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妖怪种类之变化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自上古时代人们产生“精怪”的概念以来，精怪，或曰妖怪就有了许多的类别。从两汉时代到六朝时代，精怪的种类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传统的精怪，像螭、魍魉、饕餮、夔、方良、委蛇、庆忌等渐渐消逝，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些为世人所熟知的狐妖、虎妖、龙妖、蛇妖、猿妖以及花木类精怪，等等。到了唐代，精怪的种类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主要的还是这几种。唐五代之后，这些种类的精怪在民间信仰中仍没有消失。当然，仔细地来看，还是有两点变动的倾向值得我们注意。其一，即是妖怪的种类越来越繁富了；其二，则是狐妖这一类妖怪逐渐成为所有妖怪中最具有影响力，最为广大民众所信奉的一种妖怪。相对于其他各类妖怪而言，狐妖无论是在民间信仰，还是在小说文学中，都具有一种“独尊”的，压倒性的优势。这两点倾向，看起来是相反的，但实际上则是客观并存，对立统一的。

先来看第一点。正如笔者在前文中分析的那样，唐代小说中的妖怪已经相当繁多了。然而，在宋、元及以后的许多白话小说中，我们所见识到的妖怪种类，则愈见繁富。种类的增加，主要体现在这些小说中植物性、工具性妖怪以及艺术品妖怪那里。与唐代的文言小说比起来，宋元及以后的文言、白话小说中的植物性、器物性精怪的故事数量不仅更多，而且内容也更为丰富了。像宋代洪迈《夷坚志》中，就记载了大量的植物、器物性妖怪。例如《夷坚甲志》卷十七“芭蕉精”条就记录了一个芭蕉精的故事，《夷坚志补》卷三“菊花仙”条则记载了一个菊花精的故事，《夷坚志三补》“杨树精”条，又记录了一个杨树精之事；另外，《夷坚支志》卷六“刘改之教授”又记述了一只古琴妖化作多才多艺、能歌善舞的美女，来与书生刘改之相恋、相伴；此外，刘斧《摭遗·红梅传》则记载了一位品行高雅、富于才学又美艳无比的梅花精。大致而言，宋元笔记小说中的植物性妖精共有好几十类，像桃树精、竹子精、红叶精、菊花精、荔枝精、五色葫芦精、百花大郎精等；器物性精怪也有数十种，像石龟精、木鹤精、瓷碗精、宝镜精、毛笔精、香囊精、扁担精、箱子精、铜马精、名画精、画屏精、古琴精，等等。到了明清时代，小说中的妖怪更见繁杂。像著名神魔小说《西游记》中的妖怪，就可谓数不胜数。如动物性妖怪，则有如狮、虎、狐、牛、猴、猪、熊、象、大鹏、鳖、蛇、蝎子、蜘蛛、蜈蚣、鱼、鼋、龙、蛟等妖怪；植物性妖怪则又有竹、枫、杏松等妖怪。此外，孙悟空虽说应算是猿猴精，但由于他本是一灵石所化，故而又可谓之为石精。在另一部著名神怪小说《封神演义》之中，妖怪数量也同样的繁多。除化身为妲己的狐狸妖精之外，小说中还记录了象、狮、猪、羊、犬、猿、孔雀、大鹏、雉、龟、龙、鲤鱼以及“轩辕坟三妖”“梅山七怪”等妖怪。因此，在宋元及以后的小说中，妖怪的种类可说是愈见繁盛，蔚为大观。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在六朝甚至是唐代都不能算作是最主要一类妖怪的狐妖，到了宋元之后，却在广大的民间信仰以及小说作品中赢得了一个“独尊”的地位。唐代小说《朝野佥载》之中，便已经有了“无狐魅，不成村”的说法。到了后世，这种状况便愈演愈烈，以至于在广大民众那里，一提到“妖怪”，人们首先想起的便是“狐狸精”。对于这种现象，笔者在以前的相关章节中已经试着作过一些解释。基本上，这是由它们的居处较为接近于人类，而又常带有一些令人类感到好奇的狡黠性、神秘感所带来的。这种熟悉感与神秘感的结合，遂造成了大量狐狸妖魅传闻的产生。翻开宋代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的诸多文言笔记小说乃至于白话神怪小说，我们都能看到无数的关于狐妖的记载。像在明清时期的一些有名的笔记小说，如李昌祺的《剪灯余话》、陆粲的《临江狐》、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新齐谐》、沈起凤的《谐铎》以及和邦额的《夜谭随录》、长白浩歌子的《萤窗异草》、宣鼎的《夜雨秋灯录》等著作中，它们主要的记述对象一是鬼，二则就是狐了。就白话小说而言，明清时代也产生了一大批记叙狐妖，甚至是专门记叙狐妖的白话小说。如《封神演义》《开辟演义》《三遂平妖传》《妖狐艳史》《狐狸缘》《昭阳趣史》《灯月缘》《浓情快史》《碧玉楼》《欢喜浪史》《禅真逸史》等。在这一大批文言、白话小说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狐妖的阴暗、淫邪、狠恶而又善媚、多情、坚贞、善良等品性。相较于其他种类的妖怪而言，中国人对于狐妖的感觉与认识无疑是最为复杂而深刻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狐妖传闻的兴盛，对于我们传统的小说、文学，乃至于整个民族的心理，整个中国文化而言，都是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