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妖怪小说发展、衍变之社会文化背景

六朝，又称作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社会政治大动荡、大分裂的时期，也是一个思想文化大变动的时期。政治的分裂、佛道二教的兴起使得学术文化呈现出一种多元、自由之态势。随着儒家经学统治地位的丧失与士子人文精神的觉醒，此时的哲学——玄学开始兴起，文学则走向了独立与自觉。在这样一个思想文化不断地变动、碰撞、交流，而又不断地向前发展的环境中，自先秦时代便已出现的志怪小说获得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发展契机，因而逐渐兴盛起来。一大批代表性的作品如《列异传》《搜神记》《幽明录》等纷纷涌现。这种种的政治、文化、文学上的变动，对于此时人们的妖怪信仰、人们心目中“妖怪”概念之变化，以及各类的妖怪故事，自然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一、社会政治之动荡分裂

这一系列的变动，仍然是从社会、政治的大变革开始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段大动荡、大分裂的时期。由刘氏所建立的西汉、东汉两个王朝，在经历了近四百年较为安稳的统治之后，由于集权政治无法克服的矛盾，开始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危机：天子昏弱、外戚干政、宦官专权，整个统治阶级已经千疮百孔、腐朽不堪；再加上长达数十年的与西羌的战争，水灾、旱灾的肆虐，在公元184年，终于爆发了波及全国的黄巾大起义。这场有着民间宗教背景的农民暴动，实可谓后世中国长达数百年的大动乱、大分裂的开端。接下来，便是军阀割据、三国纷争，以后则更有五胡乱华，南北朝之对峙，北周、北齐的分裂等。这一次次的动荡、分裂不仅使得许多国家、朝代相继灭亡，而且还给无数无辜的平民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汉末的董卓之乱、西晋时的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以后十六国时代的攻掠争战，北魏末期尔朱氏、高氏、宇文氏的权力争斗，均使得中原地区的人民遭受了无穷无尽的荼毒，横被兵灾而死者动辄数十万。南朝地区虽然保留了甚多的文治教化，但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则异常的频繁、残酷。政变、兵变层出不穷；荆襄一带与吴会一带的地区性政治摩擦时时不断；晋、宋、齐、梁、陈等几个偏安的小朝廷像走马灯似地轮换；梁陈之际的侯景之乱，则又是一次由统治阶级的昏聩无能、政策失误所造成的整个社会文明的大崩溃、大灾难，其惨酷的程度，较之永嘉之乱实不遑多让。此外，六朝时代还是一个暴君辈出的时代。三国时吴国的孙皓、十六国时前赵的刘聪、后赵的石虎，南北朝时北齐的高洋、高湛，以及宋代的废帝刘子业、齐代的东昏侯萧宝卷，都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昏暴之君。这些人虽然大多没什么好下场，但其在位时官员、百姓们所蒙受的痛楚与苦难，则非笔墨所能尽述。正如东晋时代的虞预在大兴二年中上书所言：“戎翟及于中国，宗庙焚为灰烬，千里无炊烟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自天地开辟，书籍所载，大乱之极未有若兹者也。”（《晋书》卷八二）无可怀疑的，这样一种黑暗、变乱的政治局面，正是由残暴、腐败而无能的专制政治带来的无可避免的恶果。直到589年隋文帝灭陈，这个大动荡、大分裂的时代才算落下帷幕，而这个时候，距离东汉的灭亡（220年）则已经有近四百年的时间了。

二、思想学术之多元化

变乱动荡的政治，对于此时的思想、文化自然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此时的社会、政治虽然相当的混乱、黑暗，但是，“祸兮福之所倚”，分裂、动乱之极的政治局面反而给在文化专制重压下奄奄一息的学术思想带来了重生的机会。自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以来，儒家之学被奉为了不可凌犯的经典，成为官方唯一认可的统治思想，其他的各类思想、学术，或者被打压、冷落，或者只有依攀儒家经学而生存。到了六朝时代，随着东汉大一统王朝的崩灭，儒家经学的权威地位也就一落千丈。哲学、史学、文学等学科则纷纷挣脱了儒教的枷锁，呈现出独立与兴盛的态势。魏晋时代的文士们，对于儒家之经学普遍抱持着一种怀疑与排斥的心态，他们开始从先秦时代的诸子之学中寻找自己理念的寄托。于是，一种与经学迥然有异的学说——玄学便逐渐兴起了。此时之玄学虽然在很多场合仍然披着儒学的外衣（如王弼、何晏之注释《论语》），然而其内在的实质，却是与道家的老庄之学相通的。如玄学家们所讨论的“有”和“无”之问题、“言”与“意”的问题，皆为老庄之学所关注的问题。这种关于宇宙本体论的高深、玄妙的讨论，则与崇尚实用，关心现实政治的儒家之学是大相径庭的。

在玄学走向独立的同时，文学也在这一时代走向了自由、自觉与繁盛。文学创作早在先秦时代便已出现，到了两汉时期更是佳作迭见。但是，在那个时代，文学仍未能摆脱儒学所加给它的实用的、服务于政教的角色。人们对于“文学”的定义，它的特征、价值以及创作之规律，也还未有系统化的、理论化的阐述。但是，在六朝时代，随着儒学压力之减轻，文学便获得了一个极大的自由发展的空间。随着世族社会的形成，此时出现了一大批不愁日常衣食，能够远离俗世功名之竞逐，而专心致志于文学、学术之研讨的士族知识分子。正是有了这些专业化人士的参与，人们对于文学本质之认识逐渐明晰，对于文学本身之特征，它的创作、发展之规律也有了大量系统的、理论化的讨论。曹植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刘勰的《文心雕龙》、萧统的《文选序》、钟嵘的《诗品》……这一系列文学理论作品的涌现，表明在这一时期文学作为一门理论化之学科，已经从传统的一元化儒学系统中正式独立出来了。

人们对于文学的尊重，自然也就引起了对于人的个性、情感的尊重。这时的士人们有很多已不把自己当成是儒家礼法链条中的一环，而将自己视为一个独立、自由的“人”，俗世的礼教、习俗在他们那里已经失去了意义。像“竹林七贤”那样的魏晋名士，他们的名士风度与任性放诞正是其独立个性与自由情感之体现。永嘉南渡之后，世家之文人，多喜徜徉流连于名山胜水之间。山水的风韵，更使得此时士人们的性情中添加了一份文采雅致的意味。此种韵致，不仅使南朝文人们的诗文显得清新雅丽、情致盎然，也使得此时的志怪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感人至深，长久流传于后世的爱情故事。在这种喜爱抒写人与异物恋爱的风气中，妖怪小说中也就涌现出了相当数量的“人妖恋”故事。对于这一点，笔者则会在后文中详细地加以论述。

三、宗教信仰之风行与志怪小说之兴起

在六朝时代，思想文化发生大变动的另一个主要表现即佛教与道教这两种宗教之兴起与盛行。佛教本产生于印度，两汉时代即已传入中国。较为普遍的说法，即言其在东汉明帝时，由明帝遣使由大月氏处求得佛法。然而，在整个东汉时代，佛教对于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并未发生大的影响。它在官方统治者以及士人们那里并未受到广泛的重视。在时人的心目中，它也只是一种与方术相似的民间信仰。《后汉书》卷三十《襄楷传》中提到，桓帝之时，“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可见，“浮屠”一类佛教信仰，与当时民间盛行的巫祠之信仰，仍是纠缠不清的。可是，到了晋代，尤其是南渡之后，情况则有了大大改变。在此时，由于官方思想学术权威性的丧失，士大夫的思想普遍显得多元而开放，而佛教这样一种带有极深哲理意味的宗教，自然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兴趣与关注。《世说新语·文学第四》注引《续晋阳秋》云：“至过江，佛理尤盛。”文人们的翻译、研读佛经，自然使得世人们对于佛教的理解、认识有了大大的提高。同时，在这一时期，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宣扬慈悲救难、因果报应，以及轮回报应的佛教，则正好为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民众，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安慰以及苟忍于世的方法。因此，佛教信仰在六朝社会遂变得空前的昌盛。就南方而言，东晋孝武帝时左卫领营将军许荣曾上书言道：“尼僧成群，依旁法服……流惑之徒，竞加敬事……”（见《晋书》卷六四《司马道子传》）；梁武帝时郭祖深亦曾上言云：“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北朝之崇佛较之南朝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以北魏而言，《法苑珠林》卷一二零记云：“元魏君临一十七帝，一百七十年，国家大寺四十七所……王公等寺八百三十九所，百姓所造寺者三万余所。总度僧尼二百余万。译经四十九部。佛教东流，此焉为盛。”又，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序》云：“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模山中之影。”由上可见，在此一时期，佛教之信仰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角落。

与佛教相类似的，道教之信仰在这一时期也极为昌盛。道教的核心思想，其实是沿承先秦两汉时期的神仙家而来，它所追求的是一种肉体的长生不死，以及飞升成仙，等等。汉末魏晋时代，一种融合了民间盛行的祈禳、符咒、驱劾等巫术的民间道教基本形成。他们的代表，则有挑起了黄巾之乱的太平道以及盛行于汉中的五斗米道，等等。到了北魏时期，一些具有精英性质的道士，如寇谦之、陆修静、葛洪等，便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开始对民间道教进行清理整顿，使之系统化、戒律化，并为之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时空体系。这样，本来零散、纷乱的民间道教便成为一种颇有组织性的宗教。很明显，这样一种理论化、体系化的色彩，是受佛教的影响而产生的。总的来说，道教的宗教色彩始终比不上佛教，因此，道教徒们对于教义的宣传，也没有佛教徒那样认真、用力。故此，在下层民众那里，正规的道教信仰并未引起广泛、普遍的兴趣。但是，长生不老与飞升轻举对于上层统治者与文人知识分子则有着莫大的吸引力。例如，魏武帝曹操即为一甚好方术之人，《博物志》卷五记云：“魏武帝好养性法，亦解方药，招引四方之术士如左元放、华佗之徒，无不毕至。”北魏时代的道武帝拓跋珪也喜好仙道，《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载其曾经“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炼仙药。”可见，道教神仙之信仰，在六朝时代也可谓是盛极一时的。

与清理后的官方正规道教相比，这一时期的民间巫术信仰以及由之发展而来的民间道教，则显然更加的兴旺与昌盛。笔者在上一章中即已言及，巫术之信仰，在先秦两汉时代即已十分流行，到了汉末魏晋时代，官方神学的压力减轻，巫术之信仰，则愈见盛行。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以方术闻名于世的道士，像封君达、甘始、鲁女生、左慈、管辂、樊英、徐登等，他们虽被称为“道士”，但其所行之法术，则仍为巫术之类。像《搜神记》卷三“信都令”条，就记录了魏晋时代的著名方士管辂以卜筮为人疗疾之事：

信都令家妇女惊恐，更互疾病。使辂筮之，辂曰：“君此堂西头有两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头在壁内，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头，故头重痛，不得举也；持弓箭者主射胸腹，故心中悬痛，不得饮食也。昼则浮游，夜来病人，故使惊恐也。”于是掘其室中，入地八尺，果得二棺。一棺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箭久逺，木皆消烂，但有铁及角完耳。乃徙骸骨去城二十里埋之，无复疾病。

信都令家人的病痛来源，在于鬼之作祟，而“鬼”正是巫术信仰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因此，归根结底，这些带有很强民间色彩的道术、法术的崇仰，皆应归属于巫术信仰一类。这一类传闻足以证明，这个时代民间社会文化中“巫”的风习，是相当浓厚的。

佛教、道教与巫术观念之流行、兴盛，自然在社会上造成了一种空前浓烈的神怪信仰之空气。因为这三种神秘意识皆承认天地之间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数量庞大的鬼、神、仙、怪等灵异之物。这种迷信风气不仅在民间社会、上层统治阶级那里泛滥流传，而且也已经深深地影响到文人知识分子的意识。在此一时代，由于汉王朝的覆亡，官方所崇奉的灾异说、图谶说已然失去了应用的市场，因而文人们的兴趣也由官方神学转移到了在民间蓬勃兴起的鬼神之说上来。故此，以记录鬼神仙怪之事的志怪小说就大量地涌现出来。鲁迅先生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言道：

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

此一段文字，则总括性地道出了巫、道、佛三者之盛行与志怪小说勃兴之关系。六朝时代，出现了甚多的道教神仙小说，如晋代葛洪的《神仙传》、张敏的《神女传》、曹毗的《杜兰香传》、王羲之的《许迈传》以及《汉武内传》等，而像《搜神记》中的“董永”“玄超”等条文，所记者亦为神仙故事。这些神仙小说，较之两汉时代的同类作品如《列仙传》《汉武故事》等，在数量和质量上均有了显著的发展。受佛教的影响，六朝时代，尤其是南北朝时期，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宣扬佛家理念的“释氏辅教之书。”其中较为有名者，则有宋代刘义庆的《幽明录》《宣验记》，梁代王琰的《冥祥记》、王曼颖的《补续冥祥记》、陆杲的《系应验记》以及北朝侯白的《旌异记》、佚名的《观世音感应传》等。当然，此时对志怪小说产生了最大和最深影响的，仍然是在民间泛滥的巫术信仰。在六朝的代表性志怪小说如《列异传》《搜神记》《搜神后记》《幽明录》《异苑》《续齐谐记》等书中，表现得最多的，则是一些鬼魂、神灵、魅怪的观念，这些观念则与巫术信仰有着直接的联系。

在这个志怪小说勃盛的时代，本属于志怪小说之一类的妖怪小说，自然也获得了一个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的质的飞跃。这个时代虽然没有产生一部专记妖怪故事的小说，然而，在各类志怪小说如《列异传》《玄中记》《幽明录》《搜神记》《异苑》《录异传》等书中均有着相当一部分故事条文是专门谈妖说怪的。这一系列的精怪、妖怪小说故事已经成为六朝志怪小说中不可忽视的一大类。虽然从数量上说它或许比不上鬼神故事之众多，但就故事本身的诱人性以及艺术感染力而言已足以与鬼神志怪相比肩。

概而言之，这一时期的妖怪、精怪观念，仍主要是与巫术信仰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联系，与佛教、道教等新兴的、严格的宗教则并无太多直接的联系。虽然在唐代之后，人们逐渐形成了由妖修炼成人，再由人而修炼成仙、佛这样一种“妖—人—仙”的等级意识，但是在六朝小说中，我们尚看不到明显的妖怪“修炼升级”的迹象；在那些记述妖怪故事的小说中，因果报应、轮回转世以及长生不死、肉体飞升等佛道二教的主张显然不是主要的内容。正如笔者在第一章中所提到的，精怪信仰本是一种相当散漫、随意的信仰，因此，它与佛道二教的那种颇为系统、严格的信仰本有相抵触之处。当然，这种抵触也并不是绝对的，随着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与巫术化，佛教与精怪之意识也偶尔发生了联系。例如《太平御览》卷九三二引《许氏志怪》之“竺僧瑶”条就记录了一个僧人凭符法除精怪的故事：

沙门竺僧瑶得神符，尤能治邪。广阳王家女病邪，召瑶治之。瑶入门，便瞠目大骂：“老魅不守道，敢干犯人！”女在内大唤云：“人杀我夫！”鬼在侧曰：“吾命尽于今，可为痛心！”因歔欷悲啼。又曰：“此神也，不可争。”旁人悉闻。于是化为老鼋，走出中庭。瑶入，扑杀之。

此外，《灵鬼志》之“沙门昙游”条记昙游除却蜈蚣精，也属僧人除精怪的故事。竺僧瑶与昙游虽然有着僧人的身份，但他们除妖所用的法术，则完全属于民间所流行的巫法、道术之类。佛教的这样一种巫化之倾向，到了后世则愈来愈重了。在此一时期，民间的巫术信仰以及由之衍化而来的民间道教相当昌盛，它们与精怪、妖怪之信仰有极深的联系，对于“妖怪”概念之变化也有着很大的影响。随着汉代官方神学的衰微，灾异、图谶、阴阳五行之学不再吃香，这样，本属于阴阳五行学说的“妖怪”原有的预示性、政治性之意义便逐渐淡化，转而与蓬勃兴盛之民间巫术信仰相结合，与“精怪”的概念逐渐混淆起来。对这一问题，笔者在后文中将有详尽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