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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清时期陕西地区存在数以百计的村镇城隍庙，这一现象非常值得关注。自唐宋以来，作为重要军事区域，陕西地区在长期战乱的社会历史背景下，除了建有国家军事防御体系的城堡之外，从州县治所到村镇，也广泛建置堡寨。村镇城隍庙的建置与堡寨的建造有关。作为城市的守护神，建有城堡就有可能建造城隍庙，这是城隍神见诸文献以来具有的普遍性的原则。陕西地区的特色就在于，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集中体现了这样的原则。陕西地区的村镇城隍庙成为明清时期村镇城隍信仰的一种重要类型。

明清城隍祭祀制度，城隍庙建于各级行政治所，但村镇建置城隍庙的现象各地皆有，仅是数量上的差异而已。由于这一时期城隍神具有官方身份，其庙宇也是行政治所必备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所以，对建于县以下聚落中的城隍庙，人们总是充满好奇，希望从建置的角度给以合理解释。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村镇城隍庙最早引起学界关注。日本学者滨岛敦俊研究认为，明中叶以来江南地区出现的大量村镇城隍庙，源于该地区商品经济的发达和在此基础上市镇的发展，是市镇商业化在信仰层面的反应⁽²⁾。这一开创性研究，成为中国城隍信仰区域研究重要的对比样本。凌淑菀考察清代台湾出现于城镇、乡间的私祀城隍庙后则认为，清代台湾“私祀城隍庙”与滨岛等人对明清江南镇城隍的研究不同，它们不是商业发达、市镇兴起的结果，而是产生于移垦地区的特殊环境，是在移民对新环境的不安和对原乡的依恋之下产生的⁽³⁾。我对明清山东地区村镇城隍庙所作的简要考察也提出，山东地区的村镇城隍庙与商业发展没有必然联系⁽⁴⁾。以上研究表明，村镇城隍庙的出现并非孤立现象，它与区域社会存在密切联系，不是一种模式所可解释的。

明清以来，陕西地区存在数以百计的村镇城隍庙，在北方地区并不多见。本文希望通过考察这些城隍庙的历史，丰富明清村镇城隍信仰研究的内容⁽⁵⁾。

明人赵崡（约1560—1630）《石墨镌华》著录《唐缙云县城隍庙记》有云：

记云“自西谷迁庙于山巅”。又以见城隍庙，前朝不必在城中也。今西安府西村落，大者多有城隍，是其遗意。⁽⁶⁾

赵崡籍贯陕西盩厔（今周至），正在西安府西。赵氏所言，当为其亲见。清嘉庆年间，西安府附郭长安县的志书，在西安都城隍庙后，称“又子午镇旧有城隍庙，嘉靖十八年重修”。按语云：“境内各乡镇多有城隍庙，不具书。”⁽⁷⁾西安府属鄠县（今户县）民国时期的志书亦谓城隍庙“除县城外，各镇皆有”⁽⁸⁾。长安、鄠县都在西安府西。

西安府到底有多少这样的城隍庙？陕西全境又是怎样的情况？我主要依据地方志书（1949年以前所修旧志）的记载⁽⁹⁾，结合调查作了详细统计。行政区划依清末之制。（见附表）

统计显示，明清时期陕西全境约有127座村镇城隍庙，区域间差异非常明显。关中地区（包括西安、凤翔、同州三府与乾、邠、商三州，基本相当于明代的西安府）有83座，汉中地区（包括汉中府、兴安府）有8座，陕北地区（包括榆林府、延安府、绥德州、鄜州）则有36座。区域内各府州间差别也很大。西安府有52座，榆林府有18座，延安府、同州府也有十余座，但其他府州较少，甚至没有。州县之间差别更大。西安府属十五县一州两厅，长安、咸宁、盩厔、鄠县、蓝田、渭南都有4至11座，但兴平、咸阳、高陵等5州县，一座也没有。

村镇城隍庙基本不属于官祀祠庙，但方志“祠庙”部分，间或于郡邑城隍庙后附载村镇城隍庙，即如嘉靖《郃阳县志》卷上《祠庙》“城隍庙”：“县治东。又县东南四十里夏阳，又北三十里城村，又南三十里窦庄，二十里张家庄、赤城。”⁽¹⁰⁾乾隆《西安府志》卷六二《古迹志下·祠宇》在府城隍庙后，载“又附近省城别立庙，一在河池寨，去城二十五里，顺治十三年修。一在唐家寨，去城二十里，康熙十八年建。一在王曲镇，去城三十里”⁽¹¹⁾。也有列入“寺庙”项下者。雍正《蓝田县志》就把位于小儿城的“古城隍庙”置于卷一《建革·寺观》⁽¹²⁾。

记载较为详细的方志，或将祠庙系于所在村镇名下。民国《重修鄠县志》卷二《乡村》就明确标明：“其古迹、名胜、祠庙等，则列于附记栏内。”在赵王镇、秦渡镇、大王镇、涝店镇后，各记“有城隍庙”⁽¹³⁾。嘉庆《续武功县志》卷一《建置志》也在普济镇、魏公镇后载及城隍庙⁽¹⁴⁾。

即便方志在如上述篇目中记载了村镇城隍庙，其记载未必就是全面的。因为，在方志某一不为人注意的位置，村镇城隍庙可能会被无意间提及。澄城县寺前镇城隍庙，出现在民国《澄城县附志》卷二《建置志·仓廒》：寺前里、仁义里、遵教里、西观里，在“寺前镇城隍庙内西边”⁽¹⁵⁾。醴泉（今礼泉）于洪武二年（1369）徙新治，历修志书均未明确载及旧治城隍庙，但崇祯《醴泉县志》卷一《建置》记载旧城街道时提到“城隍庙前一道”⁽¹⁶⁾。由这些无意识的记载可以推知，有相当一部分方志的记载是不完整的，必定存在漏载的情况。

总之，从地方志中统计村镇城隍庙，不可能得到完整准确的数字。志书编纂者关注点不同，所记事项自然详略不一。况且，不能强求前人按照我们的意愿编纂志书。为求得更为全面的统计数字，我还尽可能利用现当代地方文献资料，尤其是文物部门的调查成果。《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对现存城隍庙遗迹的记载，虽然同样不完整，从中我还是看到多座旧志未载的村镇城隍庙。这些庙宇大多遗留有明清时期的碑石，以此可知它们已有很长的历史。关注地方历史的文史工作者，也时或在新修方志、文史资料、地名志以及风物志等地方文献中记录村镇城隍庙的信息，为我们考察村镇城隍庙提供了便利。

2010年4月，我根据地方文献提供的线索，到陕西西安附近作了短暂考察，又“发现”了文献资料未载的今周至县广济镇城隍庙、老堡子城隍庙、六曲堡城隍庙、青化城隍庙，今长安区大峪乡下河滩城隍庙等数座城隍庙。以此可知民间信仰研究中文献资料记载的局限性，也可推知，在未及调查的区域，同样可能存在数目不等的村镇城隍庙⁽¹⁷⁾。反映在附表中的统计数字，只是所有村镇城隍庙中的一部分，还有相当部分村镇城隍庙，既未入载文献，又未在今天留下多少痕迹⁽¹⁸⁾，具体数字难以估算。同样，不同区域城隍庙的数目，也仅是一个大概的情形，不能准确反映各区域间的差异。

这些城隍庙出现于明清以来不同时段的文献中，多数缺乏连续性记载。我们除了知道它存在于文献编纂的时间点外，对它知之甚少。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村镇在原址或异地重建城隍庙，虽然多数缺少文字记载，但属于新创者极少。这也符合政府对于民间信仰的政策。根据有关调查，这些城隍庙大多在民国时期还保存完好。据此可以确认，在清代末年，陕西地区至少同时存在百余座村镇城隍庙。

陕西村镇城隍庙的数目代表什么意义？我没有对北方地区的城隍庙做全面统计，至少，甘肃、山西与河北长城沿线一带，村镇城隍庙也具有相当的规模，其他地区则相对较少。比如，根据我在《明清山东城隍庙“异例”考》中的统计，明清时期的山东地区，大约只有十余座⁽¹⁹⁾。相较于江南地区，陕西地区的村镇城隍庙数量偏少⁽²⁰⁾。但这样的统计结果，也足以令人对陕西地区的城隍信仰重新加以审视。

陕西为什么存在这么多的村镇城隍庙？方志记载旧治遗址时，有的明确记载城隍庙乃旧治所遗。顺治《岐山县志》卷一《舆地志·形胜》载：“三龙故城在县东北五十里，犹有古城隍庙、文昌祠、汉马超井，即今岐阳镇。”⁽²¹⁾宝鸡县虢镇有城隍庙，乾隆《宝鸡县志》卷五《古迹》“虢国城”载：县南五十里，为旧虢县治。明初，虢县省入宝鸡。“今为市镇第一，城隍庙犹存。”⁽²²⁾河池废县在凤县西单河铺龙家坪，道光《凤县志》云“有城隍庙旧址”⁽²³⁾。光绪《凤县志》卷二《建置·古迹》同时记载，梁泉废县与黄花故县的城隍庙早已荡然无存，但两县城隍遗像还保留在邑庙中⁽²⁴⁾。安定县（今子长县）丹头镇在元至元年间曾为丹头县治，丹头县并入安定县后，丹头废城为镇。新修《子长县志》“丹头故城遗址”条记云：“原城址依山傍水，内有城隍庙、戏台等建筑。今旧城城墙犹在。”⁽²⁵⁾有的村镇城隍庙虽然未必是旧治所遗，方志也倾向于将二者联系起来。沔县黄沙镇为元铎水故城，光绪《沔县志》卷二《建置志》载“其基址皆无复存”，镇有东岳庙，西南隅有城隍庙三间，“疑即元铎水县治此时之城隍神”⁽²⁶⁾。

由上观之，一座废弃多年的治城，官署乃至城郭都已毫无踪迹，留下的可能只有城隍庙。《礼记》有云：“有其举之，莫敢废也。”这是旧治城隍庙存在下来的最为正当的理由。所以，后世碑记文通常不忘提及作为治所城隍庙的历史。终南镇为古终南县治、古恒州治，该镇城隍庙因称“古恒州城隍庙”⁽²⁷⁾。道光十四年（1834），终南镇重修城隍庙，碑记有云：“终南镇者，面山背渭，东达函（下阙），西魏时置县，属雍州，后周属恒州，今县台即其地。州寻废。唐复分盩厔置终南县，（下阙）实古之县。镇东关之城隍庙（下阙）迄今或置或废，迁移靡常，而此庙创于大宋建隆年间，以迄元明，代有独存。”⁽²⁸⁾

而且，作为行政治所必不可少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城隍庙的存在，可以昭示此地曾经作为行政治所的历史，这种历史足令当地人倍感荣耀。南郑县廉水镇为宋廉水废县地，康熙《汉南郡志》卷二《舆地志·古迹》“廉水废县”条载：“南九十里廉水之圻，宋绍熙四年宇文介奏于南路置县，以便小民输纳，从之。至绍定中废。今街道宛然，城隍庙犹存。”⁽²⁹⁾道光年间的碑记则云：“迄今城郭遗迹无可考。自国朝定鼎以来，惟城隍殿宇尚在。”又称：“若我邑城隍尊神，凡邑中水、旱、疾、疫，有祷即应，与吾邑实痛痒相关，是生为斯邑父母，殁为斯邑保障，其庙千秋于兹土也宜哉。”⁽³⁰⁾仍将庙神称为邑神。而所谓吾邑、斯邑者，显然是指廉水而非南郑。城隍庙作为行政治所的象征性，是旧治城隍庙不断得到修葺与重建的重要原因。也是一些村镇城隍庙为寻求正当性，本与旧治无关却极力与旧治发生联系的原因。《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陕西卷》收录一则名为《平地堡》的传说，解释平地堡为什么建有城堡与城隍庙。故事说，宋淳化年间初设淳化县，城址选在平地堡，却阴差阳错地建在了梨园镇，即现今县城驻地。此类民间传说根本无须考察其真实性，但从观念上，它对平地堡这样的普通村落建有城堡与城隍庙的解释，却是合情合理⁽³¹⁾。三原县康家堡城隍庙也有类似说法⁽³²⁾。

在郡邑治所建造城隍庙有其信仰依据。虽然城隍神直到明代初年才被列入国家祀典，但唐宋以来城隍庙主要建于郡邑治所。中国传统城市，在正常情况下是建有城郭的⁽³³⁾；根据城隍神作为“城”与“隍”（即护城河，《说文》：“有水曰池，无水曰隍”）之神即城市守护神的自然神属性⁽³⁴⁾，在每一座拥有城墙围护的聚落，都可以建造城隍庙。同时，唐代以后，城隍神兼具“冥官”属性，与地方官“幽明共治”，所以，在行政治所更应该建造城隍庙，即使有的治所没有城郭围护。

陕西地区在五代以前，始终是中国王朝统治的核心地区，历史悠久，建置的行政单位自然比较多。随着不同历史时期行政区划的变动以及自然地质灾害等因素，治所被裁撤、迁移，出现了大量的旧治所。这些治所降为镇或自然村落，原先因为治所而建的城隍庙，大多会保留下来，不断得到修葺，成为明清时期村镇城隍庙的一大来源⁽³⁵⁾。

唐宋时期城隍神信仰繁盛，信仰地域逐步扩大。美国学者姜士彬（David Johnson）对这一时期的城隍庙作了详细统计，结果显示，在13世纪初期，占整个疆域33%的北部和西北地区，只占有150处城隍庙中的14．3%，而陕西地区只有两座。其他学者的统计大致如此⁽³⁶⁾。上述学者或出于谨慎，或力有不逮，主要依据明以前文献资料，基本未涉及明清以来的有关记载。这就导致很多城隍庙未被“发现”⁽³⁷⁾。细致的统计尚需时日，但依然可以说，至少在宋代，北方城市多数应该建有城隍庙。据此可以想象，隋唐以后所遗旧治，都有可能建有城隍庙，在此之前的，就很难说了。据此，明清时期的旧城隍庙约有二十余座，占明清村镇城隍庙总数的一成以上。

旧治之外，陕西村镇城隍庙多与城堡有关。在陕西地区，除府州县治所建有规模较大的城池外，还存在难以计数的堡寨。所谓堡寨，是用土或石围筑的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小城。可以区分为国家军事防御体系的军堡与民间地方自卫的民堡等。

陕西地区自唐五代以来就是中原汉族王朝防御北方民族袭扰的重要地区，尤其是宋明两代，相继建起大量军事城堡。宋代基本不提倡筑城，但边地城市不在其列。北宋一代所建堡寨以陕西五路为最多，其中又以秦州、延州、镇戎军等地（今陕西、宁夏、甘肃一带）为多⁽³⁸⁾。这些城镇可能建有城隍庙。根据近年出土碑石，同期建造的军事城镇王家城（今甘肃庄浪县韩店乡西门村），在北宋嘉祐五年（1060）新建城隍庙⁽³⁹⁾。一些明清方志载有所谓“古城隍庙”，应是建于明代以前，有的与军事城镇有关。在渭南县，嘉靖《渭南县志》卷四《祠祀考上》载有“寨南古城隍庙”，位于县城西南里余。卷二《诸图下》：“此古御戎寨地也。旧志云：因胡公坡有妖，故立庙以镇之，故名曰寨南城隍庙，土人奉祀益甚久远也。旧有碑文载记其迹，乃后为人伐拽别庙磨而用之，故其迹遂莫可考矣。正德十年，乡耆老任宁等重修。”⁽⁴⁰⁾所谓旧志，不可考。蓝田县小儿城也有“古城隍庙”，已见前文。又嘉庆《葭州志》卷一《建筑志》：“州城关沟山上有废城，疑即宋之浮图寨，亦建城隍庙。”⁽⁴¹⁾

明朝将元帝赶到漠北后，北方的威胁一直是其心腹之患。明初以来，为防御蒙古军队袭扰，陆续在北边设置军镇，建置卫、所、堡城。其中一部分是在前代堡寨基础上建造，比如靖边营，本宋之兀喇城，明景泰四年（1453）改筑新城⁽⁴²⁾。陕北榆林地区一带设有榆林卫，至万历年间纂修《延绥镇志》时，“辖卫四，城堡三十七”⁽⁴³⁾。这些城堡几乎无一例外地建有城隍庙。即如该志所云：“城隍庙，在榆林卫前第二街。镇城各营堡俱有。”⁽⁴⁴⁾康熙《延安府志》卷五《秩祀志》亦谓，城隍庙“各州县镇堡皆有”⁽⁴⁵⁾。明代卫所军镇建置城隍庙并无制度上的明确规定，不过，城隍神作为“城”与“隍”的化身，在城堡建造城隍庙，佑护城池固若金汤，是很自然的事情。有关的碑记文普遍反映出这种观念。成化年间，李安《新建广安所城隍庙碑记》云：“且城隍者应祀之神。盖有司公署必有城池以卫守之，有城池必有神以主宰之。城隍之神下司水土，上翊皇图；能捍大灾，能御大患。军士之守御斯土，其所以守必固，战必胜，攻必取者，岂不赖神助哉!”⁽⁴⁶⁾崇祯年间，陈具庆《元城县创建城隍庙记》则将军镇与郡邑并列，认为都应建置城隍庙：“今京师有都城隍庙，而省会、郡邑以迨镇戍，凡垒土阙地设险以自固者，无不祠而祝之。盖即古者表畷防庸之意，以义而起者也。”⁽⁴⁷⁾

入清后，从雍正初年起对这种边防格局逐步进行调整和变革，原有城堡或成为新的地方行政治所，或转化为次一级的乡镇中心地乃至自然村落，或裁撤、消亡⁽⁴⁸⁾。城隍庙随之发生变化，或纳入府州县体系，或成为村镇城隍庙。比如雍正九年（1731），以响水、威远、波罗、怀远、清平五堡设县，因怀远居中而设为县治，定名怀远县（1914年改横山）。五堡城隍庙，均明确标注在道光《增修怀远县志》卷一《地图》各堡图内。民国时期的志书仍谓“各堡俱有大宇”⁽⁴⁹⁾。神木县永兴、柏林、高家三堡，民国年间所修《神木乡土志》卷二《祠祀》云：城隍庙，“各堡皆有”⁽⁵⁰⁾。靖边、府谷、定边等县志书也都明确记载，各堡均有城隍庙。有的保留到今天，虽然城堡早已隳废。根据统计，这样的城隍庙主要集中在陕北地区，共有不到30座，占到明清时期村镇城隍庙总数的两成。

北边军事城堡之外，陕西地区还建有大量村镇堡寨。明代屯田堡寨是村镇堡寨的重要来源之一，明代卫所兵制造就了大量建有堡寨的村落。按照《陕西省长安县地名志》的说法，“明代关中各县卫所军寨，一般建在原村的南侧”。比如今长安区大峪乡南寨村，原曾称南家坡、北家坡、小堡子等，后来明朝在村南另建南坡村军寨，后合并称南寨。王曲北堡寨、徐家寨等也是这种情况⁽⁵¹⁾。这些堡寨所建城隍庙，虽出现于清代文献，但其始建年代，可能要追溯到明代。

明中叶以后，为防御北方民族袭扰以及民众造反，地方官府号召民间筑寨自保。这是村镇堡寨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在澄城，嘉靖二十五年（1546），“知县徐效贤奉檄创筑城堡三座，曰遵义堡即寺头镇，曰长闰堡即摇头镇，曰太平堡即王庄镇”⁽⁵²⁾。顺治《咸阳县志》卷一《土地·古堡》所载诸堡，“俱明嘉靖二十六年巡抚谢兰、分巡道刘志建”⁽⁵³⁾。崇祯年间，鄠县知县张宗孟莅任时，“贼寇遍三秦，而鄠特甚，野无所庇，只得望城而归”。谕令父老，建堡自庇。“相继版筑纷起，遍野皆城，民赖以安”⁽⁵⁴⁾。在泾阳，“邑之有堡，盖繁于明崇祯七年以后云。其先村落相望，民风熙熙。自寇起北山，因于附近险处建堡以防不虞”⁽⁵⁵⁾。在清朝，官府也把堡寨作为实行坚壁清野以对抗民众造反的一种策略，大力提倡。乾隆年间，陈宏谋任职陕西时，传令修葺城堡：“陕省乡邨筑有城堡，为阖邨之保障，防盗贼而御奸宄，最为有益。”向无城堡之邨，须设法兴筑，旧有之城堡，须及时修葺⁽⁵⁶⁾。嘉庆年间，大学士德楞泰在《筹令民筑堡御贼疏》中建议劝民修筑土堡，“或十余村联为一堡，或数十村联为一堡”⁽⁵⁷⁾。因此，在三百余年时间里，陕西各地较为普遍地建起堡寨⁽⁵⁸⁾。村镇城隍庙就陆续建置在这样一些规模不等的堡寨之中。

由于文献记载的缺失，我们不能确切知道每一座堡寨城隍庙建于何时，但还是可以看出，堡寨与城隍庙之建存在密切关联。崇祯九年（1636），张宗孟令鄠县民间筑堡自庇，在随后的五年间，安毅团、安韬团秦渡镇，安民团赵王镇，安泽团涝店镇，宁福团大王镇相继筑堡⁽⁵⁹⁾。至雍正《鄠县重修志》卷二《建置》“城隍庙”项下，出现“秦渡镇城隍庙、大王镇城隍庙、涝店镇城隍庙”⁽⁶⁰⁾。其后不到50年的时间里，赵王镇、庞光镇也建起城隍庙，而且庞光镇也建起城堡。乾隆《鄠县新志》卷一《地理志》：北乡涝店镇有南北二堡，“北即宁泽团，有城隍庙、涝店桥”。大王镇有东西二堡，“一为宁福团，有城隍庙”。南乡庞光镇，“三堡，有城隍庙”。东乡赵王镇，“东西二堡，东为安民团，有城隍庙”。秦渡镇，有四堡，“北为安韬团，有铺墩、城隍庙”⁽⁶¹⁾。

乾州关头、姜村、薛禄三地建有城隍庙。关头镇城隍庙，康熙四十八年（1709）修；姜村镇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增祀城隍于太山庙；薛禄镇也有城隍庙，始建不详。三地都建有城堡。崇祯《乾州志》将“姜村堡”、“薛禄镇”、“关头镇”列入“镇堡”，前附图则作“薛禄堡”、“关头堡”、“姜村堡”，其中，姜村堡、关头堡绘城堡形制⁽⁶²⁾。

澄城县寺前镇城隍庙，始建未详，据民国《澄城县附志》，寺前镇为澄城县重镇，筑有城堡：“寺前镇，县东南四十五里，当同、郃孔道。又邑南往朝必经之地，为古勾仓驿。明嘉靖丙午，知县徐效贤创筑，曰遵义堡。”⁽⁶³⁾

由此可见，村镇城隍庙的建造与所在聚落建有堡寨有关。从村镇城隍庙所在聚落的名称也可以知道二者的关系。在陕西地区，建有堡寨形式防御设施的聚落，一般以“堡”、“寨”、“屯”、“营”命名，最为常用的是“堡”与“寨”⁽⁶⁴⁾。所以，带有“堡”、“寨”的村镇地名，通常表示该地应是建有堡寨的，比如“附表”所见老堡子、六曲堡、流曲堡、石鼻寨、平地堡、殷袁寨、南神寨等等。

村镇城隍庙所在聚落，有相当一部分是所谓的“镇”。一般而言，镇处于乡村与县治的中间层级，地位上升可为县治，县治取消或迁移则可降为镇。因此，作为行政治所的标志，城隍庙建于镇的现象，尤为学人关注。

根据地方志的记载，明清时期陕西镇的数量非常之多，比如西安府渭南县，明嘉靖年间境内凡21镇，至清道光年以后，增至38镇⁽⁶⁵⁾。同州朝邑县，在万历时期有11镇，至康熙年间存8镇⁽⁶⁶⁾。密度甚至与同期商品经济高度发展、镇市大量出现的江南地区相当⁽⁶⁷⁾。明清时期镇的概念界定，至今尚未达成一致。一般认为，就边地而言，与内地之镇有所不同。根据《元丰九域志》统计显示，永兴军路、秦凤路、成都府路、梓州路等地（四川与西北边地）设镇明显偏多。原因之一在于，这些镇与内地之镇标准不同，仍然沿袭宋以前军事性质，而非纯经济性质的小城市聚落⁽⁶⁸⁾。明清时期陕西地区那些称为镇的聚落，有相当一部分只是前代名称的沿袭，与经济是否发展关系不大⁽⁶⁹⁾。康熙《延安府志》卷一《舆地志·镇堡》对陕北地区镇的论述足能说明此点：“按邑之有镇店，或因废城而居民仍辐辏者，或离城辽阔而乡堡立集市以通贸易者，或冲要之区，为往来行旅所必经者，鸠众聚居，亦各邑之藩篱也。名有称堡称镇，只属一乡区尔。足征用武之余风云。”⁽⁷⁰⁾

陕西之镇与城堡具有天然的联系。考察这些镇，多在前代设置。除了像陕北那样集中与军镇有关之外，还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治城，由于治城的迁移或者撤销，旧治降为镇，成为一方重地，原有城墙在后世多会或多或少有所保留，甚或重建。宝鸡县虢镇，为旧虢县治，乾隆《宝鸡县志》称“今为市镇第一”。民国《宝鸡县志》卷三《建置·城池》谓：虢镇城，建自西虢，周二里。明清时期屡有增修，至民国初年，“周长一千四百四十八弓，高三丈”⁽⁷¹⁾。民国《黄陵县志》卷一《建置志·堡寨》“隆坊镇堡”：旧筑城，元撤并坊州，其遗址乃改为镇，名曰隆坊，“至何代修筑环城，则无考”。到民国年间，惟西城倾圮，其余保存尚好⁽⁷²⁾。

因此，所谓旧治城隍庙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一地在历史上曾为治所，但没有留下城隍庙，或者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根本就没有建置，在降为镇或村落后，该地又建起城隍庙，虽然此庙之建有其他信仰依据比如城墙，但当地人还是将庙宇和旧治联系起来，说是旧治所遗。

明清时期陕西镇的另一个来源是前代之镇。根据《元丰九域志》等文献记载，子午、鸣犊、秦渡、甘河、薛禄、寺前、新市、延祥等在宋代就已设镇⁽⁷³⁾，甚至更早。这些镇有无城墙围护？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加藤繁在《唐宋时代的草市及其发展》一文中提出，唐宋时代“县治大多有城墙围着，而镇的市街地区（就是镇市），似乎普遍都没有城墙”。但郭正忠商榷认为，镇有无城墙的问题，只能具体研究，不可一概而论。边境地区的河东、陕西五路地区的镇，同州县寨一样有城⁽⁷⁴⁾。根据城隍神的自然神属性，那些有城墙围护的镇，也可建有城隍庙。姜士彬研究唐宋时期的城隍信仰，也有类似的推断。只是他了解的个案有限，而且，其时尚无研究表明唐宋时代的镇有城堡形制。他说：

我们所知的唐宋“城”与“隍”之神的庙宇坐落于地方治所，这一事实的原因何在？我确信，那是因为，在那个时代，郡县治所事实上是唯一拥有城墙的坚固聚落。由于没有唐宋时期带墙城市的综合统计数字，所以我不能证实此点。确实，一些学者已经提出，在宋代，一些被称为“镇”（smaller towns）的小型城市经由军镇（garrisons）发展而来，其后在数量上有了快速的增长。我认为，只有很少的这种镇（与实际的军镇不同，如我们先前提到的大固山上的那个）有城墙，这需要反面的证据。⁽⁷⁵⁾

可以推测，见于明清时期文献的这些镇城隍庙，也可能同镇本身一样，乃前代所遗。人们也习惯于这样追述古镇城隍庙的历史。朝邑县仓头镇有所谓“宋敕建城隍庙”，万历《续朝邑县志》卷一《地形志》：“高阳城，今高城镇仓头村，故延祥镇。唐太宗休长春宫资永丰仓，即此。故有土神祠。宋真宗祀华岳，渡渭阻风，梦老父出迎，旦日助一冰桥。帝感其灵，物色之为土神也。赐冕旒，封为城隍之神。今古碑残毁，龟趺独存。”⁽⁷⁶⁾其说虽不经，但该庙建于宋元时期的高阳城，亦有可能。乾州薛禄于宋代设镇，据崇祯《乾州志》的说法，此地乃唐朝薛仁贵的采邑（“食采于此”）⁽⁷⁷⁾。故近年所立镇城隍庙迁修碑，开首即云“神庙据传始建于唐时”⁽⁷⁸⁾。一些镇城隍庙在明代前期甚至更早就已经建立，恐怕也与所在镇建置较早有关。盩厔县哑柏镇，咸丰九年（1859）《重修城隍庙碑记》称：“阅碑记所载，重修于明成化二十年春正月。”⁽⁷⁹⁾嘉靖《渭南县志》卷四《祠祀考》上载有仓头、孝义、田市、故市四镇城隍庙。长安县子午镇，嘉靖十八年（1539）重修。

约从明代中后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镇作为一定区域内商贸交流中心的功能逐渐增强，同时出现了较多以商贸为中心的新兴城镇。这样一些新兴城镇，一般也都具有“城堡形制”。比如商州龙驹寨为明中叶后发展起来的商业水旱码头，乾隆《直隶商州志》卷五《建置·关梁》云：境有东西二寨，据鸡冠山。“其地水走襄阳，陆入关辅，南北辐辏一巨镇也。”⁽⁸⁰⁾其城隍庙始建未详，见于光绪年编《陕西商州直隶州乡土志·祠庙》⁽⁸¹⁾。

镇的繁荣，使得商人自然成为建造庙宇的重要参与者。在庞光镇、魏公镇等地城隍庙捐资碑记中，可以看到各行各业众多商号的名字。但商人的参与并不表示镇城隍庙之建与所在镇经济发展存在过多联系。

正是由于陕西村镇城隍庙多因堡寨而建，所以，在村镇城隍庙神与所属州县城隍庙神的关系上，体现出与江南等地村镇城隍庙神不同的性格。

滨岛发现，江南地区除了极少的例外，“大多数的镇城隍庙，都以所属州县及府的城隍神为祭神”⁽⁸²⁾。因此，镇城隍庙一般具有所属府州县城隍神行宫的性质。在台湾，私祀城隍神大部分是移民自原乡分香而来，也有少数是从台湾本岛其他官祀城隍庙分香而来⁽⁸³⁾。类似情形在陕西地区很少见到。

西安府的城隍神，未见记载。附郭咸宁县本无城隍庙，大约在清代中叶，以前朝知县满朝荐生祠作为城隍庙，祀满公为城隍神⁽⁸⁴⁾。咸宁辖下王曲镇城隍庙，早于县城隍庙之建，供奉的则是汉将纪信⁽⁸⁵⁾。同为西安府附郭的长安县，樊家村的城隍神，则是汉将周亚夫⁽⁸⁶⁾。同州府朝邑县仓头镇城隍，据说为宋真宗所封。同邑两女镇城隍庙，则“服冕旒衣黄袍，云是京城隍之职”⁽⁸⁷⁾。沔县城隍庙“相传以为即土主白马王”，白马王为晋人杨盛。治下黄沙镇城隍庙神，“父老相传，神本南郑城隍”⁽⁸⁸⁾。汉中府城隍庙祀汉将军纪信。附郭县南郑旧无庙祀，乾隆年间始设位立庙，而神本在沔县黄沙镇。南郑治下廉水故城城隍庙则为宋廉水令施为可。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九《职官》：施为可，宣和间为廉水县令，“今廉水乡隶南郑，乡民祀城隍神即施公”⁽⁸⁹⁾。

一些村镇城隍庙神名姓不详，但可以确定它们是所在聚落的城隍，而非郡邑的。鄠县庞光镇城隍庙，嘉庆十三年（1808）重修碑称“土主庙”⁽⁹⁰⁾。武功县魏公镇城隍庙神，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碑记中，则被称为“镇主”⁽⁹¹⁾。不仅如此，有些村镇城隍庙神拥有与村镇有关的一定范围的辖区，盩厔县祖庵镇城隍庙，称“八所城隍庙”⁽⁹²⁾。乾州薛禄镇城隍庙神“辖县南八十八大村”⁽⁹³⁾。相传地位比县城隍高，是县城隍的舅舅⁽⁹⁴⁾。

可见，陕西地区绝大多数村镇城隍庙与所属州县城隍庙并不存在行宫与本庙的关系。也有所谓城隍行宫，但基本建于城外，为城隍神出巡祭厉之所。比如，在镇安县，“清道光间，知县徐昆就厉坛建（城隍）行宫三间，并置仪仗神轿等事，岁以三□两月八日为赛会期”⁽⁹⁵⁾。当然，也有“异例”存在。长安太乙宫镇西岔村城隍庙称“十三省总督城隍殿”，又称“总督城隍行宫处祠”，是王曲十三省总城隍的行宫。长安大峪乡下河滩村城隍庙，庙额题“西岐山城隍庙”，据2001年新建庙碑，庙建于清代咸丰年间，传说城隍显灵，救民于战乱，民感神恩而建庙⁽⁹⁶⁾。据说，庙堂正中正襟危坐的乃是县城隍⁽⁹⁷⁾。

在村镇城隍庙神与所属州县城隍神的关系上，陕西地区与江南等地何以存在如此差异？滨岛敦俊通过江南地区镇城隍庙以所属州县城隍神为祭神这一现象，说明江南市镇尚缺乏作为一个“城市”的意识，“他们与其说希冀作为一个‘城市’而自立、自主、自治，不如说是想在‘首都（皇帝）—省城—府城—州县城’这样等级分明的行政体系中找到自己的相应位置”⁽⁹⁸⁾。凌淑菀则指出：“私祀城隍神仍是依附在政权建构的城隍信仰体系之下，接受一个府、县、厅只有一个正统城隍的概念，基本上，台湾城隍信仰整体而言是被政权公开提倡的，并不因城隍神是私祀的即遭受官方的迫害和禁止。”⁽⁹⁹⁾两人的分析有一个共同点：村镇城隍庙奉祀的，不是独立的城隍神个体，借此以获得奉祀的正当性。不正当的根源在于，这些城隍庙所在聚落不仅在地位上处于州县以下，而且，不论江南还是台湾，这些聚落大多没有城墙（对前者而言，最多只是一些木栅）。

从城隍神的社会神属性看，作为冥官，不能在一个基层行政区域内出现一个以上正统城隍神，所以，治所城隍庙之外，如果存在其他城隍庙，是可以视其为行宫、别庙的。方志或将村镇城隍庙系于邑庙之下，即是出于这样一种观念。但是，从城隍神的自然神属性来讲，它是城市守护神，每一座达到一定规模的带墙聚落，理论上都可建有城隍庙，而且，不同的带墙聚落，城隍神也不应相同。陕西地区村镇城隍庙所在聚落大都建有城池、堡寨，即是城隍神自然神属性的反映⁽¹⁰⁰⁾。

正因如此，我们很难看到对于陕西地区村镇城隍庙的非议与责难。万历二十五年（1597），云阳镇重修城隍庙，举人程佳士记其事，有云：

佳士曰：他庙散人间，无论淫不淫者，家有象，村有宇，独城隍则有专设，邑无两焉，示无狎也。云阳既镇矣，而崇庙维新，伏腊明禋，殆所谓百化而覆露一方者也。以天之道，鬼神之灵，凡在此土者，日有竞竞，务澡行修事，以答神贶。不则，神捧大明而来，烛我遐远

恶恶，畴能逃者，降罚不浅矣。然不佞佳士犹有言焉，先朝李梦阳有云：父母不弃改过之子，天地亦鉴洗心之物。待其罪恶已成而割，则民仇法，神仇民也。莫若启衷默移，驱民于不可知之善，使无以玩嚣得过神明，则下民之淳，地方之福也。神其据焉!⁽¹⁰¹⁾

程佳士提出一邑不应有两座城隍庙，但他似乎不是从城隍神作为冥官的特性立论，仅是为了表示郑重（“无狎”）。而在其后，却用了大段的文字说云阳降为镇后，仍然覆露一方，庇佑地方。反过来说明云阳镇城隍庙之设有助教化了。地方志书对村镇城隍庙鲜有议论。乾隆《华阴县志》卷四《建置·庙》记述寺南堡城隍庙时，简要回顾了唐宋以来城隍信仰的发展，然后说：“据此，（城隍神）宋代尚未赫奕，明初列于祀典，则无县无之，而今且建于里社矣。”⁽¹⁰²⁾只是指明注意到村镇出现城隍庙这样一个事实，再无更多的议论。方志的记述大致如此。

在比较下层的聚落出现城隍庙，是明清时期城隍信仰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这是滨岛敦俊研究明清江南地区城隍信仰提出的观点。本文所展示的陕西村镇城隍庙图景再一次证明，城隍庙大量出现在县以下聚落中，确实是明清时期城隍信仰的重要变化，但这一变化并不局限于江南地区。而且，村镇城隍庙也并不始于明代，旧治城隍庙与军镇城隍庙的存在，表明村镇城隍庙在明代以前就已出现。

对村镇城隍庙的探讨，实质是对城隍庙建置依据的探讨。由于没有制度上的规定性，村镇城隍庙的建置，比起统一制度规定下建造的府州县城隍庙，更能显示城隍神信仰的特性。

陕西村镇城隍庙所在聚落，一般具有城堡形制。自唐宋以来，作为重要军事区域，陕西地区在长期战乱的社会历史背景下，除了建有国家军事防御体系的城堡之外，从州县治所到村镇，也广泛建置堡寨。村镇城隍庙的建置即与堡寨的建造有关。一般认为，城隍神起源于对“城”与“隍”的崇拜，是城市守护神，在唐代以后渐具“冥官”角色。作为冥官，行政治所即使没有建造城郭，有的也建起城隍庙。但作为城市守护神，建有城堡之地，就有可能建造城隍庙，这是城隍神见诸文献以来具有的普遍性原则。陕西地区的特色就在于，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集中地体现了这样的原则。陕西地区的村镇城隍庙成为明清时期村镇城隍信仰的一种重要类型。

②《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下）》记载，有城隍庙建于今长安县大峪乡南寨村，为清代建筑。“占地面积约1620平方米，坐西向东。现存大殿、中殿及北厢房。”（第115页）据我的调查，南寨城隍庙毁于20世纪50年代后，现片瓦无存，为学校所在。近年，村民于村北新建庙宇，一进数间。《中国文物地图集》记载恐有误。

①据康振仁《永寿县城今昔》一文，1930年监军镇成为永寿县治前，有城隍庙在香山寺内。

①1929年，朝邑大庆关置平民县。1931年修《平民县志》卷一《建置志·祠庙》云：“城隍庙，在中山街前，建设局在焉。”按民国时期城隍庙在应废神祠之列，所以不太可能创建城隍庙。建设局设在城隍庙，表明城隍庙早已存在。

①城固县柳林镇纪信祠，载在旧志。相传纪信为城隍神，该祠也被称为城隍庙。

①嘉庆七年（1802）移治白土关。时白土关已建城隍庙。见于乾隆《平利县志书》卷二《祠庙》，乾隆二十一年（1756）刻本，第28页。

①靖边县旧治靖边城（又称新城堡），同治年间移治镇靖堡。

Research on City-God Cults in the Ming-Qing Shaanxi Area：the Relations between Fort-type Settlements and City-God Temples

Abstract：It is noteworthy that in the Ming-Qing Dynasties there were hundreds of city-god temples in towns and villages in Shaanxi area．From Tang-Sung，as the important military area and embroiled in endless wars，Shaanxi had a large number fort-type settlements established from county capitals to towns and villages besides castles as national defense system．The establishment of city-god temples in towns and villages connected with that of forttype settlements．As the protection god，city-god temple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the city with walls．And this is the general principle since city-god were documented．Shaanxi is unique in that it had epitomized the principle．In the Ming-Qing Dynasties city-god temples in towns and villages in Shaanxi were the important type of the worship of city-god temples in towns and villages．

Keywords：Shaanxi，City-God Temples in Towns and Villages，Fort-type Settlements

(1)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城隍信仰史研究”（项目编号NKZXB10068）系列成果之一。初稿曾提交“断裂与延续：金元以来的华北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吴真博士富有建设性的意见让我受益良多，谨致谢忱!

(2)滨岛敦俊就此议题发表的学术论文主要为《明清江南城隍考》（日本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都市の歷史》，刀水书房，1988年。中译本《明清江南城隍考——商品经济的发达与农民信仰》，沈中琦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明清江南城隍考·补考》（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の都市と农村》，汲古书院，1992年），两文后经补充，写入氏著《总管信仰——近世江南农村社会と民间信仰》（研文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朱海滨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中国学者申浩、赵世瑜、吴滔、荣真等人从不同角度对滨岛的研究提出引申、质疑与修正。此不论列。

(3)凌淑菀：《台湾城隍信仰的建立与发展（1683—1945）》，台湾中正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74—79页。

(4)张传勇：《明清山东城隍庙“异例”考》，载《聊城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5)由于区域社会历史差异与学者研究旨趣不同，明清时期县以下聚落城隍庙在不同研究中名称各异。滨岛敦俊将伴随江南地区商业化主要出现在市镇中的城隍庙，称为镇城隍庙；凌淑菀则将清领时期台湾由民间建造、祭祀的城隍庙称为民祀城隍庙。与其对应的是官祀城隍庙，由官府建造、定期祭祀并列入官府祀典。（凌淑菀前引文，第70—78页）本文则从建置处所考察，统称为村镇城隍庙。

(6)赵崡：《石墨镌华》卷四，乾隆三十九年（1774）刻“知不足斋丛书”本，第8页。

(7)嘉庆《长安县志》卷一六《祠祀志》，1936年铅印本，第2页。

(8)民国《重修鄠县志》卷二《祠庙》，1933年铅印本，第38页。

(9)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陕西旧志现存约410种，除20余种不易见到外，其余均已翻阅。

(17)网络媒体也有一些陕西村镇城隍庙的记述，虽只言片语或无意提及，但基本是真实可信的，有些在我的调查中已得到证实。未及证实的还有神木县杨家城城隍庙，见王晓华《陕北民居考察》，载“陕北旅游资料网”，网址：http://www.xtour.cn/2004-12/2004126191131.htm,2004-12-06。南郑武乡镇城隍庙，见和讯博客载文“春天的聚会”，网址：http://7778783.blog.hexun.com/32108857_d.html,2009-04-27。沔县（今勉县）留旗营村城隍庙，见“陕西省汉中市勉县网”载文“太平天国驻军过的村庄——留旗营村”，网址：http://mianxian.678114.com/Html/hangye/nonglinmuyu/200804210835B2B0.htm,2008-04-21。郿县（今眉县）横渠镇城隍庙，见“眉县政府公众信息网”载文“张载祠如何走进旅游大市场？”网址：http://www.sxmx.gov.cn/wMcmsG_ShowArticle.asp?wMcms_ArticleID=847,2009-10-09。澄城县安里乡高槐村城隍庙（“城隍故居”），参见“澄城在线”载文“安里高槐村的城隍故居照片”，网址：http://www.715200.com/forum/ctopic.asp?boardid=853＆topicid=728859,2007-12-26等等。

(18)这样的情形很多，比如盩厔县南神寨（今广济镇）城外原有城隍庙，一进三间，建筑工艺精湛，为本地一绝。20世纪40年代毁于祝融。基址在今镇粮站路北。各类文献资料对此庙均未言及。2010年4月初，我到该镇调查，即七旬老者亦多以未建相对，幸得文史专家李林先生（现年65岁）热心指教，我才知道广济镇城隍庙的简要历史。我相信，如果没有适当的文字记录，若干年后，即使广济镇人也未必会知道镇上曾建有城隍庙。

(19)由于没有进行一定的实地调查，数目可能不止于此。比如，今邹平县临池镇古城村为宋於陵县旧治，20世纪50年代以前，村里还保留有城隍庙。由于没有任何文字记载，我没有注意到。类似情形还有今武城县四女寺镇（原隶旧恩县）城隍庙、今沂水县马站镇杨家城子村城隍庙等。

(20)江南松江府上海县，民国《上海县续志》卷二九《杂记二·寺观》记载了10座镇城隍庙（1918年刻本，第5—16页）。而在青浦，民国《青浦县续志》卷三《建置》则载有城隍庙“别庙十七”。（1934年刻本，第11—12页）同郡娄县、金山、南汇、华亭大多如此。滨岛敦俊在江南城隍庙的研究中，列举了上述诸县城隍庙。但依据民国《上海县续志》所作的统计为9座。参见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第209页。

(24)光绪十八年（1892）刻本，第13页。梁泉县，北魏置县，元至元五年（1268）撤销。黄花县，唐武德元年（618）设，宝历元年（825）降为黄花镇，并入梁泉县。

(25)子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子长县志》第二十四编《文物》，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96页。

(26)光绪《沔县志》卷二《建置志》，光绪九年（1883）刻本，第3页、第9页。

(27)现存光绪三十三年（1907）《重修终南镇东关城隍庙碑记》称“州城隍庙”。2004年立《城隍庙兴建志》则云“终南东关三里城隍庙原名古恒州城隍庙”。两碑均在终南镇城隍庙。又近年重建的城隍庙大殿前悬“古恒州城隍庙”匾额。

(28)道光十四年（1834）重修碑，存终南镇城隍庙内。碑有残缺，字迹漫漶。

(29)康熙二十八年（1689）刻本，第10页。按廉水县置废时间，文献说法不一，见乾隆《南郑县志》卷十《古迹》，乾隆五十九年（1794）刻本，第1—2页。

(30)李漱玉：《重修廉水县城隍庙记》，收于陈显远编著《汉中碑石》，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6、277页。

(31)《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陕西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6年，第310—311页。

(32)三原县（元至元二十四年移驻龙桥镇）康家堡在县东北15里，三原故城更在康家堡东北15里，于是就有了康家堡附近城隍庙乃旧县城隍庙的说法。一篇介绍该庙的文章说：“据残存明成化时，重修庙宇碑文记载：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县城由故址迁移龙桥镇时，将城隍偶像舁至此处，谓神不愿行，乃于当地建庙宇，四时享祭，故名‘旧县城隍庙’，群众称‘旧县庙’。”见赵天胜《旧县庙史话》，载《三原文史资料》第7辑（1990年），第178—181页。

(33)近来有学者指出，将城墙作为中国传统城市的标志之一是不完全准确的，至少，宋元与明中期的一些特定时段，中国很多地方城市长期处于城垣颓圮、甚至无城墙的状态。参见成一农《宋、元以及明代前中期城市城墙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载［日］中村圭尔、辛德勇编《中日古代城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183页）与鲁西齐、马剑《城墙内的城市？——中国古代治所城市形态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2期）。这种观点丰富了我们对传统城市的认识，但就观念而言，治城是要建城墙的，有些地区可能因为没有必要，或者某一时间段因故没有建造，不能因此否定城墙与治城的关系。而且，朝廷不立城墙的政策，主要在内地实施，在边防要地比如陕西则未实行。

(34)台湾学者赖亮郡在《唐五代的城隍信仰》（《兴大历史学报》第17期，2006年）一文中提出，城隍是东晋南朝时，因应流民移住到南方土地之需要，从土地神分化而出的新信仰。令人耳目一新。可为一家之言。

(35)滨岛敦俊《东亚诸国的城隍信仰》一文也提到这一问题，他说，从南北朝到明代止，有城隍庙的州县治所下降为村镇的事例并非罕见，“但在宋代以来不断开发的江南三角洲低地，这样的现象相对来说少见”（载林纬毅主编《城隍信仰》，新加坡韮菜芭城隍庙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迄今为止，对各地不同时期的旧治尚无专门统计。可以参照的是章生道对不同历史时期各省新设治城的统计，包括陕西在内的华北地区，所拥有的治城数目总体上较其他地区为多。Sen-dao Chang：The Historical Trend of Chinese Urbanization，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53－2，1963.

(36)David Johnson：The City-God Cults of T'ang and Sung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45－2，1985．王涛统计了唐宋80余座城隍庙，认为：若将整个中国以秦岭—淮河为界分为南北两个大的区域，“城隍神主要存在于南方城市中，约占87%左右。”陕西地区只有1座。王涛：《唐宋时期城市保护神研究——以毗沙天王和城隍为中心》，首都师大博士论文，2007年，第48—53、72页。

(37)明清以来文献中，其实保存了相当多的前代城隍庙的信息。略举两例。乾隆《［甘肃］合水县志》卷上《坛庙》载城隍庙碑亭有题“庆州合水县重修城隍土地庙记”石碑一通，立于宋崇宁二年（1103）。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民国间抄本，第21页。又宣统《重修泾阳县志》卷二《地理志下·金石》收录金正隆三年（1158）《金云阳县移修灵应城隍庙记》［宣统三年（1911）铅印本，第32页］，卷末《阙访》著录金大定三年（1163）《云阳县城隍庙创修乐台碑》（第8页）。梳理这些文献，是非常费力的事情，但又是不能缺少的。

(38)详参李华瑞《宋夏关系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1—289页。

(39)李晓斌、刘继涛：《庄浪出土的〈大宋王家城新建城隍庙之记〉石碑考略》，《陇右文博》2004年第1期。

(40)《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13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71、18页。

(42)康熙《延绥镇志》卷一《地理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27册，第292页。

(43)万历《延绥镇志》卷一《舆图·延绥镇图说》，万历三十五年（1607）刻本，第10页。据该志卷一《建置沿革》载，延绥镇包括榆林卫在内共有38座城堡。其中安边营堡有新旧之分。

(44)《延绥镇志》卷四《庙祀》，万历三十五年（1607）刻本，第8页。

(45)康熙四十三年（1704）增刻本，第1页。按清代雍正年榆林卫改府前，榆林沿边各堡归延安府管理。

(46)民国《汝城县志》卷一〇《纪幽上》，1932年刻本，第20页。

(47)康熙《元城县志》卷六《碑记》，康熙十五年（1676）刻本，第11页。

(48)刘景纯：《清前中期黄土高原地区沿边军事城镇及其功能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2期。

(49)《横山县志》卷二《建置志·祠祀》，1929年石印本，第8页。

(51)长安县地名志编纂委员会、长安县民政局编：《陕西省长安县地名志》，2000年，第205、72、106页。

(52)嘉靖《澄城县志》卷一《建置志·镇堡》，咸丰元年（1851）重刻本，第18页。

(54)康熙《鄠县志》卷四《乡堡》，康熙二十一年（1682）刻本，第24—25页。

(55)康熙《泾阳县志》卷二《建置志》，康熙九年（1670）刻本，第19页。

(56)陈宏谋：《兴除事宜示》，《培远堂偶存稿》文檄卷二七，清刻本，第38页。

(57)贺长龄辑：《清经世文编》卷八九《兵政》，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第9页。

(58)有关陕西堡寨的研究，可参见王绚《传统堡寨聚落研究——兼以秦晋地区为中心》，天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59)万历《鄠县志》卷四《田赋志·团堡》，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万历间刻本（按该志明刘璞修、赵崡撰，然该志记事至崇祯年，题名似有误），第16—18页。秦渡旧有城。该志卷三《古迹考》载秦渡即古丰地，“丰旧城在焉。”（第6页）则此次筑堡当为重筑。

(61)乾隆《鄠县新志》卷一《地理志》，乾隆四十二年刻本，第16—26页。

(62)光绪《乾州志稿》卷七《祠祀志》，光绪十年（1884）刻本，第1页。崇祯《乾州志》卷上《建置志·镇堡》，《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第15册，商务印书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150页。王锡□：《重修太山庙碑记》［乾隆五十二年（1787）］，碑存姜村镇泰山城隍庙内。

(64)王绚、黄为隽、侯鑫：《陕西地区的传统堡寨聚落》，《西北工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65)嘉靖《渭南县志》卷二《建置》，第55页；道光《重辑渭南县志》卷五《疆野》，道光九年（1829）刻本，第8—10页。

(66)万历《续朝邑县志》卷二《建置志》，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刻本，第5页；康熙《朝邑县后志》卷二《建置》，康熙五十一年（1712）刻本，第12页。

(67)有关明清时期江南市镇数量的研究，参看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载氏著《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162页。该文还以江南方志之记述为中心，对明清时期市镇（镇市）的涵义与特征作了考察。

(68)郁越祖：《关于宋代建制镇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历史地理》第六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107页。

(69)此一问题尚无专门深入的研究。刘景纯对清代黄土高原地区有些所谓“镇”只是地名镇，并非市镇的现象有所揭示。参见氏著《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地理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2—43页。邓亦兵《清代前期的市镇》（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一文，也在篇末简要提及清代沿边地区的镇与内地不同。

(73)（宋）王存撰，王文楚、魏嵩山点校：《元丰九域志》卷三《陕西路》，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4—122页。

(74)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台北：华世出版社1981年，第367页；郭正忠：《关于唐宋镇市“城墙”问题的考察——读〈支那经济史考证〉辨误》，《齐鲁学刊》1986年第4期；郁越祖：《关于宋代建制镇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第102页。

(75)David Johnson：The City-God Cults of T'ang and Sung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45－2，1985．

(78)《乾县薛禄镇城隍庙迁修碑记》（1992年），碑存薛禄镇城隍庙。

(81)《乡土志抄稿本选编》第7册，北京：线装书局2002年版，第247页。

(82)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第218—219页。

(84)嘉庆《咸宁县志》卷一二《祠祀志》，1936年铅印本，第14页。

(85)长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长安县志》第十三编《习俗、方言、宗教》，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4页。一说为明代御史邹应龙。见长安县地名志编纂委员会、长安县民政局编《陕西省长安县地名志》（内部发行），第71页。

(86)民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卷七《祠祀志》，1936年铅印本，第33页。

(87)康熙《朝邑县后志》卷八《杂记》，康熙五十一年（1712）刻本，第73页。

(88)光绪《沔县志》卷二《建置志·祠祀》，光绪九年刻本，第7—10页。

(89)嘉庆十九年（1814）年刻本，第31页。李漱玉《重修廉水县城隍庙碑》也载有此说，见陈显远编著《汉中碑石》，第276—277页。

(90)高尚徽：《本镇七堡重修碑记》，碑在杨家堡城隍庙大殿前。

(92)现在的祖庵镇城隍庙额题“户县祖庵镇八所城隍庙”。按民国《盩厔县志》卷一《地理志·乡闾》，盩厔县东南区凡八所，“以祖庵镇为适中地”。1925年铅印本，第49页。

(94)雷经先，87岁，薛禄镇人；王永杰，68岁，薛禄镇人，2010年3月30日采访记录。

(95)民国《重修镇安县志》卷二《建置·坛庙》，《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第5册，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7年，第237页。

(96)骆新利：《重修城隍庙碑文》（2001年），碑存下河滩城隍庙内。

(97)王克有，65岁，下河滩城隍庙四会首人之一，2010年4月5日采访记录。

(98)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第222页。对此问题，滨岛敦俊最近在《东亚诸国的城隍信仰》一文中又有如下表述：江南地区经济繁荣的市镇，堪与县城并肩。“如此上升的市镇，终就要与其地位相应，寻求其中心地的象征，此即镇城隍的出现。依照‘三年改制’的原则，城隍庙只被承认于县城以上的行政都市，市镇自己随性的建立城隍庙，严密地说是‘淫祠’。不过江南三角洲多数的市镇，竞相建造城隍庙，把自己模仿为县城，欲提高自己的地位。”载林纬毅主编《城隍信仰》，第30页。

(100)民国《萧山县志稿》卷七《建置门·坛庙》关于“西兴城隍庙”记述方式的议论，正表明有城与否关系到城隍神庙的性质。其文云：“西兴城隍庙。康熙《刘志》原注：庙号永固王，亦称城隍者，当是吴越时于此建城，故有此称。乾隆志同。案康熙《刘志》于邑城隍庙外别标西兴城隍庙。乾隆志则系于邑庙之下，曰一在西兴镇。窃谓西兴旧有固陵城，其祀城隍宜也。且与邑庙别为一神。今从康熙志。”1935年铅印本，第3页。

(101)程佳士：《重修城隍庙暨献宇碑记》，碑存泾阳县博物馆。

(103)地名依据所出文献，并作必要标注。出处见于不同文献，仅记年代最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