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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两年一度的学术盛会，2008年11月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举行的中国社会史学会第12届年会暨“政治变动与日常生活”国际学术讨论会，围绕着日常生活史研究，区域史研究，宗族、士绅、市镇、水利、社会组织、医疗卫生、宗教与民间信仰等专题性研究展开了讨论。此次年会在打通政治史与社会史的理念下，倡导开展对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主张将日常生活史放置到地域社会的历史时空中，进行整体、全面的研究，反映了社会史研究视野的继续拓展。而社会史研究参与者队伍的日益壮大，则体现了社会史研究的活力与希望。

［关键词］社会史年会；日常生活史；区域史研究；政治史与社会史

2008年11月14日至18日，由中国社会史学会、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历史系联合主办的中国社会史学会第十二届年会，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举行。来自14个协办单位⁽¹⁾以及国内外几十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150余名学者参加了会议，共提交了会议论文与摘要将近120篇，涵盖的领域除了本次会议的主题“政治变动与日常生活”之外，还涉及地域社会、宗族、社会组织、宗教与民间信仰等专题。现结合不同专题，将此次年会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重新复兴之际，社会生活、日常生活的研究就已经受到学者的重视。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发展，特别是对“以人为本”理念的广泛认同，日常生活史也再度成为当前研究的发展趋势。此次会议共收到相关论文二十余篇，其中从个人生命史的角度去重新解读一些传统史料，由此而获得的新的视角与认识，充分体现了日常生活史研究的优势。

常建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盛清吴中士人生活的写照——清人笔记龚炜〈巢林笔谈〉的生活史资料价值》，从生活史的角度，对传统的笔记资料进行了重新解读。从刊行于乾隆中叶的《巢林笔谈》中，不仅可以缕析出盛清时期一位江南士人鲜活的个人生活史，了解其政治立场、人生经历、生活态度、家庭生活以及家族关系，看到他的性情爱好、文化品位、治学情况，以及绝意科举的人生转折等等。而且通过将笔记史料放回到特定的地域空间以及时间脉络中，《巢林笔谈》的记述，也可以帮助从基层社会去理解清朝国家统治的成功以及士人的政治观念。

李世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徘徊于“道”“山”之间：〈忘山庐日记〉中反映的晚清江南士人的生活世界》，也是对一份广被征引的传统史料，从生活史的新角度进行考察，通过检视《忘山庐日记》作者孙宝瑄日常生活中的细枝末节，探讨了晚清知识分子应对时代变革背景之下的生活世界。

肖文评（广东嘉应学院客家研究所）的《明清之际粤东北的社会动乱与乡村的应对：以大埔县白堠村杨士薰为中心》，将一位乡村士绅的个人生命史，置放于明清之际政治大变动的背景之下，从微观史的角度，探讨政治变动影响下的村落日常生活和社会发展。该文认为，在国家政权、地方政府与乡村社会之间，乡村的士绅阶层有着相当大支配空间。即使出现权力真空，士绅们仍可以采取相当务实的策略，内聚外联，主导村落社会的发展，成为影响村落日常生活的最重要因素。

刘平、梁家贵（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覆巢之下众生相——柳堂故事与包立身事迹》，对浙江诸暨包立身集众自保，与太平军交战的事件进行讨论，考证了包立身的身份、包村状况、包村人数，以及投奔者的成分、数量、交战双方死亡人数等问题，分析了在政局、社会剧烈动荡之中民众的心态与行为，认为这是民众在极度恐惧中展开自卫的一个发人深省的案例。

王振忠（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太平天国时期一位徽州京官的日常生活——新发现的王茂荫私人信稿研究》，以新发现的王茂荫私人来往信稿，结合其他文献资料，揭示了这位徽州京官的家世背景及其社会交游，特别是他与徽商的密切联系。从而通过日常生活的一些侧面，更好地理解了这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一位中国人，其经济思想的渊源所自。

朱小田（苏州科技学院历史系）的《流亡中的日常意义沉思——源自抗战时期丰子恺的经历》，仔细梳理了丰子恺这位重视日常生活主题的本土人文学者，在抗战流亡这一非常时期留下的，散落于日记、漫画、书信、笔记等表达之中的对日常生活意义的思考。该文归纳出丰子恺这些思考中蕴涵的诸多异于承平时代的元素，包括“生命在场的价值”、“个体生存的意义”以及“共同体的意识”等。该文力图通过对丰子恺个案的分析，力图达致对日常生活的理性分析。

山田贤（日本千叶大学文学部）的《地域与记忆——从丁治棠的〈仕隐斋涉笔〉看清末四川地方社会》，赋予了笔记小说地域史意义上的新视角。该文认为，笔记小说等地方性资料，不同于制度化的地方志，它们承载了传承地方记忆的功能。该文以丁治棠所著的笔记小说《仕隐斋涉笔》为中心，通过关注其中有关“劫”与“善”的记载，推测清末四川地方社会中，民众没有意识到却又共同享有、共同呼吸着的地域性记忆，以达到复原地方社会本来面貌的目的。

唐力行（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的《社会大变动时期一个江南评弹艺人的经历》，根据一位评弹艺人的回忆录所整理出的个人生命史，讨论了在新中国“解放”这一短时段的历史事件影响之下，评弹艺术传统日常形态的长时段结构，即书场、演员、听众的历史演变。在社会大变动时期，评弹艺人个人的命运折射着整个时代的变迁。

张伟然、李世红（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私情·经济·政治——计划经济时代一卷“生活错误”档案的解读》，根据在书摊中偶然发现的档案资料，辅之以实地踏访，讲述了一段1967—1972年发生在上海的两个普通工人曲折漫长而又内涵丰富的私情故事。通过故事中交替穿插的感情、经济、政治因素，该文讨论了隐藏于其中的游戏规则，以及当时人在相关生活场景中的行为逻辑。虽然这卷“生活错误”档案涉及的当事人只是普通工人，但反映了从建国后直到改革开放前整个计划经济时期的日常生活特点，它对于研究计划经济时代的上海城市文化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

日常生活史的研究，除了对个人生活史的关注，也要关注更为广泛的群体。梁景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从理论上对开展社会生活史研究进行探讨时，就在《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中指出，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视角和领域，社会生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研究时从狭义的社会生活入手，再渐次向广义的社会生活探究。社会生活既包含人类整体，也包含群体和个体的社会生活。三者之间既体现着一种共性，又体现着一种个性。

伍跃（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学）的《国内政治变动与海外日常生活——以清代康雍之际为中心》，利用《承政院日记》《同文汇考》以及《华夷变态》等史料，介绍了雍正嗣位带来的政治变动，分别对朝鲜和日本民众社会生活的影响。两国民众的不同反应，表明某国国内发生的政治变动，对其他有关国家的影响，取决于彼此间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密切程度，取决于地理上距离，同时也取决于有关国家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特征。

龙先琼（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的《政治秩序变动与民族地区社会生活方式的演变——对改土归流前后的湘西社会生活演变的历史考察》认为，自宋元至清末，随着土司统治的确立及土改归流的实施，大西南民族地区的社会政治秩序发生了剧烈变化。上层的政治制度变动通过政治强力撬动了下层的日常生活，政治变革带动文化变迁，文化变迁反过来推动政治变革，这其中枢纽是重建新的利益关系。

洪煜、吴强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世俗与风雅——近代上海小报文人群像分析》，分析从晚清到新中国建立初期，活跃于上海的小报文人群体的基本情况：他们的身份来源、他们在市民社会中的生存状况、他们的政治观念和游治生涯。该文认为，近代上海所创办的各类小报能够立足于市民大众的文化本位，摒弃传统精英群体为市民大众建构的理想文化空间，将文化视角延伸到市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建构起市民大众日常生活空间和文化公共空间。

王日根（厦门大学历史系）的《厦大内迁长汀及师生在长汀的生活》，撷取了1937—1946年期间，厦门大学因为日本侵华战争而内迁长汀后师生们的生活片段。尽管条件艰苦，文庙、仓颉庙、会馆等均成为校舍，但厦大的师生亦能坚韧前行，成绩卓著，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同时，厦门大学的内迁，也对长汀地方社会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张思（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东亚政治变动与一个华北村庄的日常生活——地方档案及村庄文书所见》，利用在田野调查期间收集的《侯家营文书》资料，细致地爬梳了集体化时代位于河北昌黎县的侯家营村的日常生活是如何受到东亚政治格局变动的影响而产生波动的。该文展示了东亚政治变动与一个小小乡土农民社会之间，相互连接的具体而生动的历史场景。

张克非、杨红伟（兰州大学历史文学院近代中国研究所）的《国家权力及其更替与甘青民族地区社会生活变迁》，分别对清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种国家政治权威先后进入到甘青民族地区，介入其固有的社会结构后，对社会生活与基层社会组织制度造成的不同影响进行了比较分析。该文认为，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中，政治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主要是透过对具体社会制度的作用而实现的。

池子华（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的《近代苏南农民工的精神世界》，以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与统计资料为主要文献来源，对近代苏南农民工的精神生活进行了考察。该文认为，由于农民工本身的综合素质，特别是文化程度较低，因而陷入精神贫困的状态；物质生活上的苦不堪言，又导致了农民工娱乐方式的“低俗化”；一些不良娱乐消遣方式在农民工中相当普遍，甚至成为部分农民工的精神寄托。

高红霞（上海师范大学）的《上海新闽商的群体构成与社会生活》，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到上海投资兴业、产业升级的福建商人群体，他们在上海的居住状况、社会交往情况、来沪前的身份、与原籍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考察。该文认为，研究新闽商在上海的社会生活，有助于了解上海的流动人口与上海城市融入的方式和程度。

温锐、邱贵明（江西财经大学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当代中国政治的三大特点与大学生行为的轨迹》，认为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以来，中国政治逐渐呈现出政治视野的开放性、政治宣教的反差性和政治价值的实用性三大特点。三大政治特点的转型与变动，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广大民众的整个社会生活与行为模式，尤其对决定未来社会发展命运的大学生群体的日常行为产生了更为巨大的影响。

对于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批评，通常集中于其“细碎化”与“去政治化”的特点。刘志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则认为，即便是普普通通的百姓日用之学，也反映了中国的文化结构，具有大历史的特性。她在《生活方式与中国文化结构》中指出，前近代的中国，由于国家意识形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化的传统，其集中反映便是百姓日用之学。“百姓日用即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特征。百姓日用之学不仅是寓教化于日用的经典之教，也蕴含丰富的人文因素。

程美宝（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清代粤人如何用英语》，借鉴传播学或文艺研究的“受方”理论，以及有关口述与书写文化的讨论，对清代广州口岸经常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洋商、买办和仆人使用英语的情况进行思考。“洋泾浜”英语的出现，反映出清代粤人应付日常生活所需时对英语的使用，最重要的目的是在有限的条件下达致最有效的沟通。

贺喜（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的《语言、殖民统治与大众生活——英语在香港的历史》，对一个半世纪以来英语在香港的历史变迁进行了讨论。在初期，19世纪70年代之后，对英语系统地学习呈现出“精英化”特点。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教育体系的变革，对英语能力的掌握也逐渐大众化，而小学教育和大众文化同时也造就了以广东话为“母语”现象。日常生活中对语言使用的变迁，折射出语言与殖民统治以及大众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

方丽萍（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再论牡丹与唐代社会文化心理变迁》，对于宋以来流传的“唐人尚牡丹”的社会风尚进行了重新梳理，认为疯狂追捧牡丹的行为，仅仅发生在中唐。有唐一代，牡丹所寄寓的社会文化心理差异很大。该文认为，唐代牡丹玩赏这一个案提醒研究者，需对包括社会生活、风尚习俗在内的历史事实发展的内在脉络，秉持更加审慎的态度。

黄挺（韩山师范学院潮学研究所）的《祠堂图像所见晚清民国间潮汕日常生活和民间观念》，以雍正以后在潮州日益普遍化的祠堂建筑及其装饰图像为研究对象，结合潮州社会的变迁，讨论了民间生活场景如何进入祠堂的装饰图案，探索晚清民国时期潮汕民间观念的变化。

此次提交会议的论文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区域史研究取向的仍然盛行。除了后文将单独列入具体专题的一些论文，具有鲜明的地域社会指向的论文也还有20篇左右。这一延续多届年会的传统，充分反映出社会史研究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影响。就本届年会的区域史研究论文而言，对西南与华北的区域史研究，此前的关注较少。

陈贤波（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清初政局与贵州土司承袭纠纷之关系——以“六姓合约碑”为中心的考察》，以当地记录康熙初年烂土长官司张氏的承袭纠纷过程的“六姓合约碑”为中心，结合相关文献和田野资料，探讨了明末清初贵州地区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和清廷边政策略。该文认为，虽然改土归流与中央王朝逐步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控制是明清时期的大势所趋，但这个“总趋势”并不能掩盖复杂多变的历史过程和社会机制。此外，纠纷对地方社会政治格局和族群关系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麦思杰（广东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的《从土司到乡绅：明末至清中叶的黄姚社会》，探讨了广西昭平县黄姚街，从明末万历年间创立，经历了明清鼎革的冲击，直到清乾隆末年的发展历史。该文认为，黄姚的历史，反映了从一个由土司控制下的社区演变为由乡绅主导的社区动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并总体地呈现在社区的历史中。这一过程，既体现了空间权力格局的转移，也体现了地方权力正统性的改变。

谢晓辉（香港科技大学）的《从湘西白帝天王传说的演变看社会变迁》，以鸭溪天王庙为核心，将湘西白帝天王信仰传说的不同文本落实到具体的时间、族群分布空间与历史情境中，梳理文本之间的互动，观察庙宇建筑及祭祀仪式，考察苗疆社会的地方格局变迁中，王朝的礼仪正统与地方社会有传统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该文认为，白帝天王信仰从女性生育到男性权威的转变，反映了明清时期的苗疆开发过程中，一方面是掌握文字者和王朝礼仪对地方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随着王朝教化的实施和文字的推广，地方社会自我认同的日益强化。

唐晓涛（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庙宇组织的地域性与“天堂”的村社性——太平天国历史根源的社会史考察》，重新讨论了太平天国的历史根源问题。该文认为，清中叶以后跨村落的区域性组织——乡村联盟开始大量出现。凭借着对国家制度的创造性利用，这些以神庙祭祀为中心的民间组织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并以“正统”的名义占据地方资源。这类乡村联盟也成了清代后期浔州府地区的重要社会基础，正是由于其以文化上和组织上的“正统”性排斥了其他异己的社会势力，结果直接促成了这些被排斥的社会势力以“异端”的信仰和祭祀仪式，组成了拜上帝会（以及天地会）等“异端”组织。

温春来（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的《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西南少数民族：1930年代的“夷苗”请愿行动》，以20世纪30年代的“夷苗”请愿行动为个案，探讨被中国政府界定为彝族的四川凉山诺苏群体，是如何因应中央政府、地方军阀在该地区的经济开发、制度建设以及当时流行的各种国族话语的，以回应和丰富中国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问题与认识。

罗康隆（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的《论统一税制的推行对百越族群传统耕作方式的影响》，认为随着统一税制推行的深入，区域性的生态问题在清代后期开始露头。该文以水稻种植品种为例，结合历史经验教训以及田野调查，对恢复百越族群传统耕作方式的生态价值进行了重新的反思。

邓庆平（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华北乡村的堡寨与明清边镇的社会变迁——以河北蔚县为中心的考察》，以河北蔚县为例，探讨了明清华北乡村的堡寨的建立与发展，其军事防御功能的逐渐弱化，以及堡寨的基层管理人员的历史变迁等问题。该文认为，明清时期遍布于中国华北乡村的堡寨并不仅仅具有建筑意义上的空间轮廓，一旦我们将之放回到某个特定区域的历史情境中，它就会与各种事件、制度、人物相连接，以静止的建筑形态演绎出动态、鲜活的历史变迁。

李金铮（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收入增长与绝对贫困：近代冀中定县农家生活水平考》，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李景汉主持的定县34家和123家调查为核心，参证其他相关资料，对聚讼不休的近代中国农家生活水平问题进行了重新考察。该文认为，在收入方面，近代农家处于增加之势，但因占有或耕种土地面积不同，收入也随之有别，而收入较少者多入不敷出。在生活水平方面，定县农民是相当低的。近代农民的生活水平变动趋势，不见得有多少改善，但也未必下降到惊人程度，即便有所改进，也非常微小。

秦燕（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济学院）的《延安时期中共农民教育运动的研究》，考察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共开展的农民教育运动，认为这一运动使农民有了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并且开始熟悉现代社会文化。在运动过程中，不同群体和力量因革命改变了命运，因而有不同的经历和感受，表现为政治行为上不同的层次。

郝平（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治水保土：集体化时代大泉山村“典型”的塑造》，以1952年至1964年间山西省阳高县大泉山村的治水保土经验为例，考察分析了一个普通山村是如何逐步被树立为全国典型的历史过程。在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农业学大寨等不同阶段，围绕着大泉山村“典型”的塑造，国家、地方、基层群体出于各自的考虑，总是在不断地进行着各种形式的调适和磨合，彼此关系总是处于微妙的变动当中。

其他一些区域史研究的论文，仍然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和珠三角地区。卞利（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的《明清时期的村规民约与乡村治理——以徽州为中心》，对明清徽州地区的村规民约进行了细致地梳理，分别讨论了村规民约的主要类型和基本内容，乡村村民或特定组织成员资格的获取，村规民约的制定与执行，村规民约的基本特点和主要功能等问题，并分析了明清徽州村规民约与乡村治理之间的关系。该文认为，明清时代的徽州乡村社会虽然偶有动荡，但就整体而言，秩序相对较为井然，整个社会依然处在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村规民约在其中发挥了其他许多规则和因素所难以替代和发挥的功能。

张小坡（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的《灾荒场域之外的努力——以徽商对光绪三十四年徽州水灾的赈捐为例》，以光绪三十四年（1908）徽州特大水灾发生后，旅外徽商踊跃捐资赈济桑梓之地的事件为例，广泛搜求晚清时期出版的报刊资料，辅之以政书文牍，细致地还原了徽商的此次赈捐过程。该文认为，徽商的赈捐行动，一方面体现了流寓异地的徽商们进一步强化了对桑梓的认同感，另一方面也为考察晚清义赈运作实态提供了一个适合的样本。

邢丙彦（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的《20世纪30—40年代松江“典于记”地租形态变化与国家政治变动》，以上海市档案馆藏民国时期松江的田产管理组织“典于记”为基本实证材料，细致的考察了这一管理近代中国著名爱国人士马相伯族产的收支账册，梳理了其所反映的地租形态及其变化状况，并进一步分析探讨国家政治变动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松江“典于记”地租形态变化的影响。该文认为，传统中国社会地租形态变化的动力机制是多种多样的。一般来说，传统中国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及经济结构决定了地租形态，而在一定情境下，外力也可能起决定作用，尤其是特殊的政治外力。

吴琦、肖丽红（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漕控与清代地方社会秩序：以匡光文控漕事件为中心的考察》，根据地方志和官方档案等资料，重新梳理了嘉道年间历时4年之久的湖南醴陵县匡光文控漕案的过程，分析了围绕此一事件，国家、地方与民间社会之间的角色互动与利益纠葛关系。该文认为，类似匡光文案的闹漕案件在嘉道之际比比皆是，反映了清廷所面临的制度缺陷与漕政危机，其中所体现出的官与绅民之间的互动对地方社会秩序造成的影响意义重大。

谢宏维（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国计与民生：明清江西重赋问题与地方社会的反应》，以江西南昌、袁州、瑞州三府的重赋问题为出发点，分别考察了明初重赋形成原因及具体情况、明中期国家政策的调整情形、清初三府的减浮运动以及减浮后的赋税纷争等内容，充分展现了明清时期江西地方社会对此重大问题的反应。通过把重赋问题放入地方社会的发展脉络及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复杂权力关系中，该文讨论了江西重赋问题的演变与地方社会、国家政权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地方社会变迁。

石坚平（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中心）的《王兴屠城与汶村记忆》，以广东一个海边村落不同姓氏居民对明清鼎革之际变乱的不同历史记忆为中心，分析了“王兴屠城”故事的不同文本及其制造、流传、演变的过程，认为围绕“王兴屠城”在不同时期建构出来的汶村的历史记忆，与其说是对屠城史实的重构，不如说是地方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地方传统的重构与再造。

关于西北的区域史研究，有田宓（广东商学院人文学院）的《清代的旅蒙贸易与“部票”制度》，该文以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中的101份商人申领“部票”文件为核心资料，对“部票”的形制、内容、发行，持票经商的程序以及部票制度的实际运作进行了初步的分析。该文认为，从乾隆四十一年（1776）到嘉庆四年（1799）短短的二十四年间，仅在归化城与外蒙、新疆之间从事贸易活动的商队就有五百多支，商号两百多个，计有六百余人参与到贸易活动中来，反映出旅蒙贸易的繁荣。繁荣的旅蒙贸易直接对旅蒙贸易的大本营之一的归绥社会造成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区域史研究的特色在于以小见大，因而在文献解读以及理论运用方面，均须特别留意。梁洪生（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就在《重返清初：有关“棚民”史料的引用错讹和必要考证》一文中，通过对关于“棚民”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发现过往的有关研究在论及“棚民”问题中的关键点“驱棚”事件时，由于引用史料方面的不严谨，带来了明显的“硬伤”。对“驱棚”事件评价时，没有放到具体的时空环境中间去考察和理解，缺乏“历史感”。有感于此，该文提出要“重返清初”，即必须重视和重新阅读清初的地方文献，用当时的文献来说明当时的事情，再与后来的文献记载加以比较。该文主张，在对“地方性事件”理解之同情的解释基础上，要进一步思考明清易代过程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黄向春（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的《阅读田野与制作历史——社会史、文化史与人类学打通如何可能？》，以闽江下游地区的田野经验为基础，重新思考社会史、文化史与人类学之间所谓“本位”及“跨”“去”的关系问题。该文提倡要在田野的阅读中，辨析“差序格局”如何缔造个体与社会及制度的联结，体察“多元结构”如何构成时空的整体，描述“意识模型”间的复杂互动，从而还原历史如何被不断“层累”的过程，在社会文化的结构和集体无意识中发现被“制作”的“历史”，并完成自身的“历史制作”。

张俊峰（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共同体”的“理论旅行”——兼论共同体理论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实践》，对目前学界使用较多的“共同体”理论进行了学术梳理，认为产生于19世纪中期欧洲的共同体理论，在二战前后被日本学界运用于中国村落社会的研究，突出表现在围绕村落共同体和水利共同体的论战与研究之中。8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也逐渐开始运用这一理论，但存在着简单化、片面化、望文生义、断章取义的嫌疑。该文认为，在运用共同体理论时，要客观把握该词汇的原初含义，以利于在同一意义层面讨论问题，这样才有助于实现中国社会史研究理论的本土化建构。

本次会议的主题“政治变动与日常生活”，其背后的理论意义，是希望可以改变“社会史研究不重视政治事件”的印象，打通社会史与政治史。开展日常生活史研究是达致这一目的的途径之一，而本次会议论文涉及的其他一些专题，也就此展开了相关的论述。

（一）宗教与民间信仰

陈景熙（中山大学历史系）的《韩愈与唐至清的潮州城隍崇拜——神道设教与地方社会的国家化》认为，唐代韩愈刺潮期间，以祭神驱鳄的“礼以义起”的权宜的礼仪，在潮州地区因势利导地开启着神道设教的方便法门，推动了潮州地区的汉化及国家化历程。而在唐代之后的潮州，地方官员遵照国家祀典祭祀城隍时，同时也利用韩愈刺潮祭神的本土文化资源，借助灵异故事、谶语、民谣等民间文化手段，神道设教。一方面不断推动着地方社会的国家化历程，促进国家大义在地方社会中的传播；另一方面，在潮州民间社会中，不断地塑造着韩文公的“吾潮导师”的文化形象。

王健（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试论明清以来江南民间信仰中的庙界：以苏松为中心》，认为与来自人类学的“祭祀圈”理论模式相比，庙界这一来自民间的概念在讨论中国乡村民间信仰时，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庙界的划分依据通常与现实的行政区划有关，体现了在民间信仰领域国家的在场并发挥其影响。由于地域开发的先后、相关群体的利益驱动，在庙界之间还存在相互间的竞争与冲突，对此加以考察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乡村信仰共同体的面貌。

司佳（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基督教三字经体著作与新教早期在华及南洋地区的活动》，选取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及同随人员撰写的颇具影响力的两种三字经体布道手册，重点讨论了新教传教士在对华传教初期是如何借鉴中国传统蒙学读物的文字形式，即三字经体写作风格，以调整19世纪初新教对华传教布道手册的内容及思想定位。

阙岳（中山大学历史系）的《舁神出游与“流动的社会”——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庙会为个案》认为，临潭庙会里的“舁神出游”仪式里潜藏着传递了600年的历史叙事，这种叙事就是通过流动空间来折射的。以“舁神出游”为核心内容的地方性庙会体系的生发、发展与传承过程，实际就是这一地区族群社会关系的构建、缔结，甚或强化的过程，也是地方性人群对当地地缘历史、文化特征的一种认同过程。

常利兵（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从仪式到骚乱——对1965年清徐县H村天主教徒的政治适应之研究》，对发生在山西省清徐县的一次由念经、求雨等仪式，发展演变为天主教徒“骚乱”的案件进行了细致地梳理，从仪式、谣言、身体、政治等方面对骚乱事件的成因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并分析了由仪式到骚乱背后的“合力”效应及官方话语对教徒心理、认知的形塑问题。该文认为，这场天主教“骚乱”事件的发生，事实上是国家的政治仪式与教徒的宗教仪式相互博弈较量的产物。

郭莹（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的《21世纪之初中国农民信仰状况的调查与分析——以湖北省大悟县、枣阳市农村为例》，根据问卷及田野考察，认为当前中国农村民众信仰呈现出以下特点：信仰的复杂多元状态；传统民间信仰的强大生命力；宗教信仰，特别是基督教信仰发展迅速；实用理性是中国农民信仰的心理基础。

王善军（大连大学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中心）的《由富求贵：从归化州张氏看辽金燕云豪族的发展路径》，探讨了燕云地区的土著张氏家族从辽代中期兴起，到金朝中期成为地方豪族的发展历程。张氏家族的发展，主要通过财富的积累提升其经济势力，通过应征为吏、纳粟补官和参加科举考试等方式谋求政治地位，还通过联姻以及积极参与地方公共事务扩大了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张氏家族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方民族统治下汉人地区社会关系的演变。以张氏家族为代表的“由富及贵”的豪族发展路径，既与燕云地区的特殊地位尤其是其经济地位有关，也与辽金王朝的政治制度密切相关。

徐茂明（上海师范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的《近代社会变迁与江南望族的教育转向——以苏州文化世族为中心》，分析了科举废除后，苏州文化世族也在适应潮流的过程中成功地改变着自己的教育方向，教育内容由四书五经诗歌词章转为声光化电等格致实学。该文认为，这种教育转向，除了西学传入的直接因素外，也与苏州社会与文化世族家学传统中的实学脉络有关。随着教育内容由人文性的儒家经典转变为自然性的科学与专门技术，文化世族内部维系其家族凝聚的宗族观念也开始淡化，宗族观念与宗族组织因此而受到严重侵蚀。

曾京京（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的《近代苏南区域社会中的学术官僚型家族——以常州、镇江地区为中心》，认为在传统社会走上近代化之路时，常州、镇江地区的学术官僚型家族一方面担当起创办新式教育的历史使命，与此同时，由传统社会积聚起来的文化资源、社会资源在近代苏南区域社会也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林济（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的《宗祠祔主与徽州同宗村落——以歙西金山宋村为例》，讨论了歙西金山宋村宋氏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及康熙五十四年（1715）接连发生了的两件事情，即歙西金山宋村宋氏以宗祠祔主的方式加入了歙县上丰宗祠，接着又上丰宗族要求并催促其出赀重建修始祖尚书公墓祠并定光佛寺。该文认为，金山宋村的个案，折射出村落之间宗族关系如何构建以及同宗村落关系的特点。

瞿州莲（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的《家族势力的消长对村落制衡格局形成的影响》，讨论了湘西一个多姓村庄内，不同姓氏之间力量消长的历史变迁，以及最终形成的四大家族分布格局。该文认为，家族之间相互矛盾和冲突，促使了各自家族内部的团结，从而有助于血缘家族的形成。对改流后村落格局形成历史的追述，有助于促进对当今湘西基层组织内在结构的了解。

（三）士绅与社会

周鑫（中山大学历史系）的《科举停废与元初南方儒士的生活》认为，元初的科举停废，造成了南方儒士的分野，一部分因为个人学问喜好和对科举的热望而固守科举之学，另一部分则厌弃时文，专意学诗、作古文、讲明性理之学。由于宋元兵燹与元初繁重的赋役，普通的儒士选择投身治生，整治家业，造成医生、风水先生等职业的“儒学化”。

刘勇（中山大学历史系）的《中晚明时期的讲学宗旨、〈大学〉文本与理学学说建构》，从黄宗羲《明儒学案》的提示出发，以对王阳明、李材、刘宗周三个个案的具体研究，探讨了中晚明时期产生新兴理学学说的“讲学须有宗旨，宗旨源于《大学》”模式。该文认为，中晚明时期盛行于士人中的改《大学》、拈宗旨、兴讲学三种学术现象，是新的理学学说成立与学派建构的主要因素。而与这些现象同步的是当时理学学派鼎立、各主其说的多元思想文化现象。

原祖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奢侈性消费与晚明士商的身份认同》认为，晚明社会中的奢侈性消费风尚，促进了商人地位的上升，也吸引士绅卷入商业潮流，并由此催生出晚明乃至整个帝制晚期一个将权力与财富结合在一起的新的绅商阶层。但商业化的浪潮既没有孕育出一个具有独立政治意识并专注于经济发展的商业资产阶级，也没有形成能够激发工业革命和生产关系变革的健康而持久的商品经济环境。

吴强华（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的《近世江南士人结社与社会控制——以南社为中心》认为，士人结社是士绅扩展交往圈，提升社会影响力，以获取更高社会权威的重要途径，更是士人个体力量集团化的有效方法。士人通过结社交往所带来的社会权威实施社会控制能力，并进而为国家行为的实施产生影响。

高钟（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的《废科举与中国士人的分裂》认为，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之后，中断了传统士绅的发展历史，继之而起的由学堂培养出的知识分子，裂变为中心与边缘两个阶层。由于收入与社会地位的不同，中心阶层对社会力主稳定，而失落与愤怒使得边缘阶层力主革命。

张笑川（苏州科技学院历史系）的《民初“清遗民”群体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认为，民初数量众多的“清遗民”群体的背后，实包有比之此前历代遗民现象更为丰富的内涵。目前的清遗民群体研究，主要围绕着“空间”“心态”“政治”与“文化”等方面展开。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该文提出应加强整体分析、实态研究和探讨清遗民群体的文化和社会意义。

王先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权绅化”走向与农民运动的兴起——以湘绅权势演变为基点的历史考察》，立足于湖南地域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动，认为晚清以来不断扩张的绅权，促使了传统士绅向近代权绅的演变，由此而激化的绅民矛盾也逐渐替代官民矛盾成为乡村社会冲突的症结所在。随着国民党和共产党代表的民族——国家权力介入乡村社会，推动了“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以“打倒绅权”的形式展开。该文认为，在地方社会矛盾持续冲突并逐渐升高的历史进程中，隐含着乡绅内在构成和地方权力结构的历史性变动，正是这一变动形成了地方社会持久动荡不安的结构性因素。

（四）社会组织机构

梁勇（西南政法大学）的《晚清公局与地方权力结构——以重庆为例》，讨论了在具有移民社会背景的清代重庆，由移民商人及本地士绅分别掌握、领导的保甲团练局及三费局、夫马局等公局机构。该文认为，地方精英通过公局控制地方社会，反映了地方权力的日渐膨胀，逐步侵蚀了国家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同时，地方公局中的士绅之间，在面对地方危机时，其利益追求有共同的一面，但也有不同甚至矛盾的一面，在清代的重庆则表现为“省籍”矛盾冲突。

杨品优（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的《从科举会社组织到地方权力机构：晚清江西宾兴组织的一个侧面》，以江西南安府南康县、瑞州府上高县和临江府清江县等地宾兴组织的演变为例，探讨了清咸丰、同治以后，作为科举助考机构的宾兴组织功能上的转变过程。该文认为，随着宾兴组织承担起了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事务，以及不少原由政府承担的事务，反映了晚清地方军事化、绅权扩张、国家对基层社会控制权的下移等时代特征。

罗艳春（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宾兴与清中叶社会：以〈万载宾兴堂册〉为中心》，重新讨论了杨联陞最早提出的关于清代助考组织为何会在清中叶开始出现的问题。该文以形成于道光年间的《万载宾兴堂册》为基本史料，结合地域社会的发展脉络，认为万载宾兴组织的出现，反映了清中叶地域社会包括商人、士绅、移民、宗族等诸种势力的活跃，以及相互之间的竞争，折射出嘉道社会转型的历史大背景。

何文平（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清末地方军事化中的国家与社会——以广东团练为例》，探讨了清末广东为应对地方动乱而复兴的团练制度，并逐步取代了行政性的保甲组织的过程。该文认为，清末广东团练所反映出来的地方军事化中国家影响力的逐步消减，社会势力的进一步上升，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制度的日渐僵化，传统的保甲制度没有有效地消解地方军事化的冲击，反而被团练借壳立足。

李平亮（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乡村联盟与地方政治——以南昌地区为中心》，对晚清民国时期，地方社会中出现的“团练”“民团”等军事组织，“五福会”等神灵祭祀组织，“保甲会”等会社组织，“同盟会”“自强会”等政治团体进行了讨论分析，认为类似组织的出现，并不是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而是晚清以降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转型的内在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说，乡村联盟既集中体现了某一时期地方社会的政治格局，又反映了晚清军事化以来地方社会的“自治化”进程。

黄鸿山（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的《“拯救灵魂”的努力：晚清洗心局、迁善局的出现与演变》，考察了晚清时期洗心局（所）、迁善局（所）这类专以收容改造不肖子弟和地痞无赖为职能的慈善组织，其出现、发展和消融的过程，以及其由慈善组织逐步成为类似于现代监狱或劳教工厂机构的性质演变。洗心局、迁善局表现出的“拯救灵魂”的努力，一方面显得较为合理和有效，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现代社会对个人控制力度的加强。

欧阳恩良、余太兴（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的《战乱与民生——抗战时期的贵州慈善事业》，对抗战时期贵州的慈善事业进行了梳理。当时慈善机构主要包括传统的善堂、善会，教会慈善机构，全国性、世界性慈善机构在黔分支机构以及救济院等。频繁的慈善机构活动，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难民救济成为抗战时期贵州慈善活动的中心内容；二是国民政府对慈善机构进行渗透性的控制，国家权力向慈善领域扩张。

江文君、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的《国家与职业团体：以上海会计师公会为例》，运用社会权力作为理论分析工具，以上海会计师公会为例，探讨近代中国中层组织与国家间的互动关系。该文通过对上海会计师公会的创立与抗战胜利后的重组、救亡与民族主义诉求、会计师群体的政治参与、追求职业化等四个层面的分析，认为在西方冲击影响下，现代国家权力与新型社会权力两者并行并存的共同生长历程。近代国家与民间中层组织的关系呈现为对抗与合作兼有、制衡与互补并存的共生机制。

蔡勤禹（中国海洋大学社会科学系）的《近代来华传教士的救灾思想与实践——以民国华洋义赈会为例》认为，近代以来的传教士，出于对中国农民困境的关注和扩展宗教影响的需要，将拯救落后的农村作为传教的一个突破口，与中国新兴社会力量一起联合组织华洋义赈会，组织乡村社会调查，在此基础上分析灾荒成因并设计出针对性救灾防灾方案，将“建设救灾”思想融入华洋义赈会实践之中，为民国的防灾事业和乡村建设运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赵世瑜（北京师范大学乡土研究中心）的《村民与镇民：明清山西泽州的聚落与认同》，以华北市镇的发展，讨论了明清市镇研究中较少被关注到的市镇与乡村关系的研究。该文以山西泽州为个案进行研究，发现在明清泽州的镇中，有许多具有相当悠久的历史渊源，但它与村落的关系极为密切，可以“巨村为镇”概括其特点。通过考察思考本地人的认同改变及其动因，该文认为村社是理解华北村镇一体化关系的重要因素，与其说将这里的镇与村的关系概括为“市场共同体”，不如概括为以社为核心的“地缘共同体”。

焦鹏（暨南大学香山文化研究所）的《商人的本地化——以浙江乍浦廖氏为例》，以浙江乍浦《廖氏家乘》为例，探讨了商人如何本地化的问题。该文认为，与地方士绅的联姻，为商人建立了一套固定的人际网络关系，使他们能够较快地获得地方上士绅的认同。入籍则使商人能够通过捐纳的方式获得监生等功名，使其家族跻身士绅行列。通过编修家谱，重新编订谱系，凝聚家族内部的力量，最终完成了商人的本地化。

黄志繁（南昌大学历史系）的《宗族、商镇发展与地方文化的创造——关于上犹营前镇的个案研究》认为，由于大量流民的进入，赣南上犹县营前镇地方社会在整个清代的发展脉络，主要表现为土客之间的力量消长。在清中叶以前，土著维持了强势的经济实力和文化优势。但到了晚清，客籍人逐渐掌握了商镇的控制权和地方文化话语权。不过此时的土客矛盾已经不明显，而各宗族之间的争斗却激烈起来。该文通过营前的个案，也重新讨论了客家形成的理论范式问题，强调了宋以来国家认同意识的推广以及山区的开发对地方文化的型塑意义。

游欢孙（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地方自治与近代江南县以下行政区划的演变》，以吴江与吴兴二地为例，集中论述了商业市镇、地方自治与近代江南县以下行政区划演变的关系，认为虽然明清以来江南市镇在商业与赋税上的意义日益凸显，但始终未被纳入宋元以来江南县级以下行政区划序列。这一局面的改变，始于清末的地方自治。1928年“街村制”的推行，在江南县以下行政区划的演变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而1929年的“乡镇制”，实为现代意义上乡镇制之肇始。

（六）水利与社会

钱杭（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政府利益最大化原则下的民间社会——湘湖水利集团解体的内在逻辑及其历史内含》认为，作为一个典型的水利集团，萧山湘湖水利集团从其最初建成之后不久就开始了将其推向解体的内在逻辑。从明代中叶开始，湘湖的蓄水灌溉功能逐渐趋于弱化。到20世纪80年代，湘湖水利集团的历史已经大体结束。造成这一解体过程的内在逻辑，一个是政府利益最大化原则，另一个是未得水利、或蒙水害的人们，会根据自己对当下“私利”受损程度的判断，选择与得水利者不同的行为方式。

行龙（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明清以来的晋水流域——一个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尝试性框架》，分别从“昔日往事：晋水流域的前近代时期”“世事别来：600年区域的史地脉络”“社会梯级：个人和集团的历史”“日常生活：无名之辈的历史”“无所不在：地方社会的历史”五个部分，对明清以来晋水流域的历史发展进行了框架性的勾勒和梳理。该文认为，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整体史的学术关照，是开展类似晋水流域区域社会史研究，避免细碎化的理论路径。

邓永飞（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近代洞庭湖区湖田所有权的演变与湖南地方行政》，讨论了清代咸同以后洞庭湖区淤洲洲土的产权，从最初的产权不明，到洲土入官招佃，清末新政时又引发了湖田所有权之争，以及民国初年重新恢复为民业的变迁过程。该文认为，在湖田问题上，近代湖南地方官府的目的是将湖田变成官府牟利的一种手段，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地方行政特点。

钞晓鸿（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的《环境、技术与政府行为——关中郑白渠灌溉中的“拒泾引泉”》，对乾隆二年（1737）经朝廷批准，关中郑国渠、白渠灌溉系统由历史上一直以泾水为水源，改为以龙洞泉水作为唯一引水水源的“拒泾引泉”事件，利用水利文献等资料，结合实地考察，分析“拒泾引泉”的成因，揭示出环境、技术与政府行为之间的密切关系。

（七）医疗社会史

余新忠（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清洁与卫生——晚清清洁观念的演变》，在社会和文化双重视野下，考察了在中国近代防疫机制的建立过程中，传统的清洁观念是如何被“近代化”的。该文认为，清洁与卫生之间的紧密关系并不是天然的、不言而喻的。晚清以降，清洁重要性被突出和强调，无疑跟当时中国在强势的西方的冲击下，整个社会强烈的求变图强、求新求洋的心态和愿望分不开，当时有关清洁的认识，已经超出纯粹疾病医疗的范畴，而被赋予了太多政治、文化意涵。

王敏（上海社科院《社会科学》杂志社）的《古代民间医人生活初探——以〈竹簳山人添岁记〉为中心的医疗社会史考察》，以被誉为“嘉道间吴下名医之冠”的何其伟自撰的《竹簳山人添岁记》为核心史料，结合《清代名医何书田年谱》、何氏家谱、诗文集等相关资料，对古代民间医人的社会生活进行了初步探讨。该文整理出弃儒业医、寓医、医患之间的馈赠体系、由医病关系衍生的地方社交圈等古代医人的生活片段，认为将医疗史与世医家族个案研究结合起来，是当前医疗社会史研究中极具意味但较少涉及的一个领域，可供进一步探讨传统社会民间医疗运作模式及相关问题。

（八）性别史研究

汪兵（天津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论中国古代的寡妇权》，从守节、殉夫、再嫁三个方面对中国古代寡妇的生活进行了梳理讨论，认为中国古代寡妇权是传统社会中女性三权——生存、协理与代管权的特殊形态，是在父家统治与管理出现缺环时的接力或补位，对维护三纲五常的伦理网络以及社会的生存发展，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李禹阶（重庆师范大学）的《试论唐前期外戚的短期社会行为及其形成原因》，从唐代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多方面，分析讨论了唐代外戚在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社会行为、社会生活上呈现出的鲜明的短期性特点，认为外戚特殊的社会地位，以及中国君主专制强权政治所导致的空前激烈的权力争夺与权力斗争，是唐代外戚短期社会行为的主要原因。

杨齐福（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的《女殇》，重点讨论了民国时期福建惠安女集体自杀的现象。该文认为，性别的职业流动与两性关系的失衡，传统的婚姻制度与特殊的社会习俗，加剧了女性的自杀倾向。“金兰盟”的普遍存在，社会舆论的效应，则是促发集体自杀现象的社会因素。

姚霏、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的《女学之根——近代中国首个女性团体“中国女学会”研究》，对成立于1898年的中国女学会，通过考察其成员组成、成员活动，以及学会的意义和局限，厘清了其近代中国首个女性团体的历史地位，同时也对重新认识维新派的女权实践，发现中国女权运动的源流及其早期特征有重要的意义。该文认为，中国女学会所开创的女性团体关注“女权”与“女学”问题、女性团体以女性为活动主体和女会、女校、女报“三位一体”的原则，对近代中国女权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为中国社会史学界两年一次的盛会，本届年会暨“政治变动与日常生活”国际学术研讨会，充分反映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概而言之，至少体现出了以下两点：

一、社会史研究视野的继续拓展。本次年会倡导的开展对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20世纪80年代研究热点的复兴，实际上已经承载起打通政治史与社会史的新使命。将日常生活史放置到地域社会的历史时空中，进行整体、全面的研究，将会进一步丰富我们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认识。

二、社会史研究参与者队伍的日益壮大。虽然本次会议提交论文的主题并没有太大的突破，但不断有新学者参与到旧题目的研究中去，体现了社会史研究的活力与希望。如何在继承已有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将会在整个中国社会史学界所共同期待的局面。

由于此次会议与会学者较多，部分学者因种种原因未能与会或提交全文，限于学识与篇幅，本文的综述多有遗漏，文中的评论也有不妥或不当之处，敬祈方家达人批评指正。一切文责均由笔者承担。

Abstract：As the biennial academic event，the12th annual meeting of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ocial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olitical Change and Daily Life held in Zhuhai Campus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on November2008．The themes discussed in the meeting included daily life，local society and some special studies．The research on daily life was advocated in this meeting，which means the broaden horizon of social history．The more young scholars added in the discussion，reflected the dynamic of social history research in china．

Keywords：Annual Meeting of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ocial History，Daily Life，Local Society，Political History and Social History

(1)14个协办单位，按汉语拼音字母排序如下：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乡土中国研究中心、重庆师范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苏州科技学院历史系、厦门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