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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约前281－前233)，韩国(今河南新郑)贵族，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称“韩子”或“韩非子”。韩非博学多能，才华超群，思维敏捷，多次上书韩王变法图强，不见用，乃发愤著书立说，以求闻达。秦王政慕其名，遗书韩王强邀其出使秦国，在秦遭李斯、姚贾诬害，死于狱中。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归本于黄老”，继承并发展了法家思想。自秦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治国理念都受到韩非子学说的影响。有《韩非子》。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时，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势位^［1］。非天时，虽十尧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虽贲、育不能尽人力^［2］。故得天时则不务而自生^［3］，得人心则不趣而自劝^［4］，因技能则不急而自疾，得势位则不进而名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穷之令^［5］，故曰明主。

夫有材而无势^［6］，虽贤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于高山之上^［7］，下临千仞之溪，材非长也，位高也。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8］，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沉^［9］。非千钧轻锱铢重也，有势之与无势也。故短之临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贤也以势。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载之^［10］，故安;众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长，尽所能，故忠。以尊主主御忠臣，则长乐生而功名成。名实相持而成^［11］，形影相应而立，故臣主同欲而异使^［12］。人主之患在莫之应^［13］，故曰:“一手独拍，虽疾无声^［14］。”人臣之忧在不得一^［15］，故曰:“右手画圆，左手画方，不能两成。”故曰:“至治之国，君若桴^［16］，臣若鼓，技若车，事若马。”故人有余力易于应^［17］，而技有余巧便于事。立功者不足于力，亲近者不足于信，成名者不足于势，近者已亲^［18］，而远者不结^［19］，则名不称实者也。圣人德若尧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载于世，则功不立名不遂^［20］。故古之能致功名者，众人助之以力，近者结之以成，远者誉之以名，尊者载之以势。如此，故太山之功长立于国家，而日月之名久著于天地。此尧之所以南面而守名，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

［1］势位:权势和地位。［2］贲(bēn)、育:古代力士孟贲和夏育的简称。［3］得天时句:即使不尽力劳作也会获得丰收。［4］趣:通“促”，督促。劝:勉励。［5］毋:通“无”。［6］材:通“才”。［7］尺材:这里指树木。［8］正:治理好。三家:其事于史无证，或为假设。［9］锱铢:与千钧对文，喻极轻的事物。锱: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铢:一两的四分之一。［10］载:通“戴”，拥戴。下文“而位不载于世”、“尊者载之以势”之“载”与此同。［11］名实相持:名与实互相扶持。［12］同欲:同一目标。使:陈奇猷谓当作“事”。［13］应:响应。［14］疾:用力重。［15］一:专于一职，即不兼官。［16］桴(fú):鼓槌。［17］应:响应君主的号召。［18］已:当作“不”。［19］结:结交。［20］遂:成，成就。

韩非的散文别具一格。韩非口吃而不擅言语，但是思想认识却很深刻，写作能力也很强。韩非的作品主要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对后世影响深远，这使得韩非确立了战国末期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哲学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的社会政治地位。我们通过本文可以对韩非的政治思想和写作能力有所领略。

第一自然段开门见山地从正面阐明君王立大功、成大名的四个基本条件:天时、人心、技能、势位。这是提出中心论点。接着顺势从反面举例阐述不具备这些基本条件将产生的后果，进而又从正面阐述具有这些基本条件势必获得的益处，二者成为夯实中心论点的思想基础。第二自然段进一步深入地展开论证。作者紧密围绕四个基本条件，从古今人物、治政事实和生活常理出发，集中阐述了君主凭势位御臣下的重要性，同时也提出“人主之患在莫之应”，认为君主成功名还必须得到众人、近者、远者、尊者之助。这是作者对势治学说的有机补充和延伸。作者以尧舜为明主的楷模，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注重崇圣的思维特点。本文思维精巧，观点突出;论据有力，形象贴切;说理深刻，阐发大胆;正反比较，分析透辟;文锋犀利，语言畅达;于平实中见奇妙，推证事理切中要害，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

《韩非子》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他的文章中出现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内涵丰富，生动形象，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

1．司马迁《史记》曰:“太史公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2．王先谦《韩非子集解序》云:“韩非处弱韩危极之时，以宗属疏远，不得进用。目击游说纵横之徒，颠倒人主以取利，而奸滑贼民，恣为暴乱，莫可救止，因痛嫉夫操国柄者，不能伸其自有之权力，斩割禁断，肃朝野而谋治安。其身与国为体，又烛弊深切，无繇见之行事，为书以著明之。故其情迫，其言核，不与战国文学诸子等。迄今览其遗文，推迹当日国势，苟不先以非之言，殆亦无可为治者。……非论说固有偏激，然其云明法严刑，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陵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此则重典之用而张弛之宜，与孟子所称及闲暇明政刑，用意岂异也!既不能行之于韩，而秦法闇与之同，遂以鉏群雄，有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