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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经营时期，由于政府采取了限制市场贸易的政策，农民的消费资料基本依靠自给。同时，政府制定了“农业哺育工业”的整体发展规划，迫切需要农业为工业提供原材料，并向城市供应消费资料，从而决定了农业生产必须将粮食作物作为首要的发展对象，才能满足如此庞大的生活和生产需要。1961年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也规定了“生产队在发展农业生产中，应该以发展粮食生产为主”^[5]。这就意味着粮食生产在农业生产的整体中处于重中之重的地位。

侯家营村在建国后种植的主要粮食作物中，夏粮作物包括冬小麦、春小麦、大麦(主要品种为六担准)和豌豆，秋粮作物包括早粳稻、晚稻、早晚玉米、早晚高粱、早晚谷子、薯类(包括白薯、吊子、土豆)、大豆、早晚杂粮(包括绿豆、红小豆、豇豆)等，其中玉米、高粱有普通品种和杂交品种两类。

根据《侯家营文书》中一系列统计数据，表3.1“1957—2004年侯家营粮食作物生产情况”反映了建国以后侯家营村粮食作物生产的基本情况。

资料来源:本表1957—1998年数据均来自《侯家营文书》以下文件:【1957年】F－26，1966—1970年粮食作物生产规划表，1966年;【1961－1966年】B－3－7，1967年耕地面积、粮食总产，1967年;【1967年播种面积】F－23，1952—1971年历史资料底账，1972年1月;【1968年】B－3－7，1961—1980年统计资料台账，1980年;【1969年】B－6－36，1969年农作物实产，1969年12月;【1970年】A－16－20，1970年农作物实产，1970年12月;【1971年】A－6－20，1971年农作物实产，1971年12月;【1972年】A－6－15，侯家营大队1972年农作物实产(一)，1972年12月;【1973年】A－16－7，1973年农作物实际产量(一)，1973年12月;【1974年】A－6－16，1974年农作物实产(一)，1974年12月;【1975年】B－2－20，1975年播种面积和产量表，1975年12月;【1976年】A－6－18，1976年农作物播种面积和产量(一)，1976年2月;【1977年】A－16－8，1977年侯家营大队播种面积和产量表(一)，1977年12月;【1978年】A－16－16，1978年农作物播种面积和产量(一)，1978年12月;【1979年】B－2－12，1979年农作物播种面积和产量(一)，1979年12月;【1980年】B－1－4，1980年农作物面积和产量表(一)，1980年12月;【1981年】B－2－11，1981年农作物面积和产量表(一)，1981年12月;【1982年】B－2－7，1982年农作物面积和产量表(一)，1982年12月;【1983年】B－2－9，1983年农作物播种面积和产量(一)，1983年12月;【1984年】B－2－25，1984年农作物播种面积和产量(一)(全社会)，1984年1月;【1985年】A－7－22，1985年农作物播种面积和产量(一)(全社会)，1985年12月;【1986年】A－7－21，1986年农作物播种面积和产量(一)(全社会)，1986年12月;【1987年】A－7－29，1987年农作物播种面积和产量(一)(全社会)，1987年12月;【1988年】A－7－28，1988年农作物播种面积和产量(一)(全社会)，1988年12月;【1989年】A－7－28，1989年农作物播种面积和产量(一)(全社会)，1989年12月;1990—2004年数据来自:《秦皇岛市农村统计主要指标历史台帐:昌黎县泥井镇侯家营村》，2005年，河北省昌黎县泥井镇档案室藏。

注:(1)播种亩产是用总产除以播种面积计算出来的。

(2)在材料中，1957年、1961—1966年的粮食作物面积和亩产均未注明是否为播种面积以及由此计算出来的耕地播种亩产，但从数据所在的统计表的统计方式来看，这个“面积”应为播种面积。

表3.1中1957—1982年的“总产”是集体土地和自留地的粮食产量总和。从这些数据中可以发现，在人民公社时期，粮食作物总产量有较大波动，但是总体水平并未发生质的飞跃，产量高峰基本处于一个水平线上，低谷时期的产量与自然灾害时期的水平相差不大。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的农业大幅度减产，其影响一直持续到1964年。1961—1964年粮食产量处于增长阶段，到1965年获得了丰收。1966年、1967年延续了这一发展态势。“文革”开始后，产量逐年下降，一直持续到1969年。1970年开始，粮食总产保持了平稳的状态。1975年、1976年产量又出现了高峰，但1977年产量降到了极低的水平，这应该与1976年严重的地震灾害有关。1979年总产量升到了一个小高峰之后又有所下降。进入80年代之后，虽然偶有波动，但是总体来看，粮食总产量开始步入平稳增长期，在1999年达到了统计数据中的最高值。

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在1964—1968年间基本没有大的变化，1969—1975年处于增长阶段，然后开始下降，到1981年为最低谷，1982—1985年保持平稳，其后呈现增加趋势，1987—1993年波动不大，除1995年出现明显回升之外，此后几年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在公社时期，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从总体上来说是不断增加的，其原因是，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粮食需求量也在不断增长，再加上政府对于粮食作物的重视，都促使其面积不断增加。改革开放后，人口因素对于粮食作物的影响逐渐减小，农民完全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到所需的口粮，获得货币收入的需求占了上风，农民日益重视经济和其他作物的种植。1986—1989年出现的播种面积明显增加的状况，主要是由于之前出现的粮食丰收，鼓励了农民增加对粮食的投入和扩大种植面积。此后播种面积的下降，可以看作是转作和土地集约化使用的影响，这一阶段亩产的上升也可以反映这一点。总体来看，集体经营时期，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增加带来了总产量的增长，但是两者的增长幅度并不相同。而到了家庭经营时期，播种面积和总产量呈现出相似的发展态势。

亩产的现存数据包括1957年、1964—2004年等年份。分析表3.1，可以看出，1964—1965年亩产上升，此后开始下降，至1969年接近统计数据的最低值。1970年迅速回升，此后到1973年一直下降，1973—1976年亩产平稳上升，但到了1977年，亩产到达了统计数据中的最低值。1977—2004年亩产基本处于直线上升阶段，只在1980年和1989年出现过小的反复，产量略有下降。2002年这一亩产的最高值甚至达到了1977年这一最低值的五倍多。

由于粮食作物中包含多种亩产差异很大的作物，播种亩产又是利用粮食总产量除以播种面积计算出来的，因此，这一平均亩产只能反映出某阶段粮食作物生产状况变化的基本趋势，而不能揭示出具体细微的变化，这就需要对各种具体作物的详细情况进行分析。

这一部分选取了冬小麦、稻谷、玉米、高粱这几种粮食作物作为分析的对象，来反映粮食作物生产具体的发展态势。

资料来源:同表3.1。

注:在材料中，1965年的面积和亩产均未注明是否为播种面积，以及由此计算出来的耕地亩产，但从数据所在的统计表的统计方式来看，这个“面积”应为播种面积。

侯家营村在建国以后种植的小麦品种包括冬小麦和春小麦两种，但是由于冬小麦的相关数据比较完整，春小麦的数据零散，且多集中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因此，笔者主要选择了冬小麦作为分析对象。另外，因为公社时期中只有集体经营的土地上种植了小麦，所以笔者将集体经营时期由集体共同耕种的冬小麦的数据，与家庭经营时期个人家庭耕种的数据合并在一起进行分析。表中的数据说明，冬小麦的亩产在进入到80年代之后有了较大飞跃，与此前的低水平徘徊呈现出了鲜明的对比状态。虽然在某些年份出现了短暂的倒退，但是基本上保持了平稳增长的态势。再加上其种植面积波动剧烈，总产量的变化趋势就更为复杂，在整体上升的过程中不断出现小的波动。

资料来源:同表3.1。

由于侯家营所在的地区属于半湿润气候，虽然降水充足，日照也比较丰富^[6]，但尚不足以维持水稻种植的需要，所以表3.3中提到的稻谷主要以粳稻为主。另一方面，侯家营的农业经营体系以旱作农业为主，稻谷虽然是产出高、营养价值丰富的农产品，但却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而无法进行大规模种植。所以从表中的数据可以发现，各个年份稻谷的种植面积有着很大差异。总体来说，稻谷的亩产量也有着非常大的波动。20世纪70年代里，既有达到将近四百斤的好年景，又有只收获了一百多斤的坏年头，这种波动与不断变化的播种面积一起，使得稻谷的总产量也呈现出复杂的发展态势。不过大致来看，80年代改革后的总产量要比之前的数字高出许多，亩产量也相对稳定下来。

资料来源:同表3.1。

统计表中关于玉米的数据比较详细，按照种植时间的早晚和经营方式的不同，具体记述了其各方面生产指标，对杂交品种的记述尤其具有参考价值。玉米是一种高产作物，但是从总体来看，公社时期玉米的产量并不算高，主要原因是在集体经营的土地上，其生产潜力未被完全发掘出来。尽管在某些年份，社员的自留地上玉米亩产量很高，但是这只是暂时现象，并未形成持续的发展过程。直到进入20世纪80年代，玉米亩产量才不断提高，基本上比公社时期的平均亩产高出五成以上。这种趋势与冬小麦和稻谷的发展状况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另外，玉米的播种面积从整体上来看比较稳定，除了少数一两年较少以外，基本上保持在一千亩左右，可见，玉米是侯家营村比较重要的大宗作物之一。

资料来源:同表3.1。

高粱一直是侯家营村的传统作物，不过在改革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农民们更倾向于种植产量更高、收益更大的作物，例如小麦和玉米。政府在公社时期采取了农产品征购制度，大多数细粮，例如小麦和稻谷都要被征收上去，留下供社员消费的多半是粗粮，高粱就是其中一种。当时农户生活水平普遍较低，因此高粱也算是主要食粮。在这种情况下，保证高粱亩产维持在一定水平线上十分必要。从表3.5.1和表3.5.2中的数据来看，与集体土地上种植的高粱相比较，自留地上的高粱亩产较高，但是两类经营方式下的高粱亩产均有波动，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升降态势。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很可能是其他粮食作物或者亩产高于高粱，或者售出后收益较多，在粮食作物的生产体系中地位高于高粱。当生产者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进行生产决策时，他们会优先考虑其他粮食作物，将高粱放在较为次要的地位，使得高粱的种植面积和亩产都出现了不规则变化。

以上这四种作物的具体生产情况，能够比较细致地反映出集体经营时期以来侯家营村粮食作物生产的基本情况。那么，这些作物在某些年份中具体而微的波动又是由何种因素造成的呢?笔者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即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

一个地区的自然条件决定着该地区的农业种植结构，是影响农业生产的基础性和结构性因素，主要包括气候环境、土地情况和水源条件。自然条件中影响最为重大的因素就是各种灾害。土地情况和水源条件虽然也随着时间而变化，但是这种改变更多的是人力作用的结果，因此笔者将这两个方面的变化作为人为因素来考虑。

资料来源:1968年数据来自:《昌黎县志》，第90页;1969年之后的数据均来自《侯家营文书》以下文件:【1969年】B－6－36，1969年农作物实产，1969年12月;【1970年】A－16－20，1970年农作物实产，1970年12月;【1972年】A－14－16，秦皇岛柳江煤矿二营笺，1972年10月25日;【1973年】A－1－5，中国共产党昌黎县泥井公社侯家营大队支部委员会党日活动记录，1973年9月3日;【1975年】B－2－20，1975年灾情情况，1975年12月;【1976年】A－5－25，1976年灾情(一)，1976年1月;【1977年】B－2－17，1977年灾情，1977年12月;【1978年】A－10－15，侯家营大队支部讨论发言记录，1978年2月18日;【1979年】B－2－13，1979年灾情，1979年12月;【1980年】B－2－26，1980年灾情(一)，1980年12月;【1981年】B－1－30，1981年灾情调查表，1981年12月;【1982年】B－2－7，1982年灾情(一)(二)，1982年12月;【1983年】B－2－21，1983年灾情(一)(二)，1983年12月;【1986年】A－7－21，1986年灾情情况(一)，1986年12月;【1988年】A－7－28，1988年灾情情况，1988年12月;【1989年】A－7－28，1989年灾情情况，1989年12月。

资料来源:《昌黎县志》，第90—95页。

从表3.6和表3.7的灾情来看，威胁昌黎县的气象灾害主要有旱涝、风灾和冰雹。其中旱涝灾害对侯家营的影响最为严重。据侯家营村村民回忆，20世纪80年代以前涝灾比较多发，“十年九涝”，而现在多为旱灾，“十年九旱”。在集体经营初期，队里无井，无法在旱灾出现时进行灌溉，只能在公社动员下使用人力挑水，因此一遇旱灾，损失较大。20世纪60年代才有了机井，旱灾影响得以缓解。时至今日，旱灾的影响在不断减小，因为村民们都对农田灌溉十分重视，一遇旱情，便加大了机械灌溉的力度。1981年和1989年的旱灾造成的受灾面积较大，使粮食总产量迅速下降，亩产也随之下滑。粮食平均亩产和稻谷、冬小麦、玉米的高产在这些年份的下降，都反映了灾情的严重性。相比较而言，旱灾对粮食作物生产造成的损失要小于水灾，而且随着农民掌握了更多的技术手段，可以减轻灾害损失，旱灾损失不断减弱，农民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这种灾害。所以，尽管1981年和1989年这两年的旱灾受灾面积很大，但是灾害造成的损失与公社时期旱灾造成的损失相比还要更小一些。

水灾同样在某些年份造成了减产。1969年、1977年均发生了成灾面积极大的水灾，1969年粮食作物大幅减产，冬小麦、稻谷、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亩产的大幅下降，直接影响了粮食总产量的变化。许多村民对这一年的灾情仍记忆犹新。1977年灾情影响的范围更加广泛，是建国以来少有的大灾之一，产量大幅下降。1980年的水灾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经过采访，笔者了解到，侯家营村一直无法克服水灾的威胁。集体经营时期，挖沟、排水这类工程是无偿抽调公社的劳力进行的，社员积极性不太高，虽然为缓解水情发挥了有益作用，但是仍然不能完全克服水灾的危害。实行家庭经营之后，原有的排水沟渠被填平成为耕地，河堤被挖，失去了泄洪防洪的作用，村民对涝灾日益束手无策，再加上村子地势低洼，一遇大水，损失会很大。

风灾和冰雹造成的损失相对较小。大风几乎年年都有，对农业生产的破坏程度与大风来袭的时间有关，如果大风来得早，适逢主要作物结实，可能造成庄稼绝收，不过侯家营村没有出现过风灾造成的作物绝收，大风基本上都来得比较晚，每年的损失都不大。虽然泥井镇位于昌黎县的三条冰雹路径之一^[7]，但侯家营村所遭受的雹灾很少。侯家营的村民们在被问及什么灾害会影响农业生产时，均未将风灾、雹灾视为重要原因(侯大义，06－04－18;侯振久，06－04－19;侯永深，06－04－18;侯振元、侯振春，05－07－26;刘斌相，05－07－28;侯元勤，05－07－29;侯永深，05－07－28;侯振元，06－04－19)。

综上所述，农业仍然无法完全摆脱“靠天吃饭”，一遇大灾，粮食作物的损失仍然很大，但是农民毕竟已经拥有了一些机械与技术手段，可以抵御自然灾害。因此可以认为，尽管集体体制并未明显提高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的水平，但是在这一时期中进行的一些建设，确实有助于农业生产摆脱自然条件的束缚，从而获得更好的发展。

影响粮食生产的人为因素，主要包括改善生产条件和投入生产要素两种措施。

1.改善生产条件

一个地区的自然条件不一定适宜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人类总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改善生产条件，使之适合农业的发展。为了增加农业的产出，侯家营村的村民在政府的号召或者命令之下，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有收无收在于水”(王兴巨，05－07－27)，生动地说明了水源对农业的重要性。侯家营因周围没有河流，水源以降水和地下水为主。村民首要的工作就是开挖机井，增加灌溉。昌黎县自1955年开始发展机井，引进水泵^[8]，侯家营村直到1965年才开始有了机井，最初打的井都是笨井，没有配套机器，只能使用龙骨水车抽水(刘斌相，05－07－28;侯大义，06－04－18;侯振久，06－04－19)，不久之后有了锅驼机(侯振久，06－04－19)，电动机和柴油机也逐渐投入使用(侯振元、侯振春，05－07－26)。

资料来源:本表数据均来自《侯家营文书》以下文件:【1965—1971年，1972年机电井，1973－1975年】B－3－7，1961—1980年统计资料台账，1980年;【1972年水泵】A－6－21，1972年农业现代化情况(一)，1972年12月;【1976年机电井】B－2－18，1976年农业现代化，1976年12月;【1976年水泵】A－5－25，1976年主要农业机械年末拥有量(一)，1976年2月;【1977年】B－2－17，1977年主要农业机械年末拥有量(一)(二)(三)(四)，1977年12月;【1978年机电井】B－2－10，1978年农业现代化情况(一)(二)，1978年12月;【1978年水泵】B－2－10，1978年主要农业机械年末拥有量(一)(四)，1978年12月;【1979年机电井】B－2－13，1979年农业现代化情况(一)(二)(附表)，1979年12月;【1979年水泵】B－2－13，1979主要农业机械年末拥有量(一)(二)(三)(四)，1979年12月;【1980年】B－2－26，1980年农业现代化(一)(二)，1980年12月;【1985年】B－6－14，1985年农业机械调查表，1985年12月;【1986年】A－7－21，农业机械、用电、化肥、水利情况(1986年)，1986年12月;【1987年机电井】A－7－29，农业机械、用电、化肥、水利情况(1987年)，1987年12月;【1987年水泵】D－143，1987年三队总账、分户账、固定财产账;D－144，1987年四队总账、分户账、固定财产账;D－145，1987年五队总账、分户账、固定财产账;D－146，1987年一队总账、分户账、固定财产账;D－147，1987年二队总账、分户账、固定财产账;【1988年】D－150，1988年二队总账;D－151，1988年四队总账;D－152，1988年三队总账;D－153，1988年六队总账、明细分类账、固定财产账;D－154，1988年五队总账、明细分类账、固定财产账。

资料来源:本表1942—1989年数据均来自《侯家营文书》以下文件:【1942—1945年，1945—1949年，1958年】E－14，村史草稿，1965年7月;【1961—1969年，1972年耕地面积】B－3－7，1961—1980年统计资料台账，1980年;【1970年】A－16－12，1970年末基本情况，1970年12月;【1971年】A－6－20，1971年末基本情况，1971年12月;【1972年】A－6－22，1972年耕地面积，1972年12月;【1973年】A－5－25，1973年耕地面积(一)(二)，1973年12月;【1974年】B－2－18，1974年耕地面积(一)(二)，1974年12月;【1975年】B－2－20，1975年耕地面积表，1975年12月;【1976年】A－5－25，1976年耕地面积，1976年12月;【1977年】B－2－17，1977年耕地面积(一)(二)，1977年12月;【1978年】B－2－10，1978年耕地面积(一)(二)，1978年12月;【1979年】B－2－13，1979年耕地面积(一)(二)，1979年12月;【1980年】B－2－26，1980年耕地面积(一)(二)，1980年12月;【1981年】B－2－11，1981年耕地面积，1981年12月;【1982年】B－2－7，1982年耕地面积，1982年12月;【1983年】B－2－21，1983年耕地面积，1983年12月;【1984年】B－2－27，1984年耕地面积，1984年12月;【1985年】A－7－22，1985年耕地面积，1985年12月;【1986年】A－7－21，1986年耕地面积，1986年12月;【1987年】A－7－29，1987年农作物播种面积和产量(一)(二)(全社会)，1987年12月;【1988年】A－7－28，1988年农作物播种面积和产量(一)(二)(全社会)，1988年12月;【1989年】A－7－28，1989年农作物播种面积和产量(一)(二)(全社会)，1989年12月;1990—2004年数据来自:《秦皇岛市农村统计主要指标历史台帐:昌黎县泥井镇侯家营村》，2005年，河北省昌黎县泥井镇档案室藏。

表3.8和表3.9的数字直观地反映了侯家营灌溉条件的改善和灌溉能力的提高。从表3.8的数据可以看出，机电井和水泵的数量不断增加，机电井的配套程度也在逐年提高，灌溉面积和水浇地面积因此增加。到1980年，机电井的数量达到顶点，此后数量逐渐减少，到80年代末期数量极少，这与集体组织的解体有很大关系，原本属于集体大队、生产队的机电井都被分配给了农户个人使用。

在表3.9中，水浇地指有井可以灌溉的土地。1969年以前，水田水浇地面积加上旱地面积和自留地面积等于耕地总面积，从1970年开始，耕地总面积中已经没有自留地的面积，只是水田水浇地面积与旱地面积之和。1987年以后侯家营村的总耕地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波动范围基本上在5亩以内，同时1987—2004年的各种土地类型的具体面积数据不明，因此在表中不再赘述。从1961年开始，侯家营村的水田、水浇地面积就不断增加，一直到1976年、1977年，达到了统计中的最高值，1978年明显下降，此后基本保持平稳。1976年、1977年稻谷亩产的迅速增加与这一数据的变化有关。

改善生产条件还包括对土地的改造，具体表现为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平整土地、深耕土地和改良土壤。侯家营村的农业带有很多灌溉农业的特点，由于旱涝灾害频繁发生，水利是农业发展的命脉，进行农田水利建设的任务较大。建国以后，国家对于水利建设十分重视，多次组织进行水利工程，公社时期的集体组织更是把这一工作视为重点，花大力气实施。这些水利工程讲究沟渠相通，田地里的排水沟与周围的排水大沟相通(侯大义，06－04－18;侯振元，06－04－19;侯振久，06－04－19)，对于防涝起到了有益作用。公社几乎每年都要组织挖沟排水的工作，不但在每个生产队的土地上挖小沟，而且在田地周围挖了大沟，对防涝产生了很大作用(侯永深，06－04－18)。这些水利工程也为家庭承包制实行初期的农业增产起到了一定的基础性作用。但是无偿抽调劳力和占用土地过多，会耽误农时，赵家港沟的修建就占用了侯家营村三百多亩土地(侯永深，06－04－18)。承包制初期，水利设施因无人管理，年久失修，甚至有的遭到了极大破坏，田里的小沟被填平，护堤被挖走，如遇大的水情，损失会很大(侯大义，06－04－18)。20世纪80年代后期，水利工程设施的落后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农户和国家才开始重视其建设。

资料来源:本表数据均来自《侯家营文书》以下文件:【1970年】A－16－12，1970年末基本情况，1970年12月;【1971年】A－6－20，1971年末基本情况，1971年12月;【1972年】A－6－22，1972年耕地面积，1972年12月;【1975年深翻地面积、平整地面积】B－2－20，1975年农业机械化情况(一)(二)，1975年12月;【1975年台条田面积】B－2－20，1975年耕地面积，1975年12月;【1976年深翻地面积、平整地面积、旱涝保丰收面积】A－5－25，1976年农业现代化情况(一)，1976年12月;【1976年台条田面积】A－5－25，1976年耕地面积，1976年12月;【1977年】B－2－17，1977年耕地面积(一)(二)，1977年12月;【1978年】B－2－10，1978年耕地面积(一)(二)，1978年12月;【1979年深翻地面积、平整地面积、台条田面积】B－2－13，1979年耕地面积(一)(二)，1979年12月;【1979年旱涝保丰收面积】B－2－13，1979年农业现代化情况(一)(二)(附表)，1979年12月;【1980年深翻地面积、台条田面积】B－2－26，1980年耕地面积(一)(二)，1980年12月;【1980年旱涝保丰收面积】B－2－26，1980年农业现代化(一)(二)，1980年12月。

表3.10中，旱涝保丰收的土地是指生产条件较好的土地，土质好，有井可以灌溉，地势较高，且有排水沟可以排水(刘斌相，06－04－17;侯永深，06－04－18;侯振元，06－04－19)。台条田是经过改造的土地，台田较宽，条田较窄，就是将生产条件较差的土地抬高和平整之后，再挖好排水沟，目的是多收获农作物(刘斌相，06－04－17;侯大义，06－04－18)。平整土地的工作，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到70年代形成高潮。主要包括:起高垫低，改垄换向，规划成方;挖沟排水，排除沥涝;进行机井建设，扩大水浇地面积和有效灌溉面积;改低洼易涝地为水田等^[9]。挖沟有利于防范旱情和防风沙(刘斌相，06－04－17;侯振元，06－04－19)。人民公社化运动伊始，公社就命令各大队土地划方，以一百亩为一方，在一个方里打两眼井(侯大信，06－04－18)。1959年，因为国家认为南北向的田垄可以更充分地利用光照，大力推广南北垄，所以侯家营村原有的东西垄被改成了南北向。但是南北垄不适合侯家营村的生产条件，不但需要多开辟很多田间的道路，造成了土地的浪费，而且影响防风和排水(侯大义，06－04－18;侯永深，06－04－18;侯振久，06－04－19;侯振兴，06－04－18)。所以到了1962年，很多生产队将其改回了东西垄(侯永深，06－04－18;侯振久，06－04－19)，没有改回的，主要是因为重划生产队时重分土地，无法改变田垄方向(侯振兴，06－04－18;侯振久，06－04－19)。

深耕土地主要是在秋季进行。“大跃进”过程中，深耕地变成了深翻地，盲目提高了深翻标准，破坏了土壤结构，结果适得其反。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侯家营村开始每年租用公社拖拉机站的拖拉机进行翻地(刘斌相，06－04－17;侯大信，06－04－18;侯大义，06－04－18;侯振元，06－04－19;侯振久，06－04－19)，使土壤中的部分盐分流失，对盐碱地的改造起到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侯大信，06－04－18;侯振久，06－04－19)。进入70年代，昌黎县农村普遍实行了机耕^[10]，耕地深度提高。但是，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深耕土地面积出现了短暂的波动，这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农业生产。昌黎县农村实行的改良土壤的措施，主要是针对盐碱地和沙地，包括铺绿肥、铺沙拉土、引水洗盐压碱、挖台田沟等^[11]。这些都对降低土地的盐碱化程度有着积极的影响。

上述这些改造措施所发挥的作用并不能在短期内看到，需要进行长期的考察才能明晰其功效。虽然无法通过粮食作物产量变化的具体数字来推断这些措施到底在哪一年真正发挥了效用，促进了产量的提高，但是总的来看，这些改造措施提高了土壤质量，扩大了灌溉范围，使旱涝保丰收的耕地面积有所增加，改善了农业生产的自然环境。这些对于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和维持土地长期的良好状态都是非常重要的。

2.生产资料的投入

侯家营村对于生产资料的投入主要表现在种子、化肥、农药和地膜等方面。这些投入对于农业产出的增加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种子是决定作物产出效率的直接因素。为了保持和提高作物的产量，或出于防治病虫害的需要，必须不断定期更新作物的品种。建国初期，昌黎县政府不供应种子，由农户自行解决。1964年昌黎县成立种子站，开始供应少量农家优种和引进品种。1967年开始主要供应杂交玉米和杂交高粱。1982年水稻、小麦、杂交玉米、杂交高粱为主要供应种类。从建立种子站开始，昌黎县的主栽作物育种一直坚持自选、自育、自留、自用的原则^[12]。泥井公社也曾派人到云南、海南育种(侯永深，05－07－28;刘斌相，06－04－17)。

种子的质量影响着农民的种植偏好和选择。同一种作物有不同品种，它们的生长期不同，从而影响了复种的具体形式。例如，不同品种的豆子，生长期有八十天、一百二十天两种，所以，有的豆子在春天时播种，有的在夏天收获了麦子之后才种(侯永深，06－04－18)。对于作物的新品种，在不同时期，农民有着不同的态度。集体经营时期，侯家营村主要使用自留的种子(侯大信，06－04－18;侯永深，06－04－18;侯振兴，06－04－18)，但也经常从公社的种子站购种。种子站的技术员从东北等地区引进优良品种，再分配到各生产队(侯大信，06－04－18)，生产队也可以自己培育新品种，每个队都有育种基地，但是自己培育的种子质量低下，无法达到种子站提供的种子的产量(侯振久，06－04－19;侯振元，06－04－19)。具体来讲，棉花品种不好，易发生病虫害，管理困难，需要很多劳力投入，因此侯家营的村民种的不多(刘小利、刘淑玲夫妇，05－07－26;侯永成，05－07－27)。20世纪60年代，侯家营村曾从海南岛引进了水稻品种，此后，高产的水稻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村中原有的粳稻品种(刘斌相，06－04－17)。70年代开始，杂交品种被引入侯家营，但初期粮食总产的提高并不明显。杂交高粱虽然高产，但不抗倒伏，产量不稳定，而且产出的粮食质量不高，国家在征购时不接受，所以侯家营村各生产队种植的年份不多(侯大义，06－04－18;侯大信，06－04－18)。杂交玉米推行初期，有很多社员认为杂交品种质量低下，是喂马的东西，直到与普通玉米品种的产量进行了对比，才逐渐认识到杂交品种高产的优越性，开始愿意种植(侯大义，06－04－18)。杂交玉米的亩产高达一千斤左右，且产量稳定(侯大信，06－04－18;侯大义，06－04－18)，生产队很愿意种植，几乎年年都种(侯大信，06－04－18;侯永深，06－04－18;侯振久，06－04－19)。但是公社分配给侯家营大队的杂交种子数量有限，只能在少数土地上种植，再加上社员不善管理，使杂交品种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对粮食作物总产量的提高影响不大(侯大信，06－04－18)。

到了家庭经营时期，因为品种培育技术的不断进步，新品种的质量大为提高，增产效果十分明显，管理也更为方便。农民所使用的种子全部从市场或种子站购买(侯永深，06－04－18;侯振兴，06－04－18;侯振元，06－04－19)，农民愿意更多地采用新品种，加大良种的投入，使得主要作物产量的增加更为迅速。现在村民普遍种植的一种甜玉米，因为生长期短，所以村民可以在收获之后再种植一茬豆子或蔬菜，土地利用率很高，有的甚至可以达到一年三茬，普通玉米则只可以种一年两茬(侯振元，06－04－19)。

肥料是极为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包括化肥和农家有机肥。表3.11反映了侯家营村化肥施用量的变化趋势。建国初期，侯家营对农家有机肥的使用占绝对比重，化肥则基本没有使用^[13](刘斌相，05－07－28)。后来国家开始供应化肥，其施用量逐渐增多。曹锦清等人的研究表明，1953年以前，国家对农民敞开供应化肥，1954—1960年，因化肥供应紧缺，国家只能采取“重点供应，合理分配”的供应制度。1961年开始，国家在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方面实行了化肥供应与农副产品收购相结合的政策^[14]。据村民回忆，实行集体制之前，化肥由农民自己购买，集体化之后改为国家分配，泥井的供销社根据各生产队的种植面积供应化肥(侯永深，05－07－28;侯永成，05－07－27)。60年代开始，生产队向国家统一交费，国家按照生产队的贡献大小，向下拨发化肥(侯永成，05－07－27;刘斌相，06－04－17;侯振元，06－04－19)。另外，国家还将化肥用于农副产品的换购和奖售^[15]。进入70年代以后，化肥才大量使用^[16]。在承包制实行初期，化肥仍由生产队集体购买和分配使用，直到包干到户，才由农民个人购买和使用。总的来说，集体时期的化肥供应量严重不足(侯振元、侯振春，05－07－26;刘小利、刘淑玲夫妇，05－07－26;侯永成，05－07－27;王兴巨，05－07－27;刘斌相，05－07－28)，生产队一直主要依靠农家有机肥来保持和提高土壤肥力，以农家肥为主、化肥为辅的情况至家庭经营时期才逐渐好转(侯振元、侯振春，05－07－26;侯振久，06－04－19;侯大信，06－04－18)。因此，村民十分重视养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积肥(侯永深，05－07－28)，国家也大力提倡养猪积肥。

资料来源:本表1972—1987年数据均来自《侯家营文书》以下文件:【1972年】A－16－10，1972年农业现代化情况，1972年12月;【1973年】B－2－18，1973年水利化、化肥化(二)，1973年12月;【1974年】A－5－25，1974年农业水利、化学化，1974年12月;【1975年】B－2－20，1975年农业机械化情况(一)(二)，1975年12月;【1976年】A－5－25，1976年农业现代化情况(一)，1976年12月;【1977年】B－2－17，1977年农业现代化情况(一)，1977年12月;【1978年】B－2－10，1978年农业现代化情况(一)(二)，1978年12月;【1979年】B－2－13，1979年农业现代化情况(一)(二)(附表)，1979年12月;【1980年】B－2－26，1980年农业现代化(一)(二)，1980年12月;【1982年】B－2－7，1982年农业电气化化学化情况，1982年12月;【1983年】B－2－21，1983年农业用电、化肥情况，1983年12月;【1984年】B－2－27，1984年农业用电、化肥情况，1984年12月;【1985年】A－7－22，1985年农业机械化、用电、化肥情况，1985年12月;【1986续年表】A－7－21，农业机械、用电、化肥、水利情况(1986年)，1986年12月;【1987年】A－7－29，农业机械、用电、化肥、水利情况(1987年)，1987年12月;1988—2004年数据来自:《秦皇岛市农村统计主要指标历史台帐:昌黎县泥井镇侯家营村》，2005年，河北省昌黎县泥井镇档案室藏。

农民对肥料十分重视，认为“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庄稼一朵花，全仗肥当家”(王兴巨，05－07－27)。事实也正是如此。建国前作物总产和亩产都很低，主要是因为没有化肥(侯永深，05－07－28;刘斌相，05－07－28)。50年代至60年代初，国家的化肥生产量小，化肥购买困难，农民只能使用氨水，每个生产队只能分配八九百斤，不能满足全队农业生产的需要(侯永深，05－07－28;侯大信，06－04－18;侯大义，06－04－18;侯振久，06－04－19)，化肥的短缺制约了作物产量的增加。面对这种情况，侯家营的各生产队都想尽办法找门路，争取多买到一些化肥，甚至两次组织人到沈阳购买(侯元勤，05－07－29;刘斌相，06－04－17)，因为他们真切地感到，使用了化肥之后，产量有了提高。几乎每位村民在接受采访时都提到了“化肥多了，产量也高了”(2005年各人访问记录;侯大义，06－04－18)。到70年代末，化肥的供给短缺状况才有所缓解，产品构成也发生了变化，单位面积施肥量增加(参见各人访问记录)。实行了承包制之后，村民可以自由地购买化肥，而不再受制于国家分配的限制，因此侯家营村的化肥施用量基本上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但是，自1985年以来，在农业生产对化肥依赖程度不断增强的同时，国家和市场的化肥供应却未持续增长，加剧了1985—1989年出现的农业萎缩的趋势^[17](侯振元，06－04－19)。从表3.11的数据可以看出，在肥料构成方面，高肥力、对作物产出更有针对性的化肥施用量逐渐增多，肥效较低的土化肥、腐殖酸类化肥的施用逐渐减少，肥效高的氮肥、磷肥、钾肥开始施用，并且施用量不断增多，肥料的施用结构更为优化，投入效率也在稳步提高，有利于粮食作物产量的上升，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资料来源:本表1973—1987年数据均来自《侯家营文书》以下文件:【1973年】B－2－18，1973年水利化、化肥化(二)，1973年12月;【1974年】A－5－25，1974年农业水利、化学化，1974年12月;【1975年】B－2－20，1975年农业机械化情况(一)(二)，1975年12月;【1976年】A－5－25，1976年农业现代化情况(一)，1976年12月;【1977年】B－2－17，1977年农业现代化情况(一)，1977年12月;【1978年】B－2－10，1978年农业现代化情况(一)(二)，1978年12月;【1979年】B－2－13，1979年农业现代化情况(一)(二)(附表)，1979年12月;【1982年】B－2－7，1982年农业电气化化学化情况，1982年12月;【1983年】B－2－21，1983年农业用电、化肥情况，1983年12月;【1984年】B－2－27，1984年农业用电、化肥情况，1984年12月;【1985年】A－7－22，1985年农业机械化、用电、化肥情况，1985年12月;【1986年】A－7－21，农业机械、用电、化肥、水利情况(1986年)，1986年12月;【1987年】A－7－29，农业机械、用电、化肥、水利情况(1987年)，1987年12月;1988—2004年数据来自:《秦皇岛市农村统计主要指标历史台帐:昌黎县泥井镇侯家营村》，2005年，河北省昌黎县泥井镇档案室藏。

侯家营村自1956年就开始使用农药(侯永深，05－07－28)。其来源主要是生产队向供销社购买，而非化肥那样的配给供应(刘斌相，05－07－28;侯元勤，05－07－29)。农药与化肥同为国家的计划性产品，由国家统一调配(侯永成，05－07－27)，相对于化肥的严重短缺，农药的供应比较充裕，能够满足生产队的生产需要(侯永深，06－04－18;侯振元，06－04－19)。但是由于供销社供应的农药只有药效较低的六六粉(侯大义，06－04－18;侯振久，06－04－19)，因此病虫害的防治在很大程度上仍需依靠农民的传统方法，即在病虫害多发的季节组织人力到田里摘虫(刘斌相，06－04－17)。表3.12表明，侯家营村在建国以后的农药施用量呈现出剧烈的波动趋势。农药施用量较多的年份，均为各种病虫害的多发期^[18]。承包制实行之后，农药的品种大为丰富，药效也逐渐提高(侯振久，06－04－19;侯振元，06－04－19)，侯家营村的作物种植对农药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农药施用量也随之增多。总体来看，农药对农业的影响相对于化肥来说较小，因此农民对农药的重视程度低于肥料。

地膜是更为现代化和科学化的生产资料，它的使用主要是针对某些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栽培^[19]。表3.12的数据显示，侯家营村自1992年才开始使用地膜，并且这些地膜主要用于花生和甜玉米的种植上。开始使用地膜时，因为农民对于地膜使用的技术不熟悉，地膜使用量的增加并未带来作物产量的相应增长，到了90年代后期，种植甜玉米的农户使用了地膜，保证了产量的稳定(侯永深，06－0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