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传统村庄权力结构的瓦解与新秩序重建(1900—1949)

一　日渐失序的华北乡村社会

1.侯家营村的侯氏宗族和刘氏宗族

侯家营村位于冀东平原，现隶属于河北省昌黎县泥井镇。侯家营村以侯姓占绝对优势，据满铁在该村的调查，当时村中的侯姓有84户，占全村总户数的73.7%。村中其他姓氏并不多，刘姓是村中的第二大姓，计10户，其他如王、陈、叶等姓人数很少^[1]。

旧时侯家营村内有老爷财神庙和五道庙，在老爷和财神圣诞时由会头(很多地区也称会首，也即村中宗族领袖)主持祭祀，可见作为村庄宗族领袖的会头们在村内宗教等重大活动中的地位。村中有一块立于同治四年的石碑，上面记载着四个会头发起修葺庙宇的活动，这四个发起者都是侯姓^[2]。如果根据此碑可以断定这个时期侯氏宗族对村中宗教活动起着主导作用的话，那么，当年该村五道庙里的一口大钟似在说明另一种事实。这口钟乃由该村全部姓氏构成的“合庄人等”于嘉庆十二年共同捐造，这或许说明很早以来该村其他宗族也在积极地参与村内公共事务^[3]。美国学者杜赞奇将侯家营列为远离城市而又相对较为富裕的宗族社区的说法也许可取，但他称“在1911年以前，村务由8名会头(亦称董事)主持。每一会头代表一‘十家’(亦称组)”，却容易产生误解^[4]。在满铁的调查资料中，“十家”组织中的“家长”看来就是保甲制的“甲长”，而直至20世纪20年代前后，侯家营的会头们不论是名义上还是实质上，都主宰着本村大事，以后他们在实行村长副制乃至闾邻—保甲制时期仍然或隐或显地支配着村中事务^[5]。侯家营的会头们在清代至20世纪20—30年代在保护村庄利益、维护村庄内部秩序方面，都显示出其能力和威信，侯家营村民因此对他们心怀崇敬感激之情，也曾送匾额给他们^[6]。

侯氏宗族人多势众，长时期掌握村中事务，但是这个优势可能在20世纪20—30年代便发生了变化。侯家营的历代村民有远赴外乡，特别是东北寻求生计的传统，不少人因此富裕起来，也有人在城里建立起新的关系网。这些人中有刘姓和其他姓，他们开始在村中树立起新的权威^[7]。

20世纪20年代初，侯、刘两姓间曾由于摊派问题而出现不和。当时北洋政府大幅度增加摊款，为了平分摊派，全村重新丈量土地以划分土地等级，结果发现时任村长刘子馨隐藏了不少土地，同时其他刘姓也都有所隐瞒，给村民留下不好印象。刘子馨上过师范学校，在县城小学当过教师，田产很多，有近170亩土地，是全村最富有者之一。事发后，侯姓会头想把此事告到官府，又由于当时不少村民(包括侯姓村副和村民)都隐藏有土地，所以没有将此事弄大。最终，刘子馨辞去村长一职，回县城继续教书，其隐瞒土地被补入地亩账中，侯姓族人接替其职位。为此事刘与侯姓会头间多年互不说话，关系紧张。十多年后，另一侯姓村长不经众会头同意滥用村中款项，引来刘子馨等村中几个有影响的人的联名上告，最终扳倒该村长。又过了三年之后(1939年)，刘子馨重回侯家营任村长，一直干到1941年^[8]。

对于以上《惯行调查》中的记录，杜赞奇做了以下三点发挥:一是把这次因重新丈量土地而引发的刘被迫辞职事件作为“侯氏与刘氏的争斗亦趋激烈”证据;二是称刘、侯两姓因此互不说话数年;三是认定刘子馨十年后与村民联名告倒侯姓村长是为了“报复侯氏”。这样，在杜氏的笔下，20世纪20—30年代的侯家营乃至整个华北农村便成了“宗族竞争亦被激化”的角斗场。不过，细看前引《惯行调查》中的相关内容，会发现不少地方与杜氏的渲染相左:首先，当年除刘姓外还有侯姓村副因隐瞒土地而辞职;其次，隐瞒土地者也有侯姓等20多家，侯姓之间也因此互不搭腔;再次，该村村民否认该事件导致侯刘两族间整体交恶，而只是说刘子馨本人与侯姓会头之间出现不睦，并称近年两者关系转好，当年的事情已被忘记;最后，所谓刘子馨的事后“报复”，其实是在刘辞职十多年后在多名侯姓的联名下发动的，“报复”的对象也非当年的当事者，其间隔着三代侯姓村长，“报复”后新上台的村长也还是侯姓。

这里顺便提及，杜赞奇还严重误读了《惯行调查》中的另一段史料，并由此做了一番望文生义的发挥。这段史料记录了光绪年间该村村民送给村中某一侯姓人物匾额的故事，杜氏以送匾者中没有刘姓为据，便认定这是“宗族争斗”的反映，也衍生出“侯家营的宗族竞争亦被激化”的判断。接着，这段史料与前述刘姓因隐瞒土地而辞职的故事，都被杜氏当作“宗族组织向第三阶段的过渡(弱小宗族借用国家权力深入的机会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及“国家政权深入乡村的初始阶段(由于捐税、公款增加，村务扩大，从而加剧了各宗族间的争斗)”等宏大论说的证据。但是，比照《惯行调查》原记录及民国《昌黎县志》人物志中的相关记载，会发现该送匾举动有特别缘由，送匾者既非杜氏所称有45人之众，受匾者也非所称“绅士”级人物，从两者间的直接受益关系上看，无刘姓参与并不奇怪。而在此前后，便有刘姓给侯姓送匾，刘、侯两姓间相互合作、友好馈赠乃至选举保长时刘姓投票给侯姓的记录，两姓通婚也由来已久。最后，杜氏的关键引用叙述是“据村民讲……刘氏与侯氏素不相好”，然追寻《惯行调查》原文，两相差距过远，令人感到有些随意^[9]。

总之，杜氏严重夸大了20世纪20—40年代侯家营村的宗族矛盾。

2.日据时期的维持会与村庄的失序状态

1935年日军进驻昌黎县，其后昌黎县先后隶属日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伪河北省冀东道。侯家营北通昌黎县城，南接泥井镇，地控交通要地。1944年，日军出于军事目的在侯家营设立据点，修建炮楼两座。这些驻扎村中炮楼的日军给侯家营留下许多深刻记忆，老人们能讲出很多关于日军的军容风纪、日常操练、洗澡造饭乃至终战前处死爱犬等故事。抗战时期该村似乎未发生过大规模惨案，不过，老会计王兴巨的爷爷在村中被日军的子弹贯穿胸膛，村民侯大河(又名大合，2003年以来任村主任、村支部书记)的爷爷侯永俭因开门过迟而被日军朝胸膛上刺了一刀。两人的遭遇写入《村史》，村中老人皆能随口道来。另外，直到前几年房屋改建前，在某村民家的大门上一直嵌着日军留下的弹洞……^[10]

这一时期，侯家营村民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活动并不陌生，共产党政权和八路军的影响力很快便渗透到村中。当地著名的赵家港伏击战就发生在村旁公路上。据《昌黎县志》记载，1944年4月某日，驻县城的日军长林部队一个小队20余人，连同伪军100多人前来支援泥井镇和侯家营据点，在侯家营村旁遭到八路军某部的伏击^[11]。侯家营的《村史》记述的似乎是同一场战斗，那是在农历四月十一日，村中百姓早上醒来发现满村都是做设伏准备的八路军，他们能讲出八路军撤退至村中的情形、八路军连长的名字以及一长串比文献记载还要丰富的故事。

1939年，日伪政府实行保甲制，一般一村一保，设保长一人，保下设甲。据村史资料记载，侯家营村的保长先后为刘子馨、侯元广、孔子明，甲长(村民自称家长)10人，可以说日据时期的保甲制与侯家营村内的会头宗族组织基本重合。不过，为了方便摊派、维持治安，为日军服务的“维持会”被建立起来，抗日政府则组织起“救济委员会”。村民侯增祥回忆:“维持会是日本进驻侯家营要建个炮楼，终究得有个人维持这事，张罗着。萧惠生(其他文献中也作萧惠升、肖会生等——笔者)、孔子明他俩挑头负责。日本人修炮楼需要什么，就找维持会要，也就是给日本人维持办事，从生活上、物质上缺什么就找维持会。”(侯增祥，05－07－29^[12])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占领时期加重了村内的摊派，面对这些外来压力，传统的村中领袖即老会头们无力掌握局面，逐渐退出侯家营的权力核心。日本人找到的新秩序“维持”者萧惠生和孔子明都是村中孤姓，他们两人在满铁调查的记录里算是村中有能力、有关系、有威望的人，而在“四清”时期写成的颇具时代色彩的《村史》中，他们主持的维持会却是“荒淫无道”、“无人敢惹”，他们以“维持会为名，向人民要粮要钱”，“借着鬼子的势力”，“东庄要车，西庄要人，如果不按时到就得挨罚”。“只要他们一句话，叫你怎么你就得怎么样。”萧惠生的手下有维持先生、维持干事、维持会员等多人。对村民而言，维持会就是有人来了负责维持接待，具体什么性质他们没有过多考虑，前提是不妨碍他们庄内的正常秩序。

随着乡村传统领袖的退出，一些地痞无赖乘机夺权，追逐私利，鱼肉乡里。侯家营隶属于泥井镇，这里是集市和镇公所所在地^[13]。20世纪40年代初期，该镇出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大恶棍齐老畅，抽大烟兼嗜赌，其父曾为军队采办粮草，齐本人也与县长有交情，通过这些关系，他成为泥井镇中的强人，积累了一些钱财，最终贿赂一些保长推举他为泥井镇长(大乡长)。任职之后，齐将各处公有财产据为己有，取消各种合理的摊款分配方法，还不断向各村保长们勒索款项。1942年，侯家营的村长是侯元广，对齐老畅唯命是从，两人联手以修葺村长办公室的名义向村民搜刮了900元。村中新学堂教员刘斌义(刘姓会头刘子馨的侄儿)是个进步青年，他联合邻村二人向县法庭控诉齐“会账不清，人格卑劣”。但在齐的淫威之下，镇上和各村无人敢出头作证。齐老畅赢了这场诉讼，刘斌义被判诬告罪，鞭笞五十。这次诉讼的胜利助长了齐的气焰，他以补偿诉讼损失为名，向各村加派5000元钱。由此可见，当时村庄旧有的领袖已毫无能力，无人能压制像齐老畅这样肆无忌惮、滥用权力的人^[14]。

3.两面政权与村庄的危机

日本投降之后，美国军队从秦皇岛登陆，控制铁路沿线，进驻昌黎县城，国民党军队亦随后而来。此时，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9月宣布成立昌黎县委和县政府，辖527个村，国民党政府则成立县党部和县政府，在乡村沿用日伪时期的保甲组织，一村一保，其人员设置亦基本相同，侯家营村还是10个甲长。据村史资料记载，昌黎县当时分为解放区和国统区，泥井镇以南为解放区，以北直至昌黎县城为国统区，侯家营恰恰位于双方交接、拉锯之区，时而在解放区内，时而归属国统区。国民党军队与其扶植的地方武装(伙会)对解放区曾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的扫荡，侯家营为必经之地，双方有几次大的战斗都是在侯家营附近打的。1947年3月，解放军主力部队协同昌黎县支队对驻扎泥井的伙会发动进攻，全歼守敌^[15]。不过，双方的拉锯战并没有结束，侯家营仍然是国民党军队经常扫荡的地区。

一方是国民党的县政府，一方是共产党的县政府，有时在解放区内，有时在国统区，侯家营这个小村子要左右应对。据村民侯增祥回忆，当时正村长是给国民党办事的，副村长是给共产党办事(侯增祥，05－07－29)。村史中也讲，这时村中头面人物“对我方算村长，对敌人是保长，双方混事”。相比国民党，共产党更加重视农村政权建设，组织更加完善。各村建立民兵组织，成立民兵中队，设正副中队长和正副指导员，下设游击、战勤、爆炸三个小队。侯家营在1948年以前有了党支部，民兵中队接受区民兵大队的领导。中队长为费世荣，指导员侯大孝。费世荣于1947年农历八月被国民党保安部队“昌黎二大队”杀害，罪名是给解放军送情报，不久其二哥也被杀害，由此可见当时形势的残酷。费世荣遇害后，侯永明接替中队长，指导员为侯大英。同一时期，侯家营的保长先后为陈占祥、孔子明、侯元进，但后二保长始终躲在县城里。副保长先后为费世荣、侯大明，后者实际代办村中一切事情^[16]。这些材料反映了侯家营在两个不同政权夹缝中的处境。

在国共双方的拉锯战中，1946年6月，昌黎县委和县政府发动全县农民群众进行声势浩大的土地平分运动，又名“抓大头”、“分大户”。侯家营村内土地较多的几户如侯宝连、刘子馨、侯全五、侯善亭、萧惠生、侯元来、侯元进等人的土地被平分。这些人多为村中旧式领袖，拥有一定财产。在这次土地平分中，他们被夺取大量田产，有的逃离了侯家营。在“四清”时写成的侯家营村史中，还保留这些在激烈动荡的年代中逐渐消亡的乡村旧式精英群体的最后身影——“刘某(应为刘子馨——笔者)把侯家营主持减租减息的三十六名干部，造名册到敌占区告发，敌人向南一带讨伐来了，地主也跟着活动，一心想把革命干部杀尽，幸亏消息早得到干部的耳里，转移了，保住了革命的力量。”^[17]

与日据时期相比，此时的侯家营外部环境更为险峻混乱，造成在村政权组织中不仅看不到传统村庄领袖(老会头)们的影子，连萧惠生这样的新式精英也远远躲开。此时村内主事者并没有什么经济实力，保长的选任也没什么根据，村民对此互相推让。如保长侯大明，据他自己“交待”，他8岁开始在村里给人家放牲口，从16岁到40岁多是在给别人扛活^[18]。据村民讲，侯大明目不识丁，在众人的起哄中稀里糊涂就当上了保长(侯振春，06－04－18)。如此随意地选任保长，说明战乱中村民已经无心村政建设，村庄秩序处于任由外来政治势力摆布的失序状态。

二　村庄权力体系的重建

1.土地改革

1948年9月15日，解放军占领昌黎县全境，侯家营即着手进行土地改革。国外学者认为，土地改革运动对于农民来说仅是经济性质的，但从中国共产党的观点看，其主要目标是摧毁中国乡村中传统的权力结构^[19]。从《侯家营文书》中可以看到，中国乡村传统的权力结构确实被这场翻天覆地的运动瓦解了，传统的乡村社会秩序被摧毁，旧式地方领袖其权威荡然无存，有的更成为村中最底层人物。

1948年，工作队三人来到侯家营发动群众，造声势，提出“贫下中农是一家”的口号，号召群众起来开展土地改革(侯永志，01－07－30)。工作队首先挨家挨户寻访“苦大仇深”、历史清白的家庭，从中选出贫农团，即新的权力核心的成员。侯大安，1948年前以扛活为生，经过工作队摸底成为贫农团主任，一时间大权在握。贫农团成员7人，每天与工作队开会研究全村几百人的成分划分。对于突如其来的“身份标志”，贫农团本身并不见得理解，但是他们对全村每家每户多少土地、多少房产、多少口人等一清二楚，他们向工作队汇报的情况决定着各家在村中的地位，因此村里的人对他们十分敬畏^[20]。由于侯家营是“老区”，有过“平分”的经验，村民记忆中的土改虽然喧闹，但是并没有大的风波，算是平稳过渡。

土改以解放前占有土地的多少与雇工剥削的情况来划分阶级。侯家营的村史资料中详细列出了该村当时阶级划分及土地占有情况:地主、富农5户39人，占有土地920亩，每人平均土地23.7亩;上中农14户98人，占有土地1160亩，每人平均土地11.5亩;中农29户117人，占有土地703亩，每人平均土地6.1亩;贫农50户146人，占有土地531亩，每人平均土地3.6亩。从这组数据上看，土改前侯家营的土地分配处于相对集中的状态，存在着一定的贫富分化，土改实现了土地平均。笔者访问分到地主土地的老人时，他们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土改后他们翻身做了主人，感激之情转化为对共产党的忠诚、对其理念的认同，为同时期“建政”工作的顺利进行及之后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做了重要准备。

划分阶级也意味着村中权力的重新分配，意味着以往以家族血缘或财产来分割权力的时代的终结。以国家权力为后盾，侯家营的村中权力转移到贫下中农手中，完成了史无前例的乡村领袖更替。被划定为地主、富农的人恐怕并不甘心，其心态和命运也值得关注。不过，现存村史资料中的相关记载只能窥见些蛛丝马迹——有的地主分子见到住自己房子的贫下中农就说要把房上好了(即照看好了)，别住坏了，院内的树木别毁坏了。1951年4月，村里打算把某地主被没收的一堵墙拆掉打井用，其妻站出来指出墙是他们的，所以不能随便拆。或许他们认为眼下的一切都是暂时的，就像1946年那样，但这一次，历史没有重演。

2.建政

到1950年3月，昌黎县共建了391个村政权，每村设村长一人，副村长一至二人^[21]。侯家营于1949年4月建立了新的村政权，村里人习惯称之为“建政”，其产生程序类似贫农团，即由工作队发动群众建立贫下中农当家做主的政权。当时选举办法是工作队首先摸底，让群众推出候选人，选举时每个候选人身后放置一个碗，群众想选谁就往谁碗里投个玉米粒，形式上是民主选举。侯家营的第一位党员侯永志理所当然地成为侯家营第一位党支书，村长为王永会，还有财粮委员、经济委员、民兵队长、妇女主任、战勤，等等。这样，以侯永志、王永会为首的党政班子遂成为侯家营新的权力核心。这些人在旧秩序的世界里社会地位不高，在新社会里靠着国家权力的后盾，转瞬间成为当家做主的掌权人，这强化了他们与新的政权组织的亲近感，也加强了农民与国家政权的亲和力。

在有些学者对此时期贫农团等农民组织的个案调查研究中能看到，农会干部和积极分子成为土改以后的村组织干部、合作化运动和集体化时期的社队干部的主要来源^[22]。而侯家营村的情况却不尽然。侯家营建政时，村支部书记侯永志、村长王永会成分为中农，也非贫农团委员，更不是贫农团干部。除贫农团主任侯大安出任副村长外，其他贫农团干部没有在新的政权组织中担任主要职务。

1951年，部分村民在侯家营村里召开了“清白大会”。侯增祥(土改时贫农团委员)、侯大孝等人乘村干部到外地开会，鼓动群众表明“清白”，即想推翻现村政权。他们找到了区里，状告时任书记侯永志、村长王永会，认为他们不走群众路线。区领导并不听信他们的一面之词，坚决站在了侯永志和王永会这一边。最后这些闹事的人被五花大绑送了回来，并且在村的大庙召开了全村大会，批判他们。据说当时侯永志等人在外地非常担心村内形势，又畏惧闹事之人，不敢回村，最后在区委领导带领下才回来(侯增祥，05－07－29;侯振春，06－04－18;侯振久，06－04－18)。此事件表明刚刚成立的村政权并不稳固，并没有得到群众的完全信任，但是区委并不希望刚刚成立的村政权就被群众运动推翻，所以非常严厉地惩罚了“清白大会”的组织者，以强制力量维护新生的村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