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唐五代妖怪小说作品文艺性研究

一、唐代文言小说作品文艺性提高之原因

正如我们所熟知的，唐代乃是一个文学的盛世。在这样一个好尚文采而又自由开放的时代里，诗歌创作达到了一个空前鼎盛的状态，出现了像李白、杜甫这样的彪炳千秋、傲视今古的伟大诗人；在散文方面，又出现了像韩愈这样的“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大家；另外，在骈文、辞赋方面，唐代文人亦作出了不小的成就；词的创作也在唐代中后期开始逐渐兴起。总之，这是一个各体文学共同繁荣的时代。此时的文学种类之一的小说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并且走向成熟的时代。与之同时，长期在民间流行的诸如俗讲、说话等白话小说也已在悄然兴起。那么，唐代文言小说之所以取得了这样巨大的文学上的成绩，其原因又在哪里呢？在笔者看来，这里自然有一个社会环境的原因。文教的普及、文学的繁荣以及文人的世俗化，都使得此时的小说内容大为丰富，其文采艺术性也因之而大放异彩。当然，时代风气对于小说的感染，还有着一些较为具体的表现。其中值得关注者，则为科举制度的盛行与古文运动的兴起对于小说文采性的提高所起到的作用。

科举制起于隋，兴于唐。自武后、玄宗之后，其声势又日益隆盛。到了唐代中后期，它几乎已经成为唐代文人仕进之要途以及学业、生活之中心。当然，对于科举制对于唐代文人心态、学术乃至社会风习的影响，笔者在前文中已略有述及。至于它对于唐代文学的影响，依笔者之见，应该还是有着其积极的意义的。因为唐代的科举考试，对于应试者的文辞艳采乃是十分看重的。安史之乱后，科举考试的制度更重视诗赋文笔的佳否。元和时代，科考一般有三场，即帖经、杂文与时务策。三场之中，杂文一场乃是关键，而这一场测试的主要内容则是诗与赋。在这种情况下，吟诗作赋便成为好利趋名的唐代士子们得以中举的首要标准。

诗赋创作既已成为唐代科举，尤其是进士科最为看重的衡人标准；唐代的众多士子们又多以进士科为获取功名的重要途径，故此，唐代文人多以诗赋文辞为治学之第一要务。在这种普遍性习好的感染下，唐代文人在创作小说时，自然而然地也就更加注意小说文笔之华美、词句之艳采；同时，又时不时地在其小说作品中插入一些诗词歌赋以炫耀其文才。这样一来，小说的文采性自然也就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唐代文言小说文采性之增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应为中唐时代古文运动的展开。唐代的古文运动，本是韩愈、柳宗元发起的一次提倡先秦两汉时代的散体文，反对六朝以来骈俪之文的一次文学改革运动。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次文体上的变革运动，但究其实质，韩柳之所以要斥去在当时社会上风行的骈俪对偶的陈言俗套，其目的则是为了以一种更为古雅，也更能表述思想的古体散文，来宣扬其古圣先王之儒道，恢复其“道统”。故此，从思想精神上来说，这次运动应当是保守、返古的。在此种复古意识的驱动下，韩愈、柳宗元，乃至于当时的白居易、皇甫湜等人，对于六朝以来文学之发展，皆采取了一种漠视、排斥的态度。六朝时代文人们所形成的那种文学自觉、独立的意识，也遭到了他们的一概否定。在韩柳诸辈看来，“文以载道”，文学只是用来传播“道”的工具，其自身并不具备独立存在的价值。他们在贬否了文学独立的审美价值之后，又进一步将文学的概念弄得杂淆、模糊。本来，六朝时代的文人们经过长期的创作与理论上的探索，对于文学的本质，文学与历史、学术文章乃至于应用性文章（笔）的区分已经有了一个相当清晰的概念上的认识。梁代萧统之《文选序》对于文学之特性，以及文学与其他各类学科之文章的关系，则有了一个相当精当的认识：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以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辩士之端，……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记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讃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这种见解，认识到了文学的本质，也体会到了文学之所以为文学而不同于经籍、历史、学术等他类作品的独立价值。但是，唐代古文家们的一些宣传，则使得文学本有的独立价值变得可有可无，也使得文学的定义变得杂淆而不清。例如韩愈在其《进学解》中说道：“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在韩愈眼中，《春秋》《易》《庄子》《史记》等本属于子史之类的著作尽被纳入了“文章”的范畴。又如柳宗元在其《答韦中立论师道》中，亦将《尚书》《礼经》《春秋》《孟子》《荀子》等学术、历史著作看做是文学一类。在古文家们的眼中，像历史、政论、学术等类著作以及应用文等一切文字性的作品，皆可以目之为“文学”。从此，以美文自高的“纯文学”观念就不得不让位于熔历史、政治、章表、奏议等文体为一炉的“杂文学”观念了。

“杂文学”观念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不能不说是一种复古性的倒退。它使得后世的文人们始终不得不用一种早已过时的古文来削足适履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意见。直到“五四”前后白话文运动兴起，那一拨接一拨的“古文派”方才宣告寿终正寝，最终为倡导“时文”的新文学家所取代。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在唐代那样一个文学繁盛的时代，“杂文学”的概念则为文人们提供了一个将不同文体的创作手法互相融会、贯通的契机。本来，在六朝文人那里，作文与作史的手法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就以上面所引萧统的文章来看，人们对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的史书的要求是记述明晰，要如实直录；对于“综辑辞采”“错比文华”的文学的要求则是要富于情致、文采斐然。在那个时候，小说被认为是“史”的一个支派，人们在创作时也要秉持一种直笔实录、不事雕绘的写法。但是，到了唐代，在“杂文学”观念的影响下，史与文的界限便不如从前那样明晰了。于是，这时的文人们（包括一些古文家）便以作文的手法，创作了一些史传性质的单篇传记。如柳宗元创作了《种树郭橐驼传》《蝜蝂传》《李赤传》《河间传》，韩愈创作了《轩辕弥明传》《毛颖传》，李绅创作了《谢小娥传》，沈既济创作了《任氏传》，李朝威创作了《柳毅传》，白行简创作了《李娃传》，蒋防创作了《霍小玉传》。这些作品，在当时人们的眼中可谓史传，在我们今天看来应属于小说，但其创作之手法，则大半为铺陈文辞、吟咏情感的作文之手法。像笔者在前面所引用的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中的那段文字，就很好地说明了唐人对于此种既能展示史笔，又可炫露文才的杂体文章的看重。此外，在一些文人那里，小说已经被称为“文章”，像沈既济《任氏传》末尾即说道“着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小说既然已经被视为了文章，于是，一些本来是被用来评价文学创作的文艺理论，便也被拿来评价、品题小说作品了。比如柳宗元《河东先生集》卷二一《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云：“大羹玄酒，体节之荐，味之至者，而又设以奇异小虫水草……虽蜇吻裂鼻，缩舌涩齿，而咸有笃好之者。文王之菖蒲葅，屈到之芰，曾皙之羊枣，然后尽天下之味以足于口，独文异乎？”又，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引温庭筠《乾月巽子》自序云：“不爵不觥，非庖非炙。能悦众心，聊甘人口，庶乎乾月巽之义。”柳宗元、温庭筠皆以食品之味道来比拟小说之艺术价值。他们认为，小说虽属于“小道”，乃“奇异小虫水草”之属，与如“大羹玄酒”之类的经史书籍，自然是没法比的；但是，在人们的饮食中，它们也是“悦众心”“甘人口”的必不可少的“乾月巽子”之类，它的独立的价值是不能被忽视的。这种以“味”来品题小说的方法，则与六朝时钟嵘用“滋味”来品题诗歌的“滋味说”颇为接近。“滋味说”作为一种品判诗歌创作的文艺理论，现在竟被用来评赏小说，说明在唐人心目中，小说已经获得了一种文学的身份。这种认定对于小说文采性的增强自然大有推促、刺激的作用。唐代小说的面貌，也自然就焕然一新了。

二、唐五代妖怪小说文艺性发展之具体表现

妖怪小说作为唐代小说中重要的一类，它的文艺性在这个时代自然也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同其他各类小说相同，此时妖怪小说文艺性的增长，主要仍表现在篇幅的加长、故事情节的丰富化、文章辞采的艳美化以及人物形象刻画之生动化这几个方面。

就文章的篇幅、情节而言，唐代的妖怪小说虽然多数仍是短篇残制，情节简单，与六朝时的文体没有质的区别。但与之同时，在这个时代也已经出现了不少篇幅大为增长，已上千言，并且情节大为曲折化、丰富化的文言小说。例如，同时记述人与狐妖恋爱的故事，六朝时《幽明录》中的“淳于矜”“费升”等条文只有寥寥几百字，叙述人狐之恋的情事，也颇为简短。像“淳于矜”条，便只有“逢一女子，美姿容，矜悦之，因访问。二情既和，将入城北角，共尽欣好，便各分别，期更克集，便欲结为伉俪”这几句话。与之相比，唐代写人狐恋爱的《任氏传》篇制便大为增长，情节也显得更加的曲折、丰富。例如写郑六与任氏的恋情，便先写郑六遇到任氏而惊艳，遂与之欢度一宿，接着便写郑六发现了任氏的真实身份。虽然如此，郑六仍然不以为嫌，于是便有了二人在西市的相遇，复又相合于一处。这样的曲折、繁复的情事，较之“淳于矜”条中那几句简浅的勾描，自然要丰富得多，也更为引人。又比如《三水小牍》中的“张直方”条，记王知古在雪夜投一狐妖所居之宅夜宿。狐妖一家先是勉强纳之，后则盛情招待，在宴食完毕之后，更透露出招纳为婿之意。不料正在好事将谐之际，王知古的一件外衣却使得情事急转直下，在得知了王知古乃是张直方的朋友之后，一家狐妖大为惊诧，立即将王赶出了家门。这样的情节安排颇显突兀，也令人惊讶，但其曲折有致的情节也正体现出了小说叙事艺术的魅力。再则如“猿猴盗妇”的题材。晋代张华《博物志》中的“猳玃”条，篇幅也不过几百来字，文章的内容，也不过是对“猳玃”这一类动物的形状、作为以及其喜好盗劫人家妇女的性格之记述，谈不上有什么故事情节。可是唐代的《补江总白猿传》就不同了。不仅篇幅大为加长，而且故事情节也显得丰富而诱人：其文先叙欧阳纥之美妻为白猿所盗，继写欧阳纥翻山越岭，四处寻妻；在终于找到了妻子所在之处后，他又与其他妇女一同施展计谋，除掉了那只淫邪而为害一方的白猿妖。对于这只白猿最终被擒杀的情形，本文描写得甚为细致，也颇为引人。在唐代的妖怪小说中，像《任氏传》《白猿传》这样的作品虽不能说是比比皆是，但其数量也不在少数。这充分地说明了，唐代妖怪小说的容量和情节较之前代已经有了显著的发展。

唐代妖怪小说文艺性提升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即是小说的文章言辞的情采化、艳美化。如前文所述，唐人因为常常以一种作文之态度来创作小说，故这类小说之中常常掺有诗词歌赋，而其文句又时时带有着斐然的文采。例如《传奇》之“宁茵”条（《太平广记》卷四三四引），记秀才宁茵于月夜遇到了一位自称斑特处士的牛妖以及一位自称斑寅将军的虎妖。议谈之际，二妖均曾经赋诗。

在这个时期，文笔颇为佳美的妖怪小说还有我们所熟知的《柳毅传》。比如文中写柳毅传书之后，钱塘君救回了龙女，将之带回龙宫的情形道（见《太平广记》卷四一九）：

俄而祥风庆云，融融怡怡，幢节玲珑，箫韶以随。红妆千万，笑语熙熙。后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珰满身，绡縠参差。迫而视之，乃前寄辞者。然若喜若悲，零泪如系。须臾红烟蔽其左，紫气舒其右，香气环旋，入于宫中。

如此丽辞，较之曹植的《洛神赋》似亦不遑多让。又比如文中描写洞庭君等宴请柳毅，乐舞欢歌的情景，其中吟咏之言辞也极为铺陈华美：

明日，又宴毅于凝碧宫。会友戚，张广乐，具以醪醴，罗以甘洁。初笳角鼙鼓，旌旗剑戟，舞万夫于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钱塘《破阵》乐。”旌鈚杰气，顾骤悍栗。坐客视之，毛发皆竖。复有金石丝竹，罗绮珠翠，舞千女于其左。中有一女前进曰：“此贵主《还宫》乐。”清音宛转，如诉如慕。坐客听之，不觉泪下。二舞既毕，龙君太悦，锡以绔绮，颁于舞人。然后密席贯坐，纵酒极娱。酒酣，洞庭君乃击席而歌曰：“大天苍苍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圣兮，薄社依墙。雷霆一发兮，其孰敢当？荷真人兮信义长，令骨肉兮还故乡。齐言惭愧兮何时忘？”洞庭君歌罢，钱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死有途。此不当妇兮，彼不当夫。腹心辛苦兮，泾水之隅。风霜满鬓兮，雨雪罗襦。赖明公兮引素书，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无时无。”钱塘君歌阕，洞庭君俱起奉觞于毅。毅踧踖而受爵。饮讫，复以二觞奉二君。乃歌曰：“碧云悠悠兮，泾水东流。伤美人兮，雨泣花愁。尺书远达兮，以解君忧。哀冤果雪兮，还处其休。荷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难久留。欲将辞去兮悲绸缪。”歌罢，皆呼万岁。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贮以开水犀。钱塘君复出红珀盘，贮以照夜玑。皆起进毅。毅辞谢而受。然后宫中之人，咸以绡彩珠璧，投于毅侧，重叠焕赫。须臾，埋没前后。毅笑语四顾，愧揖不暇。泊酒阑欢极，毅辞起，复宿于凝光殿。……

人物形象的凸显，乃是唐代小说之所以如此具有艺术魅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唐代的妖怪小说也塑造了大量生动、富于个性而又令人回味无穷的人物及妖怪形象。在六朝时代，由于妖怪的人情性还不够显著，故而这一时期内妖怪小说中的诸多妖怪形象大多是神秘、怪魅的。尽管在一些南朝小说如《异苑》中的“徐奭”条以及《幽明录》中的“苏琼”条、“采菱女”等条文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些可爱的妖怪形象，但总的说来，他们仍显得单一而不够生动。到了唐五代时期，随着妖怪人情化、社会化特性之大增，妖怪的形象自然也就丰满、鲜明得多，也就更有情致了。就以《任氏传》而言，这篇小说中塑造了好几个生动的人物形象：任氏、韦崟以及郑六。当然，任氏的形象无疑是最为成功，也最为动人的。她聪明、善良、多情而又坚贞，实在是一位颠倒众生的可爱女子。另外，韦崟的形象也较为丰满。他虽然有着很重的公子习气：好酒、好玩、贪色，但毕竟仍有着唐人的那种豪俊义气。当他想要逼迫任氏就范的时候，因为听到了任氏的一番叹息，便“敛衽而谢”，并在以后多方协助任氏和郑六。再以《柳毅传》而言，文中也塑造了柳毅、龙女、钱塘君这三个有着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柳毅刚直、讲义气而又不屈于权势；龙女多情、感恩而又深具大家闺秀之风范；钱塘君刚烈、豪迈、疾恶如仇而又能礼贤下士。从文中描写钱塘君借酒盛气逼柳毅娶龙女，柳毅刚强不从，钱塘君歉然而谢，然而柳毅在事后又颇有悔意，“殊有叹恨之色”的一段，尤可以看出钱塘君与柳毅这两个形象的复杂、多面而又微妙的心理与性格：

翌日，又宴毅于清光阁。钱塘因酒作色，踞谓毅曰：“不闻猛石可裂不可卷，义士可杀不可羞耶？愚有衷曲，欲一陈于公。如可，则俱在云霄；如不可，则皆夷粪壤。足下以为何如哉？”毅曰：“请闻之。”钱塘曰：“泾阳之妻，则洞庭君之爱女也。淑性茂质，为九姻所重。不幸见辱于匪人，今则绝矣。将欲求托高义，世为亲戚，使受恩者知其所归，怀爱者知其所付。岂不为君子始终之道者？”毅肃然而作，歘然而笑曰：“诚不知钱塘君孱困如是。毅始闻跨九州岛，怀五岳，泄其愤怒。复见断锁金，掣玉柱，赴其急难。毅以为刚决明直，无如君者。盖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爱其生，此真丈夫之志。奈何箫管方洽，亲宾正和，不顾其道，以威加人？岂仆之素望哉？若遇公于洪波之中，玄山之间，鼓以鳞须，被以云雨，将迫毅以死，毅则以禽兽视之。亦何恨哉？今体被衣冠，坐谈礼义，尽五常之志性，负百行之微旨。虽人世贤杰，有不如者，况江河灵类乎？而欲以蠢然之躯，悍然之性，乘酒假气，将迫于人。岂近直哉？且毅之质，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间。然而敢以不伏之心，胜王不道之气。惟王筹之！”钱塘乃逡巡致谢曰：“寡人生长宫房，不闻正论。向者词述狂妄，搪突高明，退自循顾，戾不容责。幸君子不为此乖间可也。”其夕复欢宴，其乐如旧，毅与钱塘遂为知心友。明日，毅辞归。洞庭君夫人别宴毅于潜景殿，男女仆妾等悉出预会。夫人泣谓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愧戴，遂至暌别。”使前泾阳女当席拜毅以致谢。夫人又曰：“此别岂有复相遇之日乎？”毅其始虽不诺钱塘之请，然当此席，殊有叹恨之色。宴罢辞别，满宫凄然，赠遗珍宝，怪不可述。毅于是复循途出江岸。见从者十余人，担囊以随，至其家而辞去。

根据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唐代的文言妖怪小说已经具有了丰富的情节、优美的文辞以及生动、丰满的人物形象。就这些因素而言，它的文学性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可以说，后世许多的文言妖怪小说都未能超越这样的一个水平。正如前人所说的：“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莲塘居士《唐人说荟》例言引洪迈语）因此，在中国的文言小说史上，像《任氏传》《柳毅传》以及《三水小牍》中的“张直方”条、《传奇》中的“孙恪”条这些妖怪小说，应该说是有着永久不灭的艺术魅力的。

三、唐代妖怪小说中的娱乐精神

唐代妖怪小说文艺水平之提高，还体现在这一时期“谐隐”类妖怪故事里的一种游戏、娱乐精神上。这种游戏、娱乐精神之凸现，为唐代妖怪小说增添了不少的情趣性、可读性，因而使得小说的“滋味”变得更为可口了。“谐隐”的概念，在中国文学史上早有出现。什么叫“谐隐”呢？六朝时刘勰《文心雕龙·谐隐》就已经解释道：“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讔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说明白些，“谐隐”便是为了获得欢趣而猜谜语。在六朝时代，“谐隐”的手法，也已经融入妖怪小说创作之中。像《幽明录》之“郭长生”条与《续异记》之“施子然”条，在叙述故事时都运用了谐隐的手法。这种叙事手法，即是在叙述时先不透露妖怪本来的身份，只是在某些地方对于其独特性状作出一些暗示、隐喻。到了故事的末尾，才将其本来的面目揭露出来。这类叙写模式，一般会引起读者的好奇与猜测，促使他继续读下去，到了最后才恍然大悟。故此，它无疑是有着相当的情趣性的。但是，在六朝时期，这类妖精故事毕竟数量有限，而且大多情节简单。其叙述手法虽然可取，但内容却不甚丰富，因而并未造成重大影响。但是，到了唐代，在许多的妖怪小说中，这种故设悬疑、引人猜测的小说创作手法与当时小说传闻中流行的宴座欢谈、各炫才识的故事情节结合起来。于是，这一类小说的情趣性、情节性便大为丰富；其中的娱乐、游戏之品质也就相当显著了。

凡熟悉唐代传奇小说的人都知道，唐代的许多文采斐然、情节引人入胜的小说，都产生于文人们欢聚坐谈之后。例如，陈鸿《长恨歌传》文中就记此传之创作云：“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周至，鸿与琅琊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歌既成，使鸿传焉。”元稹《莺莺传》亦述创作本传的成因道：“贞元九岁，执事李公垂宿予于靖安里第，语及于是，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传》以传之。”由之可见，唐代的文人们大多数有着一种聚坐宴谈的风气。聚合之际，文人们不仅要宴食、娱玩，在多数情况下他们还要行酒令、赋歌诗乃至于讲故事。在那个文学繁盛的年代里，受着世俗市民大众习性的感染，这些由文人们所创造的歌诗、小说也大半有着迎合大众的欢谑、娱乐的性质。同时，在那个重视辞采的时代里，他们的创作也时时带有炫耀才识，以博得众人青睐，乃至于由之而扬名、做官的意旨。故此，唐代的诗歌、小说之中普遍有着一种浓郁的属于市民大众的娱乐化气息；同时，不少诗歌小说中，也有着对于此种宴坐聚谈、行令赋诗之事的记载。像白居易的著名歌行《琵琶行》即记作者与友人和一善弹琵琶之歌女欢宴聚谈赋诗之事；刘禹锡的那首《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也是在与白居易的宴会中为了回赠白的《醉赠刘二十八使君》一诗而作。另外，像李德裕的宾客韦绚在其《戎幕闲谈》的序文中，即称李德裕常与宾客聚谈而讲故事。唐人的这种诗酒宴谈的习好，在此时不少的妖怪小说中，也有明显的体现。并且，这些小说的作者为了增强故事的情趣性与娱乐性，还将“谐隐”的那种悬疑、隐示的手法加了进来，使得这些小说的情节跌宕起伏，令人手不释卷。例如《太平广记》卷四九零所引的《东阳夜怪录》，便是将谐隐手法与聚坐赋诗咏怀的故事情节结合起来进行创作的代表性妖怪小说作品。本文写彭城秀才成自虚夜行，因为风雪迷路而托身于东阳驿之一佛庙，在庙中遇到了老僧智高以及卢倚马、朱中正、敬去文、奚锐金、苗介立、胃藏立、胃藏瓠等人，各自高论，并且赋诗言志。在这个聚会赋诗的场合里，每个人所作之诗都有着抒写情怀、炫耀才学、表现自我卓立志向的意旨；同时，这些诗句与作诗者的姓名也正是暗示作者身份的谜语。这样的文句既让人回味无已，又令人觉得甚是神秘。其间所洋溢的正是一种吊人胃口，取悦读者的娱乐、游戏之精神。在唐代，此种谐隐类妖怪故事，除了《东阳夜怪录》之外，另外还有甚多，其中较有情味者，亦复不少。像笔者在前文中已经引用论述的《传奇》中之“宁茵”条，记秀才宁茵与一牛妖、虎妖之夜会赋诗，也当属此类，并且也深富谐隐之意趣。又，《灵怪集》之“姚康成”条（《太平广记》卷三七一引），记姚康成于月夜听到铁桃子、破笛以及扫帚之妖在一间屋里饮宴赋诗，各述情志，也应属于谐隐类妖怪故事：

太原掌书记姚康成，奉使之汧陇。会节使交代，八蕃使回，邮馆填咽。遂假邢君牙旧宅，设中室，以为休息之所。其宅久空废，庭木森然。……二更后，月色如练，因披衣而起，出于宅门，独步移时，方归入院。遥见一人，入一廊房内，寻闻数人饮乐之声。康成乃蹑履而听之，聆其言语吟啸，即非仆夫也。因坐于门侧，且窥伺之。仍闻曰：“诸公知近日时人所作，皆务一时巧丽。其于托情喻己。体物赋怀，皆失之矣。”又曰：“今三人可各赋一篇，以取乐乎。”皆曰善。乃见一人，细长而甚黑，吟曰：“昔人炎炎徒自知，今无烽灶欲何为。可怜国柄全无用，曾见人人下第时。”又见一人，亦长细而黄，面多疮孔，而吟曰：“当时得意气填心，一曲君前值万金。今日不如庭下竹，风来犹得学龙吟。”又一人肥短，鬓发垂散，而吟曰：“头焦鬓秃但心存，力尽尘埃不复论。莫笑今来同腐草，曾经终日扫朱门。”康成不觉失声，大赞其美。因推门求之，则皆失矣。俟晓，召舒吏询之，曰：“近并无此色人。”康心疑其必魅精也，遂寻其处。方见有铁铫子一柄，破笛一管，一秃黍穰帚而已。康成不欲伤之，遂各埋于他处。

又比如《玄怪录》之“元无有”条（《太平广记》卷三六九引），亦记元无有于月夜见杵、灯台、木桶、破铛四物所化妖怪欢谈吟诗之事，四怪所吟之诗中颇有佳句，值得玩味：

宝应中，有元无有，常以仲春末，独行维扬郊野。值日晚，风雨大至。时兵荒后，人户多逃，遂入路旁空庄。须臾霁止，斜月方出。无有坐北窗，忽闻西廊有行人声。未几，见月中有四人，衣冠皆异，相与谈谐，吟咏甚畅。乃云：“今夕如秋，风月若此，吾辈岂不为一言，以展平生之事也？”其一人即曰云云。吟咏既朗，无有听之具悉。其一衣冠长人即先吟曰：“齐绔鲁缟如霜雪，寥亮高声予所发。”其二黑衣冠短陋人诗曰：“嘉宾良会清夜时，煌煌灯烛我能持。”其三故弊黄衣冠人亦短陋，诗曰：“清冷之泉候朝汲，桑绠相牵常出入。”其四故黑衣冠人诗曰：“爨薪贮泉相煎熬，充他口腹我为劳。”无有亦不以四人为异，四人亦不虞无有之在堂隍也。递相褒赏，羡其自负。则虽阮嗣宗《咏怀》，亦若不能加矣。四人迟明方归旧所，无有就寻之，堂中惟有故杵、灯、台、水桶、破铛，乃知四人，即此物所为也。

唐代谐隐类妖怪故事的大量涌现，并非偶然。在那样一个市俗化、大众化的环境里面，文学不仅有着为政治教化服务，或者抒写自身的情志的作用，而且还肩负了一个服务于市民大众，为之提供消遣、娱乐性作品的功能。唐代中后期诗歌的民俗化、艳情化，词的兴起以及俗讲、话本等市民小说的流行都说明，到了唐代，文学的大众性、民俗性已经甚为浓厚。文学大众化的结果，便是其娱乐、游戏性质的空前增强。因此，为了更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那种故设悬疑、隐含暗示的谐隐手法便被此时的小说作者们广泛地引用到了妖怪小说创作当中，并且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宴谈赋诗的故事情节结合了起来。这一类小说既能很好地展示作者的才学、见识、抱负，又迎合了读者好奇、探秘的心理，它富于娱乐、游戏精神而又崇尚文辞、才华的精神无疑使此时小说的艺术性变得更为丰富而多元了。

四、唐代妖怪小说与梦幻意识之结合

妖怪故事与梦幻意识的结合，也可以说是唐代妖怪小说的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艺术特征。这种特征使得唐代妖怪小说具有了一种离奇、怪诞的色彩。因此，其艺术上的情趣性和吸引力也就更强了。我们都知道，梦本是人在睡眠时产生的一种精神上的幻觉，但由于它常常显得虚无缥缈而又离奇怪诞，故而往往令人觉得难于捉摸、不可思议。在迷信鬼神的古人那里，梦幻就被赋予了一种离奇、神秘的特征。对于梦的书面记载，先秦时代就已经有很多了。例如《论语》中就记录了孔子关于梦的言语：“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左传》《国语》以及《列子》《庄子》之中也记有甚多与梦幻相关之事。梦在古人心目中既然常常与神怪之事相连，故此，在六朝时代专记神鬼异闻的志怪小说，例如《列异记》《搜神记》《拾遗记》《幽明录》等书中，便载有数量可观的梦幻故事。此外，还出现了一些专记梦幻之事的《梦隽》《梦记》等志怪书。这些梦幻故事大多数体现了一种梦与鬼魂相关联的意识。如《列异记》之“蒋济亡儿”条，就记录了蒋济的妻子在梦中与其子的鬼魂相见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活人一般是不能见到鬼的，但是，由于人们普遍认为梦是人的灵魂的活动所造成的，因此，蒋济妻子便能与亡儿的鬼魂相见了。到了唐代，小说中对于梦幻故事的记载则更为丰富、生动，也更为多姿多彩了。像白行简的《三梦记》（钞本《说郛》卷四引）也体现了一种将做梦看作灵魂的游历的意识：

天后时，刘幽求为朝邑臣。常奉使夜归。未及家十余里，适有佛堂院，路出其侧。闻寺中歌笑欢洽。寺垣短缺，尽得睹其中。刘俯身窥之，见十数人，儿女杂坐，罗列盘馔，环绕之而共食。见其妻在座中语笑。刘初愕然，不测其故久之。且思其不当至此，复不能舍之。又熟视容止言笑，无异。将就察之，寺门闭不得入。刘掷瓦击之，中其罍洗，破迸走散，因忽不见。刘逾垣直入，与从者同视，殿庑皆无人。寺扃如故。刘讶益甚，遂驰归。比至其家，妻方寝。闻刘至，乃叙寒暄讫。妻笑曰：“向梦中与数十人游一寺，皆不相识，会食于殿庭。有人自外以瓦砾投之，杯盘狼藉，因而遂觉。”刘亦具陈其见。盖所谓彼梦有所往而此遇之也。

与这个故事类似的还有《河东记》中的“独孤遐叔”以及《纂异记》中的“张生”两条，皆记丈夫窥见妻子梦中魂魄之事，不过情节更为丰富、曲折了。在这一类“魂游式”的梦幻故事之外，唐代还出现了一些更富于奇幻色彩的记梦小说，如沈亚之的《秦梦记》与《异梦录》等。《异梦录》写王炎在梦中奉吴王之命为西施写挽歌；《秦梦记》则更为离奇，写作者沈亚之自己在梦中回到了春秋时代，与秦国的弄玉公主结了婚，在公主逝世后还为她写了墓志铭和挽歌。这样的梦就不仅仅是见鬼魂，而且是穿越时空、驰骋古今了。就此，也可以看出唐人想象力的丰富以及构思的新颖了。当然在唐代众多的梦幻小说中，沈既济的《枕中记》无疑是其中最为受人关注，也极有影响力的一篇。这篇文章所抒写的正是庄子在《庄子·齐物论》中所宣扬的那种人生如梦，富贵荣华皆不过过眼云烟的哲理意识。唐代社会的文人多有着贪图利禄、追名逐利的心理，这个“一枕黄粱”的故事，对于那样一种轻浮、庸俗的风气，无疑体现了一种冷眼旁观者的清醒的反思：

开元七年，道士有吕翁者，得神仙术，行邯郸道中。息邸舍，摄帽驰带，隐囊而坐。俄见旅中少年，乃卢生也。衣短褐，乘青驹，将适于田，亦止于邸中，与翁共席而坐，言笑殊畅。久之，卢生顾其衣装敝亵，乃长叹息曰：“大丈夫生世不谐，困如是也！”翁曰：“观子形体，无苦无恙，谈谐方适，而叹其困者，何也？”……言讫，而目昏思寐。时主人方蒸黍。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吾枕，当令子荣适如志。”……生俛首就之，见其窍渐大，明朗。乃举身而入，遂至其家。数月，娶清河崔氏女……明年，举进士，登第；……三载，出典同州，知陕牧。……两窜荒徼，再登台铉，出入中外，徊翔台阁，五十余年，崇盛赫奕。……将殁，上书曰：“臣本山东诸生，以田圃为娱。偶逢圣运，得列官叙。……出拥旌节，入升台辅。周旋中外，绵历岁时。有忝天恩，无裨圣化。……无任感恋之至。谨奉表陈谢。”……是夕，薨。卢生欠身而悟，见其身方偃于邸舍，吕翁坐其旁，主人蒸黍未熟，触类如故。生蹶然而兴，曰：“岂其梦寐也？”翁谓生曰：“人生之适，亦如是矣。”生怃然良久，谢曰：“夫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稽首再拜而去。

唐代与《枕中记》齐名的梦幻小说，还有一篇为李公佐所作的《南柯太守传》（《太平广记》卷四七五引）。这篇故事，情节与《枕中记》颇为类似，也体现了一种将名位爵禄、荣华富贵视为一梦的哲理意味。不过这篇小说有一个内容上的特点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本文中淳于生梦游的地方，不再是一个纯粹虚幻的乌有之国，而是一棵大槐树下面的蚂蚁聚居之洞穴。因此，对于淳于棼之梦，我们也可以将之理解为淳于棼的魂魄游历到了这个槐树穴中。不过他所遇到的不是鬼神，而是一些蚂蚁精怪。那个“槐安国”即是由众多蚂蚁妖所建立的妖怪王国。这样一来，梦幻故事就与妖怪小说结合了起来。此种结合，则使得《南柯太守传》较之《枕中记》具有了更为浓郁的怪诞色彩；“蚁聚”的情节，又使得“人生如梦”的哲理意味得到了更为形象的展示。本文先极力铺陈淳于棼在槐安国备受荣宠，权势煊赫的情状，例如描述其尚金枝公主的景况云：

……俄传声曰：“驸马可进矣。”三子取剑佩冕服更衣之。子华曰：“不意今日获睹盛礼，无以相忘也。”有仙姬数十，奏诸异乐，婉转清亮，曲调凄悲，非人间之所闻听。有执烛引导者亦数十，左右见金翠步障，彩碧玲珑，不断数里。生端坐车中，心意恍惚，甚不自安，田子华数言笑以解之。向者群女姑娣，各乘凤翼辇，亦往来其间。至一门，号修仪宫，群仙姑姊，亦纷然在侧。令生降车辇拜，揖让升降，一如人间。撤障去扇，见一女子，云号金枝公主，年可十四五，俨若神仙。交欢之礼，颇亦明显。生自尔情义日洽，荣曜日盛，出入车服，游宴宾御，次于王者。王命生与群寮备武卫，大猎于国西灵龟山。山阜峻秀，川泽广远，林树丰茂，飞禽走兽，无不蓄之。师徒大获，竟夕而还。

又如文中述其治理南柯郡多有政绩，因而门庭显赫的情况云：

生与妻拜首南去，登车拥骑，言笑甚欢，累夕达郡。郡有官吏僧道耆老，音乐车舆，武卫銮铃，争来迎奉。人物阗咽，钟鼓喧哗不绝。十数里，见雉堞台观，佳气郁郁。入大城门。门亦有大榜，题以金字，曰“南柯郡城”。是朱轩棨户，森然深邃。生下车，省风俗，疗病苦，政事委以周田，郡中大理。自守郡二十载，风化广被，百姓歌谣，建功德碑，立生祠宇。王甚重之，赐食邑锡爵，位居台辅。周田皆以政治着闻，递迁大位。生有五男二女，男以门荫授官，女亦娉于王族，荣耀显赫，一时之盛，代莫比之。

接着，文章又刻画了他被贬落时之萧条冷落，世态炎凉：

生久镇外藩，结好中国，贵门豪族，靡不是洽。自罢郡还国，出入无恒，交游宾从，威福日盛，王意疑惮之。时有国人上表云，玄象谪见，国有大恐，都邑迁徙，宗庙崩坏。衅起他族，事在萧墙。时议以生侈僭之应也，遂夺生侍卫，禁生游从，处之私第。生自恃守郡多年，曾无败政，流言怨悖，郁郁不乐。王亦知之，因命生曰：“姻亲二十余年，不幸小女夭枉，不得与君子偕老，良用痛伤。夫人因留孙自鞠育之。”又谓生曰：“卿离家多时，可暂归本里，一见亲族，诸孙留此，无以为念。后三年，当令迎生。”生曰：“此乃家矣，何更归焉？”王笑曰：“卿本人间，家非在此。”生忽若惛睡，瞢然久之，方乃发悟前事，遂流涕请还。王顾左右以送生，生再拜而去。复见前二紫衣使者从焉，至大户外，见所乘车甚劣，左右亲使御仆，遂无一人，心甚叹异。生上车行可数里，复出大城，宛是昔年东来之途，山川源野，依然如旧。所送二使者，甚无威势，生逾怏怏。生问使者曰：“广陵郡何时可到？”二使讴歌自若。久之乃答曰：“少顷即至。”……

通过对淳于棼当权时与失意时遭际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李公佐是一位对于人生、历史都观察得相当仔细、深刻的人，故此才能写出这样的有着很强的现实色彩，又深富于哲理上的反思性的文字。到了文章的末尾，作者则总结性地揭示出淳于棼在梦中所经历的一切悲喜起落，都不过发生在区区一蚁窟之中罢了：

生感念嗟叹，遂呼二客而语之，惊骇，因与生出外，寻槐下穴。生指曰：“此即梦中所惊入处。”……追想前事，感叹于怀，披阅穷迹，皆符所梦。……公佐贞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吴之洛，暂泊淮浦，偶觌淳于生棼，询访遗迹。翻复再三，事皆摭实，辄编录成传，以资好事。虽稽神语怪，事涉非经，而窃位着生，冀将为戒。后之君子，幸以南柯为偶然，无以名位骄于天壤间云。前华州参军李肇赞曰：“贵极禄位，权倾国都。达人视此，蚁聚何殊？”

除了《南柯太守传》，这一时期与梦幻故事相结合的妖怪小说还有多条。如《纂异记》中的“徐玄之”条情事就与《南柯太守传》甚是近似，亦记人于梦中游历蚁精之国——蚍蜉国的故事；其文中蚍蜉国君臣间的奏问对议颇为引人兴致，不过《南柯太守传》中的那种“人生如梦”的哲思，就不太明显了。此外，《灵应传》中，也有周宝于梦中见龙女九娘子的情节，这也体现了妖怪与梦幻的结合。唐代妖怪小说与梦幻意识的结合，一方面体现了唐代小说作者们丰隽的才思，以及敢于创新，善于发掘新颖题材的精神；另一方面又使得唐代妖怪小说带上了浓厚的绮丽、怪幻的色彩、情趣。这些因素，也让妖怪小说的艺术水平提升了一个档次。像《南柯太守传》这样的既述梦，又写妖的神怪杰作，对于后世的小说、戏曲，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注释】

[1]参见《后汉书·方术列传·费长房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