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现代人对于科学的信任可以类比为古代人对于宗教的崇拜。而在科学的内部，尽管权威的百科全书告诉我们，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等几大知识门类，但在通常的认识中，只有自然科学才是科学。出现这种认识并不奇怪，社会科学中没有牛顿力学和相对论这样改变人类世界观的划时代发现，也没有由这些划时代发现带来的改变人类日常生活的现代技术。尤其是后者，似乎带有天然的说服力。公众对爱因斯坦的了解并不比凯恩斯更多，普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不能深入地了解相对论，但大家都知道电视机的好处。
社会科学家当然不满意这种状况。一位社会科学家在被问及社会科学为公众提供了什么时这样回答：“我们创造了美国宪法。”作为同行，我们都会觉得这个答复铿锵有力，振奋人心。但毕竟要说清楚宪政体制给公众带来的福祉要花很大力气，而个人电脑给公众带来的便利则似乎不言自明。尽管如此，社会科学的从业者还是可以获得自信，并尝试向公众介绍自己的工作。这本小书就是这样的尝试。
一、社会科学的产生和发展
现代科学的各门学科在追溯其历史时，都会上及到古希腊。当我们逆时间之河到达源头的时候，通常都有一座伟岸的雕像矗立在那里，如几何学的欧几里得，物理学的阿基米得。在柏拉图学院的门口，我们则会看到这样的话：不懂数学的人不得入内。而当我们幸运地得以进入这座思想的圣殿之后，会发现大师和他的学生们也在孜孜地探求政治、法律诸问题。在古希腊另一个大师亚里士多得那里，如下学科可以找到它们的开端：动物学、植物学、逻辑学，而政治学、法学、伦理学则可以找到各自学科最早的体系化的表达。
但通常，我们称柏拉图、亚里士多得为哲学家。他们是在哲学的名义下，对世界进行整体化的研究的。近代各门实验科学在分化出来以前，是以自然哲学这一整体化的形式存在于哲学的母体之中的；而近现代各门经验社会科学在分化出来以前，则以道德哲学或人文知识的方式存在于哲学的母体之中。直到近代，这种“大哲学”才开始分化，才逐步产生我们今天熟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因此，在狭义的意义上，现代科学的学科史要从文艺复兴开始述及。
恩格斯曾把文艺复兴描述为“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
“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好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而且也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物理学的各种不同科目中都有重要的发现。阿尔勃莱希特·丢勒是画家、铜板雕刻家、雕塑家、建筑师，此外还发明了一种筑城学体系，这种筑城学体系，已经包含了一些在很久以后被蒙塔郎贝尔和近代德国筑城学中又采用的观念。马基雅弗利是政治家、历史学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路德不但扫清了教章的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扫清了德国语言的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并且撰作了成为16世纪《马赛曲》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诗的词和曲。”[1]
一句话，“那时的英雄们还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但也是这些巨人开启了另一个进程——科学研究从整体化到专业化的进程。自文艺复兴开始，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门实验自然科学纷纷从自然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从16世纪开始，人文社会研究也试图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从而发展出系统的世俗知识，即开始了社会研究的科学化的努力。
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各门实验自然科学以及数学已经成熟，并且占据了人类知识领域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自然科学家并不把人文社会知识当作科学，而社会科学家则以自然科学为榜样，为社会知识的科学化——即客观性、可证实性、定量化、形式化和精确化而努力。进入19世纪，社会科学知识的产生逐步变成一种相对自主的、由自己特殊的程序或方法所指导的活动，并逐步建立在系统的经验数据的基础上。
四个因素促进了这个变化：工业化、城市化、大学改革以及经验研究的成长。面对社会和研究的变化，社会科学作为了解和控制日益复杂的社会的手段成长起来，先是以统计学和人口统计学的形式，后以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形式确立起来。这一时期社会科学新的且最重要的东西，是理解社会及其问题的程序或方法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即想象的、神秘的、天启的东西让位给科学。这反映了经验的、定量的以及形式化科学方法的成长。这种方法论上的变化，并不仅仅是经验科学发展对经验主义认识论原则的承诺，以及社会研究模仿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研究方式的结果，而且也是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必然结果。因为社会科学的最终目标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劳动分工的细化带来了更复杂的社会问题及管理问题，国家或政府需要更多、更精确可靠的知识和信息来制定与执行政策、管理社会。因此，新方法的应用不只是为了获得关于社会的客观知识或科学真理，更重要的是统治者要利用这种知识来控制和管理社会。
此外，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美大学的复兴与改造也是近现代社会科学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经过改造的大学成为知识创造的主要场所，神学院或被取消，或缩小为一个系；医学院和法学院仍有其重要地位，但局限于特定的专业或职业训练；哲学院以及分离出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科系成了知识产生的主要场所。到20世纪20年代，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先后形成了现代社会科学独立的研究框架，并加以制度化，尤其是在大学扎了根。这种进程主要发生在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美国，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社会科学的大部分经典也就是在这些国家出现的。
二、社会科学的趋势
1．研究对象上的整体化趋势
按照沃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中的说法，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科学的学科系统的分化形成了三条明确的分界线：（1）对现代文明世界的研究（史学和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与对非现代世界的研究（人类学、东方学）之间的分界线；（2）在对现代世界的研究方面，过去（史学）与现在（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这三门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学科）之间存在着一条分界线；（3）在探求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内部，对市场的研究（经济学）、对国家的研究（政治学）与对市民社会的研究（社会学）之间的分界线。二战后，由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社会经济（生产力）的发展、人口增长、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化、大学的扩展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大量增加等因素的推动，这三条分界线面临严峻的挑战。
尽管战后社会科学的学科分化仍在继续，但新学科、新知识系统分支以及新思潮，更多地是以学科的交叉融合的方式出现的，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尤其是20世纪60～70年代，跨学科交叉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各种跨学科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跨学科的研究文献大大增加，并涌现出大量的交叉、横断和边缘性学科。在这个时期，美国的各大学纷纷成立跨学科研究中心，兴起跨学科研究，各种不同的组织机构尤其是各种基金会也都热心支持跨学科研究。因此，20世纪60～70年代被人们称为“跨学科研究的时代”。进入20世纪80年代，跨学科交叉研究蓬勃发展，社会科学以及科学技术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更加强劲，传统的各社会科学学科的边界日益模糊，难以清晰界定。20世纪80年代以后，跨学科交叉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跨学科研究体制的国际化。1980年“跨学科研究国际协会”成立，到1986年已召开了四次国际大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6年召开了首次跨学科会议，主题是：“科学与知识的边界”，1991年12月在巴黎召开第二次会议，主题是：“科学的传统——面向21世纪的跨学科展望”（会后发表了《巴黎宣言》）。
所谓的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或多学科研究、超学科研究），按照G.伯杰在《跨学科：大学的教学和科研问题》中的说法，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学科之间的紧密或明显的相互作用，包括从简单的交换学术思想，直到全面交流全部学术观点、方法、程序、认识、术语以及各种资料。也有人认为，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是对于典型学科之间的问题的研究。这种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研究方式，导致了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融合和重组，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综合性知识分支，推动了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的形成与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尤其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越来越多地采用了科学方法尤其是定量分析方法及数学模型，结果它们研究问题的途径、方法论以及问题切入点的各自的独特性被削弱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的局限性日益暴露而引起各学科学者的批判。尽管从组织方式上看，这些社会科学主要学科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别，但研究的主题与方法日益重合。“这些学科多方面的重合产生出双重的后果：一方面，无论是依据研究的对象还是依据处理数据的方法，要想为这几门学科找到明确的分界线都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可接受的研究对象有了范围上的扩大，每一门学科也变得越来越不纯粹了。这样便导致了对这些学科的统一性和学术前提的合法性的不容忽视的内在质疑，而在以前，每一学科正是借此而为自身的独立存在权利进行辩护的。”[2]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后，出现了一大批跨学科交叉研究的综合性新学科领域，其中涉及面较广、较成熟、且有相当影响力的新学科，有未来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管理科学、区域研究、文化研究、现代化与发展研究等。
2．研究方法上的自然科学化趋势
马克思曾预言：“科学，只有从自然科学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统一的科学。”[3]一百多年来，人类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均已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尤为突出，不仅深入到了自然界的宏观领域、宇观领域和微观领域，还深入发展到了人类机体（包括大脑）和人类社会领域，而且这两个方面仍在不断地进行相互渗透、相互整合。社会科学（包括思维科学）越来越多地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许多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已经卓有成效地应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之中，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科学的发展。社会科学的这种不断地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称之为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化”。
所谓“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就是以基本的数理逻辑为假设前提，并采用精确理论、实验手段和科学语言来最大限度地避免研究前提的主观性、模糊性。它的基本特点是：（1）假设必须以基本公理为前提；（2）推理运算必须遵循严密的逻辑程序；（3）结果必须经得起严格的实践或实验的检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中，尤其以数学方法最为重要，这种方法可为科学研究提供简洁的形式化语言、精确的定量分析手段、严谨的推理论证程序。显然，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人们完整、客观、准确地把握客观世界本质与规律的最佳方法，社会科学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完整、客观、准确地把握人类社会及思维的本质与规律，只有实现了自然科学化的社会科学才是真正成熟的社会科学，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社会科学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然而，目前的情况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在交叉领域和边缘领域表现得非常明显，但在社会科学的内部却存在着巨大的阻力，从而使社会科学在精确性和客观性上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自然科学发展的步伐，落后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与社会科学本身的特点有关：
（1）社会科学所研究的社会事物（或社会历史现象）一般都是非常复杂的，它们受众多自然和社会变量的制约，而这些变量之间往往又是彼此相关的、非线性的关系。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对象一般都具有自我组织、自我创造、自我发展的能力；社会事物的产生往往由偶然的事件或个别人物作为导火索，具有较强的随机性和模糊性；社会科学往往又较多地涉及“应该”、“愿望”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判断较强地依赖于观察者的思想动机，受到众多内外变量的制约，表现出较强的随机性和模糊性。人们很难从这些随机因素背后找出必然性因素，很难从思想动机中发现其客观动因。这就给社会科学进行精确、客观的分析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因而只能大量地采用定性分析的手段。
（2）一般社会事物都是建立在众多自然事物的基础之上，或者与众多自然事物相联系，因此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往往涉及众多自然科学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科学的全面发展状态。自然科学如果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社会科学就难以在精确性和客观性上取得重大突破。
（3）对社会事物的认识和评价要受到众多主观因素（特别是感情因素）的制约，而这主要取决于观察者与观察对象之间利益关系（特别是经济利益关系），各种社会科学因而很容易带有强烈的民族性和阶级性。这种由利益关系所引起的“先入为主”的主观因素（特别是民族感情和阶级感情），诱导人们形成非中性的、非客观的、非理性的观察态度，这就容易形成代表不同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的“社会科学”，而且互不妥协，各自为政，从而严重阻碍着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
（4）社会事物一般有较长的运行周期，且在时间上具有不可逆性，有些社会事物的运行容易产生巨大的利益冲突，并会引起一些不可预测的灾难，因而难以进行重复性实验，许多社会科学的假设、预言难以在短期内和较小范围内得以验证。
社会生产力对社会科学在精确性和客观性上的需要程度是制约社会科学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当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时，社会事物较为简单，社会只需要进行宏观的、粗线条的控制，人们只需要凭借简单的主观反映来调节和控制其行为和思想，社会生产力对社会科学的精确性和客观性要求不高，推动社会科学朝精确性和客观性方向发展的动力并不大。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事物的复杂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人们的主观反映所产生的误差也越来越大，由此所产生的社会危害越来越重，推动社会科学朝着精确性和客观性方向发展的动力越来越大。同时由于社会分工日趋细微，社会结构日趋复杂，社会控制的手段也随之越来越丰富多样、准确及时，各种法律条文日趋具体化、精确化，这就在技术上产生了对社会科学精确性和客观性越来越高的要求。
社会科学走向自然科学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社会不管怎么复杂，终归是自然的产物，它与自然界在更高的意义上是同一的。人类不管怎么超感性、超物质，终归是物质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人与社会的复杂性与神秘性最终都可以通过自然科学的高度发展来充分地、精确地、客观地揭示和描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最终都将无限地趋近于同一轴线而完全融为一体，从而可以完全消除当前社会科学中普遍存在的主观性、模糊性和不精确性。现代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具有高度抽象性和广泛综合性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这些理论已经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大大提高了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化速度。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和超循环理论等，为把自然科学推向生物界、进而推向人类社会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使我们逐渐消除了对人类自身的神秘感和社会科学的敬畏心情，使我们看到了社会科学发展的新前途、新曙光。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2页
[2] 沃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50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