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盛清吴中士人生活的写照

盛清吴中士人生活的写照

——清人笔记龚炜《巢林笔谈》的生活史资料价值

常建华

[摘要]本文依据龚炜《巢林笔谈》探讨清朝统治稳定后士人的政治态度与日常生活,兼论笔记的生活史资料价值。吴中士人龚炜生活在清康熙后期到乾隆中叶,他对于清朝统治高度认同,从龚炜的个人生活史了解了他的政治立场、人生经历、生活态度、家庭生活以及家族关系,看到他的性情爱好、文化品位、治学情况,特别是绝意科举的人生转折,一个鲜活的士人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这是利用其他资料很难做到的。书中描述的社会风俗、生活样态,只有放在吴中特定地域、放在作者生命史中才能把握。作者认为即使是传统时代,人们的生活也难有世外桃源,特别是士人生活与政治的关系更为密切。借助笔记本文呈现了盛清吴中社会与龚炜的士人生活史,使我们从基层社会看到了清朝国家统治的成功与士人的政治观念。

[关键词]龚炜《巢林笔谈》;笔记资料价值;吴中社会;政治变动与日常生活

一、引 言

即使是传统时代,人们的生活也难有世外桃源,特别是士人生活与政治的关系更为密切。由于笔记记载者生活地方的社会见闻以及自己的人生具有重要的日常生活史资料价值,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普通人与政治的关系。清代昆山人龚炜撰《巢林笔谈》就属于这一类的笔记。笔者想依据该书探讨清康熙后期到乾隆中叶这一时期的吴中士人龚炜的个人生活(1),并论述有关笔记的生活史资料价值。

龚炜,字巢林,自称巢林散人,晚号际熙老民,生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至乾隆三十四年(1769)66岁时,犹在世。他于乾隆三十年(1765)刊《巢林笔谈》六卷、乾隆三十四年(1769)梓《续编》二卷(2)。谢国桢先生曾专门介绍该书,认为:“此书记清初史实及吴中掌故,及山水园林之胜,也说到自己的身世,由富厚而中落,晚年因丧偶而枯寂的情况,颇流露出本阶级没落的气氛,文字写得也还生动。”(3)来新夏先生也对该书作了提要(4)。谢国桢先生点出的“吴中掌故”与龚炜“自己的身世”,我认为是书中的主要内容,具有重要的生活史资料价值,随着学术研究的发展,我们也可以从新的角度认识书中的记载。如关于“本阶级没落的气氛”实际上是一个屡试不第士人的生活,“山水园林之胜”的记载可以理解为反映了龚炜喜欢自然与旅游。

下面就从家族关系、文化生活、绝意科举、政治态度几方面论述龚炜的士人生活以及《巢林笔谈》的价值。

二、政治态度

清初江南士大夫对于清朝统治多有抵触甚至是反抗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朝统治的成功,江南士人接受了清朝的统治,在龚炜生活的康熙后期到乾隆中叶,江南士人基本完成了对清朝认识的转变。龚炜在《巢林笔谈自序》中说自己“际极盛之世”,书中有颂圣文字,表达了他要对清朝统治颂扬。《续编自序》落款为际熙老民,更证实了他的这种政治立场。所以书中的内容多有盛世赞歌。

龚炜书中突出地表现出他对于清朝统治的认同。他说:“数十年来,国家深仁厚泽,休养生息,安耕凿而不扰,忘帝力于何有?村中气色日新,视昔日之卉木池台仅夸美丽者,不大相悬绝哉!”(5)他赋予家乡自然景观变化以政治含义。

龚炜称赞清的开创之主顺治帝,认同清朝统治的合法性。他读《御制明怀宗碑文》后说:

顺治十四年,御制《明怀宗碑文》,驾过思陵,为之出涕。圣仁如此,所以开亿万世无疆之治也。(6)

龚炜认为清朝对待明朝的态度可取,奠定了清朝的长治久安。他赞扬顺治帝对陈名夏案的处理:“三代以后开创之主,多果于诛戮。惟我世祖皇帝,克宽克仁,培本深厚。如陈名夏败后,朝右犹攻击不已,上以名夏既伏辜,不得复事株连,续奏者多奉严旨,自此罗织之风遂绝,所全不知凡几。”(7)在龚炜看来,清朝的开国皇帝不似历朝诸多开创之主喜欢诛戮,有宽仁气象。其实这也是龚炜比较了“明初冤狱”后得出的看法:

明初,芥视臣僚,以非罪冤杀者无算。予于魏苏州观之狱,尤痛恨焉。魏公治郡有声,即其浚河道,修府治,亦政中所应有事。一经诬奏,致贤守才士,株连蔓抄,虽极暗之世不至此。明朝之谓何?(8)

龚炜比较的结果是明朝不明而清朝是清的。

清朝的制度得到龚炜的肯定,他以“训导得官少滥厕”为例:

训导一官,由增附而廪;积考三十年无误,得贡;贡又数年,得官,较他途独少滥厕。圣朝敬老尊贤,尤当念之。(9)

清朝在龚炜看来是为“圣朝”。

龚炜歌颂康雍乾三帝关照吴地人民。他说:

“晋民富而吴民贫”,圣祖皇帝谕中语也。吴中繁华气象迥胜于晋,其实多藉外方生色。圣主身在九重,洞悉其艰,明日达聪,虽重华无以加矣。世宗不承,今上绳武,泽及吴民视他省有加,一言而为万世利,猗欤休哉!(10)

康熙帝洞悉民生,还创作《捕蛇说》,龚炜读后感慨良多,希望官吏跪诵:

读御批《捕蛇说》,知圣主无念不切民瘼。敢告司牧,日跪诵之。(11)

他认为康熙君臣契合为传世佳话:

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特旨:“江南学政,著陆陇其去。”阁臣王熙回奏,陆某已身故,上嗟惋久之,曰:“本朝如陆陇其者,亦何可多得?”呜呼,先生理学经济,无日不在圣明眷注之中,将起废而畀以文衡,复叹逝而思其懿德。圣贤相遭,君臣契合,足令千载下感激欲涕也。(12)

龚炜通过庆祝康熙帝六十岁诞辰,歌颂皇帝,描绘出臣民服从清朝统治的盛世图景:

康熙辛丑,上御极六十年矣,深仁厚泽,浃髓沦肌,海内乂安,人民和乐,自唐虞以来,未有若斯之盛者。而万寿圣诞,正值天气清和,卉物条畅之际,民间之颂升恒、祝炽昌者,溢乎中外。我吴尤称繁华之地,巡抚吴公暨诸僚属,并铺张美丽,仙宫梵字,普建祝圣道场;舞榭歌台,尽演蟠桃乐府。华灯绮彩,绵亘长衢;火树星球,光明彻夜。文武官舞蹈嵩呼,都人士欢声雷动。煌煌哉太平之盛观,图绘弗能殚已。(13)

这种极尽歌颂之能事的叙述,流露出何种政治动机,值得思考。

他认为雍正帝用人之道可为万世效法:

日来披览书史,历观用人之道,至我世宗皇帝极矣。登进不拘一格,则怀才者兴;迁官不以年资,则宣力者奋。假以便宜,然后责其效,任事无掣肘之患;予以养廉,然后责其清,外官无亏空之忧。以民社为不可轻,政必先于试可;以官方为不可忽,法不贷夫贪残。故政举刑清,民安吏戢,真可为万世法也。(14)

龚炜赞扬雍正帝仁明,千古难寻:

伏读世宗皇帝遗诏,不胜感泣。上临御十三年,法立而不苛,政举而不扰,宾天之日,犹谆谆以宽大训后,此真尧舜之用心哉!自古人君,英察者流为惨刻,仁厚者难于刚断。仁明如帝,无间然矣。(15)

他认为雍正帝、乾隆帝一脉相承尧舜之治。具体的事例政治上如“诛贾磔静”:

人妖物怪,不可一日容于盛世,如贾士方、曾静是已。贾既伏诛,天下称快。今上即位,磔静然后大赦。天威独断,诛不逾时,能哲而惠,虽尧舜何加焉?(16)

龚炜认为曾静是如同道士贾士芳一样的人物,为盛世所不容。经济上如“续捐苏松浮粮”:

苏松浮粮,世宗皇帝已捐四十余万,今奉恩旨,又捐二十余万。天佑我国,圣圣相承,万年有道,于斯卜之。(17)

面对蠲免之恩,龚炜自然流露出视清朝为“我国”的政治认同。乾隆帝将清朝蠲免钱粮推向顶点,龚炜还有讴歌“乾隆十年全蠲丁粮”的记载:

乾隆十年上谕,本年各省地丁钱粮,按次全蠲,与民休息。诏下之日,万方忭舞。自上嗣服以来,大赦积逋,再减浮赋;岁收稍薄,辄费天庾;水患偶乘,动支国帑,天地犹有憾,皇仁蔑以加矣!我侪小人,惟是祝丰年、急公税,稍申媚兹之忱,乃更沐非常溥博之泽于望外,苍生何福以当之!自惟草茅,无以报效,衢歌不足颂扬,只有清香一炷,祷祝上苍,惟皇子子孙孙永保民。(18)

皇恩浩荡,龚炜感到无以为报。这种心情持续着:

皇帝事事法祖,于黎元尤轸念不置,老民望七之年,所奉恩诏多矣,含鼓之余,辄为感泣。今岁又沐天恩,轮蠲漕米,幸须臾无死。及此旷典,万姓欢腾之象,万年无疆之祝,夫岂笔墨所能罄哉。(19)

清朝的旷世恩典让他感激涕零,笔墨难以表达对于清朝“法祖”仁政的赞美。

龚炜歌颂乾隆帝,盛赞其对前朝忠义的褒扬:

上谕词臣:“隆武诸藩,皆前朝支属,不得加以伪字。吏可法、黄道周诸臣,正当褒其忠义。”圣人至公无我之思,教孝教忠,万世瞻仰。(20)

歌颂乾隆帝简用举人之举:

国家体士至矣,今奉恩旨,又疏通举人,一时简用者至二千人,自古无此旷典,士之报礼宜何如也?(21)

龚炜赞誉乾隆十六年(1751)的首次南巡尤为值得注意:

大巡诏下,一时供职者,如抚宪雅公、郡尊邵公,真能善体圣心,不扰而事办。

圣驾幸姑苏,万民竞瞻天颜,充塞御道,皇上撤舆卫,简侍从,御龙驹,犹恐蹄蹴跪者,温旨令起。君民如父子,忭舞溢街衢。是时晴天倍朗,丽日增辉,极似金粟界中放大光明,欢喜作礼之象。

有一官造一戏台,转轮可御。绮彩华灯,使不风而摇曳;清歌妙舞,若驾雾以飞腾。以之娱目,诚属新异。一随驾大臣恶其技巧,禁止痛惩,或传即金吾舒公。公固贤者,宜其得大体如是。

去冬,恭赋《圣德神功诗百韵》及《南巡赋》一篇,郡尊邵公称吴士第一,学宪庄公亦蒙批“饶有古泽,非苟作者,可进”。督抚两台校勘合格,因敢于接驾时恭进。奉旨交学臣,而拙册竟未上达,此中殆有数焉!诸公一言之誉,终亦铭勒不忘。(22)

在他的笔下,乾隆南巡构成了臣民同心办事、君臣欢洽的盛世图景。龚炜创作诗赋受到乡绅与地方官的赞许并进呈皇帝,可惜的是乾隆帝并未看到就转交学臣处理。龚炜的做法,既可以理解为对于皇帝的崇拜,也令人联想到他擅长写作而又屡试不第的窘况,不免猜测他想通过进呈诗赋得到皇帝恩赏的心态。

《巢林笔谈·前言》认为:“本书刊于‘文字狱’盛行之际,歌颂皇恩圣德者,随处可见。”我想此固然是实情,如本书开卷第一条《康熙诞辰》于清帝尤颂其圣德,“此开宗明义之旨”(23)。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实上,龚炜不是因害怕文字致祸歌颂政治的,而是发自内心地对清朝政治的认同,虽然其文近谀,无非想借此得到执政者的垂青。

龚炜对于地方政治也有批评的记载。雍正、乾隆时期推行社仓制度,龚炜指出社仓厉民问题:

事有名为利民,而其实厉民者,今之社仓是已。周制,县都各有委质,以待凶荒。自汉至隋唐,常平义仓迭举,其犹有古之遗意欤!日久弊生,朱夫子已极言之矣。今上乾隆七年,江苏徐中丞倡立社仓,勒写两邑谷数千石,归县勾稽;而以粮户之有家者点充社长,轮转交代,以致出纳弊生。惧累者多不愿任,承办吏益复多开户名,索钱免点。于是任社长者靡有不空,空则扳连亲族,贻累无穷。比年岁不登,试问社谷有一粒在民间否?为法不善,可为太息!金华社仓记云:“王氏青苗,本意未尝不善,弊在以县不以乡,以官吏而不以乡人士君子也。”我乡旧有同善会,建立社仓,其始付托得人,贫民颇沾实惠;以后交代日非,此举遂废。世情多伪,即所谓乡人士君子,亦似难信,在官在乡,均无善术。迂愚之见,不如以社仓谷附贮官仓,备民间旱潦浚筑之费,是或一道。空名滋累无为也。(24)

他批评社仓制度不切合实际,建议将社仓附于官仓管理。他的这种批评也还是有些勇气的,因为他知道有人批评漕政而倒霉,他说:“康熙末年,吾邑有衣冠数辈攻其弊于上官者,卒以贾祸。”(25)不过龚炜批评时政的话很少见。

三、绝意科举

龚炜科举竭蹶,可能与他性情爱好有关,他比较有闲情逸致,生活丰富。

龚炜自幼学习经史。他年少时读礼经,怀疑《仪礼》议节太碎,《周礼》设官太冗(26)。他也喜欢读历史书,他说:

予于丙午夏秋间,钞录《晋书》毕,复事《南史》,阅一载讫功。今年春,复纂《北史》,方完《帝纪》,会学使者将至,稍稍理时艺,遂未卒业,钝资不能兼及,可叹也!(27)

雍正四年(1726)与五年(1727)他读了南北史,因“学使者将至,稍稍理时艺”,可见对于八股文不太感兴趣。他从小读古文,自《左传》始,继以《史记》,一生熟读《史记》。他总结读

书经验:“人不从少时读古,以时文余力旁及,定不相入。”(28)为了得到一部名人手批的《史记》,因价昂一时困难,与妻子商量,妻子“卸金簪一枝,质以与之”(29),于是得到这部书。他感情丰富,幼读《孟子》常有一种凄恻难过处,后读《史记》、《汉书》等书,情文相感,不知倾多少眼泪(30)。对于经史的兴趣持续到晚年,经常温习经史,甚至想编书:

日长无所事,俯首温经,夜热不能寝,乘凉背史。因思古人经史之学,原期实用,不揣固陋,欲经以经,纬以史,作《裨政》一编。构思月余,方握管,不觉气渐升,知旧疾又将发矣,遂辍去。乃知穷愁著书,亦终属有福人!(31)

由于身体健康的原因,他只好放弃写作计划。

龚炜从小也喜欢诗文,少时曾赋雪景,有“收纶渔父归舟晚,迷径樵人行路斜”句,其二舅诧为仙才,其他人亦极嗟赏,遂萌学诗意。当时勤课举业的业师也称许他日后可以与老师讨论诗学,于是他“稍事涂抹”,后来“得钱宗伯手批《诗统》读之”,“因叹此事大不易,强作无益也”(32)。他的诗为友人所重。有人向他请教如何作诗,他认为论诗只有三字:情、理、景,一言以蔽之:“真写得”三字。“真,即村歌亦成绝调,不观古来谣谚,有载之史传,垂之后世者乎!然则学可废乎?曰否。真,是诗之根,非学无以殖之。须于吟诵时,得其真气味,然后下笔时可以发我真性情。何谓真气味?神在句外。何谓真性情?言出心坎。若意浅、神竭、韵粘、字呆,都不是真气味。热中人作高尚,富贵性谈场圃,伪君子讲节义,都不是真性情。知此,始可与言诗。”(33)认为:“诗到自然极难,自然到极处,反觉平易。”(34)看来他颇有作诗心得,对于时文,他也有看法,认为老诸生时文成熟,可以为人所轻,可以看作是自己的写照:

时文要细腻,端在老诸生内。终年帖括,浸入骨髓,四书讲义,毕竟多看几句,成宏正嘉之文,毕竟多读几篇,粗看似觉蒙晦,细按终有条理。然而场屋弗尚也,选家弗收也。不知费多少精神岁月,聚成一堆不值斤两故纸,亦是可叹!(35)

可见他对学业有自己的认识。喜欢历史文学的龚炜,在当地小有名气,却与科举无缘。

龚炜善丝竹。他擅长吹笛子,自称:“予于声歌无所谙,独喜笛音寥亮,每当抑郁无聊,趣起一弄,往往多悲感之声,泪与俱垂,审音者知其为恨人矣。”(36)他也能弹琵琶,“每当月白风清,更阑人静,手拨琵琶而切响,曲分南北兮迭赓,且唱且弹,半醒半醉,恍若一片孤帆飞渡行春桥矣。”(37)

龚炜兼习武艺。他幼时与朋辈挟弹角技,还习刀自豪,他回忆说:

予少好武备,尝窃前人刀法,静观而私演之,大要用避为击,手眼快,身脚轻耳。因系铅于足,久之解去,超逾颇便。然法不指授,终是死法。丙午冬,有客从北来,与予讲论刀术,与旧说无以异也。遂习之,略知腾踪闪赚斜提直刺之法,而功疏力诎,技卒不成。然当酒酣兴高,迭跃挥霍,光铓霜落,手臂风生,遣豁不平之怀,洗涤酸腐之胃,卫身虽拙,而吐气自豪。(38)

练武增强了他的自信心。当时无锡秦生能武,被他记载下来(39),看来即使如吴中文化之区,人们也还是有尚武之风的。

龚炜的科举之途颇为不顺,曾于乾隆六年(1741)参加乡试(40)。乾隆九年(1744)第四次考举人失败,落卷后心灰意冷,是年龚炜整四十岁,他认为科考“抛却半生有用工夫”,于是写道:“廿年制义,抛却半生有用工夫;三黜乡闱,落得九册无名败纸……精气消磨,予亦不能复事帖括矣。”(41)年过四十,仍未一第,龚炜决定放弃参加科举考试。然而他却没有彻底放弃功名之心,乾隆十六年(1751)试图以诗赋进呈蒙恩就说明问题,只是未能成功而已,他认为命该如此,因而对于功名也就彻底失望了。

不顺心的事情接踵而至,他病情加重,感到了生命的脆弱,认为身后事那顾得许多:

病大剧,负痛不止,昼夜不合眼者数日矣,看来不克支持。些小家事,内胜任有余,且媳甚能,无虑;特以子未冠,虽娶,浑如赤子,欲预书数语示之。忽又豁然开悟,今生已多此一身,脱不济,一点灵台,只向东华问消息,那顾得许多?气稍平,起而书之。(42)

龚炜终于把生活看开了,他自嘲“名利两穷”:

凡物不贵重之,则不至。如求名者把心思智巧都倾入八股中,自然得名;求利者把精神命脉都钻入孔方里,自然得利。樵朽一生,名利两穷,只缘看得时文轻,便是上渎文星,看得守钱鄙,便是获罪财神。太甲曰:“自作孽,不可逭。”(43)

可见他的两穷是不重科举不受钱财造成的,也说明了他对于生活的达观态度。

晚年的龚炜疾病时作,科举之心已冷,人生观念发生较大的变化,乾隆十七年(1752)他概括了自己的生活方式:

始衰之年已至,多病之身尚存,惟是闭户就闲,却医勿药,蠹书不蠹物,无所忮求;捉管不捉钱,何来烦恼?四纪之司花可友,一枝之达士堪模。博弈则无为弗为,管弦虽独乐亦乐。胸藏丘壑,迩室若具遐观;枕傲羲轩,世味都成古淡。白衣无位,合加我风月平章;青简方名,或似彼烟霞痼癖。壬申除夕笔。(44)

尽管龚炜身体患病,但是他却医勿药,以读书写字为生,喜欢花卉,爱好乐器,与世无争。

龚炜对待医药持慎重态度。他珍视生命,担心庸医误人:

两月前,内力劝予延医,予曰:“时医看此病必用参,参贵,用度甚艰,勉措必增忧。忧来药不效,何如静养以俟。”日来痛渐减,颇涉轩岐书,益知此事大不易,断不容以躯命试庸手。(45)

可见当时吴中看病流行使用补药人参,龚炜既怀疑用参是否对症下药,加上人参太贵,不愿破费。然而,当他的姐姐“久痢积虚”病入膏肓时,他“不得已而进参补之说”,可是未被采纳,其姐“竟以痢虚莫补,陨其身命”(46)。所以龚炜认为人参是珍贵的大补之药,不能轻易使用。其实这种温补的观念未必对病情奏效,清代著名医家吴县人徐大椿(1693—1771)反对滥用峻补辛热药剂,他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所作《人参论》详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好用人参的风气:民间即使是服人参而死,病家都会认为医者已经尽职,人子已经尽孝,这已是命中注定,所以不会有遗憾。因为人参相当昂贵,一般民众普遍都认为它是药中之王,有特殊的救命疗效。从康熙到乾隆,人参的价格涨了数十倍。康熙年间所使用的人参的费用不过是每两人参用银一二两,多的不过需费三四两而已,到了乾隆年间,人参的价格飙涨,病家服用人参的数量已经不是以往的一二钱而已,连小康之家,服用个人参二三两,就已经耗尽家产。他呼吁千万不要过于相信人参是起死回生之药,一有病就服用(47)。龚炜的人参观念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

龚炜对于“吴中时医”不以为然:

吴中时医某,始以痘科得名,渐及大方,名益噪;负技而骄,不多与金钱,虽当道或不赴,时亦以此受辱。服其药者辄见杀,而名不少损,盖小效归其功,大害委于命,一任其轻心燥气,不惜以身命尝者,踵相接也。既死,哄传其堕落狗胎,有文在腹。其子以五十金买养之,岂以其奚落穷民,妄投药剂,致有斯报耶?然而郡人之言不足信,群聚而诋之,一如其群聚而奉之也。(48)

不过龚炜也佩服“良医诊脉”:

得疾二十余年,旋发旋止,迩来发必大困,困必经年,至今日而几几不可为矣。闻上海王翁协中,擅名国手,力疾就之,诊脉曰:“无事,以用心太过耳。心火旺,气即升矣。只须二物治之:用金华香附一斤,云苔八两。”服之亦不甚效,想久疾无近功耳。然以岌岌不可终日之势,而毅然以无事断,非良医不能。(49)

龚炜对于医药的认识,反映了吴中士人的医疗文化。

四、文化生活

龚炜对于时令节日敏感,痴迷鲜花,爱好游览。

龚炜喜欢旅游。“昆山紫云岩”条记载了他少时的旅游经历:

循鹿城而北,绕马鞍而南,秀野霏金,晴岚滴翠,处处春色,步步花香。道遇客周姓者,因相与登山,从东岩取径,直抵上方,入华藏寺,历浮屠四五级,四望百里,眼界一空。复自文笔峰委折而西,登紫云岩,叠嶂千层,翘翘秀绝。穿石壁中,隐隐见天,所谓一线天是也。侧首危峦,如有落势,径稍滑,周扶行数步,遂缘仙人桥而下。(50)

龚炜对于旅游兴趣盎然,上述文字华美,读来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昆山县的马鞍山,是龚炜喜欢去的地方,他年轻时的游记说:“春气暄和,梅花正放,约同人游马鞍山,道逢梦航大舅氏。舅氏素简出,得追陪游屐,尤可喜。因饮于山馆,寒香扑酒,山色迎人,景既绝佳,而舅氏抚今追昔,引入禅理,更超然入妙。”(51)

雍正七年(1729)中秋前二日,他游览其家附近的澞溪,留下了记录:“今夜棹一野艇,随湾荡漾,秋清月朗,风淡波澄,渔唱灯微,犬嗥村静,佳境也。疏其可名者得半,而尧仁、齐可、鹤颈、鹳嘴、荷花、花瓶,其最著云。”(52)他游苏州天平山,谒范仲淹墓,感叹天平山之白云泉为西山幽丽奇处。泉声潺潺,与千尺雪竞爽。“行游渴甚,取泉水连啜数瓯,喉吻润而肌骨清矣。登兼山阁,启绮窗以临山,披霜林而如绣,挹其景,不能名其状。”(53)认为范氏子孙构辟精舍,使拜其祖墓者,得尽游息之乐。他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始游西山,时年十三,得尽馆娃、邓尉、花山诸胜。康熙五十八年(1719)仲春,母亲为他建醮于紫石山女真道院,又得游小赤壁,戏作记文。被人誉为“童年老笔”。他“登尧峰,倚峭壁,卧石床,远吞湖光,近挹山爽,朗吟诗句,旁若无人,有轻世肆志之思焉”。20年后,复来西山,回忆少年时光,感叹“老大无成”(54)。他游览西湖,“泛舟湖上,红花绣堤,绿水浮山,倚棹哦诗,呼僮沽酒,又若身在图中。往返半月,随所得多少,书之成《湖山记游》一卷,此二十年来出神入化之境也。”(55)龚炜从小到老,不断游览吴中的名胜古迹、名山大川,吴中士人生活可见一斑。

龚炜也到吴中以外的地方出游。雍正十年(1732)七月十六日龚炜过澄江,追忆昔游君山,登松风亭,士子云集。翌日,复策蹇游黄山,“始则缘江而行,继登大阜,江远浮天,黄田弥望,巨观也;但无林木荫翳、亭台结构之胜耳。及至鹅鼻渚,则峰峦奔突,势若饮江,波浪之阔,更为无际。憩坐其下,可以盥洗,可以投竿。”(56)他利用吊丧游历了海宁海神庙与海塘:

吊海宁相国之丧,因便游海神庙,神像如生,庙貌赫奕,金碧丹艧之饰,雕镂磨砌之工,俨然帝室王居也。寻至海塘,烙口有浮屠,凭而望洋,不觉身在海中。(57)

龚炜曾在康熙六十年(1721)随父亲游镇江金山,过了17年,乾隆三年(1738)七月他重游金山,今昔对比,感慨系之:

辛丑之秋,从先君自淮上返,泊舟瓜步,阻风不得行。遥望金山,如蓬壶之浮碧澥。先君顿发游兴,驾小舟溯流而上,遂登妙高台,历浮屠四五级,俯瞰大江,水天一色。中有一石洞,(字:上穴下目)然而深,意裴头陀开山得金,即其处也。山门外,长廊萦绕,石槛临流,僧人设茶铛,小坐啜茗。已,登舟,风转急,浪涌漱天,衣衫为之沾濡。今日复过金山,风和日丽,欲一登览,为事所牵,追维昔游,感慨系之矣。时戊午七月下旬也。(58)

他也曾谒明孝陵,去过明故宫,感到一片苍凉(59)

龚炜喜欢花卉园林。雍正七年(1729)上巳节,他游东园:

耳东园名久,今日始探其胜。辟地旷,取径幽,树老云深,去城市而入山林矣。已而,门临流水,藤架石桥,因徘徊池上,睇盼山光,随萦纡而陟磴道,破隐翳而历亭台,游屐且尽,转境无穷。客有惜其漫漶不鲜者,予曰:“林麓大观,不在雕饰。”因叹奉常先生之泽,波及游人者多矣。园有庵曰“杂花林”,亦幽静可憩。己酉上巳,书于光大堂之西斋。(60)

是年他25岁,已对园林审美有了自己的看法。北园在马鞍之阴,因山为屏,疏泉为沼,有卉木亭台之胜,康熙帝南巡常驻跸于此,御书“天光云影”颜其堂,为昆山盛事。龚炜“自少至壮,每至山间,辄往游焉。”(61)

龚炜有爱花的嗜好。他赞赏葬花之雅:“朱学熙以古窑器葬落花于南禺,黎太仆为作《花阡表》……有清致。”(62)雍正十一年(癸丑,1733年)三十初度,妹夫陈篁屿以竹刻仙人暨盆树四种为寿:一桧尖,一迎春,一山桃,一黄杨。三十年后仅存黄杨、桧尖二种,以表雅贶(63)。可见妹夫送花是投其所好,他对此确实念念不忘。

有几种花是龚炜特别喜欢的,如梅花,遇到春寒望梅心切,他写到:

春来,寒威不减,梅信甚迟,辄吟“花匠碍寒应束手”句,盖望梅甚切矣。今早有折一枝来者,急洗瓶清供,如梦中遇仙,如久阔遇友。(64)

见到梅花“如梦中遇仙,如久阔遇友。”对花卉特别是梅花不是一般的喜好,达到痴迷的程度。他自称:“生负花癖,而心性尤与梅近,思得余地种植而不可得。读周三瓢恭自撰《梅花主人传》,而神为往矣。”(65)神往梅花主人,可谓知音,“花癖”的雅号名副其实。

龚炜也很喜欢桂花。他家庭前植有双桂,为其父手植,历四十年,“高出楼头丈余,盛夏则绿阴蔽日,深秋则金粟飘香”(66)。因双桂颇高,担心被风刮倒,购买孙氏废园有六角花台石四块,凑合如两大盆,每块约重二千余斤。运输过程中,舟覆石落,用三十余人,好几天才捞上来(67)。这株桂树五月含苞欲放,香气进入北窗,带来新奇的感觉(68)。当桂花盛开,他“以蔬酌祀花神于树下”,还让儿子作《祀庭桂文》(69)

菊花也是龚炜喜欢的品种。他的姑姑徐氏“待字最久,其在家时颇近风雅,尝栽菊数本列西斋,洁酒治淆,觞王父于花前”(70)。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爱菊花,晚年还回忆一生赏花的几次重要经历:

花中最耐久者,无如菊花,极爱之,而苦于不善培植。犹忆少时有仆嘉定人,知艺菊,先君令栽数十本,中有松子、鹤翎等种。花时陈列,由粗及细,可得一二月赏玩。草堂胜事,已成陈迹久矣。戊午秋杪,过槎溪,适神庙赛会,时有维扬富宦,大陈供具于庙中,旁列菊花甚盛,多细种,惜置之热闹之地,幽赏不足耳。甲申初冬至甫里,与一友谈及菊谱,云邻舍尚有松子,拉与俱往,所见一二株已残,不足观矣。前年,筠侄曾有此兴,小艺数种,颇可观,寻亦兴阑。秋来,辄问亲友家有菊花否?自笑生负花癖,但思看现成花,亦太自适意。(71)

嘉定盛产菊花,他前往访菊佳种,欣赏大德寺的菊花,看到“净室中分列百余株,高低层叠,浓淡参差。清韵纷霏,五彩不沾脂粉;幽芳静穆,三秋谙尽烟霞。香阜位置于地宜,逸老相对与人合。啜茗欣赏之余,顿使神情开涤,积疴欲瘳。”(72)还记录下优良品种黄薇等20种。

龚炜爱花,对于家乡的赏花处所了如指掌:

邑中花卉之盛,今惟观庙矣。太乙殿之老梅、碧梧,道院之绣球、牡丹,昆庙四美亭之桂花,皆可观。马鞍胜迹久湮,四美亭遂为山间最佳处。(73)

龚炜还认为:“平乐村山茶树,顾仲瑛先生遗植也,干老枝繁,开时朵大色鲜,丹砂鹤顶,未足尽其形容,品花者不得专美滇、蜀。”(74)叹惜俗主厌苦游人,不加爱护,日就衰落。他自己保护花则不遗余力:

莲初透水,遇雨辄夭,因剪荷叶,线缝之作兜鍪状,雨则覆之,名莲笠。(75)

缝制荷叶斗笠遮挡刚绽放的荷花,堪称护花使者。

晚年龚炜将赏花伴随生命走向尽头,他的多次独白,显示出花痴的本色:

生从何来不必问,不知死从何去?一生以花月为命,脱不得仙,化作花间蝶、月中蟾,亦不恶。(76)

他以鲜花、月亮为命。在他看来吃饭、穿衣也属于多事,唯有读书、清谈与花前月下、饱览山水有兴趣:

年来懒入骨,几几着衣吃饭,亦觉多事;惟与书卷有缘,清谈有兴,花月山水有情。(77)

晚年的龚炜“四纪之司花可友,一枝之达士堪模。”(78)儿子省试远出,他前往送行,中途阻风停留在河畔,与朋友“看荷花,夕阳反照,荷净花明,萧疏四五人,科头握蕉扇,委影池塘,若绘江上阻风图。二景绝佳”(79)。可见龚炜不仅喜欢花月山水,也具有出众的感悟与欣赏能力。

龚炜注意年节,多愁善感。上元灯节十分热闹,雍正三年(1725)21岁的龚炜结婚,由于两家多故,四年后上元节才回亲。当夜“愁云罩星月之光,寒风散鳌灯之焰。”骨透阴寒之气,十分败兴(80)。败兴的心情说明他对上元节的重视,直到晚年他都看重上元节:

上元灯彩,春社梨园盛象也。升平化日,不可无此点缀,老民近患尥掉,有必鼓兴往观。(81)

龚炜描述了上元节灯彩与春社梨园盛事歌舞升平,表示不顾年迈也要前往观赏。

由于喜欢春游,三月三日的上巳节自然重视。雍正七年(1729)25岁的龚炜上巳节游东园。乾隆十三年(1748)上巳前一日:“里中延名优演剧,乡城毕赴,予时恶境横生,兴致都尽,兀坐小斋,风送欢声入座,亦冷冷楚绝。因思乐极之时,脱闻壮士悲歌,未有不酸鼻流涕。”(82)触景生情,这个上巳他的心情不好。

春游的雅兴也体现在清明闲步上,他写到:

数时报节,已届清明,闲步郊原,枝间柳桃,花铺菜麦。春林渐盛,黄莺紫燕,何树不啼;春水方生,黛甲素鳞,何波不跃。一切卉木禽鱼之胜,多是文章朋友之资。独惜少年一去不回,为欢常如不及。(83)

龚炜感叹晚年春游的兴致不及年轻之时。

春去秋来,中秋节出游、赏月必不可少。龚炜青年、中年、老年中秋心境颇为不同,青少年时他游兴正浓。康熙五十九年(1720)16岁的龚炜“与客三四辈,挟弹角技,燃烛为的,飞丸落煤,拍叫欢呼,与拓弦之声相应”(84)。后来回忆起这些往事来还沾沾自喜。雍正七年(1729)中秋前二日,他“夜棹一野艇,随湾荡漾,秋清月朗,风淡波澄,渔唱灯微,犬嗥村静,佳境也”(85)。步入中年后的中秋节,最难忘的乃是乾隆七年(1742)中秋节与妻子同在娄东亲家,“时秋香盈座,明月方高,与诸内弟闲步空庭,诙谐欢畅,复赋诗有云:‘广寒许我清辉共,却被帘旌隔几重’”(86)。将妻子比喻为嫦娥,亲友说他中年伉俪犹如此钟情,他回答:这时不用我情,我怎么用我情呢?真是才子多情。而晚年,他则认为中秋无佳境:

今夕是中秋节矣,病侵强岁,闲过清时,功名之士,所为短气。不佞缘以藏拙,亦自不恶。但檐溜泠泠,月光隐翳,绝无佳景。一生不知几度此节?似此便可扣除。(87)

节无佳境有不如无。

秋季的重阳佳节,自然不会放过。乾隆十八年(1735)龚炜登临檇李烟雨楼,得领彪湖春色。五年后,“重阳在望,桂香犹复袭人,龙楼涌翠,悬以秋日,别具晶莹,再得芙蓉冒绿池,则全美矣。登眺之余,卖茶者采菱饷客,色味迥殊。因思荷香雪景,又不知何年得备览此胜”(88)

除夕之夜,最是人们年终回忆往事、总结人生的节日。龚炜除夜写下来的感触最多,不过多是心情不爽的写照。康熙五十一年(1712)龚炜只有八岁,“至除夜,正料理岁事,传言寇至矣。先夫人挈炜等迁入旧宅,大父张弓矢以备,村人多耰锄自卫,究亦寂然。”(89)有人说看到火光,最终没有发现盗寇,最后被猜测为鬼兵、神火。幼年经历的这个除夜,或许形成他对除夜的恐怖印象。乾隆十四年(1749)除夕之夜他写道:

初秋气疾复发,小愈即染时症,缠绵累月;今届除矣,神气犹不能当风。昨梦中得句云:“逍遥湖上三春暮,潦倒床头半岁余。”予频年患病,败意不一,今春稍开颜,秋来又复如此。乃知清福,造化所吝,诗书管弦之岁月,湖山花草之情怀,不使人轻易尝也。己巳除夜书。(90)

疾病与世事的不顺,使他珍视现实生活中诗书管弦与湖山花草。乾隆十七年(1752)除夕,他感到始衰之年已至,多病之身尚存,决定放弃科举,过一种闲适的生活(91)

乾隆二十年(1755)因虫灾为荒年,年终“幸甘露零而瑞雪降,为我后兆其丰年”。除夜龚炜祈求“神畀以炎火”以去害虫(92)。乾隆二十七年(1762)结婚37年的爱妻年终去世,死后二十天便是除夜,他写到:

今夕是除夕耶?内亡且二十日矣,含泪濡毫,粗述其生平大略,三十七年夫妇之情与一切病亡惨境,不忍一二道也。往年度岁,纵极艰难,内必勉措齐整;今夕但闻幕内哭声。孙男女麻衣绕膝,泪霪霪不止,何心更问度岁事?哀哉!壬午除夜泪笔。(93)

泪水伴随龚炜度过了一个漫漫除夕之夜。

五、家族关系

龚炜的母亲喜欢文史,他自幼受母亲的影响较大。母亲经常在孩子请安时讲论历史,龚炜晚年每读史传,回忆起母亲还为之落泪。母亲也同他一起讨论历史评价问题,对他有一定的影响。其母亲认为功臣居功实难,并预测当时树功青海者“侈汰日甚,不能免于罪”(94)

龚炜其父自励俭节,进士出身,分校江右,去世于雍正十一年(1733)(95)。乾隆十年(1745)腊月初八日葬考妣于祖茔,兄炳建祠堂于附近节母祠后,便于祭祀(96)

龚炜成亲之时,家境一般。他说:“我家故贫,一丝一粟皆先曾祖勤苦所贻,先君每念前劳,自奉极薄,释褐时,始有真青皮套,留以贻后人如新也。先夫人挫针治img26,没后几无裳衣之设,思之有余痛焉。今薄产无几……”(97)

龚炜21岁结婚,婚后夫妻琴瑟和谐,感情笃深。妻子回娘家久归而未即返,他常寄赠诗文,表达思念之情。如乾隆五年(1740)三月寄内诗云:“小楼连夜雨霏微,寒食清明且过矣。”乾隆七年(1742)之春,则有“轻破罗浮梦,缓归陌上花”之句(98)。夫妻同在岳家时,还公开写诗表达感情。夫妻都会弹琴,音乐沟通了彼此的感情,晚年病与贫俱,一次“夜坐小斋,郁结不解,忽琴声自内出,不觉跃起,妇能忘境,我乃为境滞耶?因取琵琶酌两三弹,作黄连树下唱酬,其声冷冷,终不能啴以缓,发以散也。”(99)妻子曾带来娘家授产50亩地,后因娘家人贫困,夫妻商量后归还其产(100)。妻子一生虔奉佛道,61岁去世(101),龚炜悲痛万分。读《悼亡诗札》情不自禁回忆起晚年的夫妻生活:“予与内聚首几四十年,中间欢愁各半,十余年来独处斗室,朝夕或一二见,相对如老友,而饮食寒暖之节,犹无一不相关也。”(102)龚炜对妻道刚柔有自己的看法,不赞同一味要求妻柔的观点(103)

妻家王氏为娄东望族。龚炜介绍说:“妇祖王中宪公,善作家,置田几及万亩,子孙都仕宦,今亦清况可掬。”(104)娄东王氏多出人才(105)。大舅高简淡素,杜门三十年,念佛读书外无余事。二舅积学有行(106)。外家讲究礼法,他回忆幼时随母亲看望外婆徐氏(107):“及见故家礼法。每日晨夕,子孙循定省之礼,炜等虽幼,亦必候问起居然后退。清晨梳洗毕,母即端坐堂中,余各以次坐,侍儿屏息,僮仆禀事不过户限,非其家人不得历阶而升,门内肃然。终母之年不少懈。”(108)龚炜与内兄王廓如的关系很好(109)

龚炜中年得子昭,本图早婚,聘“禁廷侍从”涵斋女为媳,不料聘媳未娶身死。资料记载乾隆二十年(1755)得孙关锡,当是续聘儿媳所生。关锡于始祖侍御遇仙公为二十六世孙(110)

龚炜兄弟姐妹关系很好。听到五妹患重病的消息,肠胃寸断,五妹归家气色不好,于是邀请四妹回家,大家一起游山。五妹病亡悲痛万分,吊丧毕作《挽诗》一首(111)。同母六人,自丧五妹后,在龚炜56岁时,长其四岁从小到大在一起的兄长、姐姐不到五个月相继去世,令其悲痛万分(112)。胞姊妹四人皆识字,晓文义,是母亲敦诗悦礼遗教的结果(113)

龚炜出身望族。始迁祖为北宋时代的殿中侍御史龚猗,宋人龚明之《中吴纪闻》曾记载了始祖遇仙手植银杏树定居吴中的故事,人称遇仙公(114)。高祖以下七世祭于社,人称七世为神:

予先世多潜德,自侍御公以下凡七世皆为神,迄今犹祭于社。其旁支之列于神牒者,不下数十位,故世传龚氏多神。有邑子以细故,与先曾祖西圃公争论者,公理直,彼不能屈,自负宦族,诟公曰:“尔祖宗不过多几个雕塑者耳。”公曰:“乡先生没而可祭于社,以视当时则荣者何如?”(115)

龚炜高祖、高叔祖都是读书人(116),高祖号忍庵,向他人赞扬龚炜能文,晚年“颇赖丝竹陶写,尝于是日延客奏技,倾动知音”(117)。龚炜对于曾祖西圃公的记载较多,如:“先曾祖有德有行,勤苦造家,正气滋之候,故身及子女,下而僮仆皆寿。曾祖七十八岁,祖父八十四岁,大祖姑八十岁,二祖姑今八十六岁,犹无恙也。家僮二人,皆逾八十。”(118)曾祖有德行修养,龚炜说:“先曾祖西圃公幼孤,为叔某所凌,某通衙蠹,诬告数四,公尽礼而多智,某虽暴无以困也。后某以事系狱,公不宿怨,仍往探之。”(119)曾祖有勤俭之风,他偶见一系蹄绳,手洗之,龚炜的母亲问何用?回答说:用来缚豆棚可以吧?不久又告诉人说:“吾岂一绳之惜哉,新妇初做家,使知天下无弃物耳。”(120)曾祖信仰佛教晚岁建大悲阁于书屋之左,平旦,即起盥漱,礼大士,诵《金刚经》及佛号,日以为常(121)。据龚炜说其族多出清廉官吏,昆山人有“欲为清,视龚卿”之语。张元长作《昆山人物传》龚氏独多(122)。龚氏亲族多大族,如祖姑家业田千亩(123)。龚炜晚年诸内侄科举成绩颇丰,“十余年间,小试连进五人,乡闱一正两副,皆恂恂不染浮习,充此何可涯量”(124)。晚岁因有同室操戈之事,龚炜“以房长苦心调解”,可见是家族中的长辈族尊,不过“累千万言不从,只得置身事外”(125),看来其权威性有限。

龚炜记载了不少外家的情况。外家是名门望族,外高祖葛太常公八子,各授宅一所,唯外祖之后尚世守其业(126)。外曾祖葛芝山有才华,但是大家子弟习气浓厚,不得善终。龚炜说:“外曾祖芝山公为乱民所逼,奔外家,其家恐祸及,拒不纳,遂及于难。公,太常卿中恬公子,少能文工画,风流豪迈,有贵游习,卒以致祸。”(127)

龚炜亲族中多有信佛者。母亲同曾祖姐妹以未婚守节,在紫石山为尼,其母曾在紫石山小桃源女真观建醮(128)。三叔母朱孺人“自少知佛,弥留之际,犹强起栉沐,辞父母,谆谆以念佛为嘱。”(129)龚炜有两位方外朋友:“一安禅庵汉和尚,一清真观孙正凝,并有行,通文墨。”(130)他认为学儒与学佛同功:

先儒目佛氏为异端,以予观之,正是不异。慈悲全乎仁,戒律存乎义,庄严以崇礼,定慧而生智。功先诚正,治心律意马之驰;道在治平,现身为法象之设。斩魔有慧剑,克之勇;护戒如明珠,守之固。报彰因果,赏罚之义昭焉;誓度众生,胞与之心切矣。推本于无生,同源于太极。总之,务为过深之论,谈性与谈禅皆妄。得其不远之则,学儒与学佛同功。(131)

因此,龚炜亲近佛教。

结语:笔记的生活史料价值

明清易代,江南士人有过反对异族统治的浴血抗争,随着康熙后期政治稳定、经济恢复发展、社会安定,江南士人的政治观念发生了转变,拥护清朝统治,认同清朝政治,沉浸在科举入仕与富裕恬静的日常生活。龚炜的人生,展示了一位江南士人盛清时代的日常生活。《巢林笔谈》的记述,使我们从基层社会看到了清朝国家统治的成功与士人的政治观念。

《巢林笔谈续编·自序》中说:该书略其琐屑无谓之处,其间颂圣称先,道人著书风俗,或蠡测经史,辩诬证误,亦间有近道者。即该书主要内容有四项。《续编·自序》又说他四十余年来视履所及,暨胸中所欲吐,稍稍见于此书。指出了《巢林笔谈》所谈内容来源于所思所想与耳闻目睹。

《巢林笔谈》的确记载了作者所到之处的见闻,由于是亲身经历,属于写实,生活气息浓厚,记载真切,富有细节描写。对于了解社会生活来说,笔记属于第一手的资料。又由于作者的记载直接谈出对事物的态度与生活的感受,使得记载反映出作者的观念与思想,所述内容蕴含了灵性,看到了人的活动,了解到生活的文化。这比起文集来要生动活泼得多,比起奏疏来自由得多,有些类似日记的风格。事实上,《巢林笔谈》多有即时所记心得,类似日记,甚至不少条目下标出记载日期,只是不每日记载而已。这种情形使得这本笔记又多少具有传记的性质。

接近自传的性质,对于了解作者的人生极具参考价值。我们正是依据《巢林笔谈》的这一特色,考察了龚炜的个人生活史,了解了他的政治立场,人生经历、生活态度、家庭生活以及家族关系,看到他的性情爱好、文化品位、治学情况,特别是绝意科举的人生转折。一个鲜活的士人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这是利用其他资料很难做到的。通过个人生活史认识群体日常生活史,笔记可以提供最丰富的资料。

《巢林笔谈》中颂圣称先、蠡测经史(包括著书)、辩诬证误的不少内容同作者的经历有关,可以从个人生活史的角度考察,我们在考察龚炜人生的时候涉及了不少这方面的内容。

身为士人的龚炜,生活在基层社会,他的活动基本上在家乡吴中进行,因此《巢林笔谈》记载的事情多具有地域性。我们也只有将这些事放在吴中地域场合才能深入理解。书中描述的社会风俗、生活样态,典型反映了吴中的历史与现实。实际上,在农业社会里,人们的生活圈有限,一般闻见类笔记也具有如同《巢林笔谈》一样的地域性。所谓笔记的社会史资料价值,主要体现在地域社会史上。龚炜的个人生活史,在吴中地域社会中才能被理解。

笔者二十多年前在学生时代曾经阅读过《巢林笔谈》,并作了22张资料卡片。现在来看这些卡片选取的内容,主要是社会方面的,也有一些有关赈济、漕政的,关心的是资料反映的具体内容,不太关心资料之间的联系性与书的作者,有些关心也主要体现在社会事项的分类与资料的时代性上。但是由于笔者现在具有更加明确的地域史与日常生活史的观念后,才理解到书中资料的内在联系性与整体性,即应当将书中的记载放在吴中特定地域、放在作者生命史中才能把握。于是我谈出了对于笔记资料价值的新认识,借助笔记呈现了盛清吴中社会与龚炜的士人生活史。

Portrayal of Scholars'Lives in Wuzhong in High Qing Ara: the Life-History Materials'Value of Notes Novel“Chaolin Bitan”Which was Written by Gong Wei

Chang Jian-hua

(Research Center of Chinese Social History,Nankai University,Tianjin300071)

Abstract:This paper uses“Chaolin Bitan”written by Gong Wei to make studies of th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aily lives of scholars after the stability of the Qing Dynasty,and the life-history materials'value of notes novel.Gong Wei,who lived in Wuzhong from the late period of emperor Kangxi to the mid period of emperor Qianlong,approved the rule of the Qing Dynasty vigorously.From the life history of Gong Wei,we can find out his political attitude,life experience,life attitude,family life,and family relationship.We can also know his temperament,hobby,cultural taste,scholarly research,especially the change after he gave up imperial examination.One vivid scholar presents to us,which can not be accomplished by other documents.The social customs and life style described by this book can be comprehended only by putting them in Wuzhong and the author's life history.The author believed that even in the traditional age,it was also very hard for people to live in bucolic refuge,especially scholars,who were closely allied to politics.Using notes novel,the paper presents Wuzhong's society in high Qing era and the life history of Gong Wei who was a scholar.From grass-roots society,we can know the succes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political attitudes of scholars.

Keywords:“Chaolin Bitan”by Gong Wei,the value of notes novel,the society of Wuzhong area,political changes and daily life

作者简介:常建华,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历史学院教授。

【注释】

(1)有关《巢林笔谈》反映的吴中社会生活以及地域社会史的资料价值,笔者另有《盛清吴中社会生活的图景》一文论述。

(2)本文依据的是钱炳寰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列入“清代史料笔记丛刊”出版。

(3)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新1版,第73页。

(4)来新夏:《清人笔记随录》,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93—197页。

(5)龚炜:《巢林笔谈》卷三“白鱼假补志”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4页。又,本文引整条笔记注释随文注出;引部分笔记内容则页下注释。

(6)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4页。

(7)龚炜:《巢林笔谈》卷一“陈名夏案”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页。

(8)龚炜:《巢林笔谈》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7页。

(9)龚炜:《巢林笔谈》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9页。

(10)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1页。

(11)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0页。

(12)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1—202页。

(13)龚炜:《巢林笔谈》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页。

(14)龚炜:《巢林笔谈》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8页。

(15)龚炜:《巢林笔谈》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31页。

(16)龚炜:《巢林笔谈》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页。

(17)龚炜:《巢林笔谈》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32页。

(18)龚炜:《巢林笔谈》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5页。

(19)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8页。

(20)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4页。

(21)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4页。

(22)龚炜:《巢林笔谈》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3—124页。

(23)来新夏:《清人笔记随录》,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96页。

(24)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5页。

(25)龚炜:《巢林笔谈》卷四,“尹继善振饬漕政”条,北京:中华书局版1981年版,第89页。

(26)龚炜:《巢林笔谈》卷一,“读礼”条,北京:中华书局版1981年版,第3页。

(27)龚炜:《巢林笔谈》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页。

(28)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上,“读古文”条,第204页;“作李节妇传”条,第205页。

(29)龚炜:《巢林笔谈》卷二,“归批史记”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页。

(30)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上,“读书倾泪”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页。

(31)龚炜:《巢林笔谈》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5页。

(32)龚炜:《巢林笔谈》卷一,“学诗大不易”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页。

(33)龚炜:《巢林笔谈》卷四,“如何作诗”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5—96页。

(34)龚炜:《巢林笔谈》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1页。

(35)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上,“诗到极处反觉平易”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8页。

(36)龚炜:《巢林笔谈》卷四,“笛音何呜咽”,第96—97页;参见卷三,“燕子矶夜泊”条,第80页。

(37)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上,“泛湖一齣”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9页。

(38)龚炜:《巢林笔谈》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16页。

(39)龚炜:《巢林笔谈》卷三,“秦生能武”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2页。

(40)龚炜:《巢林笔谈》卷三,“辛酉乡试”条,北京:中华书局版1981年版,第57页。

(41)龚炜:《巢林笔谈》卷三,“抛却半生有用工夫”条,北京:中华书局版1981年版,第81页。

(42)龚炜:《巢林笔谈》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6页。

(43)龚炜:《巢林笔谈》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7页。

(44)龚炜:《巢林笔谈》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1页。

(45)龚炜:《巢林笔谈》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7页。

(46)龚炜:《巢林笔谈》卷六,“姊病故”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6页。

(47)收入徐大椿:《医学源流论》,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年“医案医话医论名著集成”本,第133页;参见将竹山《非参不治,服必万全——清代江南的人参药用与补药文化初探》,《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八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19—120页。

(48)龚炜:《巢林笔谈》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0页。

(49)龚炜:《巢林笔谈》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1—152页。

(50)龚炜:《巢林笔谈》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页。

(51)龚炜:《巢林笔谈》卷一,“舅氏春游诗”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页。

(52)龚炜:《巢林笔谈》卷一,“澞溪”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页。

(53)龚炜:《巢林笔谈》卷二,“白云泉”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0页。

(54)龚炜:《巢林笔谈》卷二,“重游西山”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0—41页。

(55)龚炜:《巢林笔谈》卷五,“湖山记游”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9页。

(56)龚炜:《巢林笔谈》卷一,“少游黄山”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页。

(57)龚炜:《巢林笔谈》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页。

(58)龚炜:《巢林笔谈》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页。

(59)龚炜:《巢林笔谈》卷二,“过明故宫”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页。

(60)龚炜:《巢林笔谈》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页。

(61)龚炜:《巢林笔谈》卷四,“北园”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1页。

(62)龚炜:《巢林笔谈》卷一,“瘗鹤葬花”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页。

(63)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下,“三十年前雅贶”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页。

(64)龚炜:《巢林笔谈》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7页。

(65)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上,“梅花主人传”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6页。

(66)龚炜:《巢林笔谈》卷六,“庭前双桂”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3页。

(67)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下,“巨石落水”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3页。

(68)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下,“五月桂花”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8页。

(69)龚炜:《巢林笔谈》卷六,“《祀庭桂文》”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2页。

(70)龚炜:《巢林笔谈》卷三,“有姑风雅”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7页。

(71)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6页。

(72)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下,“访菊佳种”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0页。

(73)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8页。

(74)龚炜:《巢林笔谈》卷六,“顾仲瑛遗植山茶花”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2页。

(75)龚炜:《巢林笔谈》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7页。

(76)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8页。

(77)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5页。

(78)龚炜:《巢林笔谈》卷五,“风月平章”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1页。

(79)龚炜:《巢林笔谈》卷五,“景佳如画”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4页。

(80)龚炜:《巢林笔谈》卷一,“双回夜泊”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页。

(81)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3页。

(82)龚炜:《巢林笔谈》卷五,“乐与愁耳与目”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4页。

(83)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7页。

(84)龚炜:《巢林笔谈》卷一,“中秋角技”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页。

(85)龚炜:《巢林笔谈》卷一,“澞溪”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页。

(86)龚炜:《巢林笔谈》卷三,“寄内诗”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5页。

(87)龚炜:《巢林笔谈》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7页。

(88)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上,“檇李烟雨楼”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2页。

(89)龚炜:《巢林笔谈》卷五,“鬼兵神火”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6页。

(90)龚炜:《巢林笔谈》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0页。

(91)龚炜:《巢林笔谈》卷五,“风月平章”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1页。

(92)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上,“乙亥除夜”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5页。

(93)龚炜:《巢林笔谈》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6页。

(94)龚炜:《巢林笔谈》卷二,“先母论史”条,第43页;卷一,“居功实难”条,第12页。按:此人当为抚远大将军王允禵。

(95)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上,“先君慕方奉常”条,第204页;《巢林笔谈》卷五,“李芦洲”条,第129页;卷四,“张文杜卷”条,第95页;卷五,“笃于年谊”条,第128页。

(96)龚炜:《巢林笔谈》卷四,“葬亲建祠”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9—90页。

(97)龚炜:《巢林笔谈》卷五,“吴俗奢靡日甚”条,第113—114页。

(98)龚炜:《巢林笔谈》卷三,“寄内诗”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5页。

(99)龚炜:《巢林笔谈》卷六,“琴声忽自内出”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9页。

(100)龚炜:《巢林笔谈》卷一,“归还授产”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页。

(101)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上,“妻死记异”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8页。

(102)龚炜:《巢林笔谈》卷六,“读悼亡诗札忆内”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6页。

(103)他说:“或谓妇道尚柔,刚则必凶,愚以为不然。刚有善恶。恶则为猛为隘,妇人得之而嫉悍生焉,疾之诚是也。善则为义为断,节操因之,夫何不可?且柔亦未尽善也,或慈顺之不足,而流为暗昧,入于阴邪,其害更甚。即如《易》之《归妹》六三与上六,不得与于初二四九之吉,而谓妇道之专尚夫柔哉。”《巢林笔谈》卷四,第97页。

(104)龚炜:《巢林笔谈》卷六,“妇肩子任”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5页。

(105)龚炜:《巢林笔谈》卷一,“王元天才”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28页。

(106)龚炜:《巢林笔谈》卷三,“梦航与瓶庵孰优”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0页。

(107)为昆山人刑部尚书徐乾学从兄女,参见龚炜《巢林笔谈》卷三,“喜附贵人”条,第78页。

(108)龚炜:《巢林笔谈》卷二,“外家礼法”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7页。

(109)龚炜:《巢林笔谈》卷三,“王廓如”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7页。

(110)龚炜:《巢林笔谈》卷五,“得聘媳凶问”条,第120页;卷五,“添丁”条,第142页。

(111)龚炜:《巢林笔谈》卷二,“道闻五妹凶问”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1—45页。

(112)龚炜:《巢林笔谈》卷六,“伯氏云亡”条,第154页;“姊病故”条,第155页。

(113)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上,“姊妹皆晓文义”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4页。

(114)龚炜:《巢林笔谈》卷四,“遇仙树”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7页。检《中吴纪闻》卷四“信义县”条记载:“今县之西二十里许,有村曰信义,如娄县之存旧名也,俗遂讹为镇义。汴人龚猗,仕至殿中侍御史,居于是村之南,因挿银杏枝活,时人異之目为遇仙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点校本,第94—95页。今存清修上海崇明《龚氏家乘》记载初祖猗先徙苏州,再迁昆山,元代迁至昆明。见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6页。

(115)龚炜:《巢林笔谈》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7页。

(116)龚炜:《巢林笔谈》卷二,“高祖应岁试”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5页。

(117)龚炜:《巢林笔谈》卷四,“岱诞赛会”条,第93页。参见卷六“诗人钟淳崖”条,第152页;卷四“曹鸿仪过奖”条,第99页。

(118)龚炜:《巢林笔谈》卷五,“寿”条,第154页;“姊病故”条,第113页。

(119)龚炜:《巢林笔谈》卷一,“曾祖侍叔”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页。

(120)龚炜:《巢林笔谈》卷三,“使知天下无弃物”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7页。又,龚炜也节约,“每见家中补缀旧衣,喜逾新制”。《巢林笔谈续编》卷上,“喜补旧衣”条,第200页。

(121)龚炜:《巢林笔谈》卷四,“曾王父有表圣风”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2页。

(122)龚炜:《巢林笔谈》卷四,“欲为清视龚卿”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8页。

(123)龚炜:《巢林笔谈》卷二,“朱仪九兄弟”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9页。

(124)龚炜:《巢林笔谈》卷六,“内侄连进五人”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6页。

(125)龚炜:《巢林笔谈》卷六,“调解讼事”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9页。

(126)龚炜:《巢林笔谈》卷三,“守业”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2页。

(127)龚炜:《巢林笔谈》卷一,“外曾祖葛芝山之死”条,第18页。又,外曾祖兄弟善画马,参见续编卷上,第178页。

(128)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上,“女真观”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4页。

(129)龚炜:《巢林笔谈》卷四,“三叔母”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5页。

(130)龚炜:《巢林笔谈》卷六,“方外二人”条,第154页;“姊病故”条,第171页。

(131)龚炜:《巢林笔谈》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8—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