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派”与“法国派”的比较研究
这里从女性“失语症”和“女性写作”方面来研究比较“英美派”与“法国派”的异同和互动关系。
1.何谓“女性失语症”
20世纪是一个语言的时代，女性主义批评身处这种大氛围中，必然受其影响，并将语言置于其政治日程中；女性主义者为了了解妇女的体验及在象征秩序中的地位和命运，将语言研究与更普遍的社会生活规则和象征体系联系起来。女性主义批评家指出，按照拉康的理论，人们凭借语言分别物我、内外、男女，而语言同时也把我们拖入了不断分裂的困境。语言成了一种先于我们而存在的东西，它支配了我们的思维，为我们正名分、定位置，把我们编入了复杂的关系网络中，这即是拉康的“象征秩序”。但是，这个象征秩序是以菲勒斯（Phallus）为中心的世界，为了避免对立的两极无限地分裂下去，拉康用菲勒斯作为超验的能指，用它象征不可能达到的单一、完整、清晰和逻辑，同时把多样、破碎、混乱和非理性排斥于象征秩序之外。显而易见，拉康的象征秩序体现了父权制的秩序。如前所述，这在女性主义看来，它与妇女是格格不入的。拉康的“想象态”与“象征秩序”的根本分别在于前者没有语言，后者产生了语言，因此性别划分实质上是一个命名的贴标签的问题。正是基于此点，法国女权主义者（如克里斯蒂娃）提出了一种对男权中心具有颠覆性挑战的符号学，她吸收改造了拉康的象征理论，认为符号学与母亲和女性关系密切，它藏匿于象征语言秩序内部，可以颠覆或超越代表父权制的“象征秩序”。如此，就使符号学具有反对父权制的社会意义。然而，由于命名的大权操在男性手中，所以语言是男人制造的，它传达男性的价值，如前文所提到的历史（history）、人类（mankind）、领导（chairman）以及女性（female）、女人（woman）的英语构词等，妇女使用男人制造的语言难免要内化男性的价值。女性主义者认为，在父权制的社会中，语言本身就对妇女构成压迫，它一直使妇女处在沉默的状态中。这就是所谓的女性“失语症”。
对于如何摆脱男性话语的控制，建立自己的象征秩序，英美派强调改造现存语言，甚至扬言要用女性中心的新语言体系取代男性中心的旧语言体系。法国派则擅长于用偷梁换柱的方式解构、分离男性中心语言体系。她们认为语言本身并无所谓性别差异，一个文本在这一个上下文中表示这样的意思，在另一个上下文中又表现那样的意思，可见孤立的文本并无确切的意义，所有意义都要根据语境来确定。她们不再把语言视为单一的结构，而是把语言研究从结构分析转向过程分析中，即分析复杂的意指过程，研究它与意识形态、政治和精神分析的关系，它与社会、心灵以及其他文本的关系。正如托里·莫依在她的《性/文本政治》所说，符号的意义是开放的，它是多意义的，而非单一的。显然，支配群体始终支配着相互文本中所产生的意义，但并不等于说被支配的一方完全被迫处于沉默。当女性主义者赋予恶魔型的美杜莎和莉莉丝之类的女性神话人物越来越多的正面价值时，传统观念中的女巫、疯女人便不会再令人厌恶，有的甚至演绎成了英雄形象。可见语言并非静止地反映社会关系，说话的主体可以不断赋予它新的意义，通过斗争，语言显然能为女性主义的目的服务。所以，妇女颠覆父权制象征秩序的策略并不在于重造语言，而在于给语言赋予新的意义；不在于正名和命名，而在于偷换概念，制造歧义。由此可见，法国派比英美派要理性和成熟得多。总之，如何突破父权制僵死的性别划分始终是女性主义者在写作中关注的中心问题。而且，为了根治女性失语症，女性主义者倡导女性语言与文本创作。
2.走出“失语”，建构“女性写作”文体
英国的伍尔芙最早关注话语方式，她不满于正统的理论文本，积极实践以文学的形式来写作批评文章，来进行理论表述，大胆突破了理论话语的惯有形态。虽然伍尔芙突破话语方式的实践尚不完善，但这一努力方向毕竟已为后来者提供了思路。法国的埃莱娜·西苏充分发挥了伍尔芙的设想，以女性的、不确指的“我”作为理论表述的话语主体，以讲故事的叙述方式和隐喻性的意义指称来构成并展开理论。而且正是西苏把这种话语方式作为一种新文体——“女性写作”的重要构成提出来，并在自己的理论写作中付诸实践。和伍尔芙一样，隐喻性话语方式也是西苏突破理论正统文本，寻求新型话语表述的重要选择。例如，伍尔芙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以“一间自己的屋子”隐喻写作必要的物质环境和文化空间，姑母的遗产与之配合，隐喻着女性前辈的物质积累和文化传统；而长期以来妇女生活中缺乏自己的屋子、自己的财产这一情节则隐喻着女性在父权文化中的窘境，也是对女性创作匮乏状况的隐喻性解释。因为伍尔芙历来认为男性文学传统不适合女性天才的发挥，无论其题材、情感、思想，还是其语言表达和文本形式，对女性写作而言无异于“穿着现成的不合适的衣服”，这里显然又是一个隐喻表达。又如大英博物馆书架的陈设隐喻着菲勒斯文学观对女性创作的排斥。至于虚构的“牛桥”（Oxbridge）和“分能姆”，前者是对牛津、剑桥之类的高等学府的戏拟，隐喻由男性把持、服务于父权文化的学术机构；后者的状况则隐喻着女性的学术研究在资金、社会基础、自身传统积累等各方面的匮乏贫弱状态。所以伍尔芙还进一步以牛桥丰盛的午宴与分能姆寒碜的晚餐对照，强化了学术环境对女性不利，社会习俗对女性不公的隐喻效果。如果说英国的伍尔芙的这些互相关联的隐喻已形成了另一种话语方式的雏形，那么法国的西苏则完成了“女性写作”的理论话语建构。早在《美杜莎的笑声》一文中，西苏就使用了一系列的隐喻来阐述她的女性主义思想。如“黑暗的大陆”隐喻女性在父权文化中痛苦而沉默的历史；“微笑的美杜莎”隐喻新生的、获得了主体的女性；返回“血肉之躯”、用“乳汁”、“血液”写作，隐喻女性写作的经验性，以及女性的自由表达对父权压制的反拨；“飞翔”、“鸟和抢劫者”隐喻女性在父权秩序中的边缘性与扰乱性。到了《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一文，隐喻更成为西苏话语方式的核心和特色，尤其是“奥兰东方之行”这样的复合性的、具文本间性的隐喻。“奥兰”（Oran）首先是“我”的出生地，是对“我从哪里来”的解答；在“我”失去它以后，通过写作“我”又重新寻回了它，直到它变成我的写作。这是对女性生存意义、心灵归宿的隐喻性探讨。女性生存在年深月久的父权文化中被摧残破坏，落到精神无栖、价值空洞的境地，长期处于依附状态，而“女性写作”正是西苏倡导的塑造女性主体、重获新生、重获生存意义的必由之路。通过写作，女性可以自我造型，不再担当父权文化的偶像或罪孽。于是，寻找奥兰也是对“我到哪里去”的解答，“奥兰东方之行”正是这样一种寻找。在当代理论中，东方与女性具有位置和意义上的相似性，都是边缘和他者，在那里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生存经验和意义，所以西苏有意把东方与女性的国度——“奥兰”合称为“Orient”。Orient是东方“Oriant”与奥兰“Oran”的合体，“奥兰东方之行”原为“The Voyage in Oriant”，奥兰和东方在西苏设置的隐喻中得到了融合，暗示着同作为西方中心，男性中心对立面的东方与女性开始摆脱中心的控制，去寻找自己的文化道路，暗示着原有的权威在各个方面都已经动摇了。
西苏后期理论强调文学的伦理、文化意义，强调文学参与终极关怀，故而她的隐喻也更多地指向对生存的关注，并增添了抒情性，奥兰的失去、寻找、复得以及与东方的默契，这一隐喻系统完整而典型地体现了西苏的理论意图。用富于文学性、创造性的文体进行理论写作，这在西苏已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理论追求。摆脱父权正统的思想及其话语方式，既是女性主义批评的文化宗旨和它走向理论化的可能途径，也是文学理论走向新生的开始。所以西苏的“女性写作”不限于文学体裁，正如她自己的理论写作所显示的那样，任何关注人生、追问意义的写作都可以用创造性、抒情性的笔调去写成文字，都可以用感悟和体验去丰富语言，都可以用隐喻、虚构等传统上被归入文学写作的表达方式去更新理论话语。西苏使理论写作真正成为一种倾注热情、智慧和虔诚的独立体裁，真正成为一种能够表达生存思考的写作，而不是从属于文学的次级文本，或者学术流水线上的制成品。她那些激情洋溢、神光离合的文字，于无形中突破了理论话语的陈规，改变了原有的理论话语形态。
从英国的伍尔芙到法国的西苏，显示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理论话语方式的探讨和创新是自觉而主动的。从“一间自己的屋子”开始，苦心经营的女性主义批评正在步入“奥兰”的广阔世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之所以能够超越两百年来始终处于边缘的女权运动，在20世纪后半期获得理论地位，无疑与其在理论化的开始就注意到话语方式问题，就采取了突破正统理论及文本的姿态分不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女性写作”不仅具有颠覆性更具有建构价值。
同时，突破话语方式的自觉性也使女性主义与当代理论正在来临的话语转型获得方向上的一致，并为这一转型提供了一个成功的示范。从伍尔芙首创“女性写作”范式到西苏提倡“女性写作”理论并在理论写作中来实现这一主张，使得文学理论不仅独立于文学而且使理论写作能够更自由地运用文学性的话语方式，从而在还文学、文本以主体地位的同时，也使理论写作自身得到解放，从此可以追求自己的创造性、抒情性、想象力和个性声音。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仅对父权制文化给予了尖锐的批判，而且还突破了理论话语惯有的表达方式。英国的伍尔芙作为把女权思想全面引入文学批评的第一人，她不仅把批判父权文化的意识、情感和思想注入了文学批评，使启蒙运动以来的女权问题成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思考维度，她还改变了批评话语惯有的表述方式，提供了理论文体的另一种可能性，从而也使女权及女性主义思想以截然不同于父权理论的声音在文学批评中脱颖而出。这可以说是西方两百年来女权运动的重要成果，伍尔芙及其后继者深入到了文学批评，形成了女性主义批评流派，进入到了理论话语和学术研究领域，改变了理论的原有形态，成为当代西方文化的重要维度和关注中心之一。在她身后，随着妇女运动的高涨，女性主义批评日益进入理论的中心，加强了自身理论建设，这时，更新理论问题、寻找新的话语方式的任务当然比伍尔芙的时代更为迫切。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已在这一领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其中以埃莱娜·西苏尤为突出。她承袭伍尔芙的思路并充分发挥了伍尔芙的设想：以女性的、不确指的“我”作为理论表述的话语主题，以讲故事的叙述方式和隐喻性的意义指称来构成并展开理论。而且，西苏还把这种话语方式作为一种新文体——“女性写作”的重要构成提出来，并在自己的理论写作中付诸实践。
3.“女性写作”理论的创新价值与意义
一直以来，理论话语都是父权文化的最高代表，理论的话语方式中最集中地凝聚着父权秩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往往于无形中瓦解女性主义的战斗力。鉴于此，有些女性主义批评家甚至提出抗拒理论、反对定型化的激烈主张，但更多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则赞同一方面致力于使女性主义文学观得到理论阐述，使女性主义思想理论化，一方面积极探索在理论话语的表述上更新理论的可能性，并力图使这种更新与对父权文化的批判相辅相成，从而在理论上采取主动。因为，既然理论是父权文化的坚固堡垒，以颠覆父权权威为己任的女性主义就没有理由对之视而不见，回避并不意味着自由，她们理应去改变它的存在方式。而且，在话语方式的更新中，女性主义批评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突破了陈规化的理论文体，渐渐改变了理论话语的父权面孔。这一突破以西苏为典型代表，并可上溯到伍尔芙，旁及爱德里安娜·里奇、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艾丽斯·沃奇等人。可见，女性主义批评对理论话语的创新，不是妙手偶得的昙花一现，而是处心积虑地有意为之，如果取得进一步的成果，这也许将是女性主义批评对文学理论带来的最为深远的影响，也是保持它自身活力的不竭之源。从伍尔芙到西苏以来的女性主义批评家以新的理论话语方式来打破正统理论话语的逻辑结构，从而促进了西方理论话语的转型。
当代理论的话语转型是对19世纪以来文学理论渐趋科学化、技术化的反拨。我们现在看到的正统理论文体奠基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种文体并没有取得一统天下的地位。如果追溯历史，就会发现在文学理论的传统中，并非只存在着强调逻辑性、风格严谨、语言冷静客观的正统表达方式，传统之中存在着大量非正统的东西，例如理论与批评中为数不少的对话体、诗体、书信体、笔记体、自传体写作，都与《诗学》的体式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康德、黑格尔庞大体系的建立，充分显示了正统表述方式的优势，但那毕竟是哲学，而且在他们之后，其同胞尼采照样以抒情性、灵感式的话语方式写哲学、写文论，用酒神、日神取代抽象概念。《诗学》的体式作为正统理论问题被确立固定下来，最终还是成就于19世纪后半期对文学研究的实证主义态度和20世纪高等教育的普遍化、制度化，以及相应产生的文学理论的学科化、学者批评家的职业化。虽然20世纪初兴起的形式主义及后来的新批评反对文学研究的实证主义，而着重于文学性本身的探讨，但他们要求把科学方法引入文学研究的态度都是与实证主义一致的。大学的兴起与发展更强化了这一趋势。现代意义的大学在本世纪初开始在英美等国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的高等教育急剧膨胀起来，其中又以研究语言文学的系科增长尤为突出，这就必然产生庞大的职业化学者群，为了文学研究在大学体系中获得合法性、重要性，为了职位的获取和晋升，他们产生出大量的专业论文。职业化的需要、专家评审制度等时代特点和艺术气氛，使这些论文比以前任何时期的文学研究都更具突出的科学性，理论话语的文学性难免越来越淡漠，相反，从新批评在学院中的成功开始，科学性、职业化的专业论文写作越来越大行其道。可以说，正是科学方法被成功引入了文学理论，才固定了《诗学》所开创的体系性、逻辑性、客观性的话语方式的正统地位，排斥了理论话语的多样性，使父权秩序在放弃了一些社会偏见的同时，转而在理论思维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但谁也不能说理论文体从此就再无变革的可能性，相对于两千多年的文论史，几十年仅是短暂一瞬，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反主流文化、反理性思潮风起云涌，各路权威次第坍塌，这就为理论话语在各方面的转型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所以女性主义批评在自身理论化过程中选择改变正统话语方式、更新理论文本作为解除父权理论权威的突破口，并非一味偏执或闭门造车，而是回应了时代的要求。而且，就女性主义批评自身特点及其理论化过程来看，它担当突破理论话语、改变正统文体的任务也具有自己的优势与便利。
首先女性主义批评不是纯学院式的研究，不源于某种理论发明，它产生于妇女争取权利的社会运动，其理论归宿必定指向文化批判，而非象牙塔内的学术成果。这种与社会的密切关系使女性主义难以被完全地专业化，进入学术机构、进入学院教学是其方式而非最终目的。许多女性主义理论家更对学术机构持戒备状态，保持着自由作者的身份，这种状况当然使女性主义的理论写作少受一些学院式话语规则的限制。而且，即使已进入学院体系的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它一贯反对正统、颠覆权威的文化态度，由于它的领域一直就缺乏理论传统，少有束缚和因袭，相对而言也较少有对学院体制的依赖性，所以更多地保持着批判性、否定性的力量。故而女性主义批评能够率先撕裂强大的正统理论文体，引起对理论话语的重新认识、重新表述也就不足为奇了。又由于女权运动的文化性质，使它涉及文学、历史、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诸多领域，于是女性主义批评也必然成为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跨学科的理论背景带来理论的独立和自由，它可以不受制于某一学科的原则和方法，出入于不同学科领域，利用多种理论成果，使用多种表述方式，形成一种独立的写作方式，不必在科学与文学中选择，不必排斥灵感性、抒情性、对话体以及开放性结尾等非正统话语方式，使理论写作真正有可能成为一种自由的、凝聚思想精华的体裁，而不仅仅是职业化生产的成品，学术压力下的敷衍或迎合。更重要的是，女性主义批评与其他文学理论相比，更需要保持与文学的相对独立性，成为一种不受制于文学现状的自由写作。因为经过菲勒斯中心主义文学观的长期濡染，文学创作往往也是父权价值观施展权利的场所，在文学文本中充斥着大量的厌女症话语，即使是女性自己的创作，也时常成为父权理论及美学原则的传声筒或牺牲品，而这样的文本正是女性主义批评要根除的。所以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往往不是从文学实践中总结、概括出来的，而是在批评文学的历史与现状，提出文学的未来设想的过程中产生的，前者如凯特·米勒斯的《性政治》，后者如肖瓦尔特的《走向女性主义诗学》都是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重要里程碑。这种与文学的距离感，激活了理论写作自身的创造性与情感性，因为它需要担当一些传统中由文学担当但现阶段的文学创作尚无力担当的文化任务。
上述的社会现实性、文化批判性、跨学科性等，都促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能够自由运用各种有效的表达方式，突破正统理论文本的话语形态，以不拘一格的态度去改变经典的面目。即使仅就理论文体的突破这一项成果而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是有意义的，它代表了当前理论发展的方向：它一方面把理论话语突破与更新的演化进程推向自觉、积极探索理论的内部张力与外部动因，促成理论的新生。自我更新能力是任何历史存在物得以延续、发展的根本，理论话语也不例外，所以话语方式的突破不是个人偏好的产物，理论表述的多样性不是主体差异的简单铺陈，而是理论自身发展中的重要环节。女性主义批评正是敏感到这一环节在当代理论中的重要性，才有可能自觉推动理论文体的演化，走在当代理论发展的前沿。另一方面，女性主义批评又把理论话语方式与理论文化指向的结合与统一推向自觉、主动承担深入研究理论话语的文化意义这一任务。传统理论研究也探讨文本的社会文化性，也探讨话语方式中沉淀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秩序。但传统研究大多是针对文学文体而言的，理论研究的深入则要求理论把视线投向自身。女性主义批评可以说是率先针对理论文体做出了文化研究与解释，并明确要求以话语方式的突破来达到对父权文化的扰乱和瓦解，可见，它对话语问题的关注与突破都不是偶然的。以上两个“自觉”是女性主义走向理论自觉的结果，它在开始自己的理论建设的同时，对理论本身的沿革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这既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又与当代语言学渗入文学理论，引起对理论话语的重新认识、重新运用的文化趋势一致。女性主义批评在话语方式上的突破集中体现了这种开创性与一致性，集中体现了她们理论研究的成果，并最终促使西方理论话语的转型。
从以上比较研究和分析论证可以看出，“英美派”与“法国派”显见的异同倒在其次，可贵的是相互间的承继、渗透和借鉴，正是她们共同的努力和创新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走向成熟和自觉，使历经沧桑的女权思想终于在20世纪下半叶得以理论化，并进入理论话语的中心，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终于能摆脱异端与边缘的地位，转而成为当代理论话语的重要一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