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穿越雾季的《屈原》

啊，这宇宙中的伟大的诗！你们风，你们雷，你们电……发泄出无边无际的怒火，把这黑暗的宇宙，阴惨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

金山饰演的屈原

郭沫若以凛然的气势在怒吼，此时，他就是屈原，他就是自己笔下那个被楚怀王囚禁在东皇太乙庙里的屈原，他和屈原一样，胸中有无限的力量需要迸发，他要发出对这个时代的“天问”。

把一切的有形，一切的污秽，烧毁了吧，烧毁了吧！把这包含着一切罪恶的黑暗烧毁了吧！……

郭沫若全身心陶醉于这段《雷电颂》中，就像屈原陶醉于那著名的诗篇《天问》一样。突然，他一个轻捷的箭步跨到床上，仰望上天，继续发泄心中的块垒。洁白的床单上留下了一个个鞋印。

咆哮吧，雷！闪耀吧，电！把一切沉睡在黑暗怀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呀！……

郭沫若旧居

就这样一连四五个小时，郭沫若毫不疲倦，竟然将《屈原》剧本激情演绎了一遍。只见他时而开怀大笑，时而义愤填膺，时而低声吟哦。最后，当他念到“大幕徐徐拉下”，一时竟难以自拔，仍然沉浸在剧情之中，为失去“婵娟”而悲愤难抑。

还是周恩来带头鼓掌，打破了短暂的沉闷。一阵热烈的掌声之后，周恩来满意地笑着说：“屈原并没有写过这样的诗词，也不可能写得出来，这是郭老借着屈原的口说出自己心中的怨愤，也表达了蒋管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情，是对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好得很！”

白杨的腮边还挂着泪水，坐在角落里，沉浸在剧情中，一言不发。金山刚来重庆不久，望着满是脚印的床单，连说“值得，值得！”张瑞芳不能接受婵娟的死去，问道：“婵娟为何一定要死？”郭沫若回答：“越是美好的东西，它的毁灭就越会引起观众的悲剧感，让观众对黑暗的制度产生愤恨。”陈鲤庭导演此时想的是：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必然引起轰动。

就在当天晚上，大家讨论定了角色：金山饰演屈原，白杨饰演南后，张瑞芳饰演婵娟，顾而已饰演楚怀王，其余角色亦均由中华剧艺社、中国万岁剧团、中国艺术剧社、中电剧团的最佳演员担任，实际上，《屈原》成了“留渝剧人联合公演”。

周公馆

1941年初，寒冷笼罩在中国土地上，国民党制造了“皖南事变”，接着在大后方大肆逮捕、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将不便在重庆工作的人士分批逐步撤离到延安，而留在重庆的为数甚多的戏剧工作者，由于身处白色恐怖却没有宣泄的途径，心绪处于苦闷、愤怒之中。

周恩来抓准时机，提出举办庆祝郭沫若50寿辰和创作25周年纪念，他对郭沫若说：“为你做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为你举行创作25周年纪念又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阳翰笙负责具体运作，他几乎动员了当时中国的整个文艺界、文化界和新闻界。

重庆又名“雾都”，冬春时节云轻雾重。这一特殊气候现象，在抗战时期构成了一道天然的“保护屏障”。每值“雾季”，日军空袭减少，这便成为文艺团体活动的“黄金季节”——中国话剧史上著名的“雾季公演”由此而得名。

中共中央南方局毛泽东办公室

1941年10月11日，新组建的民营职业剧团中华剧艺社在重庆国泰大戏院举行首次公演，剧目为五幕话剧《大地回春》，揭开了中国剧运职业化演出的序幕，同时也拉开了雾季公演的大幕。

接着，作为庆寿大戏，郭沫若创作的历史剧《棠棣之花》上演，在短短两个月内，应各界要求竟三度公演，连演了四五十场，居然还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剧团不得不在《新华日报》上“敬向连日向隅者道歉”，并“敬告已看过三次者请勿再来”。

《棠棣之花》的成功，大大激发了沫若的创作热情，他决计“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借屈原的时代来象征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时代”，创作已经在心中构思多日的《屈原》。消息不胫而走，1942年元旦，报章上就已预告“今年将有《汉姆雷特》和《奥赛罗》型的史剧出现”。

元旦过后的第二天晚上，郭沫若开始动笔，每天不管社交、会务、应酬活动多么繁忙，都要挤出时间写《屈原》。这一路写下去，不觉头脑清明，妙思泉涌。由于写得过猛，连一支新的头号派克笔都被断了。他一边写，一边把原稿送去刻蜡纸油印，往往刻蜡纸的人远远赶不上他的写作速度。

《屈原》剧照

1942年1月11日夜，天官府周围的电灯早就熄灭了，四号三楼北边房间里的灯光却愈来愈明亮。五幕历史剧《屈原》已经写到最后一幕最末一场了，伏在桌上奋笔疾书的郭沫若，仿佛看见囚禁屈原的东皇太乙庙燃起了一片熊熊大火。他换了一张稿纸，标明第“126”页，得意非凡地写上了最后几行字：

一切俱已停当，火光烟雾愈烈。卫士垂拱于死者之右侧。屈原（手执花环在空中招展）：婵娟，婵娟，婵娟呀！你已经发了火，你已经征服了黑暗，你是永远永远的光明的存在呀！（将花环投于尸上）——幕徐徐下。

他这才搁下笔，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山城的冬夜虽然寒冷，但由于过度兴奋，他什么也不觉得。就像自己孕育多时的孩子终于顺利诞生，《屈原》脱稿以后，郭沫若如释重负。

听说《屈原》完稿了，许多报刊的编辑纷纷登门索求，希望能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

郭沫若当时是国民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这个职位虽然在他看来不过是国民党空摆在那里标榜民主的“花瓶”，但这个“花瓶”没有摔碎之前，还是可以利用的。为了便于今后演出，便于斗争，他决定将剧本交给国民党的报纸发表。1942年1月24日至2月7日，《中央日报》副刊连载了《屈原》，引起极大的反响。

红岩革命纪念馆

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读后，看出了作者的春秋笔法，大发雷霆，狠狠指责部下说：“怎么搞的？我们的报纸公然刊登起骂我们的东西来了！”立即下令撤销了《中央日报》副刊编辑孙伏园的职务。然而，其社会影响已无法抵消，郭沫若的目的已经达到。

1942年4月2日，《新华日报》第一版以醒目的字体登出大幅广告：《屈原》明日在国泰公演——中华剧艺社空前贡献；郭沫若先生空前杰作；重庆话剧界空前演出；全国第一的空前阵容；音乐与戏剧的空前试验。

4月3日，《屈原》如期在国泰影剧院开演。饰演屈原的金山，女朋友刚刚不辞而别出国去了，伤心、气愤和绝望的心情，全部释放到屈原里去了；饰演婵娟的张瑞芳，正在化妆间准备上场时，接到弟弟牺牲在抗日前线的消息，悲愤之情全部融进了戏里。台上台下群情激昂，彼此交融成一片沸腾的海洋。

第二天，重庆各报都作了报道，公认“此剧集，剧坛之精英”“上座之佳，空前未有”“堪称绝唱”。不少人半夜抱来被子睡在剧场门口，等候第二天售票，更有人专程从成都、贵阳赶来看戏。整个山城沸腾了，无论在教室内，在马路上，抑或在轮渡口、车站旁，时常可以听到“爆炸了吧！”的怒吼声。听说后来连人力车夫受到屈辱之后，也会喊几声“爆炸吧！”

《屈原》演出后带来的连锁反应，是国民政府始料未及的。陈立夫、潘公展、张道藩等人颇为《屈原》的事感到头痛，决定压压《屈原》的气焰，于是别有用心地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所谓“招待会”，邀请剧作者和全体演员出席，还安排了一帮御用文人参加。

会上，潘公展首先发难，涨红着脸气势汹汹地质问：“什么叫爆炸？什么叫划破黑暗？现在有人在造反，借演戏搞不正当活动！”原山东省立剧院院长王泊生赶紧跟进，对《屈原》进行百般诋毁，要求立即禁演。潘公展当场表示同意。

郭沫若和演员们从头到尾没来得及发表一句自己的观点。听到这里，郭沫若带领全体演员潇洒自如地昂首阔步退出会场，以不屑一顾的态度表示了严正的抗议。事后，郭沫若对友人说：“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文禁愈严，总是灭亡之期愈近，那是辩证的规律。”

《屈原》在重庆首次公演17天，场场客满，卖座近30万。

4月20日演出最后一场，郭沫若特邀苏联大使潘友新前来观赏，恰好夏衍从香港回到重庆，也一同看戏。这天国民党有意破坏，中途断绝了剧场的用电，可是在观众们的支持和配合下，台上点起一盏油灯，演员们借着微弱的光亮继续往下演。说来也真巧，待到金山朗诵《雷电颂》的时候，剧场外面忽然电闪雷鸣，风雨交加。郭沫若与观众们无比振奋，好像不是在看戏，而是身临其境，亲眼得见历史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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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旧居

赖家桥全家院子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西永镇香蕉园村，是一座清朝晚期风格的四合院建筑。1939年，为躲避日军轰炸，郭沫若一家迁到了全家院子，因郭沫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全家大院也成为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的乡间办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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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馆即周恩来的旧居，又称为“曾家岩50号”，位于渝中区中山四路。1938年冬，中共代表团由武汉迁移重庆后，为便于工作，周恩来以个人名义租赁这幢房子，作为中共南方局在市内的一个主要办公地点，小楼地处街巷尽头，右侧为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的公馆，左侧是国民党警察局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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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址位于沙坪坝区化龙桥红岩村13号，是一幢三层木结构楼房。二楼有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办公室、卧室，陈列着当年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使用过的各种物品。三楼是办事处干部的工作间及宿舍，这里有一部秘密电台，可与延安直接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