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说起

我家变化的里程碑是在1978年。那年，父亲通过考试，由小学民办教师成为公职教师，分配到距离我们村子二十里路远的一所中学任教。在此之前，上小学的我尽管学业优异，却仍为每学期开学报名时不得不在“家庭出身”一栏填上富农”而深感羞惭。收获的季节，看着别人家车拉肩扛地往家里运生产队分到的洋芋，而我家因为挣的工分少只有小半袋时难免自卑。当然，这种羞惭与自卑的心理反过来也促使我和我的姐弟们刻苦读书，直至全家人最终从小山沟里“胜利大逃亡”。

父亲在教了两年高中语文后即被调至县教育局工作。那是1980年，我刚好小学毕业。于是坐上堂兄开的手扶拖拉机一路轰鸣着去会宁县城上初中。当时我是第一次乘坐机动车辆，回想起来比工作以后出差坐飞机还新奇。到了父亲的单位，我还一直为进了县城却未见着高大的城墙和深厚的城门而暗自纳闷。

自此，我和姐姐跟着父亲在县城上中学，父亲的一间办公室同时也是我们的伙房兼宿舍。母亲则留守在村里艰难地撑持着全家的承包地。两个上小学的弟弟与她做伴，这样一直持续了三四年。

我们姐弟求学的过程是全家艰难创业的时期。八十年代初，如同我们国家一样百废待兴，我家发展的基础也是以教育为本。如今父亲仍然颇为自豪地认为，他对全家最大的贡献就是抓了几个孩子的学业。为此父亲还放弃了去中央党校深造的机会。

改革开放使我家如沐春风，这绝不是夸张。自我记事起就以为早已身故沙场的二伯父1986年从台湾来信与家人联系。开放给了我们惊喜，我们也觉得宝岛不再遥远。1988年，我在北京上大学，陪伴探亲来的二伯父游览故宫、十三陵和八达岭长城时，总有种恍惚迷离的感觉。的确，变化太大也太快了。

社会在加速运转，我家也不例外。除了最小的弟弟，其他姐弟三人也已“拖家带口”。大“家”成为几个小“家”，小“家”又合成了更为庞杂的大“家”。跟随着时代的脚印，我家也曲曲折折地向前走着，有欢欣，也有苦难；有平顺，也有坎坷。如今我们虽身处都市，有时也得考虑下岗再就业的事儿。小弟大学毕业后，赶时髦南下广东谋职。老父亲有段时日还念叨着炒股票或许每月能挣个三四百元。……社会的影子落在我们身上，我家的变化折射着社会的色彩。二十年光阴，说长也短。

（原载1998年7月6日《兰州广播电视报》，系“改革开放二十年”征文选登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