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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妖怪文化所呈现出的一种最为鲜明的特征，无疑应为此时妖怪形象的社会化与情感化。本来，在六朝时代的妖怪小说中，妖怪形象就已经呈现出了一种人性化、人情化的特征。对于这一点，笔者在第二章已经作出了相关论述。到了唐代，随着文言小说自身的不断积累、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的世俗化，妖怪小说中的妖怪也纷纷带有了社会化、世俗化的特性，它们的人性、人情化的特征也更为鲜明、浓郁了。

笔者在前文中已经提到过，唐代是一个世俗化的社会。这个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有许多并非出身于世家大族，而是从平民阶层上升而来。与六朝时候的文人比起来，这一批出身于平民社会的知识分子的社会阅历更为丰富，因此，他们创作出的文学作品则与现实社会中大众的文化、民间的风习更见贴近。就文言小说而言，唐代的文言小说较之六朝文言小说格局更大，其中的内容也更为广阔、丰富了。这种变化最明显的表现，即是在唐代小说故事之中，反映现实世俗社会生活的题材空前地增多了。六朝时代的文言小说，不外乎记录文人言行情趣的志人小说与炫谈神仙鬼怪的志怪小说。唐代的小说中，则有专述政治史实的《长恨歌传》《兰亭记》《邺侯外传》《高力士外传》《大业拾遗记》《常侍言旨》《东城老父传》《上清传》等；此外则有豪客、武侠类小说如《甘泽谣》中的《红线》《聂隐娘》以及《虬髯客传》等；另外还有在民间一直受到大众欢迎的反映士子与娼妓恋情的“才子佳人”类小说，如《柳氏传》《李娃传》《霍小玉传》等。这些小说的现实、世俗的气氛无疑是十分浓郁的。在这种氛围里面，此时的各类神怪小说也透露出了相当强的社会化、生活化的色彩。妖怪小说身为神怪小说的一类，在这个时候自然也感染了这样一种现实化、生活化的气息。因此，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妖怪故事中那庞杂众多的妖怪形象，也大多具有了社会化、世俗化、人情化的特征。

唐代妖怪形象社会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即是此时许多的妖精都体现出了一种世俗化的人情性。笔者在前面已经分析过，六朝时代的妖怪已经具备了某些人的性格特征。例如已经出现了一些才学兼备的狐妖，已经出现了一些人妖恋的传闻。但总的说来，妖怪给人的感觉始终是神神秘秘、令人畏怖的。到了唐代，妖怪给人的这种鬼鬼祟祟的印象则有了颇大的改变。在一些妖怪故事中，妖怪已经基本上具有了现实生活中正常人的种种特征。沈既济的小说《任氏传》，即可谓一部展示妖怪性格世俗化倾向的典型性作品。在本文中，狐妖任氏已经几乎没有了那些怪魅、害人的特性，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已经纯然为一位善良、聪明、多情而又颇具有贞义品格的美貌女子了。譬如，文章描写郑六在已经知道任氏为狐精以后，再次见到任氏时的情形道：

经十许日，郑子游，入西市衣肆瞥然见之，曩女奴从。郑子遽呼之，任氏侧身周旋于稠人中以避焉。郑子连呼前迫，方背立，以扇障其后曰：“公知之，何相近焉？”郑子曰：“虽知之，何患？”对曰：“事可愧耻，难施面目。”郑子曰：“勤想如是，忍相弃乎？”对曰：“安敢弃也，惧公之见恶耳。”郑子发誓，词旨益切。任氏乃回眸去扇，光彩艳丽如初。谓郑子曰：“人间如某之比者非一，公自不识耳，无独怪也。”郑子请之与叙欢。对曰：“凡某之流，为人恶忌者，非他，为其伤人耳。某则不然。若公未见恶，愿终己以奉巾栉。”

任氏知道郑六已经获悉了她的真实身份，但当再次见到他的时候，她并没有远远地逃开，也没有立即下毒手将其害死，而只是半推半就地“侧身周旋于稠人中以避焉”“方背立，以扇障其后”。这样的羞赧迥促之态，简直就是一位人间贤淑佳丽的风貌。这里值得注意的还有郑六的态度：“虽知之，何患？”他是不以与一个妖怪有亲密关系而感到不适应的，因为她太漂亮了。任氏后来也说道，她与那些专门魅惑、陷害人的狐妖有所不同。就此又可看出她善良、可爱的品性，这也正体现出了一种鲜明的人情化色彩。除此之外，任氏还是一位重情义，有着坚贞品格的女子。比如文中描写韦崟逼迫任氏，而任氏拒绝反抗的情形道：

既至，郑子适出。崟入门，见小童拥篲方扫，有一女奴在其门，他无所见。征于小僮，小僮笑曰：“无之。”崟周视室内，见红裳出于户下。迫而察焉，见任氏戢身匿于扇间。崟引出，就明而观之，殆过于所传矣。崟爱之发狂，乃拥而凌之，不服，崟以力制之。方急，则曰：“服矣。请少回旋。”既从，则捍御如初。如是者数四。崟乃悉力急持之，任氏力竭，汗若濡雨。自度不免，乃纵体不复拒抗，而神色惨变。崟问曰：“何色之不悦？”任氏长叹息曰：“郑六之可哀也！”崟曰：“何谓？”对曰：“郑生有六尺之躯，而不能庇一妇人，岂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获佳丽，遇某之比者众矣。而郑生穷贱耳，所称惬者，唯某而已。忍以有余之心，而夺人之不足乎？哀其穷馁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故为公所系耳。若糠糗可给，不当至是。”崟豪俊有义烈，闻其言，遽置之。敛衽而谢曰：“不敢。”俄而郑子至，与崟相视咍乐。

看到了任氏，韦崟这一位见惯了美貌佳人而风流放纵的纨绔子弟“爱之发狂”，足见任氏不可方物的美艳，实在令人神往；但任氏的坚贞忠义则更引起了韦崟的佩服敬重。“贞义”乃是中国古代社会对于女子的一种极高的评价。任氏具有了这种品质，说明此时人们心目中狐妖善媚、淫荡的性格已经有所改观。因此，作者在文末赞叹任氏道：

嗟乎！异物之情也，有人道焉！遇暴不失节，徇人以至死，虽今妇人有不如者矣。惜郑生非精人，徒悦其色而不征其情性。向使渊识之士，必能揉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不止于赏玩风态而已。惜哉！

作者用来评价狐妖任氏的，全为人间世俗社会的标准。即使是在这种标准下，任氏仍然得到了高度的赞美。据此，我们就可以知道任氏的世俗化、人情化的程度已经相当深了。《宣室志》的“计真”条（《太平广记》卷四五四引），记载计真与一位名为李氏的狐女婚媾。李氏临死时，道出了实情，述说了自己对于计真的深情，并且念念不忘自己的子女，把他们托付给丈夫。

《广异记》的“李参军”条（《太平广记》卷四四八引），写李参军受人指点，前往一萧姓大户求婚。而这一家人，实际上皆为狐妖：

李与仆御偕行。既至萧氏，门馆清肃，甲第显焕。高槐修竹，蔓延连亘，绝世之胜境。初，二黄门持金倚床延坐。少时，萧出，著紫蜀衫，策鸠杖，两袍袴扶侧，雪髯神鉴，举动可观。李望敬之，再三陈谢。萧云：“老叟悬车之所，久绝人事。何期君子，迂道见过。”延李入厅。服玩隐映，当世罕遇。寻荐珍膳，海陆交错，多有未名之物。食毕觞宴。老人乃云：“李参军向欲论亲，已蒙许诺。”萧便叙数十句语，深有士风。作书与县官，请卜人克日。须臾卜人至，云：“卜吉，正在此宵。”萧又作书与县官，借头花钗绢兼手力等，寻而皆至。其夕，亦有县官来作傧相。欢乐之事，与世不殊。至入青庐，妇人又姝美。李生愈悦。暨明，萧公乃言：“李郎赴上有期，不可久住。”便遣女子随去。宝钮犊车五乘，奴婢人马三十疋。其他服玩，不可胜数。见者谓是王妃公主之流，莫不健羡。

这个故事的情节令我们想起了六朝时代的《幽明录》中的狐妖小说“淳于矜”条。不过二者虽然情节类似，但这篇故事中狐妖的人情性与社会性则显然增长了许多。本文之中，萧公高雅端正，“举动可观”“深有士风”，他的举止与时俗所崇尚的礼仪甚为相合，故而受到了李参军的敬仰佩服。接下来便举行婚礼，占卜、头花钗绢、手力，等等，尽皆齐备，“欢乐之事，与世不殊”。就此可见，萧氏的办理婚礼，其程式也尽合于时俗的礼仪规矩。这一家萧姓狐妖，其举止、习性已经相当地世情化了。另外，同书之“王璿”条（《太平广记》卷四五一引）亦记载了一只举止甚合于礼仪规范的狐妖：

唐宋州刺史王璿，少时仪貌甚美，为牝狐所媚。家人或有见者，丰姿端丽。虽童幼遇之者，必敛容致敬。自称新妇，祗对皆有理。由是人乐见之。每至端午及佳节，悉有赠仪相送，云：“新妇上某郎某娘续命。”众人笑之，然所得甚众。后璿职高，狐乃不至。盖某禄重，不能为怪。

在狐妖之外的一些其他类型的妖怪，也均体现出了此种世俗、人情化的倾向。例如李朝威的著名小说《柳毅传》（《太平广记》卷四一九引）就刻画了几个生动、鲜明的龙妖形象，像钱塘君、龙女等。钱塘君乃是洞庭君之弟，他性格勇烈、疾恶如仇，听到女侄为泾川小龙所虐待，遂不顾天威，化为火龙而将泾川小龙一口食却。这样义勇暴烈的表现，正好体现了唐代人的任情、豪侠，重视情义而不计后果的性格：

钱塘亦尽礼相接，谓毅曰：“女侄不幸，为顽童所辱。赖明君子信义昭彰，致达远冤。不然者，是为泾陵之土矣。飨德怀恩，词不悉心。”毅扌为退辞谢，俯仰唯唯。然后回告兄曰：“向者辰发灵虚，已至泾阳，午战于彼，未还于此。中间驰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冤而宥其失，前所遣责，因而获免。然而刚肠激发，不遑辞候，惊扰宫中，复忤宾客。愧惕惭惧，不知所失。”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杀几何？”曰：“六十万”。“伤稼乎？”曰：“八百里”。“无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抚然曰：“顽童之为是心也，诚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赖上帝显圣，谅其至冤。不然者，吾何辞焉？从此已去，勿复如是。”钱塘复再拜。……

为了自己的“刚肠激发”，便杀敌六十万，伤稼八百里。这种后果，自然是严重的。然而上帝竟然“知其冤而宥其失，前所遣责，因而获免”。这样的情形，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中后期藩镇割据、武将跋扈、天子难以控制的时事局面。钱塘君的身上，正具有此一时代藩镇武将的诸多特征，这自然也说明了他的形象之时俗化、社会化。小说的主角之一龙女的形象，也展示出了甚多世俗化、人情化的色彩。本篇文章中的龙女是一位重情、善良的女性。她遇人不淑，身不由己，幸得柳毅仗义相助，方得脱离苦海。为了感谢柳毅传书的恩情，她便欲以身相许来报答之。这种行为，正体现出一位善良女性的款款情思；而她耐心等候，直到产下一子之后方才将真相告知柳毅，则又体现出一位大家闺秀谨守妻道，诚心自抑的家教风范，也表现了传统夫权社会的一种“母以子贵”的观念。总之，从龙女的语言、心思、行为来看，她已经纯然为一位富于礼仪、教养的良家妇女了。

唐代妖怪形象社会化之另一个重要表现，即是此时诸多妖怪故事中妖怪形象的才学化。富于才学性的妖怪在六朝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例如笔者在第三章中列举的《搜神记》卷十八之“老狸”条中的狸怪，“胡博士”条中的胡博士，以及《续齐谐记》“张华”条中的那个出于燕昭王墓的斑狸。这些形象的出现，也是妖怪人情性、社会性凸显的标志。到了唐代，这一类的故事则显得愈加地丰富而富有情味，妖怪们的才华、学识也愈发地广泛而多姿多彩。同时，才学之妖，也不仅限于狐妖一类了。例如《河东记》之“申屠澄”条（《太平广记》卷四二九引）记载申屠澄于赴官途中遇见一位虎妖所化的女子，因为有感于其妍美明慧，遂之求为妻室：

既至官，俸禄甚薄，妻力以成其家，交结宾客。旬日之内，大获名誉。而夫妻情义益浃。其于厚亲族，抚甥侄，洎僮仆厮养，无不欢心。后秩满将归，已生一男一女，亦甚明慧，澄尤加敬焉。常作《赠内诗》一篇曰：“一官惭梅福，三年愧孟光。此情何所喻？川上有鸳鸯。”其妻终日吟讽，似默有和者，然未尝出口。每谓澄曰：“为妇之道，不可不知书。倘更作诗，反似妪妾耳。澄罢官。”即罄室归秦。过利州，至嘉陵江畔，临泉藉草憩息。其妻忽怅然谓澄曰：“前者见赠一篇，寻即有和，初不拟奉示，今遇此景物，不能终默之。乃吟曰：“琴瑟情虽重，山林志自深。常忧时节变，辜负百年心。”吟罢，潸然良久，若有慕焉。澄曰：“诗则丽矣，然山林非弱质所思，倘忆贤尊，今则至矣。何用悲泣乎？”人生因缘业相之事，皆由前定。后二十余日，复至妻本家。草舍依然，但不复有人矣。澄与其妻即止其舍。妻思慕之深，尽日涕泣，于壁角故衣之下，见一虎皮，尘埃积满。妻见之，忽大笑曰：“不知此物尚在耶。”披之，即变为虎，哮吼拿撄，突门而去，澄惊走避之，携二子寻其路，望林大哭数日，竟不知所之。

虎本是山野之物，虎女之眷恋山林，亦正在情理之中。然而他为了表达这种情感，竟因此作出了一首颇为清逸雅致的五言诗。这种举动固然与唐代诗风盛行的环境有关，但也表明了这个时代妖怪已经较为常见地具有了诗才与诗情。

在动物性妖精之外，一些植物性精怪，甚至是器物性精怪，也纷纷具有了诗学之才。例如《博异记》“崔玄微”条（《太平广记》卷四一六引）记云：

唐天宝中，处士崔玄微洛东有宅。耽道，饵术及茯苓三十载。因药尽，领僮仆辈入嵩山采芝，一年方回。宅中无人，蒿莱满院。时春季夜间，风清月朗，不睡。独处一院，家人无故辄不到。三更后，有一青衣云：“君在院中也，今欲与一两女伴过，至上东门表姨处，暂借此歇。可乎？”玄微许之。须臾，乃有十余人，青衣引入。有绿裳者前曰：“某姓杨。”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绯小女，曰“姓石名阿措”。各有侍女辈。玄微相见毕，乃坐于月下，问行出之由。对曰：“欲到封十八姨。数日云欲来相看，不得，今夕众往看之。”坐未定，门外报封家姨来也。坐皆惊喜出迎。杨氏云：“主人甚贤，只此从容不恶，诸亦未胜于此也。”玄微又出见封氏。言词冷冷。有林下风气。遂揖入坐。色皆殊绝，满座芳香，馥馥袭人。诸人命酒，各歌以送之。玄微志其二焉。有红裳人与白衣送酒，歌曰：“皎洁玉颜胜白雪，况乃当年对芳月。沉吟不敢怨春风，自叹容华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绛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一朵轻。自恨红颜留不住，莫怨春风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盏，性颇轻佻，翻酒汗阿措衣。阿措作色曰：“诸人即奉求，余即不知奉求耳。”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弄酒。”皆起，至门外别，十八姨南去。诸人西入苑中而别，玄微亦不知异。……

与崔玄微月夜欢宴的众多女子，乃是诸类花精以及风神。花在文人心目中本来就是艳雅可咏之物，它们变化而成的妖怪，自然也就应当具有文采之性。在本文中，诸位花妖均为诗才艳逸、神采鲜明的女子，其人情味已经十分明显了。另外，此时的妖怪们不仅富于文史之才华，而且还有着艺术、军事方面的才能。如《广异记》之“李元恭”条（《太平广记》卷四四九引），就记述了一位博学多艺、精通音乐的狐妖：

唐吏部侍郎李元恭，其外孙女崔氏，容色殊丽，年十五六，忽得魅疾。久之，狐遂见形为少年，自称胡郎。累求术士不能去。元恭子博学多智，常问胡郎亦学否？狐乃谈论，无所不至。多质疑于狐，颇狎乐。久之，谓崔氏曰：“人生不可不学。”乃引一老人授崔经史。前后三载，颇通诸家大义。又引一人，教之书。涉一载，又以工书著称。又云：“妇人何不会音声？箜篌琵琶，此故凡乐，不如诸曲，备尽其妙。及他名曲，不可胜纪。自云亦善《广陵散》。比屡见嵇中散，不使授人。其于《乌夜啼》。尤善传其妙。李后问：“胡郎何以不迎妇归家？”狐甚喜，便拜谢云：“亦久怀之。所不敢者，以人微故尔。”是日遍拜家人，欢跃备至。李问胡郎欲迎女子，宅在何所？狐云：“某舍门前有二大竹。”时李氏家有竹园。李因寻行所，见二大竹间有一小孔，竟是狐窟。引水灌之，初得猳狢及他狐数十枚。最后有一老狐，衣绿衫，从孔中出，是其素所著衫也，家人喜云：“胡郎出矣！”杀之，其怪遂绝。

这位名为“胡郎”的妖狐，对于人类其实并没有什么恶意，最终却为人所害，实在是值得惋惜的。他颇具有音乐才能，还曾经见过嵇康，故而会弹奏《广陵散》。此外，他还会《乌夜啼》。这样的才艺，可说是难能可贵了。《潇湘录》之“马举”条（《太平广记》卷三七一引），又记一棋精化为老人，在马举面前大谈兵法之事。这个故事，又说明了此一时期的妖怪已经具有了军事方面的才能：

马举镇淮南日，有人携一棋局献之，皆饰以珠玉。举与钱千万而纳焉。数日，忽失其所在。举命求之，未得。而忽有一叟，策杖诣门，请见举。多言兵法，举遥坐以问之。叟曰：“方今正用兵之时也，公何不求兵机战术，而将御寇仇。若不如是，又何作镇之为也？”公曰：“仆且治疲民，未暇于兵机战法也。幸先生辱顾，其何以教之？”老叟曰：“夫兵法不可废也，废则乱生，乱生则民疲，而治则非所闻。曷若先以法而治兵，兵治而后将校精，将校精而后士卒勇。且夫将校者，在乎识虚盈，明向背，冒矢石，触锋刃也。士卒者，在乎赴汤蹈火，出死入生，不旋踵而一焉。今公既为列藩连帅，当有为帅之才，不可旷职也。”举曰：“敢问为帅之事何如？”叟曰：“夫为帅也，必先取胜地，次对于敌军。用一卒，必思之于生死。见一路，必察之于出入。至于冲关入劫，虽军中之余事，亦不可忘也。仍有全小而舍大，急杀而屡逃。据其险地，张其疑兵。妙在急攻，不可持疑也。其或迟速未决，险易相悬，前进不能，差须求活。屡胜必败，慎在欺敌。若深测此术，则为帅之道毕矣。”举惊异之，谓叟曰：“先生何许人？何学之深耶？”……公坚留，延于客馆。至夜，令左右召之，见室内唯一棋局耳，乃是所失之者。公知其精怪，遂令左右以古镜照之，棋局忽跃起，坠地而碎，似不能变化。公甚惊异，乃令尽焚之。

在唐代，妖怪们的形象具有了诗歌、文史乃至于艺术方面的才能，这充分说明了此时许多的妖怪已经具有了文人的学识、才艺；与之相应的，不少妖怪形象还已经具有了文人的情怀、志向。唐代国力的强盛，使得此时的文人充满了建功立业的魄力与信心；科举制的盛行又为下层的文人们提供了许多出人头地、谋取荣华富贵的契机。当然，官场的黑暗、腐败，仕途的淹蹇又使得不少的失意文人灰心丧气、牢骚满腹。于是，喜尚功名利禄而又时常自怨自艾、自命清高便成为唐代众多文人的普遍心理。这种心理、情志在不少文人小说中的妖怪形象那里也有所体现。

《太平广记》卷四一五引中，贾秘所遇到的那几位树妖，也俨然有着种种怀才不遇，以清高自赏的文人心态：

顺宗时，书生贾秘自睢阳之长安。行至古洛城边，见绿野中有数人环饮，自歌自舞。秘因诣之。数人忻然齐起，揖秘同席。秘既见七人皆儒服，俱有礼，乃问之曰：“观数君子，士流也。乃敢聚饮于野，四望无人？”有一人言曰：“我辈七人，皆负济世之才，而未用于时者，亦犹君之韬蕴，而方谋仕进也。我辈适偶会论之间，君忽辱临。幸且共芳樽，惜美景，以古之兴亡为警觉，以人间用舍为拟议，又何必涉绮阁，入龙舟，而方尽一醉也？”……其一人顾诸辈笑曰：“他人自道，必可无伤。吾属断之，行当败缺。”其一人曰：“己虽勿言。人其舍我。”一人曰：“此君名秘，固当为我匿瑕矣。”乃笑谓秘曰：“吾辈是七树精也：其一曰松，二曰柳，三曰槐，四曰桑，五曰枣，六曰栗，七曰樗。今各言其志，君幸听而秘之。”其松精乃起而言曰：“我本处空山，非常材也。负坚贞之节，虽霜凌雪犯，不能易其操。设若哲匠构大厦，挥斤斧，长短之木，各得其用。榱桷虽众，而欠梁栋，我即必备栋梁之用也。我得其用，则永无倾危之患矣。”……秘闻其言，大怖，坐不安席，遽起辞之。七人乃共劝酒一杯，谓秘曰：“天地间人与万物，皆不可测，慎勿轻之。”秘饮讫，谢之而去。

贾秘遇到的七位“儒服君子”，实则为松树、柳树、槐树、桑树、枣树、栗树、樗树所化的七只树妖。他们每个人都对自己的才能、志向作了一番表述，有的以栋梁自许，有的以风流自赏，有的叹怀才不遇，有的则安贫乐道。总的说来，他们的陈述都有一个基调，那就是由“负济世之才，而未用于时”所引起的怨艾情怀。这种借异物之口，以浇心中块垒的寓言式笔法，也正可算是唐代妖怪小说的一大新颖之处。

除了世俗化、社会化的倾向之外，唐代的妖怪形象还呈现出一种情感化、艳情化之倾向。这种倾向最突出的表现，便是这一时期妖怪小说中人妖恋故事数量的空前增多，故事的内容、情节也更见丰富、曲折了。人妖恋的故事，在六朝时代已经出现，并且数量不少，这正表明了六朝时期妖怪人情性的出现。但总的来说，这些故事的叙述都较为简淡，情事也不甚繁杂。唐代之妖怪小说中，则颇有一批叙事繁富、情节动人，对于男女情爱描摹得细腻而淋漓尽致的人妖恋故事。这一类故事作品之出现，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文人的心态、生活习惯都有着甚为密切的联系。

笔者在上文中已经谈到，唐代科举制度的盛行，使得一大批并没有世家背景的文人也由此而成为进士，融入了上流社会。这一批进士科出身之文人，由于较少受到传统儒家礼法的教育、熏陶，又多为少年得志，故而多显得骄傲浮躁、好色轻狂；另外，唐代社会礼法疏阔，即便是帝王之家，也有不少违礼乱伦之事。在这样一个好尚名利，视礼法为无物的商业化社会中，娼妓业的盛行，使得这一班新兴词科文人普遍形成一种风流、轻薄，崇好艳情的浮华习气。正如笔者在前文中提到的，六朝时代的文人已经颇为重情，故而当时的小说之中出现了甚多的恋爱故事；相较而言，唐人也是重情的，不过其情感则愈加地细腻、浮华，乃至于露出了一些艳情的色彩。早在武后、玄宗的时代，张鷟的传奇小说《游仙窟》便已经有了许多对于男女欢恋情状的描写，有的地方，甚至可以称得上是色情描写。本文写作者在奉使途中，遇见一个名为“神仙窟”的宅第，他于是在其中与两位美女欢宴、调情、作乐。这座宅第虽名曰“仙窟”，但说到底正是当时各地大大小小的青楼、妓馆的代称。作者的欢会“仙女”，实则是在欢会娼妓。这种经历，正是唐代文人的一种普遍经历。到了唐代中后期，随着词科之士的声势越来越旺盛，文人们所写的展示其风流艳情的诗文作品也就愈加地多。例如与白居易齐名的诗人元稹，就曾经创作了大量的如《会真诗》之类的艳情诗。世人多称“元轻白俗”，这个“轻”，指的就是好色、轻浮。又比如后来的杜牧、温庭筠等人，也创作了许多轻浮华艳的诗词。就此时的小说而言，描写进士与娼妓恋情的“才子佳人”类小说开始大行其道，像《柳氏传》《李娃传》《莺莺传》《霍小玉传》乃至于《长恨歌》《秦梦记》《无双传》以及《传奇》《甘泽谣》等小说中的一些故事，均以男女之婚恋情爱为主题，以至于在宋代罗烨《醉翁谈录》中所列的小说篇目中，“传奇”一类所收的几乎全为情爱小说。另外，在唐代的《本事诗》一书中，“情感”被列在了首位，位于事感、高逸、怨愤、征异、征咎、嘲戏这六章之前。以“情感”为首，正表现了作者对于情感之事的重视。其中的像“红叶题诗”“破镜重圆”“人面桃花”等故事，皆为抒咏情恋的千古佳话。综上可见，唐人对于艳情、情爱之事，可说是极为重视，甚至于已经沉溺其中了。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之中，唐代的描写人妖婚恋的小说作品也就大大地增多了。其中所表现的人物情感，也更为细腻、丰富而感人了。就拿狐妖类故事而言，六朝时代的狐妖类故事，多叙狐之蛊惑害人，真正称得上人狐恋的故事，只有《幽明录》中的“淳于矜”条以及“费升”条两则。在唐代，人狐婚恋的故事之数量则有了明显的增多，甚至已经可以说是唐代人妖恋故事中主要的一类了。其中最为著名者，则无疑是沈既济所创作的《任氏传》，在此传中，郑六显然与韦崟之辈一样，属于唐代喜好酒色的风流少年一类。他由惊艳而尾随而最终与任氏欢好，也正是当时社会上男子追求美色的正常举动。当然，他对于任氏这样一位多情美丽的狐女，仍然是有着深致的感情的。文章的末尾写任氏不幸为猎犬害死，郑六与韦崟都表现得相当地悲痛：

旬余，郑子还城，崟见之喜，迎问曰：“任子无恙乎？”郑子泫然对曰：“殁矣！”崟闻之亦恸，相持于室，尽哀。徐问疾故，答曰：“为犬所害。”崟曰：“犬虽猛，安能害人？”答曰：“非人。”崟骇曰：“非人，何者？”郑子方述本末，崟惊讶叹息不能已。明日，命驾与郑子俱适马嵬，发瘗视之，长恸而归。

《广异记》之“李参军”条（《太平广记》卷四四八引），所记亦为人狐婚恋之事：

唐兖州李参军拜职赴任，途次新郑逆旅。遇老人读汉书。李因与交言，便及姻事。老人问先婚何家，李辞未婚。老人曰：“君名家子，当选婚好。今闻陶贞益为彼州都督，若逼以女妻君，君何以辞之？陶李为婚，深骇物听。仆虽庸劣，窃为足下差之。今去此数里，有萧公是吏部璇之族，门地亦高。见有数女，容色殊丽。”李闻而悦之，因求老人绍介于萧氏。其人便许之。去久之方还。言萧公甚欢，敬以待客。李与仆御偕行。既至萧氏，门馆清肃，甲第显焕。高槐修竹，蔓延连亘，绝世之胜境。……其夕，亦有县官来作傧相。欢乐之事，与世不殊。至入青庐，妇人又姝美。李生愈悦。暨明，萧公乃言：“李郎赴上有期，不可久住。”便遣女子随去。宝钮犊车五乘，奴婢人马三十疋。其他服玩，不可胜数。见者谓是王妃公主之流，莫不健羡。

同书之“李黁”条所记，亦是人狐婚恋之事。在狐妖类故事之外，虎妖类故事中也出现了不少人虎恋故事传闻。例如《原化记》的“天宝选人”条（《太平广记》卷四二七引）所记，即为一则士人娶虎女为妻的故事：

天宝年中，有选人入京，路行日暮，投一村僧房求宿。僧不在。时已昏黑，他去不得，遂就榻假宿，鞍马置于别室。迟明将发，偶巡行院内。至院后破屋中，忽见一女子。年十七八，容色甚丽。盖虎皮。熟寝之次，此人乃徐行，掣虎皮藏之。女子觉，甚惊惧，因而为妻。问其所以，乃言逃难，至此藏伏。去家已远，载之别乘，赴选。选既就，又与同之官。数年秩满，生子数人。……

这个时期的猿妖类故事当中，也已经出现了多条人与猿妖婚恋的故事传闻。《传奇》中的“孙恪”条（《太平广记》卷四四五引），自然应该是其中最富于情采的一篇。猿女聪明、多情的形象，真可与《任氏传》中的“任氏”相比抗了。

除了上述例证之外，在一些其他种类的妖怪故事中，也有不少的描写人妖恋的作品。如《柳毅传》中所记的，则为柳毅与龙女的情恋婚姻。另外，《博异志》的“李黄”条（《太平广记》卷四五八引），则记述了李黄与一白衣女蛇妖相恋之事。李黄虽然后来为蛇妖所害，但这个故事对后世影响很大，《白蛇传》之传说，正由之而来。其文记曰：

元和二年，陇西李黄，盐铁使逊之犹子也。因调选次，乘暇于长安东市，瞥见一犊车，侍婢数人于车中货易。李潜目车中，因见白衣之姝，绰约有绝代之色。李子求问，侍者曰：“娘子孀居，袁氏之女，前事李家，今身依李之服。方除服，所以市此耳。”又询可能再从人乎，乃笑曰：“不知。”李子乃出与钱帛，货诸锦绣，婢辈遂传言云：“且贷钱买之，请随到庄严寺左侧宅中，相还不负。”李子悦。……李子整衣而入，见青服老女郎立于庭，相见曰：“白衣之姨也。”中庭坐，少顷，白衣方出，素裙粲然，凝质皎若，辞气闲雅，神仙不殊。略序款曲，翻然却入。姨坐谢曰：“垂情与货诸彩色，比日来市者，皆不如之。然所假如何？深忧愧。”李子曰：“彩帛粗缪，不足以奉佳人服饰，何敢指价乎？”答曰：“渠浅陋，不足侍君子巾栉。然贫居有三十千债负，郎君倘不弃，则愿侍左右矣。”李子悦。拜于侍侧，俯而图之。李子有货易所，先在近，遂命所使取钱三十千。须臾而至，堂西间门，剨然而开。饭食毕备，皆在西间。姨遂延李子入坐，转盼炫焕。女郎旋至，命坐，拜姨而坐，六七人具饭。食毕，命酒欢饮。一住三日，饮乐无所不至。第四日，姨云：“李郎君且归，恐尚书怪迟，后往来亦何难也？”李亦有归志，承命拜辞而出。……

综上可见，正是唐代文人的心态、习性的艳情、情感性的凸显引起了唐代妖怪小说的艳情化与情感化。它的主要表现，则在于人妖恋故事的空前增多以及故事情味的加强。与六朝时代的同类故事比起来，唐代人妖恋故事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明显的发展。另外，就妖怪种类而言，六朝时代的人妖恋多为人与龟妖、獭妖、鹤妖的恋爱，这些妖怪多为水边之物；唐代则多为人与狐妖、虎妖、猿妖等妖怪的恋爱，此类妖怪则多为山林之物。妖怪种类的变化，正体现出了两个时代文人们所处的地理、人文环境的差异。

二、诸类妖怪妖魅性格的持续

唐代的妖怪形象虽然已经具有了甚为浓厚，也甚为丰富的社会化、人情化色彩，但在另一方面，它们从先秦时代就流传下来的那种妖魅、祸害人的特性则依然相当明显。这种特性之所以依然持续未绝，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社会上巫鬼信仰之风依然风行，并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佛、道二教的流行非但没有使此种迷信风气减弱，反而给它们注入了新的活力。上至宫廷，下至广大的民间，对于巫术、鬼神的崇拜、祀享可谓无处不在，无处不兴。在唐代的诸多神怪小说集，如《纪闻》《广异记》《博异志》《通幽记》《玄怪录》《酉阳杂俎》等书中，我们均可以找到大量的例证，用以说明当时社会上巫鬼传闻的泛滥。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中，此时妖怪小说中的妖怪形象，仍普遍有着种种怪魅、祸害人的性格。以狐妖而言，当时社会上就广泛地流传着各种“狐魅”的故事。如《广异记》之“上官翼”条（《太平广记》卷四四七引），便记述了一只老狐化为美女诱惑人的故事：

唐麟德时，上官翼为绛州司马。有子年二十许，尝晓日独立门外。有女子，年可十三四，姿容绝代，行过门前。此子悦之，便尔戏调，即求欢狎。因问其所止，将欲过之。女云：“我门户虽难，郎州佐之子，两俱形迹，不愿人知。但能有心，得方便，自来相就。”此子邀之，期朝夕。女初固辞，此子将欲便留之，然渐见许。昏后徙倚俟之。如期果至。自是每夜常来。经数日，而旧使老婢于牖中窥之，乃知是魅。以告翼，百方禁断，终不能制。魅来转数，昼夜不去。儿每将食，魅必夺之杯碗，此魅已饱，儿不得食。翼常手自作啖，剖以贻儿。至手，魅已取去。翼颇有智数，因此密捣毒药。时秋晚，油麻新熟。翼令熬两叠，以一置毒药，先取好者作啖，遍与妻子，末乃与儿一啖，魅便接去。次以和药者作啖，与儿，魅亦将去。连与数啖，忽变作老狐，宛转而仆。擒获之，登令烧毁讫，合家欢庆。此日昏后，闻远处有数人哭声，斯须渐近，遂入堂后，并皆称冤，号擗甚哀。中有一叟，哭声每云：“若痛老狐，何乃为喉咙枉杀腔幢？”数十日间，朝夕来家，往往见有衣衰绖者，翼深忧之。后来渐稀，经久方绝，亦无害也。

此类狐精化女子以引诱男子的故事，与《搜神记》中的“阿紫”条颇为相似。到了后世，则成为狐魅故事中主要的一类。同书的“刘甲”条（《太平广记》卷四四八引），又记狐妖窃美妇之事。这个故事的情节则与《白猿传》中猿妖盗窃美妇的情事甚为相似，也同于六朝志怪《齐谐记》中“吕思”条的情节。其文记云：

唐开元中，彭城刘甲者为河北一县。将之官。途经山店，夜宿。人见甲妇美，白云：“此有灵祇，好偷美妇。前后至者，多为所取。宜慎防之。”甲与家人相励不寐，围绕其妇。仍以面粉涂妇身首。至五更后，甲喜曰：“鬼神所为，在夜中耳。今天将曙，其如我何？”因乃假寐。顷之间，失妇所在。甲以资帛顾村人，悉持棒，寻面而行。初从窗口中出，渐过墙东，有一古坟，坟上有大桑树，下小孔，面入其中。因发掘之。丈余，遇大树坎如连屋，有老狐，坐据玉案，前两行有美女十余辈，持声乐。皆前后所偷人家女子也。旁有小狐数百头，悉杀之。

除了魅惑之外，狐妖也有以恶作剧弄人，甚至害人致死者。如《朝野佥载》“张简”条（《太平广记》卷四四七引）记曰：

唐国子监助教张简，河南缑氏人也。曾为乡学讲《文选》。有野狐假简形，讲一纸书而去。须臾简至，弟子怪问之。简异曰：“前来者必野狐也。”讲罢归舍，见妹坐络丝，谓简曰：“适煮菜冷，兄来何迟？”简坐，久待不至，乃责其妹。妹曰：“元不见兄来，此必是野狐也。更见即杀之！”明日又来。见妹坐络丝，谓简曰：“鬼魅适向舍后。”简遂持棒。见真妹从厕上出来，遂击之。妹号叫曰：“是儿。”简不信，因击杀之。问络丝者，化为野狐而走。

狐妖以变化来害人，这种故事情节与《搜神记》之“吴兴老狸”条也有些相似。由这个故事我们也可以看出狐妖的邪祟性在淫媚之外，又有着狡诈、阴狠的成分。在狐妖之外，唐代的蛇妖也有着明显的魅害人的特性。例如《集异记》之“朱觐”条（《太平广记》卷四五六引），就记录了一则蛇妖魅惑少女，又最终为侠士诛除的故事：

朱觐者，陈蔡游侠之士也。旅游于汝南，栖逆旅，时主人邓全宾家有女，姿容端丽，常为鬼魅之幻惑，凡所医疗，莫能愈之。觐时过友人饮，夜艾方归，乃憩歇于庭。至二更，见一人着白衣，衣甚鲜洁，而入全宾女房中。逡巡，闻房内语笑甚欢，不成寝，执弓矢于黑处，以伺其出。候至鸡鸣，见女送一少年而出，觐射之，既中而走。觐复射之，而失其迹。晓乃闻之全宾，遂与觐寻血迹，出宅可五里已来，其迹入一大枯树孔中。令人伐之，果见一蛇，雪色。长丈余，身带二箭而死。女子自此如故，全宾遂以女妻觐。

此外，在唐代的一些水中精怪类故事中，也多有妖怪魅人的例子。《传奇》之“高昱”条（《太平广记》卷四七零引）则记录了三只鱼精吞食僧、道、儒，而最终为善于符术之士驱除的故事：

元和中，有高昱处士以钓鱼为业。尝舣舟于昭潭，夜仅三更不寐。忽见潭上有三大芙蕖，红芳颇异。有三美女各踞其上，俱衣白，光洁如雪，容华艳媚，莹若神仙，共语曰：“今夕阔水波澄，高天月皎，怡情赏景，堪话幽玄。”其一曰：“旁有小舟，莫听我语否？”又一曰：“纵有，非濯缨之士，不足惮也。”相谓曰：“昭潭无底橘州浮，信不虚耳。”又曰：“各请言其所好何道。”其次曰：“吾性习释。”其次曰：“吾习道。”其次曰：“吾习儒。”各谈本教道义，理极精微。一曰：“吾昨宵得不祥之梦。”二子曰：“何梦也？”曰：“吾梦子孙仓皇，窟宅流徙，遭人斥逐，举族奔波，是不祥也。”二子曰：“游魂偶然，不足信也。”三子曰：“各算来晨，得何物食。”久之曰：“从其所好，僧道儒耳。吁！吾适来所论，便成先兆，然未必不为祸也。”言讫，逡巡而没。昱听其语，历历记之。及旦，果有一僧来渡，至中流而溺。昱大骇曰：“昨宵之言不谬耳！”旋踵，一道士舣舟将济，昱遽止之，道士曰：“君妖也，僧偶然耳。吾赴知者所召，虽死无悔，不可失信。”叱舟人而渡，及中流又溺焉。续有一儒生，挈书囊径渡，昱恳曰：“如前去僧道已没矣！”儒正色而言：“死生命也，今日吾族祥斋，不可亏其吊礼。”将鼓棹，昱挽书生衣袂曰：“臂可断，不可渡。”书生方叫呼于岸侧，忽有物如练，自潭中飞出，绕书生而入。昱与渡人遽前捉其衣襟，漦涎前流滑，手不可制。昱长吁曰：“命也！”顷刻而没三子。而俄有二客乘叶舟而至，一叟一少，昱遂谒叟，问其姓字。叟曰：“余祁阳山唐勾鳖，今适长沙，访张法明威仪。”昱久闻其高道，有神术，礼谒甚谨。俄闻岸侧有数人哭声，乃三溺死者亲属也。叟诘之，昱具述其事，叟怒曰：“焉敢如此害人！”遂开箧，取丹笔篆字，命同舟弟子曰：“为吾持此符入潭，勒其水怪，火急他适！”弟子遂捧符而入，如履平地。……明晨，有黑气自潭面而出，须臾，烈风迅雷，激浪如山。有三大鱼长数丈，小鱼无数周绕，沿流而去。叟曰：“吾此行甚有所利，不因子，何以去昭潭之害？”遂与昱乘舟东西耳。

三只鱼精化为白衣女子而谈佛、谈道、谈儒，显出了相当社会化的人情味。但她们后来竟然兴风作浪，各自吞噬了一僧、一道、一儒，则又露出了妖魅凶残害人的本性。同样的，像《补江总白猿传》中的那一只白猿妖，虽然武艺卓绝，聪慧无比，但其盗人妻女的行径，也正体现出了妖怪的怪魅淫邪的性格。综此可见，唐代的妖怪形象，虽然有很多已经表现出了社会化、情感化的倾向，但它们的由前代传下的妖魅、惑人的品格则仍然是普遍存在着的。自此以后，人情性与怪魅性便成为妖怪互为矛盾而又并行发展的两种性格。这样的相持而又相统一的状况，在唐代以后的诸多妖怪形象那里，一直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