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先秦至唐五代“妖怪”观念之流变

妖怪，对于中国人而言，是再熟悉不过的东西。提起“妖怪”，我们马上就会联想起一连串的古典文学中的各种艺术形象：《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猪八戒、牛魔王，还有取经途中所遇到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妖怪；《聊斋志异》中的如青凤、娇娜、莲香、黄英之类可爱的花妖狐鬼；《封神演义》中那败坏殷商的狐妖妲己……除此之外，在许多白话神怪历史小说以及文言笔记小说之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大量的妖怪形象。中国的妖怪，数量如此庞大，品种如此复杂，其形象又是如此的引人注目，与其他各类文化（如西方文化）中的精灵、魔怪相比起来，不仅毫不逊色，而且更有着自身独特的光彩。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文学之中，妖怪可谓无处不在，无人不知，凡禽兽、鱼鸟、花木，乃至无生命之物皆可成妖。妖怪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体现着中国人传统思维中的种种特点，又反过来对我们的思维、文化习惯产生了重大影响。那么，“妖怪”到底是什么？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它的概念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在儒、释、道三教并存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妖怪究竟处在怎样的一个位置呢？笔者认为，这都是一些很有意思，值得探讨，然而在当今学术界却缺乏必要的关注的问题。并且，在神怪小说这样一个范畴内，相对于神仙、佛教、鬼神等类型的小说，妖怪小说显然更为丰富、庞杂而多姿多彩。因此，对于妖怪文化、妖怪小说作品的研究，也就具有了相当的意义。

笔者认为，对于“妖怪”一词的概念，我们首先应该从两个层面来加以理解。第一个层面，乃是广义的层面。在此层面上，“妖”或者“妖妄”，乃是对于一种不正常的，且又带有邪妄性质的现象的泛指。在中国历史上，人们常常把那些不正当、邪妄的法术称作“妖术”，又将依靠这些妖术来骗人，或者造反的人称为“妖人”“妖贼”；此外，“妖书”“妖言”“妖道”等名称在历代文献中也屡见不鲜。《太平广记》一书之中，专门列出了“妖妄”一门，共占三卷（卷二八八、二八九、二九零），其中所记述者，则全为邪妄之人靠装神弄鬼来欺诈别人，谋取私利，最后被揭穿的事。而卷三六七“人妖”一类所记者则为人之怪异者，或女扮男装之事。由此可见“妖”之所指，正是不正常之义。在历代文言、笔记小说中，此类例证可谓甚为繁夥、不胜枚举。

第二个层面，乃是特指的、狭义的层面，相对于第一个层面而言，则要复杂得多。如果依照明清时代如《西游记》《封神演义》《聊斋志异》等小说中的描述，我们对于“妖怪”一语，大概可以列出四类特性。其一，神秘灵异性，即它与传统神怪信仰中的鬼、神、仙、佛等观念一样，乃是存在于人们思维、想象中的一种带有神怪性质的物体。其二，乃其不同于人类的其他物种之原形特质。如狐妖、虎妖、龙妖、狗妖等具有动物之原形性质，花妖、木怪等则具有植物性，器物之妖等则具有非生物之原形性。其三，具有人类的各种特性。凡为妖怪者，大半皆具有人之形状、性情、语言之能力，皆能与人沟通，从而对人类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其四，则是其变化之特性。它们之所以能够具有人的各种特性，乃是由其原形变化而来。就这四点特性可以看出，“妖怪”与传统文化中的所谓“精怪”的观念乃是非常接近的，几乎可以互为通用。因而，“妖怪”又常被称作“妖精”。但是，在笔者看来，“妖怪”与“精怪”概念之混合，乃是后世才出现的状况。《太平广记》就明确地将“妖怪”与“精怪”分为两类。虽然在《广记》之中，“妖怪”“精怪”之间的差异已不是很大，但据笔者的考察，在先秦以至于两汉，二者的涵义相去甚远。只是到了六朝、唐宋时，二者的涵义才逐步地融合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