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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要睡觉，忽然听见有人敲门，接着走进来的是杨长贵。他身子一歪，挎在炕沿上，原来短小精干的身子显得有些疲惫，瘦削的猴形脸上，神色也很沮丧。

“大队长，我明天要走了。今天我去公社办了手续。”

“是的，我要迁回杜家山去了。”他掏出一盒友谊烟，敬了我一支，自己也抽了一支。

我说：“老杨，别迁了，咱们还是一起干吧。”

他苦涩地笑笑，摇摇头，表示决心已定。接着，他很快站了起来，嘴唇动了几动，但是没有说话，竟摇摇晃晃地走了。

我没有一点睡意了。友谊烟灭火了，我用手指揉搓着烟卷。那红色的“友谊”字样，翻来覆去地闪现，引起了我遥远的回忆。

我认识杨长贵，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他正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家住在离此地三十里的杜家山。因为前村赵妈妈要招上门女婿，杨长贵就被招到村里来了。他虽然瘦眉瘦眼，但说话、办事都很在行，过日子也是一把好手。我那时正当生产队长，生产搞得不错。杨长贵见我总是笑嘻嘻的，对我言听计从。他不但当面说我的好话，背地里也逢人夸我能干。我们的关系是好的。一九六六年春天，我当了大队长。在我的推荐下，杨长贵便接了我的班，当了生产队长。那年，国家在离我们百里远的断石岭探出了煤，办起了煤矿。我们大队便组织了个副业队，到矿上去搞副业。杨长贵见搞副业收入大，能抓钱，就向我要求多派出些人。我觉得这样做并不影响农业生产，就没和支书赵成元同志商量，擅自答应了他的要求。为这事，赵成元同志批评我本位主义，闹得还不好意思呢。结果，这年增产增收，社员的劳动工值达到最高水平。杨长贵家五口人，两个劳力，就骑了一辆飞鸽车子，披了一件二毛皮袄。他逢人便说我的能干，说我有领导水平，比支书赵成元强百倍。我听到后，几次劝他再不要这样说，一来不符合事实，二来影响也不好。他笑嘻嘻地答应着，后来却并不实行。好在老赵并不多心，杨长贵也好像没别的意思，我也就把它不放在心上。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被一些人揪出来批判，最大的一条罪状就是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要钱，不要社会主义。当然，断石岭搞副业，就是证明我罪该万死的铁的事实。开头，杨长贵见了我，不再是嘻嘻地笑，而是表现出惊愕的神态。我被批斗了几次后，他就开始和我划清界限了。走路躲着我，碰面也勾着头，看见装作没看见。但是相反，先前在这件事上跟我有意见的赵成元同志，却尽量替我承担责任，包揽罪名，惹得一些人骂他和我穿着一条裤子，要狠狠地斗他。可是老赵听见装作没听见，照样和我一起抽烟拉话，商讨工作，丝毫不避嫌疑。我怕老赵吃亏，就实心实意地对他说：“你也该避避风头，以后别再和我粘连了。”哪知老赵脖子一梗，反而生气了。

夺权的风声越刮越紧，杨长贵和我的界限也越划越清。终于在夺权大会上，他理直气壮地站出来，义愤填膺地跟我进行斗争了。他原先总是对我笑嘻嘻的瘦脸，现在黑青青地朝我板着，指着我的鼻子尖开了火:

“李大年，你把我们害死了。你搞重副轻农，物质刺激，把人往资本主义的死路子上引，害得人人都想发家致富，还搞什么社会主义？你的黑手在我们生产队伸得最长，我们队受害也最深。你这样搞，我们贫下中农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我们与你的斗争，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要站稳立场，擦亮眼睛，绝不手软！”杨长贵的唾沫星子，一点一点地溅到我的脸上，我也没敢动手去揩。因为根据他的话和他气愤的样子，我怕一抬手，他会在我脸上扇两巴掌。

这次斗争后，我就靠边站了。赵成元同志挂名负责生产，杨长贵成了大队造反派的实权人物。他好像根本不认识我了。为了建树自己的威望，他就想办法在我的身上做文章，又是提审，又是戴高帽子游街，以此证明他的革命行动。至于大田荒了百亩，集体的牲畜死了十头，那他是不放在心上的。同时，他如果发现谁和我“臭气相通”，也不轻易放过。在这点上吃亏最大的，要数赵成元同志。“哼，李大年，是个顶坏的家伙，是全大队资本主义的总后台。这次要把他彻底打倒，再踩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谁如果要跟着他，也是死路一条。”这是杨长贵的口头禅。他说得既明确又肯定，我当然不能不承认。有时候，我看着他那突然红得发紫的瘦脸，深怪自己阅历太浅，认人的能力也太差了。

待到革委会成立时，我这个“资本主义的孝子贤孙”眼看又要被扶上台。这可急坏了杨长贵。他奔走于公社和群众之间，揭露我的“滔天罪行”，陈述我上台的危险性。说我一上台，就是修正主义上了台，就要打击报复，实行法西斯专政。还说我急着想上台，连觉也睡不着了。我听了好笑。其实是他要急着上台，因为缺少台阶，所以想踩着我的肩膀往上爬。杨长贵的这些活动都是在暗中进行的，效果似乎不是很大。当然，我也没有闲心管那些闲事。倒是赵成元同志，却极力替我抱打不平。他兴冲冲地为我鸣锣开道，说我比他能力强，应当负主要责任。我对老赵的热心肠，又感激又不安，几次对他说：“你知道，当干部并不是个轻松事。我的‘官瘾’也过够了，免了我吧。”老赵一听，反而生气了：“我是为你来？是为咱全大队。共产党员图轻松，亏你说得出口。”

不知什么原因，杨长贵活动的效果越来越小。终于有一天，他见了我，又露出了笑嘻嘻的容颜，接着，搭讪着跟我说起话来。革委会成立那天，他表现得最活跃，又敲锣鼓又放炮仗。宣布我为大队革委会主任时，他带头鼓掌，一双巴掌差点没拍碎，好像他是最欢迎我当主任的人。我看着他那激动得放红的瘦脸，又大大长了一层见识。

老赵是副主任，杨长贵也代表群众组织当了副主任。当时，倒有很多人不同意他当副主任，但是上面说，一个大队缺了这样的人，就无法搞运动，所以是少不得的。我想，我和老赵确实不是搞运动的角色，运动干部只好请杨长贵当了。

人们又看到了几年前的杨长贵。他又对我唯唯诺诺，言听计从，见面总是笑嘻嘻的。我们的紧密团结，不但出乎别人的意料，连我也抓摸不透了。这以后，赵大妈害了几年病，最后死了。杨长贵的飞鸽车子也卖了，二毛皮袄穿得开了花，生活越来越困难。这时候，我看出他也想抓钱。在一次大队会上，我又提出组织些人去断石岭搞副业，以副养农，增加社员收入。杨长贵啪”的一拍大腿，立时高兴地跳了起来，并且义正词严地支持我的提议：

“李主任这个意见，嗨，棒！我一百个拥护，一万个赞成。这几年，批搞副业把人害死了。你一搞副业，明明是对集体和个人都有好处，他却硬说是你重副轻农，光抓钱，搞个人发家致富，走资本主义，把人往死路上引。真是闭着眼睛说瞎话。搞副业好不好，咱杨长贵有切身体会。那一年要不是李主任有见识，组织大家搞副业，咱哪能骑得上飞鸽，穿得起二毛？！这几年要不是胡批乱斗，咱的飞鸽也不会改名换姓。——高！还是李主任的见识高。谁要对这个有意见，就不是他妈养的。”

这些话听起来有些耳熟，但杨长贵却说得那样理直气壮，大家也就没说啥，便决定了组织人去搞副业的事。

这次搞副业正碰到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风火头上。人马刚在断石岭站住脚，复辟、倒退的帽子就雪片般飞来，棍子当然又是朝我的屁股打。严令我限期追回派出的劳力。我觉得没有必要，就硬着头皮顶着。赵成元同志此时是支部书记，被叫到公社去“端正思想”，要他同意撤我的职，并考虑接替我的人选。第一天，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再三分析了我的问题的严重性，然后问他：“你们的大队主任应当选谁当好？”

“李大年。”老赵不假思索地说。

第二天，他戴着好几顶帽子挨了一整天批，面前抽了一大堆烟灰。问他的逼他：“你们的大队主任谁当好？”

他又不假思索地说：“李大年。”

第三天，他挨着好几条棍子受了一天整，嘴皮上裂起一层血痂，最后又问他那句话，他还是一口咬定李大年。因为他是花岗岩的头脑，所以就被宣布停职检查。

杨长贵的脸上又变了颜色。有人对他交底说，当前正是运动头上，大队的领导班子烂了，你要态度端正，认识明确，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站出来。像吃了灵丹妙药似的，杨长贵马上对我收起了笑脸。因为搞运动，他又忙碌得旋风般转起来。听人们议论，这次他着实想当支书呢。见他对我又恨得拧嘴的样子，我知道大难快要临头了。果然在几天以后，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批判会上，杨长贵又指着我的鼻子尖，唾沫星子又溅了我满脸：

“……阶级敌人真是三九天的大葱，叶枯皮烂心不死。一遇到风吹草动，就会兴风作浪。他们打着关心群众生活的幌子，干着复辟资本主义的勾当，想叫我们贫下中农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次派人到断石岭搞副业，就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是我们大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个新动向，穷追猛打，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杨长贵义愤填膺、满腔怒火的批判，使我终于认识了他，也从心底里佩服了运动干部的能耐，同时觉得这样的干部实在少不得。要不，我们大队的运动就无法开展。在我最后认识了杨长贵的同时，也真正认识了赵成元同志。如果有一天必须得把自己的事业和生命交托给别人的话，我想到的第一个人会是赵成元同志。

这次运动还没有收场，杨长贵的支书还没有到手，历史的长河就跃出了狭谷险滩，向着新的壮阔的征程前进。这次民主选举大、小队干部，杨长贵算是推了个“光头”。赵大妈早没了，家事无挂牵；运动也不搞了，杨长贵要易地而生，不正是个好时机吗？

想到这里，我的心绪轻松又不安。我抓起桌面上的一盒长征牌香烟，就向杨长贵家走去。走到门口，正迎上一个人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