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语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旨在解构西方菲勒斯逻各斯主义（phallogocentrism）传统，从本质上说是对整个西方人文传统的一种再审视、再思考，具有一种将迄今被掩埋和篡改的传统加以恢复和重现的作用，女性艺术家和女性主义批评家对于建立在女性性征基础上的审美主体意识的强调，她们为跳出传统典律的制约所作出的努力，无疑都是在新的层面上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经典艺术的批判，从而成为整个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部分，具备了某些“后现代”的特征。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表现出一种典型的“后现代”的特征——“拼盘杂烩”（pastiche）。美国的斯皮瓦克在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话语理论的建构方面颇具影响力，她认为左右着人们关于世界观和自我观的背景和基础的是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因此，她承认她对妇女问题的看法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基本观点的吸收和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她认为，马克思可以被读作是一位以世界（历史和社会）为对象的理论家，读作一篇有关生产力和生产——流通——分配的文本；弗洛伊德则可以读作是一位以自我（self）为对象的理论家，读作一篇有关意识与潜意识的文本。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所表现出的这样一种“人的文本性”（humantxtuality）不仅仅相当于实践与自我或某一世界的表现形式，而且也存在于世界与自我之中，而这一切又都缠绕于一种互文性（intertexruality）内。斯皮瓦克的观点明确表明了她对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态度：他们都是文本，他们都是世界上所有文本中的一部分，世上所有的文本都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也就是说，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在这些文本中穿行。于是，“妇女”可以作为一个代数符号在生产关系的方程式中演绎出无数种语言故事，也可以以女性性征解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达到重写弗洛伊德学说的目的。由此可见，斯皮瓦克的兼收并蓄显出了“后现代”的“拼盘杂烩”特征，既然人的自我是文本，世界是文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文本，而所有的文本复合又形成了一种“互文性”，那么，社会物质生产，思想和理论的生产，乃至人类自身繁衍的“再生产”，统统都汇聚到了一个平面上，都被纳入一个以无学科疆界之分的学科范畴。因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陷入了失去目标的困境，旨在解构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传统的女性主义，建构起来的却是一个乌托邦。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失去目标的“后现代”特征又直接导致其第三个特征，即话语的增值与意义的失落。尽管新的问题不断提出，新的概念不断涌现，但各种概念和说法往往还未来得及辨明其实际所指就被更新的说法和概念所取代，也就是说，语言层面上能指符号的置换远远超过了社会现实的变革。也许这就是有人提出女性主义正陷于“危机时刻”的主要缘由。

然而，“危机”往往意味着危险与机遇并存，尤其值得欣慰的是，从弗吉尼亚·伍尔芙有关“女性失语症”的启迪到埃莱娜·西苏“女性写作”理论的确立，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成果为新世纪的文学批评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照体系。21世纪应该再不会发生伍尔芙杜撰“莎士比亚妹妹”的悲凉故事：“粗野的孩子”莎士比亚因越轨行为逃往伦敦，几经辗转终于成为一代巨匠，而“才思敏捷、具有她哥哥那样卓著的才华、像她哥哥一样热爱戏剧”的“妹妹”终因受不了性别歧视而饮恨自杀。所以女性渴望有“一间自己的屋子”，而且要有勇气杀死“屋里的安琪儿”——妇女写作时的种种压力。也许可以这样说：这十字架分量之重恰恰佐证了人类“这一半”的过人之处。

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跻身文坛，女性文学的地位已日益得到巩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已进入了理论话语的中心，成为当代理论话语的重要一维。可以说，从来没有一种文学批评像女性主义批评这样，把真正的人性因素注入作为“人学”的文学中，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一次把占人类二分之一的女性提升为批评的主体，并揭示了女性在男性中心文化中非人化处境。它提出了建立男女两性对话的问题，并为女性文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那就是女性主义终将隐退，性别歧视就将彻底被排除在社会心理之外，女性将获得真正的与男性的平等，一个“男女双性的”（androg－ynoius）文学就将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体系与其他西方美学流派相比虽显散乱而不够完备，但其后现代特征又赋予它顽强的生命力，使文学批评的范式愈加新颖多姿，愈加贴近现实，并开启了一个极富启迪的批评空间。

【注释】

(1)见玛丽·雅各布斯《阅读妇女》，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K·K·露丝雯《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剑桥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2页。

(3)胡全立：《女权主义批评与失语症》，《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2期。

(4)转引自《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1期，第61页。

(5)参见《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3期，第96～100页。

(6)［英］简·奥斯丁著，孙致礼译，译林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82页。

(7)［英］简·奥斯丁著，孙致礼译，译林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251页。

(8)［英］简·奥斯丁著，孙致礼译，译林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242页。

(9)［英］简·奥斯丁著，孙致礼译，译林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43页。

(10)朱虹：《英国小说的黄金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页。

(11)夏洛蒂·勃朗特：《致威·史·威廉斯（1850.9.29）》。《勃朗特姐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杨静远编译，第79页。

(12)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方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71页。

(13)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方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02页。

(14)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祝庆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69页。

(15)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祝庆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42页。

(16)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祝庆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24页。

(17)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祝庆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422页。

(18)参见朱虹《基督教圣经与〈简·爱〉》，载《读书》，1999年第9期。

(19)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祝庆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419页。

(20)参见朱虹《基督教圣经与〈简·爱〉》，载《读书》，1999年第9期。

(21)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祝庆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595页。

(22)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祝庆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69页。

(23)参见朱虹《基督教圣经与〈简·爱〉》，载《读书》，1987年第2期。

(24)参见朱虹《基督教圣经与〈简·爱〉》，载《读书》，1987年第2期。

(25)刘思谦：《“女性主义”与“神学”》，载《读书》，1999年第9期。

(26)刘思谦：《“女性主义”与“神学”》，载《读书》，1999年第9期。

(27)刘思谦：《“女性主义”与“神学”》，载《读书》，1999年第9期。

(28)刘思谦：《“女性主义”与“神学”》，载《读书》，1999年第9期。

(29)陆建德主编：《现代主义之后：写实与实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3页。

(30)《曼斯菲尔德书信日记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