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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周扬波《从士族到绅族——唐以后吴兴沈氏宗族的变迁》

近年来对于中古宗族的历史学研究，普遍陷入了一种不可解脱的范式，即选题的断代化取向和研究内容的模式化论述。然而，中国历史上的宗族问题，并不是有局限性的个案研究所能够彻底解决的。一个宗族能够延续上百上千年的历史，自然与其自身所具有的伸缩性有关⁽¹⁾，但更重要的是宗族内部的及时转型。笔者认为，若从时段的长短来考察，转型可包括两种：第一种是中时段的门风转变，第二种是长时段的家族形态变迁。关于前者，众多的断代式家族研究已经为我们充分揭示了许多个案，常建华先生按照先秦、秦汉至唐五代、宋元明清三个中时段来划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的宗族研究，正是基于三个时段内部的宗族形态各不相同的考虑⁽²⁾。然而，要贯通三个中时段进行长时段研究，由于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标本而迟迟不见学者论述。可喜的是，最近出版的周扬波先生的《从士族到绅族——唐以后吴兴沈氏宗族的变迁》⁽³⁾恰好提供了长时段的视角。

本书是作者在其处女作《宋代士绅结社研究》⁽⁴⁾之后的又一部社会史力作。作者曾根据顾炎武（1613—1682）在《日知录》卷二二《社》中提到的“今日人情相与，惟年、社、乡、宗四者而已。除却四者，便同秦越”一句，进一步提出中国古代最为基本的人际关系基于“业、社、乡、宗”四种因素⁽⁵⁾。如果《宋代士绅结社研究》是对“社”进行研究的一个个案，那么《从士族到绅族》则是研究“宗”的个案。另外，若对“业”的研究可举何冠环先生的《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为代表，那么樊文礼先生的《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可为研究“乡”的体现。

在本书的引言中，作者首先提到了问题的动机。作者看到，虽然在所谓的唐宋变革观的关照下，中国古代社会从中古向近世的转折其中一个突出现象是，唐代承六朝余绪而盛极一时的士族入宋后大多无闻。但是，具体到个案时，却发现吴兴沈氏是一个例外⁽⁶⁾。这一现象在南宋时期，就已经被王明清和谈钥同时关注，然而根据作者对学术史的整理，不仅“唐以后吴兴沈氏宗族的整体研究处于空白状态”⁽⁷⁾，能够全面联系秦汉至唐五代、宋元明清两个中时段的研究，更是无闻。虽然在中时段的具体研究中，已有唐燮军先生《六朝吴兴沈氏及其宗族文化探究》⁽⁸⁾这样的专著。

本书的第一章主要叙述的是吴兴沈氏在唐五代时期的解体。正如其他旧南朝士族一样，在隋与唐初时，吴兴沈氏也面临着如何在以北方士族为主导的政权下生存的问题。作者首先从对沈法兴（？—620）起事始末的解读开篇，同时溯源了吴兴沈氏的豪强性根源，特别是为什么在宋齐之际出现了由尚武向崇文的门风转向之后，还能够出现豪强的原因。作者认为：“士族与豪强并非截然两分之概念，前者言其政治文化地位，后者言其宗族力量和地方势力。两者既可分，如侨姓之琅琊王氏为典型士族而非豪强；但又可合一，如沈氏在朝为士族，在乡为豪强，此即美国汉学家埃伯哈德（Wolfram Eberhard）所言之‘城乡两栖家族’。”⁽⁹⁾并提出，“长期以来，沈氏门风保持文武兼济之门风，所谓转型，其实只是因时需要而向某一方面偏重。文武兼济，使沈氏既可保持雄厚的乡里势力，又可跻身上流社会，这才是沈氏宗族长期巍然绵延于东南的真正原因”⁽¹⁰⁾。

不过，这尚且不能解释为何入唐以后吴兴沈氏再无豪强出现。因此，作者又在此基础上阐释了武风不竞的缘由，即昔日赖以称雄的乡里根基之弱化。作者首先引述了唐燮军先生的观点，“认为是隋唐之际三大国策即离散宗族、废除九品官人法以及科举制推行的结果，尤以科举制影响最大”⁽¹¹⁾。然后在此基础上补充了两点：“其一，隋朝亡陈后，即在江南推行离散宗族政策，造成包括吴兴沈氏在内的江南大族之迁徙。”⁽¹²⁾“其二，既然隋末各地尚有较强的宗族力量，则九品官人法废除的影响应也有限”⁽¹³⁾。关于离散宗族政策，对于以乡里为根据地聚族而居的士族来说确实是重要的冲击。对此，杨俊峰先生也有论述，见其《南朝末年士人的处境及其北迁问题》⁽¹⁴⁾。杨先生已经指出：“由于隋唐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关中政权刻意压抑江左士族，江南士人被迫大量地迁徙北方之后，也无法出仕重新立足于北方。”⁽¹⁵⁾

当然，吴兴沈氏不再以豪强的形象出现在天下人的面前，并不意味着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而这正是第一章所要重点论述的。对此，作者在大量统计的基础上，制作了数张表格来揭示唐代吴兴沈氏的存在情况。其中，表一“唐前期吴兴沈氏五品以上官员表”和表二“唐后期吴兴沈氏五品以上官员表”是用来揭示吴兴沈氏在唐朝政权中的活跃程度和地位；表三“唐代吴兴沈氏通婚状况表”揭示了吴兴沈氏与其他士族之间的互动关系；表四“唐代吴兴沈氏进士统计表”和表五“唐代吴兴沈氏制举诸科统计表”则显示出六朝文风遗韵下吴兴沈氏通过科举制度保持家风与门第的重要手段。在以上五表的基础上，作者又分别考察了吴兴沈氏在唐前期的四大著房和唐后期的四大著房。这种对唐代吴兴沈氏的考察，不仅补充了此前诸多论著的不足之处，比如顾向明先生的《试论唐代江南旧士族及其家学渊源》⁽¹⁶⁾甚至遍举萧、刘、张、陆、顾而不及沈氏。更重要的是首次厘清了唐代吴兴沈氏的整体发展情况甚至各大著房的世系。自然，不可避免的是，吴兴沈氏作为士族的整体发展情况还是在走下坡路的。对此，作者从毛汉光先生提出的士族之“中央化”与韩升先生揭示的士族之“城市化”角度来着手，在制作表六“唐代吴兴沈氏墓葬地统计表”的基础上，揭示了其被溶解的现象。另外，关于吴兴沈氏在文化方面对南朝的继承与转型，景遐东先生在《唐代江南家族诗人群体及其家学渊源》⁽¹⁷⁾中亦有涉及。近日，甘忠宝先生又以沈既济和沈亚之为例具体研究了二沈在文学创作中对宗族传统的继承情况⁽¹⁸⁾。

不过士族的被溶解，并不表明家族的衰亡。如果说以上从南朝到隋唐都是中时段的士族家风之变迁，那么五代和宋的吴兴沈氏，便涉及长时段的地域家族之转型。本书第一章第四节即论述五代时期的吴兴沈氏。作者以是否有世系可循为标准，考察了五代时期活跃于南方政权的沈氏族人，不仅纠正了孙国栋先生在《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一文中所认为的“至北宋立朝，社会支柱已是新生的力量”这样的看法，更通过对《百家姓》作者的考证揭示了晚唐五代宋初江南地区著族的具体影响情况。在此基础上，作者又以一位宋史学者的功力，进入了对宋代的吴兴沈氏之整体考察。在第二章中，作者同样从整理世系入手，以科举和仕宦的成功与否以及对乡里的影响程度为标准，考察了吴兴沈氏在宋元时期的延续状况。当然，由于史料庞杂，基于地域观念的考虑，作者把主要关注的目标缩小在了湖州（原吴兴郡）范围内。作者通过对表七“两宋湖州沈氏登科表”的制作，使我们看到经过唐末五代宋初的沈潜，吴兴沈氏又一次通过科举的成功复兴了文化世家的传奇，并转而向绅族的转型中努力。其中，更是从剖析“吕洞宾过沈东老”这个仙话的流传机制，展现了南宋时期湖州地区的士绅社会（Gentry Society）场景。又通过对元代花溪沈氏的个案研究，特别是其建立了吴兴历史上首个义庄，从而揭示了绅族建设的成熟。

本书的第三章和第四章讨论的是明清时期吴兴沈氏在明初政权对江南豪族的打压之后重新崛起，并作为绅族最终成熟的情况。此二章继续前述两章的风格，在第三章厘清明清时期吴兴沈氏的各个分支之后，在第四章用一章的篇幅，以明清时期最盛的竹墩沈氏为考察重点，探究其家族维持方式，从而展现了吴兴沈氏作为绅族的存续情况。特别是竹墩沈氏对祠堂、族谱、祖产等内在层面的建设，和对科举、联姻、交游、行善等外在层面的追求。最后，则是通过竹墩沈氏在历次族难中的表现，揭示了这个宗族在形成了庞大的共同体之后，“具有十分强韧的抗破坏力和再生力”。

在本书结语中，作者自我总结了三个意义：一、重估唐宋间的社会转型程度；二、对“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之说的检验；三、对个体、小共同体、大共同体三者关系的思考。对此，笔者认为，本书最成功的地方在于第一个意义，因为这是在中时段的考察基础上所进行的长时段考察。这不仅仅是对具体世系的揭示和对每一代吴兴沈氏人生命运和性格情况的深入，更是对整个中国古代宗族制度发展演变的重新审视。

除了上述宏观优点之外，作者在处理一些细节时，还体现出了史家的谨慎。比如关于唐前期沈伯仪支与唐后期沈既济支的关联，陈耀东先生曾考证出这两支沈氏的世系衔接情况，认为沈伯仪之子沈齐文与沈既济之祖父沈齐家是兄弟俩，陈耀东先生的证据是沈齐文与沈齐家从名字上看是兄弟行，且生活年代相近⁽¹⁹⁾。然而，这并不代表一定是亲兄弟，它可以是从兄弟、族兄弟，甚至根本没有关系。在这一点上，本书作者虽然致力于考察有唐一代吴兴沈氏的世系问题，但始终保持了谨慎。

当然，此书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唐前期吴兴沈氏四大著房之一的沈悦房，沈悦的世系在书中记载前后有矛盾之处。本书第41页中，作者写道：“沈悦出身沈氏著房，其祖为陈吏部尚书沈君高，父沈遵业为隋秘书郎。君高兄君理，乃陈后主皇后沈婺华之父、陈尚书右仆射，故悦为陈外戚近支。”然而，在第55页，作者清理了沈悦支的世系，却表述为：“君理（陈尚书右仆射）—？—悦（唐将作监少匠）。”前面已经明确说到沈悦是沈君高的孙子，沈遵业的儿子，后面却说是沈君理的孙子，父亲名阙。不可解。

第二，关于中唐时期沈震、沈怡等人的辈分，作者引用了颜真卿于南朝沈驎士（419—503）《吴兴沈氏述祖德碑》之碑阴所写的《吴兴沈氏述祖德碑阴记》的记载，云：“过江二十叶孙御史中丞震”、“权检校宗事十九叶孙前太庙斋郎怡”。关于“叶”的含义，作者已经明确指出其通常意指“世代”。然而，在作者对“过江二十叶孙”的解释中，却注释道：“此二十叶孙，应对始祖沈戎而言，而非驎士。”若果真如此，自东汉初年的沈戎到唐代宗大历年间的沈震，二十代人的繁衍竟然用了700多年，平均每代35年以上，颇不可信。

第三，关于中唐时期迁居上虞的沈朝（763—825）之子的名字。作者根据近人罗振玉（1866—1940）《两浙冢墓遗文》所载《巨唐故吴兴沈府墓志铭并序》的记载，认为沈朝之子名“沈良遇”。然而，据笔者翻检今人陈尚君先生《全唐文补编》卷六五所载胡不干《唐故吴兴沈府墓志铭并序》，此志原文为：“有子一人。名曰良。遇□鲁之服。习先典之书。威仪堂堂。艺在人上。”⁽²⁰⁾可见，沈朝之子当名“沈良”，“遇”字当断在下句。

第四，关于沈既济支的迁徙。作者赞同两《唐书》记载，认为沈既济是“苏州吴人”，又根据沈既济的父亲沈朝宗尚在德清的记载，认为：“既济支最早在既济时徙居苏州吴县，苏州唐时已为名城，既济迁徙目的应为接近江南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而到了沈既济的儿子沈传师（769—827）时，作者又认为：“传师葬在京兆府万年县，其妻冯靖亦葬于京畿，可知至传师时该支已随官迁至京畿地带。”然而，正如陈耀东先生据岑仲勉（1885—1961）先生的考证，认为两《唐书》的记载或许因为本于《元和姓纂》而致误⁽²¹⁾。若果真如此，便不存在沈既济徙居苏州一说了⁽²²⁾。另外，作者所说沈既济迁徙苏州是为了“接近江南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亦有不妥。不知作者所指“江南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为何地，若即指苏州，则尚有扬州在上；若指扬州，则沈既济何不径直迁至扬州？且古人徙居，或以战乱为前提，或以仕宦为依托，沈既济或者其父沈朝宗皆无为官于苏州的记载，不太可能徙居其地。

另外，此书还有一些可以增补的地方，笔者略举如下：

第一，关于历史上沈氏家族同名者，作者在第74页用小注的方式进行了整理，共有六例：二沈法兴、二沈佺期、三沈周、二沈既济、二沈振、二沈遘。而根据笔者对本书的阅读，发现还有一例作者没有提及。在本书表一“唐前期吴兴沈氏五品以上官员表”中有二沈瑱：一为第50页上的武周时期的沈嶷（629—698）之子水部员外郎沈瑱，一为第51页上的沈庠之子，天宝十一年（752）前任比部郎中的沈瑱。此表列名二十二人，作者显然把他们视作两人，若果真如此，也可以算作同名的例子。

第二，关于本书表三“唐代吴兴沈氏通婚状况表”，作者并未利用前揭陈尚君先生《全唐文补编》的辑佚成果。据笔者翻检，陈书中可以补充表三的有两例：第一例为陈书卷一四三所载《天宁寺经幢记》，文曰：“弟子当州军事衙前散将沈颢。并母亲杨氏。……”⁽²³⁾虽然文中并没有写明其籍贯，但根据陈书小注，这则材料出自《吴兴金石记》卷五，则必为吴兴沈氏无疑。据此，沈颢的父亲与杨氏通婚亦当补入表三，其时间根据沈颢官职推断，当在中晚唐。第二例，《全唐文再补》卷三有上官汭《唐陈留何公吴兴沈夫人墓志铭》，文曰：“夫人姓沈。字常照明。吴兴人也。父仙。……笄年归我何族。父端，皇常州司法。……子玉……夫人即玉之妻也。……春秋四十有三。……以建中四年四月十日终于赞贤里之私第。以其年岁在癸亥夏四月二十六日殡于善膺坊之原。礼也。”⁽²⁴⁾据此，沈常照明（741—783）与何玉的通婚亦当补入表三，且还可以补充本书表六“唐代吴兴沈氏墓葬地统计表”。另外，三秦出版社近年陆续出版的《全唐文补遗》十数册以墓志录文为主，其中涉及吴兴沈氏者当更加繁杂，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补充，姑俟来日。

第三，关于本书表四“唐代吴兴沈氏进士统计表”，作者尚未充分注意到孟二冬（1957—2006）先生的《登科记考补正》⁽²⁵⁾的考证成果。根据孟书，唐代吴兴沈氏登进士第者，尚有沈千运、沈佐黄二人。关于沈千运，作者认为他并非进士（第71页），然而根据孟书考证，沈千运与贺若令誉为“同年”关系，则当为进士无疑，唯何年登第尚不可考⁽²⁶⁾。关于沈佐黄，作者表中没有列出，但根据孟书考证，《全唐诗》卷五六八有李群玉诗《将离沣浦置酒野屿奉怀沈正字昆弟三人联登高第》，沈正字即指沈师黄，昆弟三人，即为中黄、师黄、佐黄⁽²⁷⁾，则沈佐黄亦为进士无疑。另外，根据笔者翻检清人董诰《全唐文》⁽²⁸⁾，有唐一代尚有沈仲、沈懽二人为进士，但不能确定是否为吴兴沈氏。关于表五“唐代吴兴沈氏制举诸科统计表”，作者亦有缺漏。根据孟书，尚有会稽沈融曾举秀才⁽²⁹⁾。沈融虽籍会稽，但离吴兴不远，当为吴兴沈氏分支。

第四，关于吴越国时期的沈氏人物，作者在本书第132—134页整理出五位，但据笔者翻检，尚有两人可以补充。第一个是沈仁衷，晚清陆心源（1834—1894）《唐文拾遗》卷四八辑有沈仁衷所撰《感应塔记》一文，并附小传云：“沈仁衷，吴越国人，事迹待考。”⁽³⁰⁾第二个是吴越文穆王妃沈氏，据《吴越备史》乾德五年（967）二月戊辰条附《钱亿传》载：“亿，字延世，文穆王第十子。母沈氏初孕，文穆王梦僧入寝帐。及生，故字曰和尚。”⁽³¹⁾此二人影响虽不甚大，但也比较重要，特别是文穆王妃沈氏，其能够与吴越王室联姻，定有家族势力的支撑，故不可不补。

作者简介：胡耀飞，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隋唐五代史方向硕士研究生。

(1)参见郭政凯《中国古代宗族的伸缩性》，《史学集刊》1993年第3期。

(2)常建华：《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9)唐燮军：《六朝吴兴沈氏及其宗族文化探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

(10)唐燮军：《六朝吴兴沈氏及其宗族文化探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

(11)唐燮军：《六朝吴兴沈氏及其宗族文化探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4页。

(12)唐燮军：《六朝吴兴沈氏及其宗族文化探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4页。

(13)唐燮军：《六朝吴兴沈氏及其宗族文化探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6页。

(18)《吴兴“二沈”及其传奇研究》，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4月。

(19)陈耀东：《沈既济父子、曾祖籍贯事略考》，《文献》2002年第4期，第81—85页。

(20)陈尚君：《全唐文补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92—793页。

(21)前揭陈耀东《沈既济父子、曾祖籍贯事略考》，第77—81页。

(22)亦可参见前揭甘忠宝《吴兴“二沈”及其传奇研究》，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