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财经古文与现代社会

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离不开财政经济活动。当前，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面奔向小康的宏伟进程当中，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立足现实，一方面积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总结、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经济社会进步的思想成果。因此，中国的财经古文所凝聚的价值观不失为可供人们开掘的思想宝库。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农立国的社会，朝廷对待经济社会的发展一般有两种迥异的态度:一种是国家干预主义，管仲的《管子》对国家干预手段进行了系统论述，可视为典型代表;另一种是经济自由主义，老子、庄子的“无为而治”主张国家治理经济应当顺其自然，可视为典型代表;二者对后世的影响均颇大。总体而言，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思想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而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则处于从属地位。而今，以其时的国情和发展的趋势为视角，人们从《富国》、《盐铁论》、《富民》、《请开海禁疏》等财经古文当中不难发现两种思想的博弈和利弊。

综观历代财经古文，无论主张国家干预主义，还是主张经济自由主义，二者思想上的共同点之一，就是强调“以民为本”，治理国家首先要“富民”。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把富民置于为政的重要位置。《论语·颜渊》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的意思是说，施行“德治”如果不能给人民带来实惠，那就失去了“德治”的意义，检验为政者“修德”的标准就是看国家是否兴盛，人民是否安居乐业，因为，民富则国强，民安则国安;只要做到“足食，足兵”，就可以获得人民的信赖。不过，孔子认为，人民追求富裕虽然值得肯定，但是，应当以遵循礼义道德为原则:“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对经济利益与礼义道德关系的论述，奠定了中国几千年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的思想基础，是十分宝贵的意识形态遗产和人道精神财富，具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

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思想，认为国泰民安就是“王道”，“王道”社会就是要让人民生活在无忧无虑的乐土之上，“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能让人民过上丰衣足食的富裕生活，就达到了“圣人之治”的理想境界:“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孟子·尽心上》)至于治理国家的具体要求，儒家认为圣王要行仁政，行仁政则财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大学》说:“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那么，拥有了财富之后应该怎么办呢?儒家认为圣王应该使财富惠及老百姓，因为“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大学》)，意思是说，君王聚财敛货，民心就会散失;君王散财于民，民心就会凝聚。历史事实证明此言不谬。例如:南宋时期，朝廷的财政收入依然颇丰，可是君王大臣一味西湖歌舞，于民罔顾，终难敌北国铁骑;而清朝前期，朝廷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生产，在土地、税收等方面均有惠于民，治水、防灾等方面卓有成效，从而完成了削藩、平乱、抗侵略的大业，成就了世人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

历史的价值取向和经验教训经历了数千年的磨砺检验，沉淀在中国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思维方式当中，十分值得重视。在当代中国，国情与以往相比较已经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巨变，但是，财经古文蕴含的积极经济思想资源在经过扬弃和转型之后，仍然适用于国家和民生的治理。当前，党和政府的经济社会建设的指导方针已经明确: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不渝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依靠改革开放把握机遇、应对挑战，高起点地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将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由此可见，鉴赏财经古文不仅能够了解中国古代经济社会的状况和人们的思想，而且能够为人们审视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生活和经济思想提供有益的比较与参照。质言之，财经古文有助于人们对现代社会在经济理想美的意义上实现接轨与融合。

(骆　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