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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评论著名西方学者所发表的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这些学者其中有在研究中探讨了中国的过去发展轨迹，同时回顾了与日本和英国相比，中国股份制企业的历来演变。西方学界近年来展开了一场关于晚清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经济表现的辩论。另外早在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欧洲的政治和经济优势从16世纪已经定位的说法，之前也引起了不少的争议。

最近的辩论出于1989年底，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Rawski）和罗兰·勃兰特（Loren Brandt）发表的书籍。罗斯基和勃兰特分别而乐观地估计了1842—1937时期中国人均农业生产率的增长。1989年之前专家认为近代中国腹地的生活水平低下，反而罗斯基和勃兰特进行对中国人均农业生产率的向上修改，同时赢得了一些资深前辈学者的肯定，如拉蒙·迈尔斯（Ramon Myers）。根据详细的土地调查和价格数据的计量分析，罗斯基和勃兰特得出结论，在1842年到1937年之间，中国的农业总产值以年均一个百分点的速度赶超人口的增长。尽管得到了迈尔斯的支持，但仍有许多学者对这种修改过的观点提出异议。他们重视民国时期农业改革的失败，同时挑战罗斯基和勃兰特调查中所依据的假设。尤其是，罗斯基和勃兰特提出的20世纪中国高效率的生产要素市场的假设，仍然与绝大多数的更新研究明显违背。

简而言之，对中国近代经济现实的诠释依然在乐观与悲观之间摇摆不定。“悲观派”倾向于强调生产关系的问题，例如未制定土地使用权的保障，农民生活水平低下以及抵押市场等。相反的，以罗斯基和勃兰特为代表的“乐观派”，则重视晚清民国时期由中国与世界生产要素市场的一体化所带动的农业生产力的持续增长。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评论著名西方学者所发表的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这些学者其中有在研究中探讨了中国的过去发展轨迹，同时回顾了与日本和英国相比，中国股份制企业的历来演变。西方学界近年来展开了一场关于晚清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经济表现的辩论。另外早在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欧洲的政治和经济优势从16世纪已经定位的说法，之前也引起了不少的争议⁽¹⁾。

最近的辩论出于1989年底，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Rawski）和罗兰·勃兰特（Loren Brandt）发表的书籍。罗斯基和勃兰特分别乐观地估计了1842—1937时期中国人均农业生产率的增长。1989年之前专家认为近代中国腹地的生活水平低下，反而罗斯基和勃兰特进行的对中国人均农业生产率的向上修改，赢得了一些资深前辈学者的肯定，如拉蒙·迈尔斯（Ramon Myers）。根据详细的土地调查和价格数据的计量分析，罗斯基和勃兰特得出结论，在1842年到1937年之间，中国的农业总产值以年均一个百分点的速度赶超人口的增长⁽²⁾。

尽管得到了迈尔斯的支持，但仍有许多学者对这种修改过的观点提出异议。他们重视民国时期农业改革的失败，同时挑战罗斯基和勃兰特调查中所依据的假设⁽³⁾。尤其是，罗斯基和勃兰特提出的20世纪中国高效率的生产要素市场的假设，仍然与绝大多数的更新研究明显违背⁽⁴⁾。

简而言之，对中国近代经济现实的诠释依然在乐观与悲观之间摇摆不定。“悲观派”倾向于强调生产关系的问题，例如未制定土地使用权的保障，农民生活水平低下以及抵押市场等⁽⁵⁾。相反的，以罗斯基和勃兰特为代表的“乐观派”，则重视晚清民国时期由中国与世界生产要素市场的一体化所带动的农业生产力的持续增长。

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都面临的问题是，宏观经济数据只是一具“空壳”，近代人口统计的趋势依然是难以捉摸的。例如，专家之前认为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运动所导致的死亡率很高。然而，1978年彼得·施兰（Peter Schran）发表的重要文章指出，19世纪初的人口普查数据应当向上调整大约五千万。这一修正统计继而显示20世纪初人口增长率该相抵，也就是说施兰的修正统计或许违背民国时期生活水准提高的概念⁽⁶⁾。

无论如何，施兰的文章会向那些经济历史学家作严厉告诫，要尽量避免泛论中国宏观的经济状况。不要把零碎局部的数据加起来而得出以偏概全的结论。在审查期间必要考虑，近代中国各个县省区域之间的差异不仅仅反映了不同生产因素的禀赋，而且反映了外国列强瓜分地盘而推进迅速工业化的现实，例如先被俄罗斯控制，继而被日本残酷统治的东北，或英国统治下的上海等等。

想要在“乐观派”与“悲观派”之间找到某一种总流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如此，对一些主要根源识别的不足也导致“乐观派”代表罗兰·勃兰特淡化他先前的一些看法：

尽管经济增长显著增加，但并非中国近代经济所有的潜力已被挖掘，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使更大可持续的快速的增长未实现。相比20世纪九十年代，增长的趋势更加难以评估，但数据似乎并不能支持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收入分配上长期恶化的观点。⁽⁷⁾

目前，更多的学者已经认识到，为了深入了解中国近代经济，解开经济整体是必须的，就像拆卸智力拼图玩具一样。值得注意的是，马克·埃尔文（Mark Elvin）主张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由于真正的收入差距，应被分为四种不同的宏观体系，即贫困的农村腹地，繁华的通商口岸，被日本控制的东北和台湾以及西北的牧田体系⁽⁸⁾。

另外，一些年轻学者最近对于“乐观派”的主要论据提出了质疑，判断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整体化的程度并没有那么高。例如马德斌所暗示，罗斯基对中国近代经济的乐观评估实际上出于他把近代上海的局部经济增长的数据误用到全国⁽⁹⁾。

“乐观派”与“悲观派”对中国近代市场整体化程度的辩论或许反映某一种更深的史学分歧，也就是欧洲从16世纪起的经济科技领先的主因是什么？在科技，金融以及官僚机构上远远领先于西方的宋代中国为什么到近代而零落了？

直到20世纪中叶，西方思想家假设中国经济由于上层政治体制的缺陷而受到严重阻碍，例如，以儒学为主的政坛独裁，或皇庭官僚编织推动的非专业的理想，中国老百姓的消极性等等⁽¹⁰⁾。这样广泛的文化判断却偏偏再一次蔓延到学术讨论中，这一次并不是为了解释近代中国不发达，而是为了预示21世纪东亚的崛起⁽¹¹⁾。另一方面，大陆历史学家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声称中国的近代“资本主义萌芽”受到西方帝国主义入侵者的恶意践踏。

封建中国确实存在着一些阻碍现代化的社会文化因素，例如商人地位低下。然而，学者在近期研究中，重塑了晚清民众对商人阶层地位的看法，指出绅士与官僚之间有明显的互动，比方说商人与清朝官僚之间的品级以及在外地主的买卖很普遍⁽¹²⁾。虽然“儒学”往往意味着家族偏见，任人唯亲和自给自足，但在经济现代化的道路上，这些都不是难以逾越的障碍。既然如此，自20世纪70年代，“悲观派”在中国经济不发达上的说法从社会文化焦点转移到人口统计焦点以及诸如“解体（Involution）”，“均衡陷阱（Equilibrium Trap）”理论去举证自己的立场⁽¹³⁾。

然而，学者若忽略机构因素所起作用的重要性，就不能完全解释中国近代经济状态。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阐明中西方国家体制上的差异分流；政治体制本身的不同动力；隐私与公共领域各自权力的平衡；政府机构的组成及其思想教化；执法机关的性质以及金融中介机构的普遍性。

另外，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解释宋代后封建财经机关怎么放弃了货币及财政管理。最近，日本驰名汉学家黑田明伸（Akinobu Kuroda）为学界开拓了新的领域，指出尽管日中两国之间文化处处相似，但德川时代的日本（1603—1868）却比清朝时期的中国（1644—1911）更加经济一体化以及政体规范化。日本1835年已经有了一套广泛流通的稳定附属硬币和政府赞助的高面额纸币（藩札Hansatsu），而中国商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金属货币或私下发行的钱票。另外，1871年成立的日本央行意味着日本拥有单一法定货币（日元），这比中国早了半个世纪⁽¹⁴⁾。

相关西方研究虽然讨论过晚清政坛对市场调节缺乏兴趣，误解西方商业惯例，却没有具体说明它的薄弱敛税基以及官僚机构的最低纲领主义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¹⁵⁾。例如，道台向上级只报告约一半的税收。总的来说，税收从明朝时期（1368—1643）占农业生产的10%下降到晚清时期占农业生产的2%⁽¹⁶⁾。著名的19世纪厘金过境税是整个清朝统治时期唯一的财政创新，即使这项措施由各省总督倡议的，而不是来自中央政府的决定。

皮尔·福瑞斯（Peer Vries）在最近的作品中强调，19世纪中英两国拥有完全不同的政府机构。虽然中国人口那时是英国的30倍，但政府官员人数两国却一样，由此显示了中国官僚体制的落后⁽¹⁷⁾。这类历史全球性的对比表明，人口压力和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并不能充分说明中国的科技水平落后，人口压力毕竟并没有阻碍人口稠密的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1868—1912）的经济的腾飞。英国的历史经验表明，在16世纪半叶，君主产权的让渡促进了政府官僚体制及民营信用经济的演变。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王室之所以容忍合股公司的上台，是因为合股公司支付国帑而买到君主政府的认可。

本文后章将进一步探讨合股公司在东亚范围内的重要历史意义。一句话，也姑且可以说是欧洲合股公司的创始者通过广泛的招募资本，早在16世纪已经实现了其他地方无可比拟的投资安全性和规模优势。19世纪中叶，由早期的合股公司发展出的上市英国私有银行及贸易公司继续依靠伦敦证券市场的大规模而向中国分散金融业进军。

届时，英国议会的掌权已经取代了君主独裁。代表了更广泛的商业权益的议会不仅容忍了合股公司，而且对它积极进行管理，并为它的20世纪的迅速增长奠定了重要法律基础。詹姆斯·泰勒（James Taylor）最近出版的作品中精确记载英国舆论政坛在20世纪合股公司普遍化之前所横越的历史辨证交集。1720年泡沫法案（Bubble Act）限制了过分投机的公司上市的增长，特别是乡村银行的增长。后来，随着英国精英对非个人的企业的逐渐安心，舆论对合股公司越来越信任，因此，民众施压于政府来允许更多的合股公司上市，同时要求政府进一步规范化合股公司的行为。1844年，著名的皮尔法案（Peel's Act）正式承认了较小的股份制银行，却企图消除民办银行发行纸币的权利。1856年，英国公司法的改革允许所有的合股公司发挥有限责任的性格而不再把君主认可看作有限责任的前提⁽¹⁸⁾。

无论是“乐观派”还是“悲观派”似乎都同意，临近富饶的长江三角的半殖民地的上海，依靠其优越地理位置，对中国自1842年来的经济现代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为了解释上海租界外籍公司与内地大城市的中国企业之间的运行方式的分歧还需要更多的研究。那些中国企业并没有享受治外法权，而仅仅表面上服从通商口岸的运行条例。何况，在中国经济历史的演变，不同的气候，生产关系，地理和生产要素禀赋，都在中心与外围的分裂线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如此相关研究依然缺乏机构知识论的框架。

就原则而论，效仿上海租界的天津，广州等城市，即使在气候和生产要素禀赋上与长江三角洲有明显的差异，都是上海通商口岸经济的延伸。尽管位于内陆，汉口凭借着大面积的英国租界和外资金融机构，或许会形成与上海非常相似的经济体制。不过，较为偏远的通商口岸，如蒙自（云南）或重庆，与长江三角经济形成鲜明的对比。换言之，中国在“腹地经济”与“沿海地带经济”之间的划分，不仅仅是根据乡村落后，城市典雅，或是离海岸的距离而算，偏应该根据附近农民为全球市场生产的比例（长江三角就此是一个比例很高的例子）以及附近的通商口岸的金融界在多大程度上助于农业生产力。

这类研究框架难免基于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所提出的制度变迁的轨迹（路径依赖理论），而对人口因素不再评价过高。借鉴欧洲和北美洲的经验，诺斯和他的合著者揭示了西方国家是怎么通过民法典、专利法、保险费等因素传播而支持产权，本权以后就是经济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¹⁹⁾。在16世纪，一旦研究和发展的私人回报率赶上公共回报率，英国就可以通过进口逐步的为工业革命放松紧迫的资源。

让英国经济跨越那些未现代化国家都搁浅的人口阻碍就是某种“机构公式”。然而这公式并不是英国历来独到的。15—17世纪之间，类似的机构动态在荷兰联合省首先出现了，而持续到18世纪末期巴达维亚共和国演变为保护主义国家。在19世纪末期，类似的动态让美国的经济超越了英国⁽²⁰⁾。

诺斯讲究的是欧洲经济“例外论”的本质，但研究亚洲和地中海盆地经济历史的学者也用上而精制过他的机构分析框架⁽²¹⁾。例如，阿夫纳·格雷夫（Avner Greif）借助于博弈论以及多样化的地理状况构思出新兴的灵活经济增长理论⁽²²⁾。虽然这种理论依然相当初步，但其中的一些关键概念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1842年前上海的经济成长动力没有在中国内地出现⁽²³⁾。

“加州学派”反对这种机构分析的框架，而声称17世纪的东亚不次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动力⁽²⁴⁾。这家学派重视欧洲的殖民地开拓，稠密煤炭的储备，或是竞争激烈的民族国家体系来说明西方19世纪的经济领先。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开创性的著作“大分流”，也许是“加州学派”研究中最有说服力的。对中西的经济史都非常熟悉的彭慕兰重组了大量的资料，声称在19世纪初英国占领先地位应归功于偏远的殖民地的农业资源引入以及其国内煤炭储备接近航道⁽²⁵⁾。可以全面反击彭慕兰的说法的论点尚未出现。尽管如此，“大分流”的读者很可能依然无法回答诺斯学派提出的问题：英国经济的举起如果归功于煤炭和殖民地，而不出于市场动态，为什么西班牙的经济远远落后？毕竟，它也有大量的殖民地以及丰富的矿产资源⁽²⁶⁾。

英国丰富的煤炭储量不该让学者忘记同时代英国大规模使用别的能源，早在18世纪以前，这就使英国经济和其他欧洲大陆经济迥然不同：农业中的耕作与化学以及服装加工业中水磨的开发，使英国经济大大领先于其他国家。大卫·兰德斯（David Landes）在他的具有影响力的研究中表明，导致生产力上涨的这两个因素为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后来，兰德斯也提到了英国金融汇票和合股公司比欧洲大陆更早的普及，就是英国经济于欧洲大陆模具断裂的征兆⁽²⁷⁾。

不幸的是，兰德斯没有强调中英两国机构上的分歧，彭慕兰德“大分流”对此也没有进行补充。后者的早期研究反而描述了晚清中国内地罹于市场解体。例如，利率和货币汇率在不同的地区大起大落，却在由德国人控制的胶州相当稳定⁽²⁸⁾。

薛华和凯勒（Keller）提出的长期价格计量经济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彭慕兰有关18世纪末期英国背离欧洲和中国的增长模式的看法⁽²⁹⁾。和诺斯学派形成对比，薛华和凯勒声称没有依据来证明19世纪之前欧洲市场比中国市场更有效。倘使没有一些档案细节上的问题，他们俩的彻底研究就是确实权威的。但是薛华和凯勒的统计分析似乎没有充分考虑到欧洲货币汇率的波动，同时没有考虑到中国银两在各地不同的价值，而且分析系数处于低下的统计显著性⁽³⁰⁾。

加州学派每一个学者都推出的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在欧洲成立的早期合股公司并不是全球唯一的⁽³¹⁾。其实，日本学者把中国早期合伙企业追溯到10世纪，但这些企业违反国政⁽³²⁾；另外，威廉·斯科特（William Scott）的突破性研究能表明，在法律基础和股东透明程度上中国早期合伙企业比不上16世纪初英国合股公司⁽³³⁾。斯科特的研究指出英国经济利于某种连续统，从伊丽莎白女王赞助下的开往波罗的海与非洲的贸易使团一直到伦敦股市的成立，后些时国内股制银行和海外特许投资机关也就成立⁽³⁴⁾。

这并不是说，所有英国公司在海外坚持本身的透明度。例如，上海的英国银行利用尚未定型的法律环境的优势，在保留流动数量信息的基础上发行钞票，而在香港，不得不在殖民地政府的蓝皮书中透露相关信息。简言之，股东透明度使英国合股公司获得规模经营优势。伦敦，殖民地的金融透明情况下善于股制公司资金募集，但海外管理不见得透明。

如上所述，英国的经验表明，先进的信用经济是以成熟的机构、公司和监管框架为基础而产生的。上海的现代金融机构于1910年代才萌发，那时日本慢慢成为工业强国。所以通过揭露日本成为工业强国的过程，可以更加清楚地说明中国的经济困境。

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著名的论点是，19世纪像德国这样证券市场远远落后于伦敦的国家都依靠国有银行来推动工业化。这是因为只有国有银行才能大拨民众的储蓄而把它投资到铁路建设，工业设备的购买。另一方面，像俄罗斯这样城市化程度较低的国家，银行分支非常薄弱，中央政府是唯一有大拨资金能力的机构⁽³⁵⁾。

或许是因为受到格先克隆理论的影响，大多数学者直到最近认为，与俄罗斯不同，日本战前工业奇迹由于日本迅速转型至主银行体系而造成的。换言之，19世纪初，日本经济由强大的政府支撑的金字塔集团（财阀）所带动，这些集团都是通过各自银行的贷款来为其生产公司融资⁽³⁶⁾。然而，三轮芳朗（Miwa）和拉姆赛（Ramseyer）发表的文章中颇具说服力地指出，日本战前工业集团的发展，首先归功于东京的股票发行和大阪的证券交易，而非银行信贷。三轮芳朗和拉姆赛根据一份令人注目的汇编内所收录的面板数据指出，1919至1936年间，日本制造企业极少出现高于10%的银行负债比率。此外，他们还举证表明，日本工业企业的许多股票是由独立投资者持有，而非财阀集团或家族持有⁽³⁷⁾。

三轮和拉姆赛将合股公司的存在放在经济增长论的核心位置，他们俩的结论也应该入进中国经济历史的研究。这是因为两国拥有不同的机构，而在文化、人口密度、科技方面都很相近。

对各国股市历史的详细分析超出本文的范围，姑且提及在20世纪流动日本大阪和东京股市的股票总价大约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总价的四倍，何况上海证券交易所中上市公司大多是西方人控制的⁽³⁸⁾。

19世纪以前，中日证券市场另一个明显的差别在于，日本金融市场为日本铁路网和初步工业建设提供了资金，而中国股市则偏重于外国银行及保险公司。19世纪70年代，中日两国同时兴建铁路，在30年内，日本在铁路里程上遥遥领先。直到1890年，日本有两种火车公司并驾齐驱：政府全办的公司和由合股企业通过证券市场调动资金所形成的火车公司，同等重要。早期贫困的明治政府假如支付整个铁路网建设的费用就毁灭了日本财政。也就是说，股份制融资在日本早期现代化发展中至关重要。相反的，晚清政府则宁可通过高成本的海外借贷以及与外国人合作修建铁路，这也是为了避免独立民办企业的出现⁽³⁹⁾。

最近有关中国近代经济的研究成果反而与150年前西方学者的看法大体一致。20世纪80年代末，“乐观派”的研究几乎替代了150年前经典解释。“乐观派”认为近代中国市场相当完整，然而，最近20年的研究成果反驳了以“乐观派”为代的表罗斯基和勃兰特的看法。最近的研究强调商业化的上海与中国腹地之间的差距；合股公司在日本当时的普及；清朝时期，民国初期，日本的财政与通货系发达，股份制广泛，而中国财政停滞，致使相较于日本中国投资者不安心等观点。

同时，本文提出了一份新的课题。对近代英中日三国的比较研究也许会促进学者由人口到机构上分析的转移。从简单时间角度来看，中英两国商业组织之间的差异似乎并不引人注目。虽然英国合股企业在19世纪60年代的有限责任法中已经体现出来，但是上海第一家华人办的有限公司30年以后就成立。然而，这些公司结构上的区别引起了欧洲近代早期经济优势的根本原因之一。“加州学派”学者只要认识到欧洲早期合股贸易公司的建立（16世纪到17世纪）与非特许合股公司的浮现（18世纪）有密切连续关系，而且国家监管的有限责任公司与股票融资概念的完善（19世纪后期）之间有长期连续的衔接，才能推进史学领域内的沟通⁽⁴⁰⁾。

最后，在中国悠久历史中，合股公司结构是否出现毕竟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封建中国政坛不愿意奠定近代像欧洲和日本的非亲属的股制商业体系。面对处于通商口岸的西方先进技术和军力，清廷意识到，只要汇集私人资本以促进工业化才能赶上西方国家。但由此出现的混合企业体系（官督商办）失败了，主要是因为清廷对私产权阳奉阴违。这一点，费维恺的研究（Feuerwerker）已经讲得非常清晰，最近柯比（Kirby）与科大卫（Faure）的研究也重新生效⁽⁴¹⁾。回顾这30年来的总体研究，能看出来罗斯基与勃兰特对中国近代经济史学作出的巨大贡献，主要是因为这两学者首次应用先进统计方法，同时也强调中国市场的整体化程度是很重要的问题。

A Review of Longstanding and More Recent Debates over the State of China's late-Imperial and early-Republican Economy

Abstract：The aim of this brief survey is to provide a critical review of studies of China's economic history recently published by prominent Western scholars．It will explore two veins of scholarly debates that underlie Western perceptions of both China's past and its trajectory of future development，and also consider the historic significance of joint-stock enterprise in China as opposed to Britain and Japan．

作者简介：荷尼夫，男，博士，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语言学院教授。

(1)M．Weber，The Religion of China：Confucianism and Taoism（New York：Macmillan［1922］，1951）．

(2)参见T．G．Rawski，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p．329－337； L．Brant，Commerci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Central and Eastern China，1870－1937（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p．133－134，179－180；R．H．Myers，“How Did the Modern Chinese Economy Develop？A Review Article”，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50，No．3（1991），pp．604－628；为精粹的“悲观派”的作品，参见R．Ash，Land Tenure in Pre-Revolutionary China：Kiangsu Province in the1920s and1930s（London：University of London，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Contemporary China Institute，1976）．

(3)参见J．Esherick，“Book Review”，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51，No．2（1991），pp．501－503；D．Little，“Book Review”，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Vol．40，No．2（1992），pp．425－432；S．Rozelle，“Contemporary Reflections on Development in Republican China”，Republican China，Vol．18，No．1（1992），pp．122－145．

(4)参见J．J．Fox，Access to Work in Republican China：Technology，Patronage and Industrial Conflict（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此论文明确反对了勃兰特和罗斯基对中国20世纪初期提出的快速省际劳动市场的平衡化和快速商品市场平衡化的概念。T．Wrigh，t“Distant Thunder：The Regional Economies of Southwest China and the Impact of the Great Depression”，Modern Asian Studies，Vol．34，No．3（2000），pp．697－738．虽然与罗斯基看法大致相同，怀特指出，中国生产要素市场在内地运作的不是很好。L．M．Li，Fighting Famine in North China：State，Market，and Environmental Decline，1690s－1990s（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她在新出版的作品中清楚地观察到，从18到19世纪中国北部的省级市场整体化的程度剧烈下降。

(5)参见D．H．Perkins，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Chicage：Aldine，1969）；V．D．Lippit，“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in China”，Modern China，Vol．4，No．3（1978），pp．251－328；P．C．Huang，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T．B．Wiens，“Trends in the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Rural Economy：Reality or Illusion？”，Republican China，Vol．18，No．1（1992）．更多有关middle-ground评估，参见C．Riskin，“The Symposium on China's Economic History：Discussion and Comments”，Modern China，Vol．4，No．3（1978），pp．359－376；A．Y．So，The South China Silk District：Local Historiacal Transformation and World-System Theory（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6）；P．C．Perdue，Exhausting the Earth：State and Peasant in Hunan，1500－1850（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

(6)全面的讨论，请参见P．Schran，“China's Demographic Evolution1850－1953 Reconsidered”，The China Quarterly，Vol．75（1978），pp．639－646．

(7)L．Brandt，“Reflections on China's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y”，In Frederic Wakeman and Richard L．Edmonds（eds．），Reappraising Republican China，1870－1937（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有关定量数据的来源，可参见S．Rozelle，“Contemporary Reflections on Development in Republican China”，Republican China，Vol．18，No．1（1992），pp．122－145．

(8)M．Elvin，“Making Progress Pay-a Basic Problem in China's Early Economic Modernization”，In Symposium on the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Vol．3（Taipei，Taiwan：Compilation Committee of the Symposium on the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pp．254－286．G．W．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Ann Arbor，Ml：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1993），p．40．

(9)参见D．Ma，“Economic Growth in the Lower Yangzi Region of China in1911－1937：a Quantitative and Historical Analysis”，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68，No．2（2008），pp．355－392．

(10)关于有代表性的论点，请参见Weber1951；K．A．Wittfogel，Oriental Despotism：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7），pp．101－103．E．Balazs，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4），pp．28－32．

(11)参见W．T．De Bary，The Trouble with Confucianis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103－109．

(12)C．L．Chang，The Income of the Chinese Gentr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2），pp．149－195．W．K．K．Chan，Merchants，Mandarins，and Modern Enterprise in Late Ch'ing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187－195．

(13)M．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London：Eyre Methuen，1973），pp．285－316．Huang1990．也可参见Perkins1969．

(14)参见Kuroda Akinobu，“Too Commercialised to Synchronise Currencies：Monetary Peasant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Comparison with Contemporary Japan”，Proceedings of the XIV Inter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Congress（Helsinki，2006）．论战前日本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的迅速增长，可参见Tsurumi Masayoshi靎见诚良，“Kindai no kahei shin'yoˉ”近代の货币信用［Early Modern Currency and Credit］，In Sakurai Eiji桜井英治and Nakanishi Satoru中西聡（eds．），Ryuˉtsuˉkeizaishi流通経済史［History of Circulating Currencies and Goods］（Tokyo：Yamakawa，2002），pp．470－513； Ishii Kanji石井寛治，Keizai hatten to ryoˉgaeshoˉkin'yuˉ経済発展と両替商金融［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inance of Moneychangers］（Tokyo：Yuhikaku，2007）；K．J．Mitchener and M．Ohnuk，i“Institutions，Competition，and Capital Market Integration in Japan”，NBER Working Paper14090（2008）；Sugihara Kaoru，“Labour-Intensive Industrialisation in Global History”，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47，No．2（2007），p．128．杉原认为相比较日本与西方国家，中日两国在体制上更为相似。

(15)在明清新儒家说教中，低税率和自给自足表现得相当含蓄。可参见R．B．Wong，China Transformed：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p．102；cf．Skinner1993，p．11．

(16)E．Kiser and X．X．Tong，“Determinants of the Amount and Type of Corruption in State Fiscal Bureaucracies：an Analysis of Late Imperi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25，No．3（1992），pp．300－331；S．R．Wagel，Finance in China（New York：Garland［1914］，1980）．

(17)P．Vries，“Via Peking Back to Manchester：Britain，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and China”，Studies in Overseas History，Vol．4（2003），pp．27－28．

(18)J．Taylor，Creating Capitalism：Joint-Stock Enterprise in British Politics and Culture，1800－1870（Rochester，NY：Royal Historical Society/Boydell Press，2006）．有关股份制银行的资料，可参见R．Cameron，“England，1750－1844”，In Olga Crisp，Hugh T．Patrick and Richard Tilly（eds．），Banking in the Early Stages of Industrialization：A Study in Comparative Economic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pp．27－29．

(19)D．C．North and R．Thomas，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a New Economic History（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pp．154－157．

(20)有关荷兰的资料，参见North and Thomas1973，pp．132－142．同时可参见J．De Vries，Economy of Europe in an Age of Crisis（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pp．116－128，251－252．J．Mokyr，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Low Countries，1795－1850（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pp．83－132，221－230．有关美国的资料，可参见L．E．Davis and D．C．North，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pp．105－134．

(21)有关现代亚洲经济历史趋势的调查，参见P．Van der Eng，“Economic History of Asia：Comparative Perspectives”，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44，No．3（2004），pp．215－220．

(22)A．Grei，f“Institutions and the Path to the Modern Economy：Lessons from Medieval Trade”，In Claude Menard and Mary M．Shirley（eds．），Handbook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New York：Springer，2005），pp．727－786．

(23)参见D．Ma，“Growth，Institutions and Knowledge：a Review and Reflection 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Eighteenth-Twentieth Century China”，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44，No．3（2004），pp．259－277．N．Horesh，“The Bund and Beyond：Rethinking the Sino-Foreign Financial Grid in Prewar Shanghai”，The China Review，Vol．7，No．1（2007），pp．1－26．

(24)有关加州学派的作品，可参见Wong1997；B．Li，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1620－1850（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8）．A．G．Frank，Reorient：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K．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Europe，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J．M．Hobson，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sa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26)尽管南美殖民地黄金的流入，西班牙本国的工业化迟钝。可参见G．Tortella，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pain：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73－114．同时可参见S．Broadberry and B．Gupta，“The Early Modern Great Divergence：Wages，Pric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urope and Asia，1500－1800”，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59，No．1（2006），pp．2－31．

(27)D．S．Landes，Unbound Prometheus：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1750 to the Presen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41－42，74－77，98－99．

(28)K．Pomeranz，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State，Society，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1853－1937（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p．30－40．有关帝制末期的中国过高利率的资料，可参考C．M．Isett，State，Peasant，and Merchant in Qing Manchuria，1644－1862（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266－273．

(29)C．H．Shiue and W．Keller，“Markets in China and Europe on the Ev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10778，pp．1－45．参照C．H．Shiue，“Transport Costs and the Geography of Arbitrag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2，No．5（2002），pp．1406－1419．

(31)这种想法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威廉·罗有关近代汉口的研究以及玛德琳·泽林对四川自贡盐井（Furong Salt Yard）的研究。这两学者都指出了中国早期现代化股份制企业的存在，但这些企业是否只被家族控股，仍有待商榷。W．T．Rowe，Hankou：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p．72－73；M．Zelin，“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Investment Strategies in Early Modern China：the Case of the Furong Salt Yard”，Late Imperial China，Vol．9，No．1（1988），pp．79－122．有关中国企业家族关系的相关资料，可参见D．Faure，China and Capitalism：A History Business Enterprise in Modern China（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6），pp．42－43，53．

(32)参见Shiba Yoshinobu斯波义信，Sodai shogyoshi kenkyu宋代商业史研究［The Mercantile History of the Song Dynasty］（Tokyo：Kazama shobo，1968），pp．117－120，458－461．

(33)威廉·斯科特的作品，“The Constitution and Finance of English，Scottish and Irish Joint-Stock Companies to1720s（3 vols．）”在1912年第一次出版。

(34)有关被西方公司承认的海外贸易公司的资料，参见A．M．Carlos and S．Nicholas，“‘Giants of an Earlier Capitalism’： The Chartered Trading Companies as Modern Multinationals”，Business History Review，Vol．62（1988），pp．398－419．有关伦敦证券市场演变的资料，参见R．C．Michie，The London Stock Exchange：a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15－36．

(35)参见A．Gerschenkron，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roical Perspective：a Book of Essay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6）．

(36)例子，请参照C．Mosk，Japanese Industrial History：Technology，Urbanization，and Economic Growth（New York：M．E．Sharpe，2001），pp．90－93，199－201．

(37)Miwa Yoshiro and J．Mark Ramseyer，“Banks and Economic Growth：Implications from Japanese History”，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ol．45（2002），pp．127－16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有大量的作品支持日本的股权，请参见V．Chakepaichayon，Meiji shoki no kaisha kigyo（2）－81 sha no teikan bunseki明治初期の会社企业（2）－81，社の定款分析［Joint-Stock Companies in the Early Meiji Era（2）：An Analysis of81 Articles of Corporations］，Osaka daigaku keizaigaku，Vol．32，No．1（1982），pp．66－87；R．Rajan and L．Zingales，“The Great Reversals：The politics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Vol．69，No．1（2003），pp．12－14，38－41；Suzuki etal．2005；Ishii2007，pp．250－252．更多有关日本明治时期家族控制的企业经济的资料，参见R．K．Morck and M．Nakamura，“A Frog in a Well Knows Nothing of the Ocean：A History of Corporate Ownership in Japan”，in Randall K．Morck（ed．），A Histor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round the Word：Family Business Groups to Professional Manager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pp．367－465．然而，即使Morck和Nakamura承认在20世纪初主要开辟工业企业的财阀，例如日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股市筹款。

(38)可对比的数据来自于Miwa Yoshiro and J．M．Ramseter，“Banks and Economic Growth：Implications from Japanese History”，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ol．45（2002），pp．127－164．有关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资料，参见W．A．Thomas，Western Capitalism in China：a History of th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Aldershot，UK：Ashgate，2001），p．72，图表4．1。日元与银的货币转换是根据1903年的数据，参见L．L．Hsiao，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1864－1949（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p．191．

(39)参见R．Minami，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a comparison with the Japanese Experience（London：Macmillan，1994）；I．Nobutaka，“The Pattern of Railway Development in Japan”，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Vol．14，No．1（1954），pp．217－229．Noda Masaho野田正穂，Nihon shoken shijo seiritsu日本证券市场成立史［History of the Japanese Securities Markets］（Tokyo：Yuhikaku，1980）．

(40)机构的连续性在这些书中得到充分解释，N．Rosenberg and L．E．Birdzell，Jr，How the West Grew Rich：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ustrial World（New York：Basic Books，1985），pp．189－210；T．L．Alborn，Conceiving Companies：Joint-Stock Politics in Victorian England（London：Routledge，1998），pp．257－260；A．D．Chandler，The Visible Hand：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Cambridge，MA：Belknap Press，1977），pp．464－465．

(41)A．Feuerwerker，China's Early Industralization：Sheng Hsuan-huai（1844－1916）and the Mandarin Enterpris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8），pp．16－28；W．C．Kirby，“China Unincorporated：Company Law and Business Enterpris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54，No．1（1995），pp．43－63；Faure2006；同时参见W．N．Goetzmann and E．Koll，“The History of Corporate Ownership in China：State Patronage，Company Legislation，and the Issue of Control”，Yal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Finance Working Paper no．4－29，pp．13－19；R．Gardella，“Squaring Accounts：Commercial Bookkeeping Methods and Capitalist Rationalism in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51，No．2（1992），pp．317－339．有关在通商口岸里华人民营资本安全避风的资料，参见Ma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