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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新型家庭副业的发展带来了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农村经济面貌日新月异。在华北农村，种植业以外的多种经营在原有基础上出现快速成长，副业在农民经济收入中的地位大幅度提升，传统主副业之分受到挑战。经过三十余年的探索，华北农村的“副业”正逐步实现从“附业”到“富业”的现代经济转型，正有力地推动着农业现代化进程。

改革开放之后，各种政策的调整与落实、经济体制的变革、各种限制的松动与消失，为农民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与聪明才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农民开始了自己的奋斗。副业是农民的首选，无论是养殖、外出务工还是经商，从统计数据上看副业收入节节攀高，可见副业成为农民们发家致富的行之有效的道路。下表是改革开放之后侯家营村经济收入的统计表，改革开放初期的副业生产，尽管有所波折，但起伏不大，成为种植业收入之后农民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并且有与种植业平分秋色的趋势。传统意义上的副业，无论内涵还是在农村经济中的地位，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资料来源:本表数据均来自《侯家营文书》以下文件:A－7－21，农村经济收支情况统计，1986年;A－7－29，1987年农村经济收支情况表;B－2－10，1978年人民公社收益分配;B－2－11，1981年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收益分配表;B－2－13，1979年人民公社收益分配;B－2－22，1983年农村经济收益分配报表;B－2－26，1980年年底报表;B－2－27，1984年农业专业户基本情况调查表。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经济逐渐开始了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传统意义上的副业在农民经济收入中的地位快速提升，另外大量新鲜的生产活动不断涌现，逐渐成为农民发家致富的“富业”。这一系列变革的产生，离不开政策的支持。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共中央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农村的政策，若干中央文件拉开了农村经济与社会改革的帷幕^[63]。

一系列突破性政策的颁布，宣告了国家关于农村改革的决心，并从农业、金融、信贷等方面开始了改革的进程。更重要的是，国家放宽了对市场的控制，为农村经济注入了活力，农民有了自己选择的权力。此时的侯家营村出现了以私人企业、专业化养殖业、大规模外出务工等为代表的新型副业。从下表可见，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侯家营村新型副业生产在曲折中成长。延续改革开放前副业发展的势头，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该村新型副业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超过20%。在80年代前期，新型副业发展出现了波折，这是农民在新的市场条件下进行尝试和探索的正常遭遇。1985年，国家对农产品的统购制度进行全面改革，取消了对粮食、棉花的统购，将其改为合同定购，乡镇企业也在80年代中期异军突起，都促进了农村经济从传统种植农业的单一结构转向多部门的综合发展。因此在1985年后新型副业恢复迅猛发展势头，副业收入接近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在这一阶段，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新型副业的增幅高于种植业，呈现赶超的趋势。

资料来源:本表数据来自《侯家营文书》以下文件:B－2－10，1978年人民公社收益分配情况，1978年12月;B－2－26，1980年人民公社全部基本核算单位收益分配，1980年12月;B－2－11，1981年人民公社全部基本核算单位收益分配，1981年12月;B－2－22，农村经济收益分配情况，1983年12月;B－2－27，农村经济收益分配情况，1984年11月;A－7－22，农村经济情况统计表，1986年1月。

改革开放后农村新型副业的快速发展也引发了关于主副业观念的重新思考，新型副业逐渐成为农民的主业。通过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和调整，侯家营村生存下来的社队企业与村民兴办的私人企业都逐渐走上了发展的轨道。90年代，侯家营村村民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利益为目标，自由选择自主发展，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营。村民们在探索富裕之路的过程中，大力推进养殖业、运输业、私人企业、外出务工等多种形式的发展，收入不断提高。

进入21世纪，随着改革深入、经济的稳健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进行，农村收入不断创出新高，其中贡献最大的就是“副业”。从红火的特色养殖到品牌响亮的村镇企业，从覆盖周边地区的运输业到需求旺盛的建筑业，传统意义上农村的副业生产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它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已达3/4左右，锋芒早就盖过了昔日农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种植业，成为农民们提高生活质量的“富业”和具有现代经济头脑的华北农民的主业。

资料来源:泥井镇人民政府统计站，2004—2006年农业统计年度报表，2007年，河北省昌黎县泥井镇档案室藏。

表4.9中的具体数字直观地反映了华北农村经济的飞跃式发展历程。副业收入在农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迅猛增加，展现了农村副业从无足轻重的附属产业到成为农村经济支柱的深刻转变，展示了副业由政府鼓励推广到农民主动参与的变迁轨迹，让人们看到了农村副业的生命力。

改革开放之后，侯家营大队又重新拾起二十年前的“农业六十条”做出发展副业的规划^[64]，各级政府对副业生产的态度也转为积极鼓励，其中对于农民家庭副业生产的限制更是放宽不少。但是旧有的社队企业面临着生存与淘汰的抉择:旧有的市场体系在改变，旧有的生产模式被冲击，旧有的人员安排被打破。适应市场需求的企业，几经改革艰难地生存了下来，不能跟随时代脚步改变的企业被市场舍弃。

(一)社队企业的淘汰与生存

首先倒下的社队企业包括电刷厂、胶垫厂、石棉瓦厂等，这些都是主要面对村外生产销售的相对大型的企业，他们在更新生产技术以及机器、厂房维修经费等方面都面临巨大挑战，没能通过市场的检验，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原因。

侯家营的社队企业由所属的生产大队和小队分别管理，管理者多是生产队的干部，他们是有经济头脑的农民，但是对于企业经营还是生疏的。他们对于企业运营中的生产、销售、运输等各个环节多是一知半解，凭借领导者不了解市场而想当然作出的决策，自然会蒙受不少损失。侯家营村的原书记侯大义提及社队企业倒闭的原因，首先提到的就是经营管理不善:

妻:发到东北去了，光要账，要多少年那个账啊，光要账去要不回来。

侯:最后剩了，剩了不少，(石棉瓦)好几千片吧，不是啊?后头没法了，找了个顾客就，就找了个客户，人家说发去吧!发东北去了那东西。那阵儿孔宪章直接着整的，孔宪章跑外交。孔宪章跑外交整东北去了，结果整东北以后钱当时也没算来。就是这个石棉瓦款当时没给。没给以后要了几回，要了几回也没给，后头据说是咋的呢，是说是还有一部分搁在货栈，是都坏了是咋的了。

侯:以后还管咱们村里要钱，说那儿，都坏那了，都给清理了，占地费啥的，这就是传说了。实际就是那个钱，石棉瓦发走了，始终没要钱呢，现在。生赔黄了。(侯大义，07－11－22)

侯家营社队企业的产品大多是比较简单和初级的加工品，如石棉瓦、胶垫等，这些产品的生产有了生产设备后不需要太多的技术投入，但是需要达到相关的标准以及质量的保证。在“多快好省”的口号下，侯家营村在社队企业中技术人员稀缺的情况下，在短时间内快速引进器械设备兴办数个企业，大多数农民并没有接受过相应的技术培训，便开始操作陌生的机器进行生产，产品质量不能保证。

在社队企业中，有人专门负责拓展销路和对外联络，这被村民们称为“跑外交”。生产队为跑外交的社员提供路费、生活补助以及对外联络所需物资，希望通过他们的努力来增加社队企业的收入，但实际情况令人失望。“跑外交”跑掉了社队企业生存的宝贵资金和最后希望:

侯大义妻(以下简称妻):侯某某(人名略去——作者)跑外交着那阵儿啊，跑没了吧!

侯:现在说都属于诈骗。说给你买这个买那个，啥也买不来。到时候你要账，你追着要账，一要他就跑了，不敢回来了。……坑蒙拐骗的。(侯大义，07－11－22)

生存下来的企业，面临着社会和经济体制的深刻转变，面临着市场竞争的巨大压力，还面临着对未来发展方向的迷茫。改革开放之后加工厂继续存在^[65]，但是加工厂也存在着资金、经营等方面的困难。20世纪90年代初通过估价之后，决定采用招标的方式，经由大队卖给村民经营。1992年，村民齐景方以4600元的价格买下了米面加工厂，自负盈亏，加工厂与大队脱离了关系。侯大义担任村支书的时期亲身经历了这次变化(侯大义，07－11－22):

侯:变成个人的了。他原来加工厂啊，以后不是都实行承包么，加工厂名义上是公家的，是包给个人开的。包给个人开我为啥给卖了呢?他那时候他加工厂亏钱，但是大部分社员他反映呢，他个人挣钱。因为啥呢，他包个加工厂吧，一个是，他这个电费，电费按照照明费大队跟他要的钱。那阵儿照明是四毛五，嗯，动力可能是一块吧。他照四毛五算，加工费个人定。要不后头那阵儿我干以后我说，我定加工费。大队赔钱的话加工费得大队定。这样的话，我是大队我赔钱了，我给大伙赔上了，不能赔给你个人找你个人要啊，对不对?你加工费磨一袋料，要两块，大队兴给你定一块，社员这不就省一块钱么?大队多赔点电，这不给大伙啥么，人家本人不干。我说你要不干咱就，这个地方就全卖给你，折价。他不要，他不要咱就招标了，大队招标。用大喇叭广播了。

近年来，加工厂主要加工米面以及养殖业所需的各种饲料(侯大义，07－11－22)。主要顾客群为村内“亲的近的”村民及经营者的亲戚，周边距离较近的村庄如赵家港等地的村民，也会到侯家营的加工厂来进行加工。但经营者齐景方认为近年来米面加工厂经营状况一般，作为经营者要承担更新生产器械的经济压力，要受周边同类业者的竞争压力，而且伴随交通条件的改善，较远地区的竞争者也开始参与进来。另外，经营过程中还受到同村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影响(齐景方，07－11－23)，生存不易。

(二)农村专业户与个体工商户的兴起

相较于原有社队企业的苦苦挣扎，农民们运用自身特长所开办的新型企业却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尤其是1985年进行了工农商调整改革，为农村多样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出现了众多的专业户。

下表是1985年侯家营村专业户情况调查表，从中可以感觉到农民那雄心勃勃的“非农业”志向和奋斗精神。

资料来源:《侯家营文书》，A－7－22，1985年统计表。

此时的侯家营，不少村民还恢复了传统副业生产，又经营起家传的技艺。村民刘小顺家世代打铁，爷爷原来在泥井铁木社工作，父亲在昌黎标准件厂搞铸造，刘小顺在1987年开了一个铁匠铺，生产铁镐、锄板、三叉等。产品大部分拿到集上卖，按照每年春秋赶集计算，大概能够赶三四十个集，每次能赚20块钱，每年收入700～800元(刘小顺，01－08－02)。

通过改革和调整，侯家营村生存下来的社队企业与村民兴办的私人企业尽管有过短暂的低迷，但是逐渐适应了新的生产环境，收入有所提高。

(三)王建军的奋斗史

进入20世纪90年代，侯家营村个体企业中的佼佼者是猴王冰棍厂(王建军，01－08－01)。猴王冰棍厂的创办者是村民王建军，他依靠自身的经营头脑和多方面的手艺技术，将冰棍厂办的红红火火。冰棍厂近年来经营状况良好，销售旺季一天可以出货十吨，年收入可达五六万元。作为新时期的农民企业家，王建军既有中国农民传统的吃苦耐劳精神，又有比较现代的经营理念，对于企业的管理依据市场变化而不断调整，至今保持了十几年的发展。

王建军的发家致富道路并不平坦，最初尝试过木器厂，但是不成功。当被问及怎样开始经营冰棍厂时，王建军为我们娓娓道来:

我家在七几年时实在穷得不行了，我结婚后，被逼得不行了，就开了个木匠铺，也叫木器厂吧，做点木匠活儿。从80年一直搞到85年。在86年秋天，想建个房子做厂房。就在村边的公路旁选了块荒地开始建。当时没钱啊，赊的石头和砖，借的木料;请了村建筑队，做工吃的东西都是赊的，工钱也没有，就算我们欠的人情。准备用赚下的钱一年内还清。有天晚上，我守工地。半夜睡不着，坐在房顶上，恰好看见县里送货的冰棍车路过，当时就有了这个想法。后来，房子建好了，开了三个月木器厂，就决定改行搞冰棍厂……我一共贷了6万块钱。直接去镇里信用社借，数额太大了，他们也没那个信心和政策，不贷给我。我就挨家挨户去找村里人，托他们向泥井信用社借钱，这样一共找了村里200多户，多的500块，少的200块，全部是私人名义借给我的。我的丈母娘一位舅舅，是昌黎饮食公司做冰棍的，他懂技术。他过来教了我几回。……当时有两台机器，一台昌黎买的旧机器，另一台是村里另一个人的小机器，他做了一段时间，做不好，就卖给我了。机器装好后，马上投产，春节从初一卖到十五，卖得很好。方圆十公里左右，大概80多个村子，都知道我这货真价实。87年就挣了2万。但到年底，讨债的就上来了，我没那么多钱还;他们也是没办法，信用社的车子每天在村里用喇叭喊，谁谁谁家还有多少钱没还!但他们都是把钱借给我了，就只好来找我要。我急得没法，找到信用社的主任诉苦;最后主任说:那就把所有的账都归你一个人吧!这样才过的关。第二年(1988年)，我又从昌黎财政局贷了1万块钱，加上其他的方法又凑了6万，增加规模。88年，挣了4万，那年有200多人在我这里等着取货，“猴王冰棍厂”的名字打响了。到89年，还了利息，还挣了2万。(王建军，01－08－01)

王建军深受日本影片《阿信》的影响，讲究薄利多销(王建军，01－08－01)，重视品牌效应，秉持传统与现代经营中都很重要的诚信理念，即便提高成本降低利润也保证质量，不做损害品牌的短视行为:

王:真是货真价实，到今年卖了11年了，为啥这个牌子还不倒呢，在冷食业上说，在广告上不是说卖12年就了不得了，这个药那个药的，咱就卖11年了。一提猴王芝麻糊都知道。

王:一两都不减。去年是五千一、五千二一吨糖，还照常搁，价格还不提，合着是没利润。顶着，对。别说一点利没有，这一年，利少的时候挣1万，这个利润多了，糖落下来了，降点儿了，就能挣个5万、6万的，就这样，再落点儿，就兴挣7万、8万的，10万的，等成本低的时候再挣钱，为了坚持获得质量，不倒牌子。

王:永久不倒，可以说是万里长城永不倒，可以这么说，这是我的决心呐，造个万里长城永不倒。(王建军，07－11－22)

坚持品牌，保证质量，猴王冰棍厂赢得了人们的信赖与喜爱，品牌效应为王建军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获，销路节节攀升，销售范围也逐步扩大:

王:现在不用做广告，这个消费者他们自己吃得好的话，他自动就给你做广告了。……(销售)本县都卖了11年了，外县卖了，抚宁卖了十年了，乐亭现在卖了后半年，也就算是一年吧。在去年就有拉的，它一个传俩、俩传仨啊，去年是一份上这取来，乐亭，今年就是四份。……我这为啥说不做广告呢，我这个只要是人们吃出来，我卖给你了，你给他了，它不就大一块么，你再卖个他呢，又大一块面积。所以说只要这个面积大了以后，只要吃了一回，下次忘不了了，就有这个吸引力。这回呢，我这个厂子是越来越大，厂面，扩大这个地面，就是销售面积，销售面积越来越大，我这个厂子也跟着逐步地扩大点儿。(王建军，07－11－22)

面对激烈的竞争，王建军保证自己品牌立于不败之地的原因除了保证品质、保护品牌之外，还很重视保护商业秘密。冰棍厂的招牌产品——芝麻糊，其配方被王建军视为无价之宝:

王:有学的，想买我这秘方的话，给两万，我不卖啊。哎，这个计量局，还因为这个吵吵呢，你就写上搁啥料，我说写上搁啥料，那是秘方，我不能搁实说，我说给我两万块钱我都不说，这个秘方绝对不外传。

王:啊，大概意思写，中。详细写，不写，那是秘方，那不行。

张:这个秘方是商业秘密，您是自己琢磨的?您尝试了多少遍试出来的?

王:这是别人的一个指点，我稍微地有点改进，这就坚持了这么多年。(王建军，07－11－22)

冰棍是季节性很强的产品，除了夏天有很强的需求，当地过年还有吃冰棍的习俗。但是一年的生产时间还是只有6个月，其余时间除了检修机器、更新设备便赋闲在家。生产的成本、厂房的扩建和机械设备的更新，都是相当大的开支。近年来，王建军在维护和更换机械设备方面，先后投入近百万元，冰棍厂在利用更加先进的机械设备扩大再生产的同时，王建军的目光也投向了更广阔的市场，2007年开始拓展新副业，兴建集养猪、养鱼、养鹅于一体的生态循环养殖场。

王建军首先于2006年投资20余万元购买了一块土地，自己造了一艘吸沙船“建军号”，整理出一个3米多深的鱼塘。在鱼塘附近，他又陆续兴建了养猪场和鹅舍，猪圈养在猪舍内，进行半自动化管理;鹅散养在鱼塘周围，平时喂玉米等绿色饲料，鹅的粪便作为绿色的蛋白质养料，成为鱼儿的优质饲料。2007年秋天已开始饲养鹅和鱼，第一年鹅出栏200余只，部分鱼也生长至40厘米左右，王建军打算在猪场和鱼塘之间兴建一条管道，用鱼塘的水将猪的废弃物冲回鱼塘，既方便卫生又循环利用，节省成本:

王:(养猪)卫生，搁水管子一冲的话，顺地下道到鱼坑里喂鱼了，循环。

王:对，对，对。那个蛋白质吸收不了的，吸收不了的，鱼就吃了。像我那个鹅，喂的苞米料啥的，倒里头，拉的粪，鱼都吃了。鱼不都吃那个微生物啥的么，它倒里头它都吃哎。整个是一个循环流程。

作为村内致富能手，王建军的投资动向总能引起村民们更多关注。这种高效环保的生态循环生产模式，已经得到不少村民的赞许，王建军本人也对自己的新发展信心十足，争取年收入“超过十万”(王建军，07－11－22)。而这种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生产方式，应该会在不久的将来，王建军取得更多实际收效之后为更多农民所接受和模仿。侯家营村绿色产业前景看好。

以王建军为代表的一批农民企业家，心思灵活，头脑清醒，紧跟市场变化，在他们的带动下，侯家营村的个人企业发展前景光明。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革，使乡村社会的生活产生了意义重大的改变。它突破了闭塞环境，运用传媒打开了视野，丰富了乡民文化生活。城镇之间及城乡之间出现具有规模性、群体性和集中性等特点的人口流动，人们把这种现象叫作民工潮，中国农村出现一批“半工半农”的村庄。农村剩余的劳动力，总体是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不发达或欠发达地区进入发达地区。在经济发达地区，则多是“离土不离乡”，农忙时务农，农闲时经商或兼业。

20世纪90年代，农民外出务工呈现出“离土又离乡”的特点，很有季节性地进城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只有逢年过节回家。进入新世纪后，民工潮呈现出的特点是年轻，且有一定文化水平。这些外出务工者的文化程度普遍高于留在家乡务农的农民，绝大部分是高中、初中毕业生。他们又大多身怀一技或多技之长，进城后从事烹饪、裁剪、美容、建筑、驾驶、家电维修、电工等行业。他们凭借吃苦耐劳的品质和顽强的奋斗精神，为自己的家庭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

村民刘小利是现任会计，他会按上级要求对本村副业生产定期进行一些统计，同时作为普通村民，他也置身其中地观察着外出打工者的变化:

刘:那可不。打工的一般到年底了，都带回来钱啊。打工的多，现在。有当地的，有跑家的。现在打工的干啥的都有，瓦匠。……建筑队有。……像人家天津他们，木匠都带着活;上秦皇岛的，净跟着建筑队做活的。现在这个事他也不统计，不管了。

刘:装修了。那就是咱这个都是，有木匠，瓦匠。零散的，我们村没有建筑队，都是跟着外村的找活。有那个打灰的，线吊着盖楼，净干那个的。修高速公路，今年找活的不都这样的，零散劳动力。还有电工，作小电工。电工装楼，安电的。这都有。……塘沽那卖衣裳的。(刘小利，07－11－21)

另外，近年来侯家营村外出务工比较引人瞩目的新变化，是妇女外出务工的增加。副业变成主业，农民们并未放弃种植业生产，大多数农民是在农闲时暂时性出门做工，种植业变成了男女都做的业余时间的工作^[66]，外出务工人员方面也是男女同出。传统社会男性作为社会生活和生产的主导，他们的收入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传统观念上也偏向将妇女局限于家庭，所以大多数农村女性眼界受到限制，才干得不到发挥，连社区事务的参与也很少，更不用说为家庭经济贡献力量了。建国后，妇女广泛参加社会化劳动，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逐步提高。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合适的副业生产种类的出现使妇女的能量得以发挥，侯家营的妇女，特别是年轻妇女，近年来几乎都去海边加工扇贝来换取收入。村民刘小利在访问中提到了近年妇女外出务工的情况:

刘:现在养这个，貉子狐狸的，错不去点。你像人家那玩儿抠扇贝，都上海里抠去，家家妇女都抠去。你看各户，都人少，也就该抠完了。

涂:现在妇女出去打工，以前在六七十年代，那阵儿妇女有出去的吗?

刘:那很少。就这二年多了。以前打工的少，都靠种点地。(刘小利，07－11－21)

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突破了城乡的界限，顺应了社会发展趋势。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农业人口不断减少、非农业人口不断增加、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是被发达国家证实了的客观历史进程。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由开始向工业社会转变时的90%降到目前的10%以下。发展中国家没有完成这一进程，但农业人口在向第二、第三产业转化之中，民工潮预示着中国农业人口的前进之路。下表是2004年至2006年侯家营村劳动力构成表，尽管从数字上看，从事农业(种植业)的人员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进行副业生产的村民并不多，但是实际上大多数从事农业生产的村民都或多或少地从事其他副业生产，部分年轻人甚至常年在外打工，只是户口仍在原籍，被归类为农业人员而已。

资料来源:泥井镇人民政府统计站，2004年农业统计年度报表、2005年农业统计年度报表、2006年农业统计年度报表，农村基层组织及劳动力构成情况部分，河北省昌黎县泥井镇档案室藏。

注:由于部分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也进行其他生产活动，所以各项人数相加大于总人数。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调节了财富和机会的再分配。农民在城市中从事累、苦、险的职业，为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收入促进了农村的经济发展，经过在城市的历练，很多农民学到了技术，提高了文化素养，回到乡村成为致富带头人。

侯家营的畜牧业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961年开始至80年代中期，其大牲畜存栏数量有升有降，呈起伏状态，但总的态势是呈增长走向。农村实现合作化后，大牲畜作价归集体所有，转为集体饲养。生产队设饲养员1～2人，专门负责大牲畜的饲养管理，冬春都在圈养，夏秋间或放养。猪只贯彻“私养、公养并举”的方针，采取“社繁户养”的措施，猪为圈养，秋末冬初也有放养。羊为集体饲养，以放牧为主，大冷时圈养一个时期。禽类为农户个体饲养，鸡鸭皆为散放^[67]。80年代中期以后，政策进行调整，不再有强行的生产指标，农民养殖业收入迅速提高。

资料来源:《侯家营文书》，B－2－25，1985年农林牧副渔调整改革示意表。整表原件参见附图4.2。

(一)大牲畜养殖^[68]

从1982年开始，家庭联产承包制得到普遍推广，农民的耕种积极性得到普遍提高，耕牛又成为农家生产的主要动力。因为考虑到农业机械变为家庭所有，数量相应减少，不得不借助牲畜，所以牛存栏数量呈快速增长态势。牛的收入主要指出售乳牛和牛奶的收入，1985年售牛收入900元、牛奶收入260元，占当年畜牧业收入的1.15%，尽管收入在侯家营中所占比重不大，但自1985年以来，其收入无论是在绝对数字上还是在畜牧业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上都呈增长的态势。

在时起时伏的变化中，马的饲养呈缓慢增长态势。以1967年存栏数4头为底数，到80年代初期的15年间，马的增长率达8.16%。1982年存栏数达到12头，直追历史存栏数最大的1975年的16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推行之后，牛又重新成为主要耕作动力，马因费草料、易病，数量逐渐减少。到80年代中期，马的数量仅仅保持在5头，较之1982年下降了58.33%，与其他牲畜的增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对牲畜的需求量进一步增加，驴由于有省草、省料、易养、易繁殖、易使役的特点，数量得以迅速增长。1982年较之1981年的12头，数量增长了一倍，到1987年在侯家营牲畜总数中达到30%。

时至今日，侯家营村大牲畜的养殖业依旧平稳发展着，尽管偶尔会出现存栏数减少的情况，但很快会增长并最终超过原来的数量。

(二)红火的养猪业

进入20世纪80年代，侯家营的养猪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集体不再从事养猪这一行当，因此生猪的存栏量有所下降，但仍在比较平缓地发展着。

肥猪、仔猪所得收入占相当大的比重，1985年肥猪收入29400元、仔猪收入21000元，占当年畜牧业收入的49.75%，接近一半。1986年、1987年较之1985年比重有所下降，分别占当年的38.94%、38.92%，但与其他牧业收入相比所占比重依然最高，并且从收入额上看1986年也比1985年有所增加，为56200元。20世纪70年代末生猪存栏数有一次大的下滑，但是进入80年代后，数量呈曲线上升。经过1985年的改革，生猪存栏数更是达到了210头的小高峰。90年代的生猪养殖业，较多受到市场需求的影响，村民个人家庭养猪的同时出现专门的养猪专业户，兴办养猪场，尽管规模不大，但侯家营村生猪养殖数量在不断攀升。随生猪价格上升，越来越多的农民进行养殖，并于1996年存栏数达到了360头，而后则随市场价格的下跌而逐渐减少了养殖数量^[69]。

进入21世纪之后，侯家营村的生猪养殖随着市场的变化而有较大的起落。近年来由于猪肉价格不断上涨，国家鼓励农民扩大生猪养殖并且发放补贴款，促进了侯家营生猪养殖业的发展，不少新的养猪场建设计划已提上日程。侯家营村猴王冰棍厂经理王建军有敏锐的市场眼光和灵活的经济头脑，他没有盲目参与众多村民投入巨大的养貉业，而是注意到猪肉价格上涨会带来的巨大利润，考察了市场、原料、销路等问题后，于2007年上半年投入20余万元开始兴建生态循环养猪场。他自行设计和建造了自动化的生猪、母猪与小猪的饲养系统，预计养猪500头，年收入将由目前的6万～7万元提升至10万元以上(王建军，07－11－22)。截止至2007年底，侯家营村落实补贴款时统计的母猪数量达到了120头(刘小利，07－11－21)，每家每户都饲养着1～5只生猪，侯家营村生猪饲养业前景看好，农民保持着对市场变化的热切关注。

(三)热门养殖业

侯家营村的畜牧养殖业，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在改革开放之后发展兴旺，呈现一片红火的景象。村民们在国家政策的帮扶下，在自身的不断尝试下，开始进行多种禽畜养殖，先后探索实践了不少热门养殖业。

家禽收入，尤其是禽蛋收入在畜牧业收入中所占比重很高。鸡、鸭、鹅等养殖业出现很早，在明、清以及民初的《昌黎县志》上都有记载，一直都是农户小规模散养。到公社时期，禽蛋仍是农民们小额现金的主要来源，是用于购买日常生活中油盐酱醋茶的重要收入。但是由于粮食的缺乏，在人们尚且食不果腹的情况下，自然没有余粮喂养家禽，而只依靠放养、散养，维持着与千百年来相同的养殖方式，家禽的养殖业发展缓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禽类归个体饲养，国家鼓励科学养殖、规模养殖，因此侯家营村出现了专门的养禽专业户。

资源来源:《侯家营文书》，A－7－22，1985年统计表。总表参见附表4.5。

专业养殖户的出现促进了侯家营村禽类生产的发展。1985年家禽出栏达1200只，收入3360元，禽蛋8500公斤，收入20400元，两者合计23760元，占当年牧业收入的23.45%。1987年家禽出栏收入5550元、禽蛋收入24800元，占当年养殖业收入的27.12%，养殖业在副业收入中所占地位提高。

羊在侯家营的牲畜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并且品种单一，20世纪80年代之前全部为山羊。80年代之后有养殖绵羊的记录，并且比重日益超过山羊。根据侯家营目前可供参考的档案，有15年的羊养殖记录^[70]。从这些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1970年至1977年这八年呈现出一种波浪式上升态势，即虽然有的年份有所下降，甚至下降幅度很大，但至1977年即改革开放前，其数量较之70年代前期在数量上是增加了的。

资料来源:本表数据来自《侯家营文书》以下文件:A－5－25，1973年畜牧生产表、1974年畜牧生产表、1976年牧业生产情况表;A－6－26，1972年畜牧生产情况;A－16－8，1977年收益分配表;A－16－12，七十年代畜牧情况统计;B－2－20，1975年牧业生产情况;F－23，侯家营大队历史资料底账使用情况。

羊的收入主要有羊奶、羊毛、售羊收入等，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可以了解到侯家营关于养羊收入的一些记录:1976年侯家营卖羊奶6000斤;1982年卖羊奶3000斤，售绵羊毛2000斤;1985年卖羊奶3000公斤，收入480元，售绵羊毛500公斤，收入750元，合计1230元;1986年出售整羊及羊奶羊毛收入合计5920元;1987年达7780元。在存栏数方面，改革开放最初的几年(1979—1982年)^[71]，侯家营的养羊业与之前相比出现明显下降，直到1984年才得到改变，1986年更是达到了该村有数据可查的养羊数量的高峰，达150头。至1987年则又回落到50头，稍高于侯家营这十五年的年均存栏量。

资料来源:《秦皇岛市农村经济主要指标历史台帐:昌黎县泥井镇侯家营村》，1998年，河北省昌黎县泥井镇档案室藏。

进入20世纪90年代，养羊在该村仍占有一定的地位，但是数量变化比较大，基本呈现波浪型的变化，这归因于市场的调节作用以及当地条件的限制。农民养殖的羊多为散养，散放在村庄里以及周边庄稼种植地区。羊的养殖需要一定的饲料以及活动空间，但是在有限的地区之内，众多村民经营的小规模散养，使村庄本身提供的空间不能承担过多的羊只，这对于羊的养殖业发展有一定的限制。

资料来源:《秦皇岛市农村经济主要指标历史台帐:昌黎县泥井镇侯家营村》，2005年，河北省昌黎县泥井镇档案室藏。

注:访问中村民、会计等提及上报的数据中有估计的成分。通常上报的估计数字为保守数字，会比实际数字小一些。

进入新世纪之后，侯家营村再次兴起养殖羊的热潮，几乎家家都有养殖，并且在村外以及周边地区出现专业的养殖场。从表4.16的数据上可以看到2002年，侯家营村羊的养殖已经达到1000只，其后几年数量也保持在900只左右的高水平。但是村民们却多认为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全村“估摸有几千只羊”(侯大合，01－08－01)。侯家营村对于村民大力发展养羊持支持的态度，积极引进墨西哥玉米等优质饲料作物(刘小利，07－11－21)，因为“一只母羊能赚出一千块钱”(侯大合，01－08－01)。不过随着养羊数量的大量增加，市场逐渐饱和，到2004年该村养羊业发展有所减缓，养羊的农户逐渐“少了，不赚钱了”。至2007年访问侯家营时，村内曾经红火一时的养羊业已经回复平静，养殖羊的热潮被新的热门养殖业所取代。

3.貉、貂、狐狸养殖^[72]

进入新世纪之后，原有的养殖业仍然在继续发展，更普遍的趋势是家庭副业养殖向着高报酬的、供应城市或出口的特种商品转移。侯家营村出现了特色的貉、貂、狐狸养殖业，成为醒目的经济增长点。养貉业、养貂业和养狐业，在今天的侯家营副业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下表是2004年至2006年侯家营村特色养殖业的户数以及存栏数统计。

资料来源:泥井镇人民政府统计站，2004—2006年农业统计定期报表，畜牧数据，2007年，河北省昌黎县泥井镇档案室藏。

貂的养殖发展相对平缓，养殖户数还一度出现了减少，尽管如此，养殖数量也并没有减少。貉的养殖发展迅速，养殖户数在2004年为25户，短短两年后就增加到90户，存栏数也在2006年突破了1万只，而实际情况可能比这还要多(刘小利，07－11－21)。狐狸的养殖，发展也比较迅速，养殖户增加了5倍，存栏数更是从100增加到2000，但相对于养貉业而言还是比较少的。

现代养貉业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最初并不普遍，只是个别村民在进行养殖，贩卖皮毛。但是进入90年代之后，受国际市场价格上涨的影响，周边地区兴起养貉子的热潮(刘小利，07－11－21)^[73]，昌黎县泥井镇各村养貉业纷纷上马，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一个村民“两年养貉子收入八千块”。随着国际市场的需求增加，养貉的收入也不断水涨船高，侯家营村村民自然也受到吸引，村民们自己摸索养殖技巧，互相切磋养殖方法，从农业节目和科技书报上自学养殖知识，侯家营村养貉业规模迅速扩大。2002年该村貉子染病时，“一个晚上就死了2000多只”(侯运胜，04－04)，可见侯家营养貉数量之多。2004—2006年，侯家营养貉业迎来了一个高峰时期。貉子是一种耐粗饲，易饲养的皮毛动物，一只貉子从出生到屠宰所需费用大约在100元左右，以一户养殖20只母貉为例，每只母貉每胎产仔6只，这样成活120只左右，平均出售每张貉皮200元，皮毛收益大约24000元，除去饲料成本一万多元，一户的收益至少可以有几千元^[74]。而且貉子易饲养，不用耽误农活，比起其他养殖业来说，养貉还是一个比较平稳的养殖项目。在2006年养殖高利润的驱使下，国内存栏大大增加，貉子越来越受到养殖户的青睐，目前中国貉皮的生产总量和貉存栏量已经超过芬兰，成为世界第一养殖大国。农民们制作好的皮毛由固定的客商进行收购，统一发往东北，再出口至俄罗斯。养殖业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快速上升，成为农民增收的星光大道(刘小利，07－11－21)。

2004—2006年是养殖业发展的黄金时期，皮毛的收购价格除了2006年狐狸皮毛的价格稍有降低以外，其余都在上升之中，尤其貉子的价格从265元猛升至420元，增长了1.5倍。伴随这三种特色养殖业前景的看好，产量也在成倍增加，产值也不断创出新高。在这几年时间里，不少农民年收入超过了10万元，部分农民在短短几年之内富裕起来了。

表4.18　2004—2006年泥井镇农林牧副渔总产值、商品产值计算表

资料来源:泥井镇人民政府统计站，统计站2004、2005、2006年农业统计年度报表，河北省昌黎县泥井镇档案室藏。

截至2007年底，侯家营村全村共有250户左右村民，大约有150户以上的村民在养貉，貉子的数量在一万五千只以上(刘小利，07－11－21)。但是2007年养貉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不少新参与养殖的村民损失不小。主要原因如下。首先，芬兰是世界主要貉皮供货国，主要销往欧洲。国内貉皮的尺码和质量还无法和芬兰貉相媲美，出口受到芬兰貉皮有力冲击。其次，国产貉皮作为一种中低档皮质，主要出口俄罗斯和韩国。俄、韩两国如对中国貉皮进口量有所变化，就会直接影响对国内貉皮的需求量，从而影响价格。再次，自2006年以来貉皮的市场应用范围在逐渐扩大，但随着2006年貉子存栏的扩容，国内春皮的上市量大增，市场貉皮供应的步伐短时超过了貉皮市场的需求量，再加上暖冬的影响，大量羽绒服积压，造成2007年上半年貉皮价格的下跌。

回顾热门副业的发展道路可知，某些陌生的产品出现需求后，只有少数几个尝试者进行生产，当需求超过供给，价格提高后超过种植业的收入，很快便吸引大批生产者投入其中，直到价格降下来。当价格跌至农民闲暇劳动力都不愿意接受的时候，便会停产，然后市场再慢慢恢复，价格提高。特种产品的市场具有波动剧烈的特征，但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是比较灵活的，可以根据市场和价格来调整副业生产规模，不会影响到基本的生活^[75]。

改革开放后，国家出台的诸多政策，为农民自主寻找增收之路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随着种植业以外的收入不断增加，新型副业逐渐取代种植业成为农民的主业。新型的副业转移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了农村经济多元化发展，特别是工业化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种植业以外的收入在农村经济中所占比重迅猛增加，传统意义上的副业从无足轻重的附属产业成长为农村经济支柱。

经过三十多年的艰苦探索，转型后的中国农村的“副业”，没有像20世纪80年代某些学者预言的那样衰退不前，反而呈现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成为了农民发家致富的“富业”。但是，中国农村的这条致富之路走得不轻松，至今仍然是在摸索中前进，仍然在不断完善管理制度、改进生产方式，仍然在寻找更加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