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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研究对象为妖怪小说，妖怪小说产生的源头则为“妖怪”概念之出现。以今日的眼光来看，所谓的“妖怪”本来是不存在的。然而，在我们的古人那里，为何会出现种种妖怪故事与传闻呢？依笔者的意见，“妖怪”概念的产生及相关故事之出现，与中国自原始时代以来即已流行的巫术信仰、巫文化之繁盛，有着密切的联系。清代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三《武帝》中说：

鬼神日流行于两间，而以怳忽无象，摇天下之耳目而疑之。立教者不能矫谓之物，精意莫传，浅陋者遂托焉。佛老之教虽诐也，然其始教未尝倚乎鬼神。乃其流裔一淫于鬼神，而并悖其虚无寂灭之初心，岂徒佛老然哉？君子之道，流而诬者亦有之。魏晋以下，佛老盛，而鬼神之说托佛老以行，非佛老也，巫之依于佛老也。东汉以前，佛未入中国，老未淫巫者，鬼神之说，依附于先王之礼乐诗书以惑天下。儒之驳者，屈君子之道以证之。故驳儒之妄，同于缁黄之末徒，天下之愚不肖者，有所凭藉於道，而妖遂由人以兴而不可息。汉之初为符瑞，其后为谶纬，驳儒以此诱愚不肖而使信先王之道。呜呼，陋矣！

王夫之不愧为明末清初一大思想家，他借着汉武帝崇信鬼神的史实，指出了“巫”文化乃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民间文化之内核；我们日常所说的儒、释、道三教，其高深的哲理精义，在长期的流传中，已被实用、浅陋的“淫巫鬼神”之说篡代了。此番论述，可谓一针见血之真知灼见。那么，何谓“巫”呢？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先来看看《国语·楚语下》中所记的一段话：

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知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神明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

可见，巫（或曰觋）乃是“精爽不贰”，因而获得神明特别照顾，代替神明与一般人交流的人。《说文解字》五上“巫”部曰：“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荀子·王制》篇云：“相阴阳，占祲兆，钻龟陈卦，主禳择五卜，知其吉凶妖祥，伛巫跛既击之事也。”唐代苏鹗《苏氏演义》卷上曰：“巫者，舞也，舞以降神，谓之巫。巫字象两袂而舞者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曰：“祝史陈信于鬼神。”“祝”也是巫之一种，故人们常将“巫祝”连而称之。巫术信仰之所以出现，其原由乃在于原始时代人们的一种“万物有灵”之意识。在原始人的思维中，世间万物，皆有着凡人无法发觉的灵异力量。这些灵异力量的具体表现，则是冥冥之中那许多的神鬼、精怪之类，它们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决定着人们的命运。为了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人们就有必要与这些灵异力量进行沟通、交流。然而，普通人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拥有特异之能力，能够以某种方式与神、鬼、怪、魅进行交流的人，他们就被称为“巫”，而沟通之方式，则被称为了“巫术”。根据以上论述，可以知道，“巫”即是一种沟通神秘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翻译者”，他们由于有一种普通人所不具备的与鬼神精怪等灵异力量进行接触、交流的能力，故而能通过某种方式（或仪式）以达到对此种灵异力量之尊崇，对自身幸运之祈祷，对仇恶人、物之诅咒，对未来事件之预测等神秘性之欲求。因此，“巫”主要有四种职能，即沟通鬼神、祈求幸福、诅咒他人以及预测未来。在中国，巫术之信仰从原始时代起即已十分流行，到了夏、商、周时期则被纳入了官方信仰之系统。“巫”成为当时一种十分重要而又有着甚大权力的职位。商代的巫咸，乃是整个朝廷中极为重要的一个角色。周代负责与天地鬼神沟通的“春官宗伯”，执行着巫的职能，在周代之王朝系统中，亦为一重要之职位。《周礼·春官宗伯》云：“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祗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虽然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巫术信仰随着周王朝之崩溃流落到了民间，但在大众那里，它仍保持着相当强的生命力，一直兴盛不衰。

在巫术之四大职能中，沟通、祈福与预测未来无疑是最有实用价值，且备受重视的。重视的结果，便是祭祀与卜筮的盛行。在商、周时代，祭祀乃是各类人物乃至整个国家的头等大事。《礼记·祭统》曰：“祭者，教之本也已。夫祭有十伦焉，见事鬼神之道焉。”祭祀之对象，乃是上帝、祖先、乃至天地山川之各路神鬼。

另外，尧、舜、禹、黄帝等古代之帝王，在后世人们的眼中，其实也已神化，与“神灵”之类，已经没有太大的分别了。因此，祭祀之盛行，自然相应地会引起这些“怪物”“百神”信仰之兴盛。如绪论所述，神鬼与精怪之涵义本来甚为接近，神鬼传闻的风行，也必然意味着精怪故事之大量产生与流行。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巫术信仰与精怪传闻产生的联系了。

另外，在这个时候，卜筮之事也是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礼记·表记》曰：“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无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亵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违卜筮。”《周易·系辞上》又云：“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卜筮之风之盛行，即说明预示吉凶之理论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周礼·春官宗伯》述“保章氏”之责任时说道：“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以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相，以十有二风察天地之和，命乖别之妖祥。”“保章氏”以星气占卜未来之吉凶，其行为亦应属卜筮一类。可见，卜筮吉凶之说，对于带有预测性质的“妖祥”观念之兴起与流传，显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综而观之，先秦两汉时代的“精怪”“妖怪”两个概念（二者后世合为了“妖怪”之概念），乃分别受巫术信仰中祭祀、卜筮之习俗影响而产生、兴起。因此，当我们在讨论妖怪概念之出现时，对于先秦夏、商、周时代巫文化之流行、兴盛的状况，显然是不能忽视的。

二、先秦两汉时代社会及思想学术之巨变

我们今天所说的“先秦两汉”时代其实是一个相当漫长的时代。如果从尧、舜、禹的时候（前22世纪左右）算起，一直到东汉末期（3世纪初），足足有两千多年，比中国整个的君主专制时代（秦至清）还要长久。然而，由于年代的久远，史料的缺失，这一段漫长的历史中许许多多的情况对我们而言都已经无从知晓了。相对而言，今天的人对于西周末直到秦汉这一段时期的史实了解得更多一些。当然，正如大家所熟知的，这个时期又恰恰是一段社会政治极为动荡，变化也极为剧烈的时期。其变动之宏大，影响之深远，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恐怕也只有最近三百年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所经历的巨变方足以比肩。这一场变动，以幽王失道、周室东迁为开始之标志，直至西汉中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大一统国家之意识形态，方才基本停止。在这场变动中，中国社会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贵族封建之政治，为专制之集权政治所取代；三代以来等级森严之阶级社会，亦为新兴的平民阶层、士人阶层乃至商人阶层所破坏；而传统以来的“王官之学”，也逐渐为“士”阶级的百家之学所代替。总之，王纲解纽、礼崩乐坏，随着中央政权的瓦解与知识文化之普及，旧的分封制的统治者最终为来自平民阶层的新兴政治力量所取代。清代的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卷二中，对于这一时代贵族封建制之衰落与专制集权制之兴起，论述道：将变局归于天命，固不足一辩，然其对自春秋至秦汉之政治制度由分封制到集权制之宏观勾勒，则极具眼光：周室失尊，诸侯并起，五霸纷争；其后战国七雄裂地而分，互为攻掠，而最后尽归于集权独裁之秦帝国；秦因暴政而亡，汉朝终于取得了天下。几经波折，分封建国之贵族政治最终为大一统之君主专制所取代。此种政治，较之贵族政治更重视对于地方独立意识、势力之压抑、控制。虽然后世一代又一代的集权王朝皆因其专制腐败而覆亡，“大一统”之政治格局，沿袭至今，仍然未有大的变动。

这一时代贵族政治、社会等级制度之崩溃，自然也引起了人们思想意识、学术知识以及文化信仰之剧烈变化。随着礼乐制度之崩坏，长久以来附着于这套国家意识形态的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代表的所谓“王官之学”也逐渐解体散乱；于是，这一类本来由贵族官吏——巫、史、乐官等所操持的专门学问，也渐由中央之周王朝散落到诸侯四夷以及民间社会中。《史记·历书》言道：“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侯，或在夷狄。”但是，在平民社会这样一个创造力极强的环境里，这一套学问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不断地扩散、丰富、发展，遂形成了一系列自由、多元、复杂而又极具生命力的思想、学术。这便是为后世所称道的“诸子百家之学”。这一类自由学术之勃兴，也就意味着它的拥有者——大部分出身于平民社会的“士”阶层之崛起。

当然，王官之学的散落及百家之学的兴起也是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其间起了关键性作用的，则应算春秋末期的孔子。自孔子之后，百家之学的著名者，有墨子、孟子、庄子、公孙龙子、荀子、韩非子等，直到后来的《吕氏春秋》乃至汉代的《淮南子》，子学之传统在这一时期不断发扬，终于臻于鼎盛。《庄子·天下篇》则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思想学术之盛世：

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道之。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此番论述，虽然仍在歌颂贵族时代的那种“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的王官之学，对“百家之学”甚有偏见，然以今人眼光视之，这个“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则为整个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个幸运的时代，一个空前绝后的自由、辉煌的黄金时代。直到大一统时代降临，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政策的打压下，由子学所扬起的思想之火才逐渐枯萎、寂灭了。

三、先秦两汉时代神秘主义信仰之泛滥

在这样一个思想文化的大解放、大变革的年代里，人们的各种对于神秘力量之崇拜、信仰也发生了一系列显著的变化。三代以来官方所认可的那种巫术信仰、鬼神崇拜逐渐边缘化而被排斥到了民间，又在民间变得盛行起来。而一些受当时流行思想的影响而产生的新式信仰，例如神仙信仰、阴阳五行观念等则慢慢成为统治阶级所认可的主流信仰，从而构成了一套新式的神秘主义系统。“长生不死说”与“五德终始说”遂成为秦汉时代社会上最引人注目的话题。与此同时，社会上还流行着一些其他的新式、旧式神秘主义信仰，如“天人感应说”、灾异说、符命瑞应说、三统说、谶纬说等等。

战国时代，谈风盛行，诸子为炫耀自己见闻广博，辩才出众，故多喜侈谈怪异。神怪之说，遂在社会上大为风行。在这一时期的各类子书、史书等文献中，均记载了大量的鬼神怪异之传闻。如《吕氏春秋·慎行论·疑似篇》就记载了一则“黎丘之鬼”的故事：

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效人之子侄昆弟之状。邑丈人有之市而醉归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状，扶而道苦之。丈人归，酒醒而诮其子曰：“吾为汝父也，岂谓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触地曰：“孽矣！无此事也。昔也往责于东邑人，可问也。”其父信之曰：“嘻！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尝闻之矣。”明日端复饮于市，欲遇而刺杀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逝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剑而刺之。丈人智惑于似其子者，而杀于真子。夫惑于似士者，而失于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

到了两汉时代，这些神秘怪奇的传闻，非但没有止息，反而愈见流行，并且，有很多神秘的信仰还受到了王朝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宣扬，用来为其统治、享乐服务。在这个“神道设教”的时代，无论是民间大众、高层统治者，还是已经颇具理性思维能力的知识分子，对于它们都表现出了相当大的热情。例如，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董仲舒就擅长于以《春秋》来宣扬灾异之学，《后汉书·方术列传序》记载了秦汉时代甚多与阴阳五行学说相关的图纬占卜之类方术的盛况：

河洛之文、龟龙之图、箕子之术、师旷之书、纬候之部、钤决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赜，参验人区，时有可闻者焉。其流又有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之术，及望云、省气、推处祥妖，时亦有以效于事也……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后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驰骋穿凿争谈之也。故王梁、孙咸，名应图箓，越登槐鼎之任，郑兴、贾逵以附同称显，桓谭尹敏以乖忤沦败。自是习为内学，尚奇文、贵异数，不乏于时矣。

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等帝王，多崇仰神仙方术、鬼神图谶之类神秘学说；在文人知识分子那里，长生说、灾异说、图谶说与阴阳五行说也甚为盛行。受这些学说、传闻的影响，这一时期产生了相当多的与神仙、地理博物有关系的志怪小说。如《列仙传》《汉武故事》《洞冥记》《神异经》《括地图》等。正是在这样一种神秘主义信仰广为流行的环境中，先秦两汉时代的“妖祥”“妖怪”的观念也受到了大大的激发，人们心目中的“妖怪”之概念，也在这种种神怪传闻、学说的影响下，不断发生着变易。由于它固有的一种预示吉凶的特质，所以它始终与巫文化中的卜筮之术有着这样那样的瓜葛；稍后，又与社会上流行的“天人感应”之观念、灾异说、五行说等借天命预示人间吉凶的理论发生了联系。在秦汉时期，它则最终与当时盛行的灾异说、符命说、阴阳五行说以及谶纬说等神秘理念结合在了一起，成为汉代官方神学中甚为重要的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