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与健康的变奏曲
——《水的征服》(1)评介
张 瑞
引 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蓬勃发展，历史上一些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开始逐渐引起研究者们的注意，而中国晚清到近代以来卫生问题的发展变化就是其中之一，目前也已经有了一定的学术成果，如余新忠的《晚清“卫生”概念演变探略》细致地探讨了“卫生”这一词汇的含义在晚清以来转变的轨迹。而美国学者罗芙芸的《卫生的现代性》以天津为立足点，考察了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卫生和疾病在帝国主义情境之下，即呈现为中国极贫积弱的集中体现，又成为通过特定任务‘唤醒’中华民族、种族以及身体，实现身体现代性的中心议题”(2)。但是总体而言，目前的研究成果仍然比较有限，一些具体问题如城市环境卫生、自来水系统、粪秽处理的研究还多数停留在趣闻轶事的程度上，如果要把这方面的研究引向深入，不妨借鉴一下国外的成果。
法国史学界一向以物质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见长，《水的征服》(3)就是一本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作者让·皮埃尔·顾伯特（Jean-Pierre Goubert）是一位专注于法国社会史研究，包括近代以来卫生和健康问题的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布列塔尼的医生与病人，1770—1790》(4)，《豪华与舒适》(5)，《水与电的文明》(6)。书序的作者是年鉴学派的著名学者埃纽曼·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在书序中他对作者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顾伯特的研究“具有跨学科的综合性，其研究手段非常新颖，在这一领域中作者是完全将自己的研究的可靠性建立在测验、档案和事实的基础上的第一人”。1989年英文版面世后，从各种期刊上的书评可以看出本书在美国的历史学界也有不少读者，大多数都对作者的研究予以肯定，称本书是采用年鉴学派研究方法研究物质文化史的又一力作，令人印象深刻(7)。
《水的征服》这个题目可以理解成工业时代对水的征服，也可以理解成水对工业时代的征服。而在本书之中，两种解释都能成立，因为水一方面被人力所控制，而在另一方面也前所未有的进入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书的副标题为《工业时代健康的出现》（The Advent of Health in the Industrial Age），内容紧紧围绕着从18世纪晚期开始直到20世纪70年代，工业时代人对水的征服，还有这一时期清洁、卫生、健康等概念的发展与变迁展开。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评述针对的是1989年出版的英译本，作者在英文版中将研究范围扩展到法国以外，并加入了一些关于英国和美国的新材料，与1986年出版的法文原版（La conquete de l'eau）在内容上并不完全相同(8)。
尽管这是一本法国史著作，但是书中对社会各方面的问题的论述，使用的史料和问题意识，既有利于我们增进对西方的了解，也有助于拓展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中国近代卫生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下面就对书中的具体内容进行简单的介绍。
书中的叙述并非以时间为序，而是按逻辑顺序组织。第一部分水、纯净和卫生，记述了关于水的各种知识与技术的产生。第二部分广泛的传播，记述了知识与技术的传播方式和过程。第三部分征服的影响：以法国为例，分析了对水的征服在社会各个层面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水、纯净和卫生。
1．新知识
首先是18世纪中叶水文循环理论（大气圈理论）的出现，随后化学革命使科学彻底同古希腊和中世纪的传统理论决裂，水的分解造就了H2O。于是在医生和化学家眼中，水成了与空气一样可能被污染的元素，其中隐藏着危险的细菌与微生物，这使得水质问题引起了注意。从这时起，才出现了区分饮用水和非饮用水，干净的水和废水的意识。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化学的和生物的化验方法被用来检测水质，死亡率和健康标准与供水的质与量联系起来。主要工业国家开始注意水质问题和水污染，人们意识到了工业化带来的水的危机。液体比重计的发明则带来了关于饮用水硬度标准的讨论。
1900年见证了水的“美丽年代”的开端。数量、体积和菌落计数方法的发展使人们可以有效地分析水质。微生物的发现，为摒弃水中隐藏的死亡和疾病提供了可能。20世纪初霍乱与伤寒主要通过水传播的发现成为推动供水系统建设的最强大的力量之一。而在更广大的层面上，则带来了对街道的清洁、身体的卫生等一系列的要求。传统的与美观和礼貌关系的清洁有了现代的、“先进的”卫生的意义。自此，清洁与卫生的概念开始混淆在一起。
对清洁的水要求引发了实际的问题：具体需要量的计算；输送系统是采取线状还是网状结构；寻找新的水源涉及的钻井技术；抽水设备；在运输过程中使用的管道。而解决了供水问题的同时，还必须面对如何将废水排走的问题。
在18世纪末期的法国，包括科学家和医生在内的许多人还相信污秽有益于健康，屠夫把自己的强壮归功于血散发出的秽气，许多城市中的家庭都将污物倒进住宅外面的污水坑，由垃圾工清理。直到巴斯德的时代人们才开始意识到污水的危险。19世纪末科学家的观念逆转了，对抗污秽和排泄物的战斗拉开了序幕。在排污系统的建设过程中产生了关于分离式和复合式系统的争论，而伦敦和巴黎就分别是这两种系统的代表。伦敦采用了复杂、科学而昂贵的分离式系统：分离液体和固体的废弃物，用水泵抽取的方式防止污水倒灌。巴黎采用的则是复合式系统：所有的废物废水都直接排入管道之中。复合式系统有许多缺陷，管道常常堵塞或散发出恶臭，但这仍然是当时欧洲城市中使用得最广泛的系统。但无论是分离还是复合系统或者是混合系统，法国的许多乡镇和城市在19世纪初仍然没有下水道系统或系统十分落后。拿破仑一世期间巴黎下水道开始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入口移到了路边，排水沟被疏通，排污口则直接进入塞纳河和其他河流。18世纪20—70年代是下水道系统建设最为重要的阶段，下水道的长度增加了，不仅收集排水沟里的水，还开始收集街道上的污水和雨水。而污水坑的问题到1905年以后才得以解决。
2．新事物
新的知识和技术催生了新事物。在公共领域里喷泉和洗衣房象征着对水的征服。在传统文化中，喷泉具有三重意义：实用性、装饰性和象征性。到19世纪50年代，喷泉的装饰作用占了主流，喷泉象征着水在公共领域的胜利，其象征意义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产阶级的爱好起了很大的作用。一方面是在宗教上的象征意义：许多的喷泉都在某位圣徒的庇护之下。另一方面则是政治上的象征意义。喷泉在以前就可以用来象征于城市的历史有关的河流或国家本身。而到19世纪的法国，喷泉上竖立的玛丽安雕像标志着和平、胜利和共和。
与喷泉一样，洗涤也有其象征意义。“洗衣……就像是洗澡或是春季大扫除，象征时光倒流，事物恢复到初始状态；脏衣服再次变干净，生命脱离死亡的统治而得以复元。这种新生，是时间从零开始”。1820—1880之间，洗衣泉大量出现，随后是洗衣房的建造。在18世纪的巴黎，在塞纳河边规划出专门的洗衣区域的需要并不迫切，但是一份当时的市政当局的记录说明由于洗衣妇、送水工在河边的拥挤，意外事故并不少见。进入19世纪以后，大量私人建立的洗衣房涌现，政府出于公共健康的考虑对洗衣房的建设进行了支持，洗衣的地点固定下来。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城镇中，洗衣房、市镇厅和学校都在同一座建筑里，女人统治着楼下的洗衣房，她们带来洗的衣服反映了私人生活的领域。而男人则集中在楼上的市政厅讨论政治，统治着公共生活。到19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私人住宅供水的发展，建立公共洗衣房的必要才没有，不过洗衣房和洗衣妇并没有立即消失。直到20世纪60年代，洗衣机才将洗衣彻底的变成一种私人行为。而原来公共场所洗衣所包含的炫耀的层面也随之消失了。
与喷泉、洗衣房一起改变着城市景观的还有水塔，其数量在19世纪随着私人供水的增加而增加，而且人们也不再注意其外观的美观。
关于水的知识的增加并不仅限于公共领域，随着供水和排水的私人化，私人领域的变化也开始了，其中既包括卫生设备（洗手台、浴缸、净身盆、厕所）也包括洗漱用品（剃刀、牙刷）。
洗手并不是一件新鲜事，长期以来都存在于欧洲的宗教和日常生活中。现代的洗手台首先出现在18世纪，于19世纪初开始在中产阶级中普及。其样式和技术多是仿效英国。一些在今天司空见惯的技术诀窍，比如水龙头要安在水池上方，S形的下水管，在当时是花了很长时间才研究出来的。
与洗手台的迅速推广不同，由于道德、成本和技术的限制，浴缸和浴室推广得非常慢，而且在很长时间里是贵族和中产阶级的特权。放荡的摄政时代浴盆在法国的出现显示当时人们对身体的关注和对舒适的追求。在19世纪中叶，当中产阶级享受公共浴室、送浴上门等服务时，劳动阶层大多在河里洗澡。后来公共浴室的价格才在政府的鼓励下开始下降。1889年全天有热水供应私人浴室还只存在于凡纳尔的科幻小说中。
净身盆是一种极具法国特色的私人卫生设施，18世纪起开始在上层社会出现。尽管有医生的提倡，由于其特点，或许还有它在19世纪的妓院中大行其道的历史，正统的卫生学家们很长时间里对其不置一词。虽然1920年以后能够在法国商品目录中见到它的身影，在法国以外，特别是英国和美国，净身盆还是很少被接受。
在很长的时间里，法国人都随意且公开地大小便，路易十四坐在便桶上接见朝臣，城市的居民在早上直接把便盆里的污物从窗户里倾倒到街上。直到19世纪初，上厕所才成为私密的行为。此后英国式的厕所WC（Water Closet）才渐渐在法国普及开。在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时期，WC经常被作为技术进步的标志在新闻里报道。对于细菌的恐惧，促进了WC的建设。在两代人（1860—1914）的时间里，随地大小便的行为已为社会所不容，羞耻和厌恶之心产生了。正是通过英国式的厕所，水才得以大规模进入到为身体的卫生而设计的卫生设备，扮演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洗手台、净水器、净身盆、WCs直接导致了与身体相关的行为的标准形成。“对于卫生、清洁甚至于纯洁的关注，将古老的习惯带入了纯粹的私人领域：对纯净的水的渴望，充足的水带来的舒适，排除被排泄物污染的水和‘卫生’的清洗对促进了新的水的准则（Code）的形成，并且保证了水对社会的征服”。
另外两个私人方面的变化是净水器和家庭洗衣。1840年以后净水器开始在欧洲普及，主要源于对霍乱的恐惧。当时的净水器，往往采用木炭作为净化材料，结合了当时为人所知的医学和化学的知识。但是，微生物的发现打击了净水器和送水工。到1900年后臭氧消毒法普及开来。1900年以前与今天相比关于洗涤的变革不仅体现在技术上，也体现在社会和文化上。现代洗涤的发展不仅仅得益于技术的改进，也依赖于住房条件的改善和卫生政策的实施。
18—19世纪之间，许多以前在公共场所进行的活动退缩到私人领域，房间被以用途划分。新的生活艺术形成了，在地上和地下，郊区的地貌改变着。“粪便象征丰产的荣耀被羞耻感代替了，赤裸的身体需要被隐藏起来。卫生的规则决意要取代旧的快乐和礼貌的准则，这些准则已经被视作愚蠢的，甚至是陈腐的”。
3．卫生的胜利
19世纪，公共和私人领域卫生设施的普及被在大西洋两岸蔓延的传染病和人口统计学的发展所促进。统计学的数据成了城市卫生设施建设的基础，不过其中也包括了一些非卫生的考虑，如民族形象、种族隔离，压制革命。不同文化的国家接受现代卫生的方式和速度不同，但是现代卫生制度已经成为一个有序社会的标志。作者在此举了法国和德国的例子，各种与卫生相关的学会和委员会的建立和他们的努力最终将卫生的规则法制化了。但当时法国医学科学院的注意力并不在卫生上，他们更多地关注细菌，因此也注意到了饮用水的供应这一领域。19世纪后半叶的各种国际卫生会议上，人们讨论了关于下水道、饮用水净化、霍乱与水等题目，最终一致认定政府要承担起供应干净的水的责任来保障国民的健康。“通过将知识和权力结合，卫生领域的专家们将秩序、清洁和卫生的概念紧密联系起来，并且在使用这些概念时不加区别。尽管它们是‘属于不同类别的概念，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大多数社会中都没有必然的联系’。这就是近代西方医学的本质特征，清洁的概念被与卫生、预防和无菌这些概念联系甚至混淆在一起。对此唯一的解释是细菌与其传染机制的重要性。事实上，这满足了科学和统治阶级的需要。一旦肮脏被视为‘对秩序的威胁’，它就成了一种可耻的迷信，对健康的危害，代表了野蛮和落后”。
处于公共健康的考虑，19世纪的政治家们试图将卫生纳入政府的行政职权之下，法律、宪兵、教师、教士、卫生学家和行政官员共同努力推行健康的原则，而霍乱和法国在战争中的失败使得对于洁净的水的需求更加迫切。1851年，在法国出现了第一部水利年鉴。水从自然的恩赐变成了工业产品和商品，一个以水为中心的可见与不可见的王国建立了。不过在那时对于水的浪费和污染却没有更多地注意，因为19世纪科学和经济的蓬勃发展使人们乐观的相信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第二部分：广泛的传播。
1．媒体的力量
19世纪随着家庭收入的增长，人们开始在舒适与享乐上进行支出，身体的外观和气味引起了注意，而媒体在建立清洁、水与身体的新关系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作者在此以两份面向不同读者群体的杂志为例对此进行了说明。
L'Illustration创建于1843年，是一份面向城市中产阶级的周刊，以及精美的图片著称。在这本杂志上刊登的卫生用品广告以奢侈品为主，力图将中产阶级的身体塑造成一种需要维护和保养的社会资产。广告的论述以医学和科学的理论为基础，医生以可以控制身体的权威的形象出现在其中。其内容迎合了中产阶级占有和支配身体，甚至是进一步支配自然的渴望。一种新的神话被创造出来，其中对于健康和医疗的信仰，促使中产阶级成为消费者。
Petit Journal创建于1863年，面向收入较低，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群体，如工人、小商人。因此上面刊登的广告多是清洁的必需品。在宣传上科学的保证要多一些。
尽管读者群体有着阶级的差别，但广告商的伎俩是相似的：煽动读者的感情，使他们无法理智的判断商品的价值。两本刊物都遵循着相似的文化模式，特别是安全与社交两大文化需求。除此以外，二者都有相同的关注点，即清洁，杀死细菌和来自身体的污秽。流动的水成为生命活力的象征，相关的产品就像是可供出售的生命。广告中使用的年轻的身体形象暗示着产品的效果。而巴氏灭菌法出现后，广告商们开始夸大产品的杀菌功能。对抗细菌与感染的战斗就如同从前人们与一切黑暗的势力的英勇斗争一样，印刷的图片取代了石碑和神殿，歌颂着水的力量。水创造生命的力量被放大并推广到社会各个阶层中，原始的痛苦与渴望仍然隐藏在科学的名义之下。
2．医院的角色
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人们努力将医院建立成为一个新的秩序空间，使其成为一架治疗的机器。但是理想的情形与现实的差别很大，19世纪大部分医院里卫生设备普遍缺乏，供水的质与量远远达不到医学科学院院士制定的标准，根本称不上清洁与卫生的典范。医院将治疗病人作为唯一的目的，而卫生被视为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条件。病人的传染的发现促进了医院隔离的发展。但是将健康和疾病区分开来，并处理医院的废弃物的目标花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实现。水在医院中的另一个用途就是水疗法，从17世纪起就被用来治疗精神疾病，到精神病药物出现之前一直被广泛使用。
当时的病人对于医院的清洁并不领情，因为很多人还认为肮脏有益健康，而被送进医院的危重病人先要洗澡，之后他们往往死在医院里，于是人们把洗澡和死亡联系在一起，将医院视作一个恐怖的场所。另一方面，护理人员给病人洗澡包含着剥夺尊严的隐喻，代表着一种权力。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医院和济贫院中开始建设浴室和厕所。在卫生设施的建造上，医院好于济贫院。各地的情况因为各自的财政状况和政治与地理位置的不同而不同，设备较好的医院多在省城。不过浴室的建设并不多，洗浴在下层民众中不受欢迎，而且医生也对此不太重视。医院和济贫院的情况并不能反映第二帝国时期的生活情况，再加上他们都是令大众恐惧的场所，所以尽管作为卫生机制的化身，却没有起到推广卫生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一次对37位老年医生的调查显示，由于他们大多数出生于条件优越的中产阶级家庭，家中都安装有舒适的卫生设备，并从小养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并且将这些习惯教给他们的孩子。他们中很多人都向病人传播过卫生知识，可是并不认为自己的宣传起到了太大的作用。不过他们还是认为，情况在逐渐好转，肮脏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病人越来越少了。他们普遍认为医院的卫生情况并不令人满意。从调查中可以看到医生在整个社会卫生习惯的改变中作用不大。
3．学校和态度的塑造
1882年起，学校中的宗教教义课程被卫生课程所取代。准备向德国的复仇，向赞助商证明世俗学校的优点的目的决定了学校建造的规章，出于身体健康的考虑处处可见：防止驼背和近视的桌椅，对课本印刷的要求。对纪律和卫生的要求和对庄重与道德的重视结合起来，身体的纪律在学校中无处不在。1879年起，卫生检视制度建立起来，卫生学家们立志通过学校向民众推广科学与卫生知识，改良民族习惯。卫生和道德的结合，让清洁成为道德态度的表现。利用羞耻和恐惧的力量，学校向学生们强调：首先，学生是社会的人，因此必须保持外表的整洁，避免冒犯他人。其次，身体是需要保值的资产，因此必须保持健康。
在当时被称为“法兰西先生”的教师们以其表率作用影响了几代人。尽管与医生相比，他们由于家庭的经济条件比较一般而没有很高级的卫生设备，但是也有比较好的卫生习惯。在一项针对在1920—1950年间执教的老师的调查中，老师们认为学生的卫生状况到1950年才令人满意。学生们使用卫生设施的情况令人满意，身体卫生（主要是气味）还可以。家庭经济状况被认为与学生的卫生有很大关系，富裕的家庭的学生卫生情况较好，而性别的差异则不大。尽管对卫生设备的要求不高，但教师们还是普遍认为自己工作的区域内卫生设施的情况并不令人满意。超过半数的老师都提到了有碍卫生的传统信念，如虱子防病，洗澡伤身等。他们宣传卫生的方式包括以身作则，在卫生课上不断重复简洁的要求，利用科学知识讲解卫生，采取奖励与惩罚相结合的手段。而他们教育的成果实际上是随着卫生设备的改善而提高的。
除了学校和医院外，还有工会组织和政府、医生、卫生学家对工人健康的关注。关于工作的卫生、清洁和安全，对工人阶级的卫生教育被提出。改善工作环境，可以让工人把新的卫生习惯带回家，当然还有提高效率和利润的考虑。
第三部分：征服的影响：以法国为例。
1．水成为工业产品
比起巴黎和其他欧洲城市，伦敦居民享受干净的供水的时间要提前两个世纪。伦敦的供水是由政府负责的公共服务，而巴黎的供水从一开始就是由私人公司负责的。第一家供水的私人公司建立于1778年，尽管有政府的支持，但由于送水工的实力依然强大，加之当时人们还有许多其他取水的来源，所以经营规模一直不大。1853年法国通用水务集团成立，集团建立的初衷是服务社会，关注城市人口的健康，试图通过制定和达成简单可行的目标，促进公共健康的改善。集团的第一个项目是里昂的供水系统，大获成功之后，又接下了南特和巴黎的合同。集团通常只投资在富裕的城市和地区。当时大多数地区采取的是当地政府与私人公司合作的模式，所以也不能完全算是私人的，而大公司也借此消除竞争以使利润最大化。从20世纪初开始，政府提供补助，鼓励各地供水系统的建设，最初是为了卫生的需要，后来还加入了农业、工业等经济因素的考虑。在水价方面，大城市要低于小城镇，地理位置和使用的技术造成了各地的差价。
2．基础设施的建设
关于水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先开始于首都，然后才推广到各大城市，小城镇和郊区。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所需费用庞大，许多的城市都采取了贷款的方式。地形学、气候、作物和风俗习惯的不同，也影响了当地政府对建设相关基础设施的积极程度。规模较大、较繁荣的城市起步较早，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1830—1850年间，由于对霍乱的恐惧，供水系统建设的步伐加快了，到1870—1880年间则由于政治因素放缓。不过当时有自来水的家庭仍然很少。排水系统的发展更慢，且质量低下。法国各个城市建立过排水系统的过程和方式各不相同，巴黎的模式只是一个特例。经济和政治上强大的地方政府，由于其对民众的健康、农业和工业的关注，对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很积极的作用。对古典文化一知半解的政治家和工程师们以罗马时代为榜样，将能给人们提供价格合理的自来水视作成就。19世纪的农村，供水和排水都还处于自然状态之下，在进入20世纪后变化才开始。尽管建设的步伐十分缓慢，但正是这些一个个小小的计划和改变加在一起最终促成了风俗和习惯的变革。
3．日常生活中的水
在20世纪初大部分农民还相信水具有超自然的力量，代表着健康、丰产和生命的循环。而科学和卫生的推广满足了精英们区别肮脏、混乱、死亡与清洁、卫生、生命的愿望，但是相对于精英们的细菌理论所描绘的不可见的世界，农民们更倾向于去相信可见的自然界中的神奇力量，肮脏被认为能保卫健康。结果精英们将农民描绘为野蛮人和异类，甚至是瘟疫的化身。不过讽刺的是，农村的环境却被认为是有益健康的。水，在农民世界里基本上属于女性的生活范围：做饭、洗衣。身体同水的接触是恐怖的，因为只有在出生和死亡时身体才会浸在水中。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农村家庭中的的洗浴设施远远少于城市，到1970年，还有的家庭用浴缸存放土豆。由于关于清洁和卫生的观念不同，搬到乡下的城市居民和农民之间冲突不断。随着科学家、工程师和各地政府的努力，各地的情况也在缓慢的发生着变化。不过，农民在接受新的科学知识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原来的老信仰。科学和迷信都同样可以提供对生命的保护，在农民看来二者之间并不矛盾。
住房，是人类控制自然力的中心。19世纪，城市的住房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关于住宅健康问题的法律的颁布是在来自不同社会背景，怀着不同目的的人们共同努力下颁布的。其中有中产阶级、关心健康和秩序的人，也有马恩这样的政治家。但在当时，法律并没有得到良好的执行。真正的改变，发生在1920—1930年间。
在1848年左右，人们开始注意到工人及其住所的清洁情况，虽然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通过了一些关于工作场所的卫生问题的法案，但在诸如印刷业等行业中，改变依然很少，即使这些行业的危险性在很早以前就为人所知。卫生监督员的数量不够，其建议也不被采纳。工厂主找出种种理由为糟糕的卫生状况辩护，而工人则既没有卫生意识，也不了解相关法律。
不过最终，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水质的改善，提高了法国人的健康水平，伤寒等疾病的发病率下降了，这一过程，与资本主义的繁荣同时发生。更高的卫生要求带来的人与水的新关系最终确立了。科学定义了干净与肮脏的水的标准，工程师、设计师、化学家、卫生学家共建了水的新形象，改变了人的形象。知识、广告、喷泉加强着水的力量。作为工业革命的产物，水进入了人们的生活，催生了新的行为，清洗不再是出生和死亡的界限，而是区别健康与不健康。
结论：巨大的变化。微生物的发现，扭转了整个卫生与公共健康的状况。首先是供水和排水系统的建设，然后是住宅的设计和郊区的发展，无形的改变则体现在健康水平的提高上。自然界的水被科学所分析划分，身体和自然的关系改变了，清洁与卫生的概念混淆了，为了卫生，也为了战胜德国人，政府、学校、媒体、工会一起传播着医学的知识。这也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改变，是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控制。从前，水所包含的身体和自然，创造物与创造者，世代之间，内与外，可见与不可见的关系正在消亡。水成为卫生、工业和经济的产物，成为原料、能源和商品。其原来的精神含义日益世俗化甚至庸俗化。可是并不代表从前的观念完全消失了，在新的知识和行为背后的，仍然隐藏着最原始的对治疗和生存的渴望。原来象征与宗教的意义被划入了迷信的范畴，但是在新的对科学的信仰中，关于自然与超自然，关于人的观念是对旧观念的发展而不是新的创造。与之相联系的，是繁荣向上的资本主义，它在按自己的面貌创造新的世界，重新定义人的本质。
二、评价与启示
本书尽管内容庞杂，叙述的时间段长达两个多世纪，范围涵盖法国各地及其他西欧与北美国家，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但是并没有因此支离破碎，而是形散神聚，逻辑清晰，各个章节之间环环相扣，过渡自然，而且一直围绕着水的征服这一主题，具有强的可读性。
由于本人对法国历史了解有限，对书中具体的内容有些也是一知半解。但是还是可以看出作者运用了来自许多各个方面的大量史料，包括官方的档案、科学著作、文学作品、书信和日记、报刊的文章和广告、学校的教材还有当代调查中口述的材料。正是这些史料的交叉运用，使得当时的社会状况更加立体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比如在卫生法律的颁布方面，1883年、1903年和1904年都通过了关于工作场所卫生状况的法律和规定，但是1910年报纸上刊登的工人的抱怨却说明法律的执行情况并不理想。又比如1908年在墨兹（Meuse）一位城里来的退休军人和邻居的争端可以看出当时城市居民与农民在关于肮脏和清洁看法上的差异。军人抱怨他的农村邻居的粪堆渗出脏水，污染了他的井，并声称这有可能引发疾病。而地方长官对此的回答是：包括自己在内，本地人的粪堆从来都没有过什么防渗漏措施。而军人自己家里牲畜的粪便也被他的仆人随意的堆在街对面，所以他还是管好自己的卫生再指责别人为好。丰富史料的运用使得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社会各阶层之间观念的差别清晰可见，在中国史研究中也是十分值得借鉴的。
本书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之处就是作者对于一些今天习以为常的概观念的反思，比如清洁与卫生并不是一直都密切相关的，从前清洁更多的是出于礼貌的考虑。直到微生物学发现细菌能带来感染和传播疾病，于是科学家和医生们把清除细菌作为维护健康的手段，不加区别的使用清洁、卫生、预防和无菌这些的概念，这样清洁与卫生就联系甚至混淆在一起。还有现代科学和“迷信”的关系。在媒体的渲染下，肥皂杀死细菌就如同古代神话中的英雄战胜恶龙，古老的神话和信仰被以科学知识的形式再现，今天人们对科学的理解其实并没有像我们认为的那样完全摒弃了古老的观念，因为人类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命的渴望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只是在以不同的方式表现。
具体到本书对中国史研究的启示，首先，近年来中国史研究者开始了对于长期处于支配地位的西方中心论的反思，而增加对西方历史知识的了解则是突破西方中心论条件之一。对西方情况的不了解带来的第一个局限就是把西方各国笼统的混为一谈。但是实际上西方各个国家之间的情况也不尽相同，例如从本书就能看到法国卫生设施的建设和推广比起英国和美国要晚得多。而西方中心论的另一个局限是把前面提到的笼统的西方理想化，比如用中产阶级的生活情况去代表整个西方的社会现实，而不去思考其内部阶级和地区的差异。笔者在研究中国明清以来的个人卫生问题时注意到，在中国历史上，身体的清洁一直很受重视，明代的文人士大夫的身体比同时代的法国贵族要干净的得多。而通过阅读书中对19—20世纪法国农民观念和生活的叙述后，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晚清以后“肮脏的中国人”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把中国农民和贫民的形象与工业国家中产阶级的形象相比较而得出的结论，是现实中的中国和想象中的西方比较的产物。
其次，本书叙述的时间从17世纪到20世纪中叶，在连贯的记述了关于水的科学、技术和观念的转变过程。反观中国史的研究，长期以来都被古代史、近代史的划分所分割。至少在社会史的研究中，如果拘泥于这种划分，有时就容易忽略历史发展的延续性。特别是在社会生活这一层面，人的习惯和观念的转变往往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因此在研究中应当加以注意，避免被人为地分割所束缚。
最后，本书中的内容还能够提示一些中国史研究的新方向。比如在书的第二部分，作者用很大的篇幅记述了学校教育在卫生知识的传播，水与身体新关系的建立上的作用。而在中国清末新式学堂开始建立以后，使用的教材中也有卫生宣传的教材。比如宣统二年（1910）六月颁布的《学部第一次审定中学堂初级师范学堂暂用书目》中就列有文明书局的《中学生理卫生教科书》一册(9)。如果能够系统地考察从晚清以来，卫生教材的出版情况以及学校在实际宣传卫生知识和塑造新的卫生习惯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应该会有新的收获。
作者简介：张瑞，女，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博士生。
【注释】
(1)Jean-Pierre Goubert．The Conquest of Water：The Advent of Health in the Industrial Age．Translated by Andrew Wilson．Cambridge：Polity Press，1989．
(2)［美］罗芙芸：《卫生的现代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3)Jean-pierre Goubert，The Conquest of Water：The Advent of Health in the Industrial Age，translate by Andrew Wilson．
(4)Malades et médecins en Bretagne．1770—1790，1974．
(5)Du luxe au confort，1988．
(6)L'eau，puissance civilisatrice，2002．
(7)Caroline Hannaway．Review．Isis，Vol．82，No．3，（Sep．，1991），pp．546－547．Michael Hanagan．Review．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2，No．5，（Dec．，1987），pp．1221－1222．James C．Riley．Review．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64，No．1，（Mar．，1992），pp．124－126．Vern L．Bullough．Review．Technology and Culture，Vol．32，No．2，Part1，（Apr．，1991），pp．401－403．
(8)Caroline Hannaway．Review，Isis，Vol．82，No．3，（Sep．，1991），p．546．
(9)（清）学部等（编订）：《清末有关学校管理资料》，宣统二年（1910）、宣统元年（1909），《奉天提学司仿刊》，第16a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