及，提高了社员的消费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集体经营时期收益分配制度的不足与缺陷。

(二)承包制时期的消费

农民手中现金的增多，使得农民可以更加自由地购买各种需要的产品，消费范围大为扩展。农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受制于三大因素:一是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二是传统的消费习惯，三是城市消费文化的影响^[143]。在承包制时期，农民基本上摆脱了长期在生活消费上的不足状态，商品性消费逐渐上升。在整体消费结构中，用于食品消费的绝对量有提高，但在整个生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有逐渐下降的趋势。衣着、燃料的支出数量有增长，但在整个支出中的比例基本保持不变。住房开始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一消费倾向具有“补偿消费”^[144]的特性。日常用品和文化生活服务支出的消费有所增加，表明农民也开始注重生活质量。食物消费在全部消费支出中，仍占主要比例。具体来讲，吃的方面，农民更多地购买各种满足温饱需要之外的食物，从事种植业之外的行业的农户，开始购买各种粮食。穿的方面，种类和档次都相应提高，使用周期大为缩短。住的方面，80年代出现了一个建房的高潮，许多农户有实力新建住房。行的方面，自行车成为普遍的交通工具，一些农户已经有了汽车，农民也不再被严格限制在土地上，可以较为自由地离开村庄，旅游消费也开始出现(侯振元、侯振春，05－07－26;叶盛榜，05－07－30;侯大义，06－04－18)。交通通讯和医疗保健在村民消费支出中增长很快(叶盛榜，05－07－30)，反映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农民的流动性趋于增强以及对健康状况的日益重视。高层次消费需求结构中，农村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的消费支出增长率远远低于其他几项，其现实原因主要在于农村缺乏与家庭设备消费相配套的公共消费环境^[145]。

这些变化，主要是收入和分配的变化引起的。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分配的自主灵活，都使消费迅猛发展，同时，更大更丰富的消费需求，又反过来促使收入迅速增加。生产、分配、消费，连接了完整的再生产过程，在经济运转过程中发挥着自身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