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的学科建构浓郁的江南特色

——《中国社会史教程》述评

代　华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史由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逐渐日趋兴盛，至今已成为历史学研究领域中的热点之一。其研究队伍之庞大，学术成果之丰硕，是有目共睹的。尤其令人感到欣喜的是，一些高校也纷纷招收社会史方向的研究生，这就为社会史研究的可持续发展贮存了后备力量。然而，社会史教材建设相对滞后，这和当前社会史研究的红火局面很不匹配。在此背景下，池子华和吴建华两教授组织了一批治学严谨、学术造诣深厚的专家学者共同编写了《中国社会史教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版，以下简称《教程》）一书。作为“苏州大学研究生优秀教材建设资助项目”的最终成果，这部35万字的著作，将宏观理论与微观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既有高校教材的系统性和可读性，又有专著的学术性和严谨性，为我国高校社会史教学和研究提供了一部难得的教材，弥补了社会史方向研究生没有专业教材的缺憾⁽¹⁾。对于高校研究生或有志于从事社会史研究的人来说，《教程》既是他们从事社会史学习的可靠向导和引领者，同时，它又对我们深化和扩大社会史研究起到了良好的导向作用。

一

《教程》除“序”和“前言”外，由上编“社会史理论”和下编“社会史专题”两部分组成。

上编共分四章（第一、二、三章池子华撰写，第四章池子华、姚惟尔合撰），系统地阐述了社会史的理论知识。第一章“社会史的学科体系”，主要讨论了社会史的内涵和学科体系。通过对学科体系的构建，社会史研究的内容和范围得以清晰地展现。第二章“社会史的‘邻里’关系”，分析了社会史与相邻学科之间的关系，既强调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又厘清了其中的差异。第三章“社会史的资料及研究意义、方法”。史料是史学研究的素材和基础。“因此讨论社会史史料，既是社会史的理论建设问题，也可以视为社会史研究的理论组成部分。”⁽²⁾扩大史料的范围和种类，对深化社会史研究有不可低估的意义。第四章“社会史理论研究现状及其未来走向”，分析了社会史研究的现状，对深化社会史理论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尤其主张社会史与其他学科的互动对话。

下编共由九章构成，每章是一个社会史研究的专题，其内容是上编社会史理论在实践上的运用，即第五章“中国早期社会组织与婚姻家庭”（周书灿撰写）。本章则是对先秦时期的社会组织形态和婚姻、家庭、宗族的发展演变历程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先秦社会面貌提供了参考。毕竟“研究社会史，我们必须从人口、家庭、宗族这些最基本的元素和细胞入手”⁽³⁾。第六章“秦汉基层社会控制”（臧知非撰写），主要讨论了户籍制度和乡里组织。秦汉时期，统治阶级利用户籍和乡里组织等制度来约束和管理民众，最终实现了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直接控制，对后世影响深远。第七章“科举制下进士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吴建华撰写），探讨了进士这个特殊群体的社会结构、社会流动和社会功能。在社会上，进士群体虽享有种种特权，但他们又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等方面产生深刻影响。第八章“明清社会转型概论”（余同元撰写），主要论述了明清社会转型的历史背景及开端，并分析了明清时期社会转型曲折缓慢的深层次原因。第九章“明清士绅的文化权力”（徐茂明撰写），展示了明清时期士绅阶层文化权力的表现及其丧失的历史场景。显性文化权力虽然由于时代的变革而丧失殆尽，但隐性权力却得到继承和发扬。第十章“庙会与社会生活”（朱小田撰写），主要讨论了庙会与民间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随着时代的演进，庙会的宗教性与其衍生的商业活动并存。由于传统中国闲暇生活贫乏，所以庙会又为平民百姓提供了广阔的娱乐舞台。第十一章“铁路与近代社会生活”（朱从兵撰写），分析了铁路对近代中国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影响。由于铁路运输的便利和快捷，它大大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诱发了民俗心理的更新，也拉近了时空范围内人们的距离，深刻地影响着近代中国社会。第十二章“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池子华撰写），系统地回顾了流民问题产生的背景，全面地探讨了解决流民问题的对策、途径与实施控制的“三部曲”模式。由于农民具有分散性和无序的特点，加上法制上的弊端等因素，流民问题成为难治之“症”。第十三章“慈善事业：社会稳定机制的一个侧面”（王卫平、黄鸿山、曾桂林合撰），主要论述了慈善事业的历史渊源和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中国人自古就有积德行善的义举。晚清以后，由于社会的变革和西潮的冲击，传统慈善开始向现代慈善转换。

以上是对该书内容的简要介绍，综观全书，不管是在对社会史的基本内涵、学科定位和学科体系总体框架的探索上，还是在具体的专题研究中，著者都尽力发挥出自己在某一研究领域的专长，向读者很好地诠释了“历史研究的皇后”的魅力。

二

通读《教程》，该书给人留下印象之处颇多，其中以下几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

首先，著者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架构起中国社会史的学科体系。众所周知，以乔志强、陈旭麓、冯尔康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曾对中国社会史的理论框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有益的尝试，如乔先生从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三个部分架构社会史的研究体系，陈先生则从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等方面来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的嬗变，冯尔康、常建华通过《清人社会生活》一书，从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方式等方面来搭建清代社会生活史的框架。另外，龚书铎主编的八卷本《中国社会通史》提出了社会构成、社会运行和社会变迁。学者们对于中国社会史理论体系和知识架构认识并不一致，他们各有侧重，但并没有建立起真正完善的社会史学科体系。如乔先生和陈先生都是更多地从历史上的社会（横断面）而不是从社会的历史（纵剖面）来确立整体的理论体系，这是不够全面的，可想而知，没有纵剖面的理论架构，中国社会史的体系再完整也是不完善的⁽⁴⁾。为此，该书在确定社会史概念、学科定位、社会史与其他学科关系等理论的基础上，进而对社会史的学科体系进行了创造性地架构，最终形成社会过程、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问题与社会控制这四大子系统的社会史学科体系。著者认为“在这四大子系统中，各个系统又有自己的组成要素，由此构成一个系统网络”，从而形成一个整体，全方位、立体地展现社会史的方方面面。其中，著者特别强调了社会问题在社会史研究中的地位，呼吁人们加强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否则“中国社会史就不可能很好地发挥它的社会功能，‘灰姑娘’也难以成为历史研究的皇后”⁽⁵⁾。这一学科体系的构建为我们进行社会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和理论指导。

其次，《教程》的编写结构严谨，谋篇布局务实周到。编写一部好的教材，其难度绝不亚于一部好的专著。考虑到教材的主要功能是传递知识，启迪思维以及开阔读者的学术视野，为此，选择合适的编写体例就尤为重要。传统的史学教材编写模式不是通篇解说理论和方法，就是自始至终将方方面面的知识予以概括性说明。该书著者大都有长期从事博士、硕士研究生培养的经历，对研究生的实际状况比较了解，考虑到这是一部面向研究生教学的用书，既不能空谈理论，这样显得枯燥乏味和虚无缥缈，也不能仅仅是专题研究，毕竟学术界已有多部类似的专著面世，无法凸显教材的向导和导向功能。主编摈弃以上两种通用的写法，而是采用理论加专题、先理论后实践、先介绍后操作的全新编写模式。该书“前言”写道：“考虑到研究生教学的特点，即引导研究生由学习型向研究型转变，我们在教材的谋篇布局上作了迥异于一般教材的重大调整，将《中国社会史教程》析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社会史理论’，下编为‘社会史专题’。这样既有知识层面的介绍，又有一定的研究力度，使教材既有广度又有深度。”⁽⁶⁾这种安排将学习者的宏观理论与微观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学习者既有理论知识的素养，又有专题实践的参照，同时每章既能独立成篇，又在总体上体现一个主题，颇便学习和观览。这种匠心独到的安排，真正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显示了主编在谋篇布局方面的深思熟虑。

再次，《教程》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现今已是历史学研究领域中的热点之一，成为显学，社会史研究的新成果不断涌现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教程》就是这批新成果的代表作之一。《教程》撰写者多年从事相关专题的研究，具有丰富的经验，并且具有学界公认的代表性成果，这就为《教程》的编写提供了良好的学术基础和质量保证。此外，著者对一些有争议的概念兼容并包，积极吸收学术界关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新成果，例如，对“社会变迁”⁽⁷⁾概念的分析和阐述就是最好的例证，这就保证了《教程》内容既严谨又有前沿性。所以，它既是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又使社会史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正如晁福林先生在“序”中所言，“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很有价值的教材，而且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三

值得注意的是，《教程》作者大多是对江南历史文化研究有素的专家，江南地方史研究也是苏州大学传统优势学科，因此《教程》在内容以及资料利用方面突出了“江南”特色，是极其自然的。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自然环境、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虽然有较大的不平衡性，但我们可以通过对某一典型地区的解读和剖析，从中找出历史发展的共性，这样有助于深化对整体的认识和理解。江南地区因其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再加上经济繁荣和史籍丰富，历来深受学者关注。把整体性研究与江南区域性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就凸现出《教程》的“江南”特色。比如第八章关于明清社会转型问题的探讨，作者通过大量史实，论证了“无论是社会经济与社会政治变化，还是思想观念与文学艺术变化，在明清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江南区域都集中体现为早期工业化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命题。又如第九章，以江南为中心，论述了士绅的文化权利在明清时期的嬗变，指出“江南地处西学东渐之前沿，明清以来又一直是全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因而士绅阶层与其他阶层的相互渗透早已发生，士绅流向工商领域已经被社会认可”，而“江南士绅阶层向其他职业的个体自由流动，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科举之后整体性分化提供了一定的心理准备”。又如，第十章在梳理庙会与民间信仰的关系中，以上海嘉定和江苏常州为例，将农民在自然灾害面前拜佛求神的行为方式详细地描绘下来，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毕竟近代科技文化落后，农业收成的好坏与自然气候关系密切，当农业生产遭受破坏的威胁时，拜佛求神便成了农民的唯一选择，江南地区如此，其他地区也是类同。再比如，由于江南经济的发达，再加上中国人有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使得江南地区的慈善事业比其他地区显得尤为明显和兴盛，第十三章论述清代的慈善事业时，便以江南地区为例，阐述了该地区民间慈善事业呈现的蓬勃兴盛的态势，这既是江南经济发达和文化昌盛的推动体现，又反映了慈善事业在中国有着悠久历史的根基。通过对江南慈善面貌的分析，折射出全社会的民众心态和行为。当然，书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列举了。

“当一个作者回顾他自认为正在努力做的事情时，就会出现许多不同角度的看法。……一部著作对于它的作者来说，仅仅是整个尚未写成的图书馆的一个前厅，会涌现出许多有待探讨的问题”⁽⁸⁾。下编的社会史专题分别从婚姻、家庭、户籍、进士群体、社会转型、士绅、庙会、铁路、流民、慈善等方面进行相关的研讨，仔细研读完该部分后，或许会有“不同角度的看法”和出现一些“有待探讨的问题”。例如，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领域宽广，内容丰富、庞大，而下编专题只是社会史研究领域中的一部分，如能扩大专题的范围和内容，那么《教程》则会显得更加丰满和完整。当然，这可能是受篇幅所限。此外，专题部分如能适当地配上相应的图表或照片，做到“图文并茂”，这样既直观、生动地再现了社会史研究的历史场景，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加深对研究内容的理解，也可以更清晰地论证所要说明的问题。如此就更是锦上添花了。

总之，瑕不掩瑜，《教程》一书既有系统的社会史理论知识，又有精辟、学术眼光独到的专题分析，两部分天然地融合为一体，展示出一种很好的教材编写模式。

作者简介：代华，男，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注释】

(1)一些社会史著作兼有教材的功能，如冯尔康先生《中国社会史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冯尔康、常建华先生《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沈阳出版社2003年再版；乔志强先生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但不是针对研究生群体的专门教材，其适用范围更广泛。

(2)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前言》，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3)转引自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晋阳学刊》2004年第1期。

(4)池子华、吴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史教程》，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5)池子华、吴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史教程》，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6)池子华、吴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史教程·前言》，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7)池子华、吴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史教程》，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8)转引自［德］安德烈·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前言》，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