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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变，撒旦将一个血腥的恶魔驱进了中国国土，即刻激起了中国民族的强烈愤慨。人们义愤填膺，同仇敌忾，纷纷以血肉之躯投向抗日战场。民众捐钱捐物，口诛笔伐。时任黑龙江省代主席的马占山在带领军民奋起抵抗的日子里，接到一封上海学生的电文。看后深受鼓励，即与将士们传阅。题目是《送北上将士》。文中写道：

这位写信的学生就是当时就读于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的刘雪庵。

当时的刘雪庵已在国内的音乐界小有名气，是著名音乐家黄自的四大门生（贺绿汀、江定仙、陈田鹤）之一。

“九一八”事变，将刘雪庵从吟风弄月的抒情乐曲中解脱出来，走上了铁与血的呐喊的征程。他用自己爱国的热情和音乐的天赋先后创作的《出发》《前进》《前线去》等歌曲，以“心的颤动”“灵的叫喊”，向千千万万同胞发出的抗战号召。而《中国空军军歌》《中国海军军歌》《我是军人》等歌曲，又成为激励千千万万军人英勇抗战，奋勇杀敌的战歌。他的《流亡三部曲》之二《离家》、之三《上前线》，是继《松花江上》“整日在关内流浪”之后，提出的“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的责问，进而喊出“跑上战场，誓死抵抗”的誓言。这两首歌曲情感炽热，旋律高昂，在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中影响极大。

然而最激动人心、最鼓舞斗志又流传最广的歌曲，要数他的《长城谣》：

那时的中华大地，无论是城市乡村，无论是前线后方，也无论是男女老少、官员百姓，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长城谣》的传唱。即便是现在，80年过去了，一代代的华人，他们走到哪里就把它带到哪里——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在美国纽约、费城、旧金山、洛杉矶等地，每逢每年的“中国日”（10月5日或6日）都要演奏中国歌曲。这些歌曲中，首选的就是《长城谣》。《长城谣》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一种精神力量的代表。

1941年，国民党发动了震惊世人的“皖南事变”，蒋介石同室操戈的罪恶行径遭到国人的谴责。为了揭露和批判国民党的背信弃义，周恩来授意郭沫若先生写了历史剧《屈原》，自任总指挥。该剧在重庆排演时，特聘刘雪庵为该剧谱写全部配乐和插曲。当时的刘雪庵正新婚燕尔，在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任教，得到邀请后他立即赶到了重庆剧场。在刘雪庵进行了精心的音乐创作后，《屈原》的演出非常成功，连续上演22场，场场爆满，创造了当时演艺界的奇迹。它不仅是一场艺术演出，也是一台政治审判和民主宣誓。《屈原》成功演出震撼了全中国。

事隔不久，国民党教育次长顾毓琇特为刘雪庵准备了一台“鸿门宴”，邀请他吃饭，想请他为自己新写的剧作《苏武牧羊》谱曲。国民党的意图是为了抵消《屈原》的影响，唤取百姓精忠报国、安定而不思变的情绪。刘雪庵深谙顾毓琇的意图，当场婉言拒绝了。然而这个正义的拒绝，却让他付出了艰辛的代价。不久他就被国立音乐学院开除出校，过上了流浪颠沛的生活。

在刘雪庵一生的音乐生涯中，除了有悲歌慷慨、赤胆热血的爱国情结外，他仍然充满着对天下黎民的人文关怀及百姓情结。国内一家媒体公司曾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流传在民间中最喜闻乐见的歌曲做了一个问卷调查。排在前三位的就有《何日君再来》。该乐曲优美快乐、婉转动人，歌词蕴含珍惜时光、珍惜爱情、盼望重逢的人生至情。在华人圈中风靡八十年，有谁人不知？有谁人不曾唱过？

刘雪庵是中华民族的音乐之魂！

刘雪庵是中国百姓的音乐大师……

然而，这个伟大的音乐巨星却在“五七”年及“文革”中陨落了。

他被下放到农村强行劳动。有一次，让他到田中择谷子的稗子。他是高度近视，无法辨认谷子和稗子，只有跪在田中，一跪就是10小时。晚上还要接受集体批判……那个时代让刘雪庵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身体和精神的折磨。爱妻在劳动改造中患骨癌去世，他也濒临死亡。

可是有着崇高艺术修养的刘雪庵，创作意志并未因此消沉。他强忍心中的创痛继续创作和改编了大量歌曲、器乐曲、民歌并翻译了法国著名歌剧《卡门》。1962年又将历史剧《屈原》的全部配乐进行了修改和发展，1980年与中央戏剧学院院长金山合作，重新谱写了《屈原》的插曲和音乐，使《屈原》以新的音乐形象再次登上舞台。更值得称道的是，刘雪庵从卧病到含冤死去，也没有丢下那支为民族大众歌唱的笔。这正如潘子农写给刘雪庵的《衷心颂》所云：“写啊，写啊……不流半点眼泪，强忍满身创伤。”

1985年5月18日，国家文化部、中国音乐学院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刘雪庵举行了追悼会。悼辞说：“刘先生半个世纪以来致力于我国的音乐艺术和音乐教育事业……以自己的耿耿忠心和辛勤劳动，培养了许多专业音乐人才，创作了大音音乐艺术作品，丰富了中国民族音乐的宝库。他尊重中国民族音乐传统，并具有不断探索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因而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特点和艺术风格，为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