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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大雅、戴鼎两位先贤在重庆历史上都曾有浓墨重彩的一页。

彭大雅是重庆第三次筑城的指挥官，他奠定了重庆城的基本格局。

戴鼎是重庆第四次筑城的工程师，他完善了重庆城的体态和功能。

公元1235年，蒙古军窝端率大军攻打四川，实践元军首先拿下四川然后再顺江而下消灭南宋王朝的战略。次年10月，元军攻占了成都，随后横扫四川全境。1237年，翻越大巴山，打到忠县、万州，直逼重庆。由于重庆山水险恶，元军无胜算准备，小打了一阵后便撤兵回府。然而元军在四川的长驱直入，已让百姓惶惶不安，使南宋王朝岌岌可危。

朝廷深知，重庆是南宋江山的西部大门。大门一旦失守，敌军必将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直捣黄龙，于是在紧急关头派遣了彭大雅去治理重庆。

彭大雅，鄱阳（今江西波阳）人。曾出使过蒙古，对其风土人情及战争铁骑的威风了然于心，还曾为此著书立说。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彭大雅来到重庆后，即展开了紧锣密鼓的城市战争防范工作。当时的城墙大都是用泥土砌成的，非常脆弱，不堪一击。而他则下令全城军民用砖石砌墙，并扩大了整个重庆城的规模，将城池西线由李严旧城的金碧山后的大梁子、较场口一线西移，北拓到今临江门、通远门一带。原城外的西部制高点（今重庆自来水公司水池区）已筑入城内，其城池范围已比李严旧城扩大了近两倍。这就初步奠定了我们明清重庆城的基础。当时的百姓和官员们都十分不理解彭大雅的思路——在眼下这个经济困难时期为什么还要大兴土木？他们非常不满，还常常跑到衙门里大声责骂他、讽刺他。但是彭大雅却说：“不把钱做钱看，不把人做人看，无不可筑之理。”意思是说，而今都到了民族存亡之秋了，皇帝老爷们都不把钱当作钱看，都不把人当作人看，不管大伙儿死活，现在我来筑城护国安邦安民，反倒招来大兴土木之嫌？但是由于时间紧迫，彭大雅已来不及向大家多作解释了，坚持带领部下不分日夜抢筑城墙。几个月后的嘉熙四年（1240年）春，终于大功告成。重庆城修筑完后，彭大雅命人在四门立四大石，上刻：“大宋嘉熙庚子，制臣彭大雅城渝为蜀根本。”

正是因为彭大雅在这个关键时刻的“一意孤行”，使得蒙古大军带领十万铁骑也没能攻下重庆城，乃至多次惨败在重庆城固若金汤的森严壁垒之下。重庆城的胜利，使几十万生灵免遭涂炭，免遭亡国之苦，也使摇摇欲坠的南宋政权又苟延残喘40余年。

戴鼎，是明朝洪武年间的重庆守将。他在镇守重庆期间，对前人修筑的城墙、辟的城门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加固、完善。他将过去所有不是石材的墙体全部换成了青石。新构筑了临江门等重要城门，并完成了“九开八闭”重庆系列城门的宏伟工作。

古时候筑城墙主要是用于军事防御，辟城门则是为了供人出入。重庆城三面环水，一面倚山，地势蜿蜒崎岖，不能像其他城市那样方方正正地筑城，规规矩矩地辟门，而只能按照地理条件及交通需要因地制宜，故城门的开辟也只能随山就水，所以就远远超过了常规城市的东南西北四座城门了。

那么，为何要修建十七座城门而且还要九开八闭呢？那时的人都迷信，崇尚风水，相传戴鼎在筑城辟门时，请了一位高明的风水先生勘测风水，并按照“金、木、水、火、土”五行来确定辟门的方位，以“九宫八卦”之象来确定辟门的数量以示“金城汤地”的含意。“九开八闭恰与九宫八卦相吻合”。九加八得一十七，故建城门十七座。

古重庆的房屋大都是竹木捆绑、依山而建的吊脚楼。重庆气候炎热，房屋密集，极易失火，火灾历来是重庆的一大隐患。所以凤凰门、洪崖门等八门是离江较远，规模较小的“旱”门。“旱”者为“火”。五行之中“水”是克“火”的，故人们便将靠江的朝天门、千厮门、临江门、通远门、南纪门、金紫门、储奇门、太平门、东水门九座规模较大的“水”门“开”着；而将翠微门、太安门、人和门、凤凰门、金汤门、定远门、洪崖门、西水门八座“旱”门关闭着。每两座“水”门之间夹一座“旱”门（如朝天门、东水门之间夹翠微门）。如此一“开”一“闭”地连成一个环状，表示以“水”克“火”的象征。九座开门均有门神之魂：朝天门城门书写“古渝雄关”，太平门城门书写“拥卫蜀东”，南纪门城门书写“南屏拥翠”，通远门城门书写“克壮千秋”，临江门城门书写“江流砥柱”……重庆城门的气势磅礴可见一斑。

现在的老重庆人大都能哼唱一首童谣，名为《重庆歌》，歌中清楚地记录了重庆这十七座城门的名字和特点：

重庆城城门的丰富性和神秘性是前无古人的，它记载着这个城市的英雄史迹及劳动人民的心血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