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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租界四马路巡捕房。两青年男子急匆匆地往里闯，被英国捕头拦住。

“站住，你们有什么事吗？”

“我是邹容，前来投案。”走在前面的青年慷慨说道。

“去、去、去，你一个毛头小子，怎么可能是邹容。”英国捕头有些不耐烦。

“我正是满清政府要捕拿的——《革命军》的作者——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

这种气势，让英捕头不得不相信，这个小个子青年所言不假，“来人啦，拿下邹容。”

1903年7月1日晚，邹容在好友张继的陪伴下，步行到租界巡捕房投案，为“《苏报》案”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邹容，字蔚丹。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出生于四川巴县（今重庆市）夫子池洪家院子一个富商之家。邹容自幼聪敏，父亲希望他日后考取功名升官发财，但他却性格叛逆热衷新学。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春，年仅17岁的邹容东渡日本自费留学，进东京同文书院学习，希望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在这里，他结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革命青年，积极参加留学生的革命活动，同时，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新书籍，系统地研究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基础。

第二年春节，留日学生举行团拜会。这种盛会，已经在留日学生中小有名气的邹容自然要参加，并且他认为这是宣扬革命的最好机会。去之前，邹容就作好心理准备，要在团拜会上慷慨激扬地发表一通演讲，抗拒俄国入侵我国东北，揭露清王朝卖国的本质。

团拜会举行到一半，邹容瞅准时机大步跨上讲台，他只觉得胸中热血在奔涌：“站在这里，我突然想到了‘掷笔而起’四个字。今天，我们在异国他乡团拜，一团和气，而我们的祖国，却在洋人的铁蹄下痛苦地呻吟。国家不得安宁，我们还能安下心来读书吗？我们还有资格在这里喜气洋洋地迎接春天的到来吗？所以我提议，大家丢掉手中的笔，起来作拼死的斗争！”

“好啊——！”人群中响起一片喝彩声。

等会场稍稍平静，邹容接着演讲：“俄国人占领我东北三省，要求开放铁路、码头等，奴役我同胞，我们誓死将之赶出去！满清政府讨好洋人，割让土地求得片刻安宁，我们也应誓死将之推翻……”

邹容正讲得兴起，突然会场一阵骚乱。原来，清政府指派的留日陆军学监姚文甫听说学生们在这里集会宣扬推翻政府，带领日本警察前来干涉。

一场美好的团拜活动，就这样被驱散了，以聚众闹事的名义。由于姚文甫长期监视学生，破坏学生运动，向清廷打小报告，血气方刚的邹容决定找机会好生教训教训他，打打他的嚣张气焰。

这年3月，姚文甫与一位清朝驻日官员的小妾偷情被发现，在留日学生中广为流传。邹容终于等到了教训姚文甫的好机会。他邀约陈独秀、张继等几位好友，闯进姚文甫的宿舍，架住姚文甫的胳膊，大喝一声：“好一个学监，竟干出偷情这种下流的事！”邹容早想好了，通过这件事，灭了姚文甫的威风，让他不敢再和学生作对。

姚文甫怕丑事张扬出去，吓慌了神，连声求饶：“请诸位高抬贵手，饶我这一回吧！”

“饶你？你怎么没有饶我们呢？”邹容来之前就安了心的，“今天不罚你，天理不容，我问你，你是要脑袋还是要辫子？”

之前，姚文甫一直反对留日学生剪辫子。一听到“辫子”两个字，他立即慌了神，拼命挣脱一只手，护住脑后的长辫子。

邹容哪里容他多说，一把揪住姚文甫的辫子，从兜里掏出一把锃亮的剪刀，“咔嚓”一声，手起刀落，辫子已经耷拉在手上。姚文甫“呜呜”地哭了起来。

邹容将姚文甫的辫子带到留日学生会馆，悬在正梁上示众。这件事轰动了留日学生界，大家都拍手称快。

但是，邹容这种狂放悖逆行为也引起了清廷的极大震怒，在清廷和日本方面的双重压力下，他被迫离日回国。

邹容到达上海，寄住在泥城桥福源里的爱国学社内。

在这所学校里，他与章太炎成为了至交，甚至结为兄弟。尽管当时邹容18岁，章太炎35岁，两人年龄相差近17岁，但在两个同样狂放不羁且充满革命理想的人看来，年龄根本不是问题。由于章太炎是浙江人，邹容是重庆人，两人常以“东帝”和“西帝”互称，在一起纵论经世大业，谈论革命。

理论的提升和实践的总结，让邹容终于抓住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两个关键点：革命排满和民主共和。他认为，只有彻底推翻满清的封建统治，建立崭新的民主共和体制，才是中国的最佳出路。当时，尽管邹容不到20岁，但他的思想水平已达到很高的层次。

邹容的革命激情在胸中奔涌，他需要宣泄，需要阐述，需要将自己建立共和的理论系统地表达……这天晚上，他放下约翰·穆勒的《自由原论》，在简陋的书桌前铺开白纸，奋笔疾书：

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还命反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

邹容满腔豪情，他要写出一本振聋发聩的书，他要让整个中华大地石破天惊，他要用自己的笔唤醒沉睡中的国人。在日本期间已经酝酿在胸的《革命军》，此时如滔滔江水，从他的笔下喷涌而出。

经过数次修改，《革命军》一书终于定稿。在写完“自序”之后，邹容在文章末尾缓缓地写下了几个字——革命军中马前卒。

第一读者当然是章太炎。章太炎在一口气看完全书之后，情绪激动，立即写下一段文字：这是雷霆的声音，它能使人猛醒过来呀！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5月，《革命军》一书在上海出版单行本，犹如一声震撼大地的惊雷，在国内外引起强烈而巨大的影响，被誉为中国近代的“人权宣言”，吹响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进军号角。

《革命军》在上海出版的前三天，上海革命报刊《苏报》便抢先刊登了《〈革命军〉自序》和章太炎写的序。之后又相继发表了一系列评论《革命军》的文章，革命的火种正在慢慢点燃。

清廷当然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1903年6月29日，也就是《苏报》刊发章太炎《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的当天，在清政府的一再要求下，租界工部局终于发出对《苏报》相关人员的拘票。消息不胫而走，到6月30日巡捕上门时，拘票上列出的7人，有6人都早已躲了起来，唯有章太炎不躲不避，主动迎上前去说：“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于是，章太炎被捕。

章太炎的想法是，利用自己和其他革命志士的入狱，来扩大影响，达到宣传革命的目的。于是第二天，他写信给邹容，招他前来投案自首：我们这些书生，无法拿起刀、枪与清政府抗衡。只有怀着流血牺牲的必死决心，相约入狱，以唤起民众的觉醒。

当时，邹容与好友张继躲藏在虹口新闸新马路某里一外国传教士家中。接到章太炎的信，邹容义愤填膺：“章兄为革命而被捕，我岂能置身事外？”他决定慷慨赴义，不管张继如何劝阻，他始终意志不改。张继无奈，只得成全邹容，陪伴他前往巡捕房，于是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1904年5月，《苏报》案结，法庭正式宣判：邹容监禁两年，章太炎监禁三年，罚作苦工，限满开释，驱逐出境。

在狱中，邹容与章太炎互相勉励。有一次，章太炎随口吟了一首诗：

诗的前半段，赞扬邹容18岁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剪去了学监姚文甫的辫子，为革命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用牛肉充饥。诗的后半段，写入狱后的事，希望二人能并肩携手，走向刑场，为革命事业慷慨献身。

邹容听章太炎吟完诗，稍加思索，也吟出一首诗作答：

邹容在诗中赞扬了章太炎的爱国热情，表达了对章太炎的敬意，还写出了自己对革命坚定不移的信念，做梦都想和战友们一道，“同兴革命军”。

然而，残酷的折磨，恶劣的环境，摧毁了邹容本来就很衰弱的身体。1905年4月3日，邹容不幸在狱中病逝，年仅20岁。此时，距他出狱仅七十来天。

1912年2月，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追赠邹容为“大将军”，入祀忠烈祠，事迹存放国史馆。

邹容的一生就像一颗划过天空的彗星，虽然短暂，却光芒四射，他用最绚烂的光辉，将“革命”讯息洒向人间。吴玉章题诗赞曰：“少年壮志扫胡尘，叱咤风云‘革命军’。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

邹容烈士纪念碑位于重庆市渝中区南区公园内，1946年6月建成。石碑通高5.5米，为尖顶塔式。碑身四面均刻“邹容烈士纪念碑”。碑座为八棱柱体，上刻碑文。碑文根据章太炎民国十一年（1922年）为营建上海邹容墓所撰写的《赠大将军邹君墓表》一文略加修改而成，主要叙述了烈士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