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贸易制度史的创新力作

——《明代海外贸易制度》书评

王元林

制度的更迭替代足可把握社会的发展脉络。经贸史研究中，制度史的作用不可谓不重要。受方法论影响，加之缺乏系统地连贯性的资料铺垫，又没有大量的他国文献佐证，中外贸易制度史研究一直是中外学者苦苦思索而又收获甚微的领地。新近拜读李庆新先生的《明代海外贸易制度》一书，使人眼前一亮，为这一领域中出现难得的佳作而拍手称快，感慨良多。现辑录数条，权且作为读后感想，与同行分享。

一、主题突出，全面系统地展示了明代海外贸易体制从传统制度向现代制度转型的过程，深刻细致地挖掘了制度变迁的政治文化意义。

明代海外贸易制度是在东西方经济、文化对话的历史中展开的，是受中央集权政治压制下产生的制度性“变态”，是市舶司制度的终结和近代海关制度的渊源所在，其特殊的地位与价值是作者研究这一问题的出发点。正是基于这样的环境与内部因素，作者抓住明前期朝贡贸易和后期商舶贸易的特征，抓住广东、福建形成的“广中事例”、“月港体制”的不同管理模式，抓住“体制内”的官方贸易制度的演变，揭示明中后期贸易制度转型与地域经济社会变迁的关系，客观公正地评价明中后期贸易制度调适、影响以及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主题鲜明，脉络清晰，所论诸问题无不与海外贸易制度有密切关系。

纵观明代海外贸易制度的发展过程，无不与明代政治体制有深刻的联系。明前期，朝贡贸易作为大明帝国“怀柔远人”政治手段之一，“勘合”、“抽分”等贸易制度被赋予政治功能而尽情发挥。明中叶，商舶贸易对地方的吸引力日显，地方创造性地确立了“广中事例”，而中央，制度调整也制定了新的“弘治新例”。这些制度既是朝贡贸易在政治上的延伸，也是地方执行贸易制度时的灵活调整。作者用大量篇章揭示这一贸易制度背后深层次的政治文化含义，足见作者的敏锐洞察力和扎实的史学功底。而隆（庆）、万（历）以后的闽、粤海外商贸活动，“月港体制”与“广中体制”不同管理方式，这其中包括澳门体制在内也都成为明海外贸易管理体制的重要成分，这些贸易制度的调适都与明后期财政状况恶化，中央与地方极力从海外贸易中攫取市舶之利，以弥补内廷之用和地方军事开支有关。贸易制度无不深深地烙上政治的印痕。作者正是抓住制度史研究的关键，从中外贸易环境到明中央、地方贸易制度，体现着变态“经济”深层次的皇权专制体制的内涵，真可谓是“明代海外贸易史研究的基础性专著”⁽¹⁾。

二、理论与史实创新之处迭见，相得益彰。作者在总结中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全面而系统地审视处于明朝政治外交与经济发展以及现代世界体系的宏观视野下的明代海外贸易制度的变迁，对若干诸如明朝前期市舶司职能与选官制度，市舶中官对朝贡贸易的实际领导，地方政府的分权；明中期“广中事例”的诞生，海道副使与贸易管理，“澳票制”与广州、澳门贸易“二元结构”；明后期福建开海与广州“交易会”、广州税制与“澳门模式”，华商在海外的商业运作机制等重大问题，都作了具有创见性地研究，在广度上和深度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研究多有超过前人之处。

明朝前期，赋予政治功能的朝贡贸易纳入国际外交体系中，“勘合”制度、抽分制度等经作者的重新梳理和考辨，提出了一定的真知灼见。永乐以后，宦官掌管的提督市舶衙门与地方行政机构的市舶司并存。学术界对后者有一定研究成果的问世，而两者力量消长、彼此关系及相互影响，应是作者独到的创见。在皇权专制体制下的提督市舶衙门体现了朝廷对朝贡贸易的主导和垂直领导，形成了市舶制度在运作过程中有职无权、形同虚设的管理制度。不仅如此，作者对明代中后期海外贸易管理，闽粤不同特色的管理模式进行了比较，粤地的“广中事例”，由广州“一元中心”转变为澳门、广州“二元中心”以及后来的广州国际定期贸易“广交会”；闽地的“月港税制”仅允许中国商人出海贸易，不准外国商人前来通商，灵活的广东体制成为后来清代海关制度的主要渊源。以具体的史实揭示管理制度的演替，客观对待海外贸易史上的“偏爱”现象，也是作者多有创新的体现。

借鉴诺斯（Douglass C．North）等人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用明中后期贸易制度的演变来阐释海外贸易对中国近代化过程的影响。作者特设专门章节研讨明朝中后期贸易制度的力量及其局限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现代化理论。基于地方政府行为与国外海洋贸易力量冲突，明中后期贸易转型与制度调适最终没能达到像近代西方重商主义指导下的自由贸易体制，成为引导社会结构变迁、促进资本主义成长的主导因素。明代中后期，中国社会经济虽然出现了一些新经济因素，经济制度也作了一定调适，但社会的深层结构无大变动，加之考虑到政治结构乃至文化结构，封闭和僵化的传统大大阻碍了中国现代化。正是作者把“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引入研究、探索西方各国东来而引发的创造转型及其不断调适以及为中国东南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机遇和近代化初曙，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三、内容丰富，结构合理。借助美国学者施坚雅（G．Willian Skinner）建构的中国城乡市场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作者立足于中国东南海洋贸易区的三个区域，重点在广东和福建，尤其是广东。突破了以往认识上的误区和盲点，抓住广州贸易制度与政策具有代表地方性和全国性双重意义，兼及闽、浙等地方性外贸特点，不但揭示了明前期朝贡贸易的发展过程、管理方式和机构，中央系统与地方系统并行的朝贡体系的“变态”，而且重点突出明中期海外贸易制度转型的原因、海道副使及市舶宦官势力消长与贸易管理的关系。在兼及葡萄牙人东来与澳门开埠的史实基础上，发掘“广中事例”的制度内涵和确立的意义，为明后期开海贸易奠定基础。在明后期，西班牙、荷兰、英国人竞相东来，朝贡贸易日趋寥落的背景下，闽省开海并实行“月港体制”，广州“交易会”与广东管制下的“澳门体制”日渐成熟，其间虽也有李凤、高寀税使提督税务，市舶收入重归内府；海禁法例限制对外贸易，但“体制外”的沿海私商贸易一直持续不断地进行。正是东南海外贸易的发展，有利于闽粤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农业商业化、专业化生产，手工业生产与海外市场联系更加密切，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导致了明廷的货币、赋税制度的重大变革，海外贸易又反过来影响明的经济制度。从经贸制度的研究最终又归结到制度的本身，研讨这种制度调适局限性以及海外贸易改变人们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并进一步引出中国近代化路径思考。各章节排列错落有致，以时间为经，条分缕析，内容丰实，全面系统地展示明代海外贸易制度史的全景。

四、史料翔实，图表利用得当。由于海外贸易只作为明朝贡体系的一部分，管理朝贡贸易的市舶司也仅作为布政司属下的五品衙门，相关记载零散而稀少，作者不辞艰难，除利用明代基本的正史、实录、文集、笔记、类书、档案外，对诸如海外学者和近人的研究成果充分利用，兼及葡萄牙文、荷兰文、英文、日文等中译文档案、日记等资料，结合文物、考古资料，多达四百多种。正是作者挖掘了大量而翔实的资料，各种资料互相参证，把明代海外贸易制度详尽地复原出来，这种基础性的制度史研究，为中外关系史、经济史、区域史、宦官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文献，是近年难得的一部学术佳作。另外，80幅图表形象直观、锦上添花，使这部力作图文并茂，相得益彰。

总之，《明代海外贸易制度史》是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海外贸易制度史的力作，其主题突出，史料翔实，内容充实，理论与史实多有创新，是一部富有学术价值的基础性专著。如果说这部专著还有什么美中不足的话，正如冯尔康先生在该书序中提到的那样，“对明代海外贸易的东西洋‘受众’缺乏相对充实的说明，对后来的大西洋贸易‘伙伴’的解说也有限”，但这种“苛求”，应是大量的外文资料缺乏，中国史学界共同面对的课题之一，非作者能力所及，希冀研究者共勉。

作者简介：王元林，陕西大荔人，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冯尔康先生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