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国内国际政治形势与村庄的日常生活
20世纪华北乡村社会变化的一个共同特征，便是封闭的乡村自治被打破，村庄一步步变成基层行政单位，国家政权一步步深入乡村并加强控制。
20世纪50—70年代，村庄的行政编制更趋细致和复杂，除行政组织外，贫协、共青团、妇女、民兵、学校、知青、卫生医疗、村办企业等组织或机构纷纷成立，使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意志得以深入地贯彻到基层乡村。在同一时期，以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理论为代表的“官方表达建构”通过戏剧、报刊、小说、电影、教科书、政治学习等，逐渐渗透到一代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他们的日常语言和观念的一部分。近年来，学者们在从事自土改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村社会变动的研究时，普遍从上述两个方面关注官方意识形态对乡村社会渗透的问题。笔者以往的研究则与此相对，强调现代中国乡村传统文化的持久性及对官方意识形态渗透的过滤与反讽作用(参见本书序论)。本章则要换一个视角，甚至可以说对自己以往的观点做了“修正”，讨论世界的政治变动是如何影响中国乡村日常生活的问题。文中的许多材料表明，自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不仅是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世界的政治情势也通过上述多种途径渗透到“封闭”的乡村，并产生微妙的影响。一部中国乡村的现代史，既与国内政局形势密切相关，同时也深受亚洲与世界形势的影响。
一 “美帝”与“苏修”
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各地党政部门也迅速配合“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通过贴标语口号、街头板报、读报纸、收听收音机广播等形式，开展了前所未有的“时事宣传运动”。有档案资料表明，侯家营村乃至华北的农民也因此开始知道有“美帝”这一“最残暴的野兽”、“吃人的恶魔”的存在[112]。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此时的华北农民来说，这个突然冒出来的“美帝”可不是一个远在太平洋彼岸、对乡民的日常生活无关痛痒，或是跟着随便声讨几句并不妨碍自己睡安稳觉的国家了。在朝鲜战争刚刚爆发一个月，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的征兵运动便搅动了侯家营和周围村庄的一片宁静，恐慌、不安的情绪影响了村民的日常生活。
当时的侯家营村是政府派员蹲点观察的“基点村”。在一份1950年11月中共昌黎县委办公室起草的工作报告中，对侯家营等村的“抗美援朝中群众的思想动态”做了如下记述[113]:
据三区侯家营群众，对抗美援朝的思想反映，有以下几点:
①部分群众有表现恐慌情绪，如侯振久说:“刚过太平日子，战争又打起来了。”这是一种害怕战争的情绪反映。
②有部分群众思想上麻痹，如侯振山说:“侵略朝鲜不是中国地方。”抱有漠不关心的态度。
③青年情绪不稳，战争起来了，怕扩军抬担架，表现在该村已有四个青年已停止上学的又上了学，如侯金山23岁，又上泥井上学念书;侯振国23岁，原在家做小买卖，也上了高小。另外还有5个青年正在要求上高小念书。
④一区于庄子于凤龄(党员)在学校和教员(党员)看报纸，看到各地青年自愿去朝鲜参加抗美援朝，他们说:“等啥时候扩军，动员了就去，不动员也不先去。”
进入20世纪60年代，侯家营村的百姓知道了自己国家的敌人除了“美帝”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更危险的、近在身边的“苏修”。以下一组文献是从该村大量文书中随手摘取来的几件，足以说明这两个超级大国的信息是如何密集、多层面地进入一个普通的华北乡村，如何对村民的日常生活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
1.“中共中央关于保卫边疆的文件”(抄本，图2.1)[114]
该文件系1969年“中共中央55号文件”的抄写本，和其他的《侯家营文书》一样，在笔者看到它之前一直沉睡在侯家营村委会的大木箱里。该抄件在抄录时尽量保持原始文件的格式，如在文件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的上面，画有五星图案和横线，又冠有“毛主席批示:照办”的字样。其内容是:“国内外阶级敌人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美帝、苏修正在加紧勾结，阴谋侵犯我们伟大的祖国。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越来越疯狂地不断在我边境进行武装挑衅，印度反动派也在伺机妄图扰犯我国边境。”要求“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他们的突然袭击……把边疆变成埋葬帝修反的阵地”。
图2.1 “中共中央有关保卫边疆的命令”(抄本)
资料来源:《侯家营文书》，B－5－61，中共中央有关保卫边疆的命令抄本，1969年8月28日。
可以想见，该文件经过层层传达，最终被该村干部歪歪扭扭地抄录下来，下达至侯家营这个靠近山海关的基层农村。在此前后，一个普通村庄接获中共中央发出的命令应是极为罕见的事情。该文件的内容可能会使村庄中从干部到民兵，从老人、妇女到孩子，乃至于每一个村民都感到一种紧张气氛，也会使他们“曲折”地知道自己国家的外部还有一个你无法消灭也无法左右的更强大的世界——强大到足以主动地前来“阴谋侵犯”、“武装挑衅”、“扰犯边境”、发动“突然袭击”等。
根据《侯家营文书》中的其他文件和本人的访谈记录，该村在这一时期不断有军队前来入驻，在增加了一分紧张气氛之余，村中百姓也会感到一丝新鲜和兴奋。解放军会给他们挑水和打扫院子，会和村民们联欢，会在场上给村民放映电影。民兵们的农闲军事训练也加强了，武器也得到更新和补充，民兵们有机会发射60迫击炮的教练弹(打出去不爆炸)，青年人的生活突然变得丰富起来，一些青年男女的恋爱故事也由此产生。
2.证明材料[115]
该件出自一组“文革”高潮时期侯家营某村民揭发村小队干部(共产党员)的证明材料。揭发者因常爱用小本子记录、汇报其他村民的“不良”言行而得到“本本先生”的外号。该证明材料提到了当时国内“备战备荒为人民”运动的形势，以及在此形势下该村进行“交红心粮”活动的情况。
3.侯元勤的检查[116]
这组材料是由一个村民党员的检查组成。奇异的是，该村民被迫为自己开列了40条“罪状”，其中有不少与当时的国外形势有关，发表些意见便构成了“犯罪”。例如:(A)该村民讽刺当时各村挖防空洞、交通沟的举动，称“咱这地方不行，挖深了出水，挖浅了不顶事，一踩就塌”，“大炮弹在头上打不死也得闷死”，“咱这个没一点用处，起不(到)啥作用”。又说:交通沟挖的没二尺宽，高低不平，“像狗啃的似的”，“交通沟深的深、浅的浅，那么窄，二人并着过不去，我看就是泄水沟”，“有的大队没挖，这可白拣了”，“这沟太直，顺沟摸一枪，还串几个呀”。(B)散布悲观恐怖情绪。例如，“我宣传过苏修的大炮、坦克大，中国(的)不如人家苏修(的)好。中国的坦克也少，不如人家苏修的坦克多”。其中一段情节最有意思:“1970年3月，在队里北屋十几个社员利用闲谈(闲唠)，提起打仗的事，说(主席要)放进来打，给他们几个省(东北或华北地方)。我说如果真要放进来打，那人可就死多了。苏修进来杀一部分，打起仗来再打死一部分。接着陈荣说，那还不绝茬呀。我说朝鲜男的都打仗去了，每人平均6个妇女(媳妇)。”
图2.2 关于侯元勤问题的证明材料
资料来源:《侯家营文书》，C－9－5，侯元勤的一系列“罪状”的证明，1970年7月10日。
从该村民的检查中，我们看到村里有“战备团”组织，在冬季里冒着大雪连着几天从海边到山上搞训练。在这位村民看来这简直就是“遭着节(劫)”。还可以看到村里出现了以往从未有过的防空洞和交通沟。我们看到，由于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村民们平日闲谈时的内容，便夹带着国外的形势。从此他们有了新的谈资，有时也因此多了个讥讽的对象。还能看到，村民们对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实力悬殊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4.侯永庆的个人交代[117]
这是侯家营村里另外一个村民(贫农、群众)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交代”，共14条，多是些当时看来极出格的言论、行为。从中看到该村民从某种途径得到了关于苏联、美国和日本的讯息，并对当时苏联和美国表示出向往之情。这样的想法在当时应该是极为少见的。
例如，“69年春季……我说，苏联现在修正了，人家国家爱干啥就干啥。谁爱做买卖就做买卖。那多好。我总想那个时候，我惦记着在西坑沿上公路旁盖上两间房子，做个小买卖，卖香烟、烧酒、猪头肉，到春节还卖门神、画啥的，那我就不用劳动了，吃不了花不了的。现在想干点啥都不行了，入了死张〔账〕。”
再如，“69年锄二遍地时……我说美国的东西都是好的，美国的布都是大路甲的，水都透不过去，成色也好。白面也好，化肥也好。”
又如，“1970年春倒粪时，我听别人说，报纸上说的，日本人要打仗，要进攻中国，说中国帮助朝鲜金日成。我说金日成不是被别人制死了?我又说‘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骗老百姓’。”
很多来自地方的资料表明，在20世纪50年代，有关苏联社会的大量“正面”信息已深入中国乡村。昌黎县档案资料里，我们能看到诸如“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的道路我们一定要走下去”的口号充斥乡间[118]，合作化初期中国农民对苏联充满好感，心向往之。而进入60年代，当苏联社会变革的讯息通过某种途径再次进入到一个普通的中国乡村时，甚至引起那里少部分村民的思想“躁动”。在被迫交代罪状背后，看得出村民们又的确有能力对那些肯定是被官方加工过的讯息进行独自的梳理，为己所用。
二 海峡两岸
“努力搞好生产，争取多打粮食，支援解放台湾!”这是1956年丰润县左家坞乡红星社王庄子生产队社员们喊出的口号。不过，这样的口号恐怕不会被这一个庄的农民们所独享。
上述故事来自1956年中共唐山地委宣传部的两份文件[119]。在该文件里，能看到全地区涉台人员被详细统计，受到密切关注，更被动员使用写信方式对台湾进行宣传。该文件指出，一些村干部认为“在台湾的就没好人”，竟至对涉台人员不愿理睬。文件还介绍道，一些地方以村为单位召开群众会，“在有动员对象(即有在外人员的)的村，以生产队为单位召开群众座谈会”。
以下三份来自侯家村的文献更生动地表明，比起“美帝”和“苏修”，台湾地区事态给华北农村和华北农民带来的纷扰更大，更直接地影响着那里的日常生活。
1.处分决定书[120]
这份处分决定书将村民侯永庆确定为“戴帽现行反革命分子”。看得出，当时一个普通的村民的不满、批评言论很容易被定性为“犯罪行为”，这是早已准备好的对此类具有不满情绪的农民的惩罚措施——在这份来自上级，有着统一格式的处分决定书的封面上部，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
在该决定书的“主要问题”栏中，列举出的罪行是“无耻吹捧美帝苏修”。另一处关于处分该村民的请示报告中指出，该村民“妄图仰赖帝修反武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121]。
2.刘斌明对扇子题诗的解释交代及自我批判(另参照图2.4)[122]
该文件为侯家营某村民对自己于1960年在扇子上所题写诗句的解释和交代。其中“精彩”部分如下:
忠君报国岳武穆，——就是我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对国民党反动派忠实，
孝敬父母闵子骞。——把蒋介石像我爹妈一样孝敬。
图2.3 “文革”时期侯家营大队处分决定书
资料来源:《侯家营文书》，C－10－3，泥井公社侯家营大队处分决定书，1970年6月21日。
节烈冰霜孟姜女，——略。
义气参天关圣贤。——略。
王子去求仙，——比如蒋介石去台湾求仙，
旦成如九天。——一旦成功就像他升了九重天一样高大。
洞中方七日，——比如他在洞中住了七天，
世上几千年。——比如我等他总也不来，像几千年一样。
该村民在解放战争时期曾做过国民党军下级军官，“文革”当中还被指藏有手枪，其处境可想而知。该文件应是在不断被审查情况下的产物。
在时代环境下，该村民的解释和交代几乎是迫于无奈。但作为研究者却要对以下问题投入些关心:这份文件的时代背景是怎样的?该解释是如何地迎合了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海峡对岸的台湾地区、国民党、蒋介石等，对于村民来说具有怎样的意味?在笔者看来，该村的村民们距离“台湾、国民党、蒋介石”等并不遥远，不论是处在权力核心的革命者还是处在边缘的小人物，抑或是被镇压、打击的对象，都强烈地意识到这一近乎身边的存在。对于他们来说，要想把问题搞到最为紧迫的程度，要想把罪过夸大到极点，或是在经受不住没完没了的审问和纠缠而痛下决心的时候，最终还是要联系“台湾、国民党、蒋介石”，这三者不自觉地成为中国乡村许多事件的“终结者”。
图2.4 刘斌明的解释交代
资料来源:《侯家营文书》，C－1－9，刘斌明档案，1966年9月5日。
3.某“败类地主分子”的检查(图2.5)[123]
该文件形成于1966年8月“文革”初起之时，作为文件作者的某村民被划作斗争对象，自称“侯败类地主分子”，他会受到严格监管，要经常做“检查”，要不断地交代自己的活动。但这篇检查还是无意中透露了些重要的信息:“前两天下晚喊口号，蒋介石死了，大卖贱大坏蛋死了。俄很喜乐大事。未出去。怕不叫出，这是不对的。”
图2.5 侯大孝的检查
资料来源:《侯家营文书》，C－10－1，侯大孝相关材料，1966年8月31日。
自1966年8月“文革”走向高潮以后，国内各地城乡群众时兴夜间上街游行庆祝呼喊口号。其原因是从当晚的广播中收听到“最新指示”，或是接获其他“重大喜讯”。令人感到奇异的是，“蒋介石死了”的假消息不知由何原因、从何地方编造出来，突然搅动了华北乡间一个宁静的夏末之夜。侯家营村的那一晚，除了“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没有资格外，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庄户人家夜间都出来欢天喜地地庆祝，高声地喊口号。其次，这一事件还表征了在激烈动荡的年代，在华北乡村的某一处角落，海峡对岸的“台湾地区”、“蒋介石”的“受关注指数”仍保持着最牵动人心的影响级别。
三 中东局势
以上所举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例子，都属于身边的“帝修反”，他们通过宣传媒介，确确实实让华北农民有一种迫近的感觉，加以特别关注也是可以理解的。下面的文件与案例则表明，在20世纪50—60年代，中东局势也会时常波及中国农村，遥远的埃及、伊拉克、黎巴嫩、约旦等中东国家也成为了华北村民声援的对象。
1.1956年，反对英法侵略埃及[124]
这是一份发自中共县级地方委员会的“机密文件”，时间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关注的是在遥远的中东，在苏伊士运河地区发生的冲突。该文件要求发送至各乡党总支，其主旨是，通过宣传活动，“使广大群众知道这件事的经过，从而引起对英法殖民主义者的愤怒和对埃及人民的关怀与同情”，并响应中国政府的声明。文件要求各乡干部采取读报纸、收听县广播站广播、“在社(队)、村(片)召开群众大会作报告”、“根据报纸材料编写黑板报、大字报及其他文艺形式的活动”，召开农民代表座谈会等等方式，重点宣传、介绍以下信息:(A)英法两国发动了对埃及的侵略战争，同时是对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挑衅与进攻;(B)“埃及是刚刚独立的小国”，“埃及人民的斗争是正义的，埃及人民不是孤立的”。当然，也提出了“不要提派遣志愿军援助的口号”，“要有依有据不可信口开河”等注意事项。
此前，华北的农民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运动以及合作化等一系列运动中已深刻领会和习惯了和新政府的社会动员方法。然而，泥土味的乡间突然充斥来自中东世界的讯息，固有的生活韵律突然被中东局势所搅动，这的确还是让他们始料不及。
2.1958年，声援伊拉克、黎巴嫩、约旦人民，抗议美英侵略[125]
1958年7月中东形势紧迫，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承认新生的伊拉克共和国，支援伊拉克的人民革命和黎巴嫩人民反对美英侵略的斗争。在此背景下，文件作者中共昌黎县委要求各乡组织群众大会和游行，除作报告外，要求参加会议群众每人手持小旗，游行时有乐队、拉歌队做前导，以“造成热烈气氛和强大声势”。此外，该文件还要求当天晚上以社队为单位组织座谈会或其他小型活动，“以提高认识”。该文件还附有标语口号，供活动中使用。口号内容涉及“伊拉克共和国”、“黎巴嫩的民族独立运动”、“阿拉伯人民”、“中东”、“亚非各国”、“台湾地区”、“朝鲜”、“日本”、“菲律宾”、“约旦”。对于华北乡间农民来说，此前他们从未听说过这么多的国家和地区的名字。
另有一份文件产生于前述文件的次日，是中共昌黎县委宣传部关于开展反对美国侵略黎巴嫩的宣传情况简报(草稿)[126]。该文件迅速对上述全县范围内的集会游行活动的效果做出了评价，尽管其中宣传成分极多，仍使我们得窥该事件在华北乡间的影响。县城内召开万人声讨美英侵略黎巴嫩和约旦大会的同时，“全县组织有十万群众齐集在喇叭下收听了大会实况”，此外，还“分别以乡为单位召开了全乡群众大会，并举行游行示威”。据该文件报告，这次活动利用了大字报、黑板报、广播等，宣传所及不弃“田间、街头、炕头等任何空隙”;在效果上，使“绝大多数群众从不了解中东的地理形式〔势〕到同声谴责美英侵略黎、约的野蛮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文件中，我们也许是第一次看到中东局势与农民生活乃至农业生产是什么关系。“葛条港乡全体农业社员一致通过要以增产粮食的实际行动来支援黎、约人民。在当前要突击抗旱，加强大田作物的田间管理，提出‘在七天之内把所有大田作物普锄二遍，多穗高粱追一次肥，薯□双垄化’。”当然，我们会说这些“关系”是政府强加上去的，是虚幻的，但这种被强加上去的关系的确还要实实在在地持续下去，并给华北农民的日常生活带来影响。
不久，受到中东及伊拉克局势的牵连，发生了震惊世界的“823金门炮战”。于是，中东地区—台湾海峡—华北乡村，小小的侯家营村奇妙地又要生起一片波澜。
四 小 结
主要是受东亚政治形势的影响，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中的民兵组织更加活跃、壮大起来，并渗透到乡村社会的方方面面。在一份县“人民武装部长”的报告里，能看到“美英法日帝国主义”、“印度反动派”、“蒋介石残余匪帮”、“沙湾纳吉反动集团”、“南越吴廷艳”以及非洲、拉丁美洲、中东、亚洲各国等等的动向，被逐级传达到乡间，也能看到官方要把这一切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联系起来[127]。该文件系统地提出加强村庄民兵组织的措施，例如，“十天一期”、“十至十五个半天或晚上”的民兵训练增多了。
在《侯家营文书》里，有关民兵组织的活动记录就更多了。在这些村级文书里，我们能看到民兵组织的训练活动开始融入乡村生活，擦拭枪械、操炮训练、站岗值勤等成为村落生活的常态，将这些活动记工分被视为理所当然。从中也得以窥见世界局势变动对中国乡村日常生活的影响。
侯家营村20世纪60—70年代的大队记工表相对保存完整，里面详细记录了大队各级干部的日常活动。从历年记工表中可以发现，主要村干部一月之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忙于外出开会，会议内容大多是讲政治、讲斗争、讲生产安排。此外，大队各级干部在一月之内还要为护秋、擦枪、民兵训练、拥军优属宣传等事情忙碌。总体上看，有关生产管理和经济往来的内容并不是很多。无论何种工作，一天都记满10分的工。一张记工表内，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村干部的每日行踪，给人们的印象是，除了20世纪中后期国家对村落内部生活的过度干预外，国际形势也对村落内部的生活产生着影响(参见图2.6)。
河北省昌黎县档案馆所藏档案以及在侯家营村发现的集体化时代村级文书资料，有相当多的部分记录了当时东亚政治形势的变动对一个普通华北村庄日常生活的影响，为我们展示了世界政治变动与一个小小乡土社会相互连接的具体而生动的场景。地方档案及村庄一级文书中的大量例证表明，在20世纪后半期，特别是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虽然国家对乡村控制严密，农民们难得获取外部世界的信息，也难得走出村庄这一狭隘的世界，但是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的社会生活并非与世界无缘，政治格局的一次次变动总能在村庄里吹起一片涟漪，造成一场波动。在这一过程中，来自国家的推动和干预、官方意识形态的渗透确实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图2.6 侯元强工分记录
资料来源:《侯家营文书》，A－3－30，记工本，1968年7月。
20世纪50—70年代的国际形势与东亚的政治、经济变动对中国农村带来怎样的深层影响?是否存在着某种“积极的”影响?笔者还没有余力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评估。
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的农村还是单方面地受到外部格局的影响。80年代以后，中国农村与外部世界的格局似乎发生了逆转。近二十年来，中国农村开始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农民以瞄准世界的眼光和魄力，开始跨出国门。中国农民所从事的“现代农业”更加扣紧东亚和世界市场。
笔者多次在侯家营村看到一家家的猪圈里，动辄几百头优良品种的猪群在显摆着膨胀的食欲;一户户农家的笼舍中成百上千只狐、貂、貉在展示着艳丽的毛皮;夏季的田地里不再只有花生和玉米，有人在修剪果树苗，品种有樱桃、海棠和梨，动辄八九万株，每株售价在2元至9元出奇。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村庄圈舍中有一点躁动，田野中的一阵草动风吹开始摇晃世界了。
【注释】
[1]中国農村調査刊行会編:『中国農村慣行調査』(以下简称《惯行调查》)，第5卷，东京:岩波书店，1981年重印版，《河北省昌黎县侯家营村概况》，第5页。
[2]《惯行调查》，第5卷，第34、377页。
[3]《惯行调查》，第5卷，第36页。
[4]［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73页。
[5]《惯行调查》)，第5卷，第7—11页。关于晚清及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的“会头”、“会首”、“首事”等村庄领袖及村庄权力组织，早先有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甘布尔(Sidney D.Gamble)、满铁调查人员等中外学者在各地的调查发现。参见:万树庸:《黄土北店村社会调查》、张中堂:《一个村庄几种组织的研究》，《社会学界》，第6卷，1932年;蒋旨昂:《卢家村》，《社会学界》，第8卷，1934年;黄迪:《清河村镇社区》，《社会学界》，第10卷，1938年;Sidney D.Gamble，North China Villages，Social Political，and Economic Activities Before 1933，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3;中国農村調査刊行会編『中国農村慣行調査』、全六卷、東京:岩波書店、1952—57年。以此为基础的相关研究最先有旗田巍:『中国村落と共同体理論』(岩波書店、1973)，最近的研究与学术梳理参见:周健、张思:《19世纪华北青苗会组织结构与功能之变迁——以顺天府宝坻县为例》，《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
[6]《惯行调查》，第5卷，第37—38页。
[7]参见本书第2章、第6章的论述及杜赞奇的研究。
[8]《惯行调查》，第5卷，第18、41—43、56—58、100页。
[9]参见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第75—77页;《惯行调查》，第5卷，第37—38、99—100页;民国《昌黎县志》，卷8，《人物志·三十五》。
[10]关于日军进占昌黎县、设立侯家营据点及在村中行迹，除笔者访问所得外，参见昌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昌黎县志》(以下简称《昌黎县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第43、207页。此外，《侯家营文书》E类文件中的各种村史回忆座谈会记录及村史草稿(如E－2和E－14文件，形成于1968—1969年)，以及F－37文件中的《村史》(1965年成稿)等，都记录了侯家营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村中重大事件。以下引用《侯家营文书》中的此类村史资料时不再一一作注说明。
[11]参见《昌黎县志》，第216页。
[12]括号内文字“侯增祥，05－07－29”为本书作者在侯家营村调查时所做的“村民访谈记录”的缩略标示。本书各章引用该访谈记录时皆同样注示。书末附录二中，对各缩略标示所示采访时间、采访地点、采访对象、采访人等信息做了详细说明。
[13]抗战前后当地行政区划沿革参见:《昌黎县志》，第45页。
[14]《惯行调查》，第5卷，第48、50—51页。黄宗智认为这一事件表明20世纪华北村庄的某种演变形式，即面临外来威胁时比较容易崩溃，也易于被不轨之徒僭取村内政权。杜赞奇则认为该事件印证了所谓“内卷化”的政权扩张，即在国家行政机构得到加强的同时，有声望和地位的乡绅不屑于充任公职，旧有的乡村领袖被挤出村政权，造成地痞恶棍充斥乡村政权。参见［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第282页;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第162页。
[15]关于这一时期国共双方在昌黎县、侯家营村附近的对峙形势，参见《昌黎县志》，第24、45、206、217页。另见，高泽民:《昌黎“伙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昌黎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昌黎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内部发行，1991年，第159—167页。
[16]《侯家营文书》，E－14，村史草稿，1968年。
[17]《侯家营文书》，F－37，村史，1965年。
[18]《侯家营文书》，E－10，侯大明交代材料，1969年1月22日。
[19]参见［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656页。
[20]本节关于侯家营村土地改革及“建政”时期的记述都出自《侯家营文书》E类中的村史座谈会文件(1968年前后成稿)及F－37文件中的《村史》(1965年成稿)，引用时不再一一说明。
[21]《昌黎县志》，第183页。
[22]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85页。
[23]关于侯家营村合作化各个时期的记述，都出自《侯家营文书》E类中的村史座谈会文件(1968年前后成稿)及F－37文件中的《村史》(1965年成稿)，引用时不再一一说明。
[24]《昌黎县志》，第44—48页。
[25]《侯家营文书》，F－37－3，《侯家营大队民主管理制度》，1965年8月。
[26]《侯家营文书》，A－11－12，元强检查记录，约为1966年“文革”初起阶段。
[27]《侯家营文书》，A－9－20，村管理规章制度，推测为20世纪70年代。
[28]《侯家营文书》，A－9－20，村管理规章制度，推测为20世纪70年代。
[29]黄树民认为，这是因为“党要酬报忠心的乡村领导干部，主要是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时候，会升他到公社任职，让他成为国家干部”。黄树民:《林村的故事》，素兰、纳日碧力戈译，三联书店2002年，第146页。
[30]“国家干部是名称好听，但是其中许多职位是没有前景的。做个农村干部要是干到大队党支部书记，下面有数百人听命于你，等于是村子真正的统治者。但是要是做国家干部，也许手底下只有一二十个扫街的工人。”参见黄树民:《林村的故事》，第145页。
[31]黄宗智根据长江三角洲农村的调查，认为生产队长是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一般少有人问津，因为“在农民看来，生产队长是与他们的利益最直接有关的人，比大队干部的影响直接的多。在这个层次上，不称职或懒惰的干部影响每一个人的收入。农民们因而相当严肃认真地选择队长。”而于建嵘在岳村的调查并不完全符合此情况，他认为“生产队长还是人们获得社区权力的重要表现，所以人们还是愿意担任此职务……担任生产队干部是居民进入权力体制重要的途径”。参见，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第188页;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72页。
[32]《侯家营文书》，C－2－4－3，侯永志个人简历，1969年。
[33]《侯家营文书》，C－2－4－3，侯永志个人简历，1969年。
[34]《侯家营文书》，B－5－92，党员斗私批修记录本，1969年3月。
[35]《侯家营文书》，B－5－47，农村党员处分决定书、证明材料，1966年。
[36]《侯家营文书》，B－5－92，党员斗私批修记录本，1969年3月。
[37]《侯家营文书》，B－5－92，党员斗私批修记录本，1969年3月。
[38]参见中共昌黎县委组织部、中共昌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昌黎县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河北省昌黎县组织史资料(1931—1987)》，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03页。
[39]《侯家营文书》，F－37－3，查账报告，1965年4月。
[40]《侯家营文书》，F－37－3，侯家营干部退赔款物的分配意见，1965年。
[41]《侯家营文书》，F－37－3，经济问题处理审批表(侯元强、王永会)，1965年。
[42]《侯家营文书》，F－37－3，经济问题处理审批表(侯元强)，1965年。
[43]《侯家营文书》，F－37－3，经济问题处理审批表(王永会)，1965年。
[44]《侯家营文书》，F－37－3，大小队干部退赔审批表，1965年。
[45]《侯家营文书》，F－37－3，侯家营干部退赔款物的分配意见，1965年。
[46]《侯家营文书》，F－37－3，侯家营大队干部退赔款的分配表，1965年。
[47]参见［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68页。
[48]《侯家营文书》，F－37，侯家营大队阶级档案，第1—2卷，1965年。
[49]《侯家营文书》，F－5，刘斌卿申诉信，1965年9月2日。
[50]《惯行调查》，第5卷，第97页。
[51]《侯家营文书》，A－13－38，刘斌卿申诉信，1965年12月4日。
[52]《侯家营文书》，C－1－1－8，刘斌卿申诉信，1966年2月。
[53]《侯家营文书》，A－14－2，刘斌卿申诉信，1966年4月20日。
[54]《侯家营文书》，B－4－2，侯家营管理委员会致张家口地委工作总团党委信件，1966年7月27日。
[55]《侯家营文书》，C－1－4－3，刘斌相检查，1966年8月2日。
[56]《侯家营文书》，A－15－12，刘斌卿申诉信件，1968年1月1日。
[57]《侯家营文书》，A－15－12，刘斌卿申诉信件，1968年1月1日。
[58]《侯家营文书》，E－14，村史座谈记录，1968年前后。
[59]《侯家营文书》，A－11－12，侯元强检查记录，推测时间为“文革”前期。
[60]《侯家营文书》，A－11－12，批斗会群众发言记录，推测时间为“文革”前期。
[61]《侯家营文书》，B－4－8，泥井公社革命委员会批复信，1968年12月27日。
[62]《侯家营文书》，E－9，斗批改领导小组骨干会议讨论记录，1969年。
[63]《侯家营文书》，B－5－48，王永会档案资料，1971年。
[64]《侯家营文书》，B－5－71，揭发侯元勤材料，1970年。
[65]《侯家营文书》，B－5－88，侯永庆揭发材料，1970年5月16日。
[66]《侯家营文书》，B－5－88，侯永庆揭发材料，1970年5月16日。
[67]《侯家营文书》，B－5－88，侯元勤揭发材料，1970年5月16日。
[68]《侯家营文书》，C－10－6－2，侯元勤处理意见，1970年。
[69]《侯家营文书》，C－10－6－2，侯元勤处理意见，1970年。
[70]《侯家营文书》，A－15－7，王振有转正批复，1971年。
[71]黄树民指出，政府试图以高压的手段来改变这些传统信仰及习俗，但是只在政治高压时期有效。政治力量一旦松懈，农民就会迅速回到上溯千百年的老路子。参见黄树民:《林村的故事》，第21页。
[72]《侯家营文书》，A－6－30，查抄物资落实政策结算表，1975年。
[73]《侯家营文书》，I－12，泥井公社侯家营冯庄阶级成分纠正表(1979—1981)，1981年。
[74]《侯家营文书》，F－2A，刘斌相撤销坏分子帽子批复(抄件)，1978年;F－2B，刘万臣撤销富农帽子批复，1978年。
[75]《侯家营文书》，F－4，侯大孝、刘万臣、刘斌相参加义务劳动补助，1979年7月3日。
[76]《侯家营文书》，B－4－59，泥井公社革委会批复通知，1979年12月12日。
[77]《侯家营文书》，B－4－39，泥井公社革委会批复通知，1979年6月4日。
[78]中共昌黎县委组织部、中共昌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昌黎县档案局编:《河北省昌黎县组织史资料(1931—1987)》，第242—243页。
[79]中国農村調査刊行会編『中国農村慣行調査』(以下简称《惯行调查》)，第5卷，东京:岩波书店，1981年复刊本，第131、150页。
[80]《惯行调查》，第5卷，第5页。
[81]萧惠生的经历根据《侯家营文书》，C－5－1－13，萧惠生供词部分摘抄，1969年1月23日;《惯行调查》，第5卷，第5页、第39页。
[82]《惯行调查》，第5卷，第204页。
[83]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0页。
[84]《惯行调查》，第5卷，第58页。
[85]《惯行调查》，第5卷，第55页。
[86]《惯行调查》，第5卷，第39、42页。
[87]《惯行调查》，第5卷，第42、151页。
[88]《侯家营文书》，A－10－19，泥井公社侯家营大队没收恶霸地主萧惠生房产、侯赵氏土改遗漏房产的申请信，1966年12月5日。
[89]《侯家营文书》，C－2－4－15，侯永志的检查，196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共昌黎县委员会编:《昌黎县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4页。
[90]《侯家营文书》，C－5－1－9，反革命犯肖会生审判表(摘抄件)，1969年1月23日;C－5－1－12，犯人登记表(摘抄件)，1969年1月23日。
[91]《侯家营文书》，C－5－1－9，反革命犯肖惠生审判表，1969年1月23日。
[92]《侯家营文书》，C－5－1－12，犯人登记表，1948年6月25日逮捕，1969年1月23日摘抄。
[93]《侯家营文书》，C－3－3－1，关于萧家成分问题的证明材料，王永会1968年12月23日;关于萧□□家的解放前的经济情况的证明材料，王永会1970年4月25日;C－3－3－5，关于萧惠生的成分问题的证明材料，侯金榜，1968年12月16日，侯大安，1969年1月5日，侯文焕，1969年7月10日，侯大信、侯金章，1969年7月10日。
[94]《侯家营文书》，C－5－1－9，反革命犯肖会生审判表(摘抄件)，1969年1月23日。
[95]《侯家营文书》，F－36－1，土地房产所有证，1951年3月26日。
[96]《侯家营文书》，C－3－3，王永会档案袋，1968—1970年;C－2－4，侯永志档案袋，1969—1970年。
[97]《侯家营文书》，A－10－19，泥井公社侯家营大队没收恶霸地主萧惠生房产，1966年12月5日。
[98]《侯家营文书》，A－15－3，锦州水果公司肖□□开家庭成分证明、下放城市人口家属回原籍问题的信，1969年2月12日。
[99]《侯家营文书》，A－16－22，大队敌伪人员登记表/册，1969年12月30日。
[100]《侯家营文书》，F－2，阶级成分复议审批表及批复，萧惠生，1979年7月28日。
[101]《侯家营文书》，B－4－58，卖房凭据，1979年;卖房凭据，1980年。
[102]《侯家营文书》，F－5，刘斌卿给毛主席的信，1965年10月31日。
[103]《惯行调查》，第5卷，第97、179、231页。黄宗智也曾在他的研究中注意到刘万臣，参见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281页。
[104]《侯家营文书》，C－1－9－10，检查:我和秦铁白说过的反党话，刘斌相，1966年9月2日。
[105]《侯家营文书》，C－1－8－7，党员、积极分子、贫协委员、讨论分析刘斌卿给主席去的信，等，1966年。
[106]《侯家营文书》，A－10－18，刘斌卿给刘斌相的残信;A－13－38，刘斌卿哥哥家庭成分等情况的分析介绍，1965年12月4日;A－14－1，刘斌卿关于成分问题、“四清”复查问题的家信，1966年2月23日;A－14－2，刘斌卿给“四清”工作队党支部关于成分问题的信，1966年4月20日;A－15－4，刘斌卿给刘斌相的劝告信，1968年7月16日;B－4－19，刘斌卿家书，1967—1970年;C－1－1－7，刘斌卿给昌黎县机铁厂刘斌本的信，1967年4月20日;C－1－8，刘斌相档案袋，1966年;C－1－1－11，刘斌清致总团党委关于家庭成分的申诉信，1966年7月3日。
[107]《侯家营文书》，F－2，昌黎县革命委员会批复(抄件)，刘斌相摘坏分子帽，1978年12月28日;昌黎县革委会批复(抄件)，刘万臣富农戴帽分子改为中农，1978年12月4日。
[108]《侯家营文书》，F－4，侯大孝、刘万臣、刘斌相参加义务劳动补助，1979年7月3日。
[109]《侯家营文书》，C－2－4，侯永志档案袋，1969—1970年。
[110]《侯家营文书》，C－10－6，侯元勤档案袋，1970年。
[111]《侯家营文书》，C－1－9、C－1－10，刘斌明档案袋，1968年。
[112]《昌黎县委宣传部十一月份收音工作总结报告》，1950年12月4日，昌黎县档案馆藏，1－Y－4，第8—13页。笔者注，“1－Y－4”表示该档案文件所属的全宗号、目录号和案卷号，详情参见本书书末参考文献中对该馆所藏档案的说明。
[113]《中共昌黎县委办公室关于昌黎县基点村工作报告》，1950年11月23日，昌黎县档案馆藏，1－Y－1，第54—56页。
[114]《侯家营文书》，B－5－61，中共中央有关保卫边疆的命令抄本，1969年8月28日。
[115]《侯家营文书》，C－9－5，侯元勤的一系列“罪状”的证明，1970年7月。
[116]《侯家营文书》，C－10－6－8，侯元勤个人检查，1970年7—8月。
[117]《侯家营文书》，C－4－2－8，侯永庆的个人交代，1970年6月6日。
[118]《中共昌黎县委关于泥井乡生产、互助合作、粮食、棉花、油料统购统销，农业税征收、宣教工作报告》，1954年，昌黎县档案馆藏，1－Y－37，第110－113页。
[119]《中共唐山地委宣传部、唐山专署公安处、河北唐山军分区关于执行＜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公安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进一步利用写信方式对台湾进行宣传工作的通知＞的工作计划》，1956年8月16日，昌黎县档案馆藏，1－C－65，第22—28页;《中共唐山地委宣传部关于利用写信方式对台湾进行宣传工作情况的报告》，1956年12月，昌黎县档案馆藏，1－C－65，第33－40页。
[120]《侯家营文书》，C－10－3，泥井公社侯家营大队处分决定书，1970年6月21日。
[121]《侯家营文书》，C－4－2－15，关于对现反侯永庆批斗的请示报告，1970年6月8日。
[122]《侯家营文书》，C－1－9－5，刘斌明对扇子题诗的解释交代及自我批判，推定为1966年9月。
[123]《侯家营文书》，C－10－1－3A，侯大孝检查材料，1966年8月31日。
[124]《中共昌黎县委关于反对英法侵略埃及的宣传计划》，1956年11月14日，昌黎县档案馆藏，1－Y－81，第121—122页。
[125]《中共昌黎县委关于在农村举行声援伊、黎人民民族解放斗争，抗议英美侵略大会的指示》，1958年7月23日，昌黎县档案馆藏，1－Y－178，第45—48页。
[126]《中共昌黎县委宣传部关于开展反对美国侵略黎巴嫩的宣传情况简报(草稿)》，1958年7月24日，昌黎县档案馆藏，1－Y－201，第79—84页。
[127]《昌黎县人民武装部部长潘玉峰同志，在县委三级干部会议上关于“发动民兵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加强民兵建设”的发言》，1962年12月，昌黎县档案馆藏，1－Y－559，第199—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