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派

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侧重的是理念论的修辞格。所走的道路是自上而下的抽象思辨。开始是对其他的批评理论进行批判，这其中包括弗洛伊德主义、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与此同时，也从这些批评理论中吸取养分以发展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所以法国派主要是从剖析西方文化传统入手，其批评对象不仅是作品、作家或文学现象，也涉及与女性主义同时发展起来的西方思潮和文艺理论的阅读方法，因而特别注重理论与语言的研究。她们受后结构主义和心理分析学的影响，法国女性主义吸收了西方哲学和文学的话语，并且又开始解构这种话语。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大师大都与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解构主义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西蒙娜·波伏娃、朱丽叶·克里斯蒂娃、埃莱娜·西苏、露丝·依利佳莱等法国派主将都与萨特、弗洛伊德、拉康、德里达、保尔·德曼等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她们既受他们影响，又对他们理论的男性中心主义提出质疑。

法国派在分析了西方理论话语中妇女的地位之后得出结论：所有的父权制——包括语言、资本主义、一神论——只表达了一个性别，只是男性力比多（libi－do）机制的投射，女人在父权制中是缺席和缄默的。法国派还对父权制二元对立思维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总之，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于理论的建立是人们有目共睹的。它在这个层面上与男性理论权威进行交锋，表现了她们的气魄，也迫使文学创作和美学研究不能不正视女性主义批评的存在和重要性。

关于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主要贡献都来自法国派，英美派理论也是从法国派那里借鉴和学习得来的。如前所述，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从剖析西方文化传统入手的，因此，其理论是在对男性中心哲学的合理“扬弃”基础上产生的。由此，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建立两性在文学象征中的平等关系；2.解构男性中心；3.创立女性的阅读与写作体系。

1.建立两性在文学象征中的平等关系

在传统父权制条件下的文学作品中，女人的形象常常居于“第二性”的位置，或是“缺席”（absence）、“缄默”（silence）。由于弗洛伊德理论对男性的立论，使男人菲勒斯的象征意向具有优越感，女人则被排拒于文学之外。可以说，整个文学史就是一部“阳性崇拜”与“父权制”的得意史。女性被有意忽略和歧视。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德《阁楼上的疯女人》率先对西方父权文化中关于菲勒斯的创造力隐喻提出挑战。特里·伊格尔顿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对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性别偏见进行了批评。克里斯蒂娃也曾企图用符号学的“语言”作为破坏拉康所论的以菲勒斯中心建立起来的象征秩序。她较为系统地把精神分析学、后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社会批评在方法上、在性别意识中融合起来，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相对独立的理论。

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有两个理论基点：一是符号阶段与象征阶段的区分，这一区分来源于拉康；二是边缘与中心的权利运作关系，这一关系来源于福柯。对于这两个理论来源，克里斯蒂娃都在其中注入了女性主义的含量，并在其中确立了性别范畴作为思考维度。例如，符号与象征之划分，在拉康那里即是基于对语言获得、心理生成和文化秩序的综合考虑。克里斯蒂娃认同其语言、意识、世界三位一体的思维方式，却不甘于其中对性别的曲解，不甘于作为“父法”秩序的象征语言的独白权威，不甘于理性和结构对话语主体和意指实践的垄断，所以她力图证明和发挥与“女性”密切相关的符号的积极意义。又如，福柯的所谓文化，是一个划分边界、并为之设定伦理判断的过程，而正是边缘与中心的动态关系控制着一种文化确立自我、制造他者、划分权力、排斥异质的持续过程。经过克里斯蒂娃的阐述，边缘与中心往往以带上了性别面具的“女性”与“父权”出现，在语言、意识、世界的三位一体中时时上演分裂、混乱、重组的连台大戏。此外，她也接受了巴赫金理论中的“狂欢化”、“复调”、“戏拟”诸说的影响，而其接受的出发点仍是基于性别问题的考虑，是借用巴赫金的狂欢与复调来拒绝菲勒斯的、独白式的文本体系。

斯皮瓦克针对漠视女性的性的问题提出重写弗洛伊德文本的需要，她的做法不是取缔“菲勒斯中心论”，而是创造出一个与男性中心相对应的女性中心论，以此平衡男女的社会地位。也就是说，女性主义要求在重新认识性别差异的基础上，建立去除父法魔力和权利之争的独创意识，挑战父权逻辑和男性象征秩序，在理论和批评中引入并确立性别范畴，以重构两性在文学象征中的平等关系。对于文本中女性形象的歪曲或负面解释，语言运用中的性歧视含量，女性主义者提出批评：展示男性作家创作的经典文本中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厌女症话语，抨击不公正的性别权利关系，用女性主义观点重新解读和评价男女角色的文本形象，唤醒广大妇女的女性意识。于是，“性别”经由女性主义批评成为文学经验中的重要范畴，它不仅要求作为文本形象获得独立和与男性形象平等互动的关系，而且可以为不同文本、不同文化之间达成越界体验提供渠道。性别事实是不同文化、不同人群面临的共同境遇，同时人们的性别观念又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文化的生成和演化。所以，性别范畴的确立可以使散乱于不同时空的各种经验得以穿越彼此的疆界，在另一种知识规则下聚合起来。此外，性别范畴在批评方法中的运用将会强化文学批评的文化指向，在文学经验和文化生存之间进行越界阐释，从而发现文学、审美领域中大量挤压着的非文学、非审美因素，以回应当代理论进行文化批判的要求，以恢复和归还文学在文化网络中的多个意义联结点。这种批评不仅为我们解读文本，更为我们解释文本何以被塑成它现有的形象提供了一种新颖的思路。那么，探讨来源于女性主义的性别意识在文学经验中的确立和它所能发挥的功能，对于文学理论的研究将是一个既具知识考古性又有前瞻性的课题。

2.解构男性中心

我们知道，女性主义在理论的深化上，从解构主义那里得到了不少启发。解构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解构主义的一个基本概念是，现代社会是“菲勒斯中心”（phallocen－strism）社会，也是“词语中心”（logocentrism）社会。人们认识、理解事物的存在及真理，必须使用这一中心社会的语言。法国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将两个术语合并成一个复合词：“菲勒逻各斯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sm）。对于男性中心社会来说，男人是基本原则，而女人则是这种原则中被排斥的对立面，而且只要这样的区分坚持不变，整个系统便可有效地发生作用。“解构”是给予批评活动的名称，通过批评活动那种对立可以被部分地破坏。女人是对立面，是男人的“另一面”：她不是个真正的男人，是个有缺陷的男人，她主要被赋予一种否定男人基本原则的价值。但是同样，男人之所以是男人，只能依赖不断排除这个另一面或对立面，在与之对照中，明显表示自己，因此在他企图维护自己是独立的唯一存在的姿态里，他的整体统一性陷入了困境。

按照福柯和德里达的观点，有效的女性主义只能是完全否定的女性主义，解构一切事物，拒绝建构任何事物。他们认为“女性”的范畴只是虚构的。德里达认为，“女性”不是一个可以决定的身份，“女性”无法站在别处宣称自己，“女性”也许只是距离的断层、超距离的距离、间隙的节奏、距离本身。也就是说他认为女性可以代表逻各斯中心话语中的断层，逻各斯中心话语决定差异的等级制和本体论。由于女性在某种意义上被这种话语排斥在外，她也许可以成为真正的抵抗力量。但是如果她继续使用逻各斯中心的机制来衡量界定妇女，她的抵抗将无效。唯一能形成颠覆力量的方法是坚持完全差异，这种完全的差异不能被等级制的二分法所束缚或征服。这是克里斯蒂娃所采取的立场，她本人就是一个有影响的法国后结构主义者。在解构主义女性主义者看来，“女性”是一种存在和话语方式，代表一种社会之内的反社会力量。但自相矛盾的是完全的差异正是“女性”所否定的。因此女性主义者在击败菲勒逻各斯中心和其压迫势力之前不能够划分出一个清晰的“女性”范畴，也就是说，“女性是不能被界定的”（“Woman Can never be defined”——Julia Kristeva）。

德里达调查研究了处于“他着”（the other）位置上的“女性”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可以颠覆或质疑基于“在场”（presence）和特征之上的整个行而上学理论。德里达对西方行而上学的批判之一就是使“在场”和特征变得非神秘化。德里达证实“在场”的观念取决于语言，所以那些以结构主义为批判武器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如西娃、伊丽佳莱、克里斯蒂娃均重视语言批判和颠覆所能引起的社会文化作用，并运用结构主义理论来处理两极对立的问题。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解构主义语言学、精神分析和社会—历史批评这三大批评方法进行了综合，从实践运用和理论建设两方面探讨了其可能性。随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文学经验中的深入，在文化各领域的蔓延，它不得不提高自身理论素养，借鉴吸收其他理论的内在逻辑并对之进行取舍和综合，为性别范畴的确立和运用提供依据。

批评方法的综合化是当今西方文学批评的大趋势。而女性主义批评在这方面处于众多批评流派的前沿地位，这也正是它在理论上渐趋成熟的标志。而且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一开始就与西方社会反主流文化运动以及后结构主义的发展同步。在这一学术语境中，语言学研究与文化批判的同一机制在社会、人文学科中已相当活跃，女性主义学者进一步把这种结合用于自己颠覆父权文化的目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仅把性别范畴纳入传统范畴从而改变了整个批评局面和理论形态，而且力主在世界、意识、语言这三个维度之中去探讨性别问题的历史与现状及其在文学经验中或明或暗的投影。因为女性主义所要批判的父权文化事实和所要倡导的女性主义文化，也无不交织在这三个范畴之中。所以，只有立足于文化的高度，沟通并综合使用三种方法，它关于世界、语言、意识的理论话语才具有充分合理性，性别范畴的进入和参与也才具有理论的合理性和思想的力度。

解构主义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玛丽·朴维总结解构主义对女性主义的贡献有以下主要方面：解构主义的最主要贡献不是它的复原纲领，而是其消除神秘特征的规划。解构主义的策略可以使女性主义者书写揭示界定“女性”的各种矛盾以及这些矛盾怎样促使改革的历史。解构主义的第二个贡献是向等级制和对立统一逻辑提出挑战。解构主义在其消除神秘特征的模式中并不简单地提供另一个二元对立：合适与不合适、权威与服从、正确与错误的选择……解构主义的工作是揭露了建立和保持等级式思维所必须依赖的计谋。解构主义对女性主义的第三个贡献是其“中介物”观点（the idea of“in－be－tween”）。作为一个专门的策略，“中介物”观点构成了毁除二元对立思维的工具。一旦二元结构被揭示为人造的产物，二元的特征就会遥遥欲坠。当然，解构主义的贡献还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例如揭露“性别”之间的对立等，此处不一一赘述。

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支柱除了精神分析学说和解构主义外，另一大支柱就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尤其是其中将妇女受压迫的地位视为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问题的论断为确定妇女的工作和生育在劳动和生产中的地位寻找到了有力的理论依据。但女性主义最终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因为相对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女性的性问题上可能走了另一个极端，女性的本体特征的叙述也很可能被文本（text）中的政治话语所掩盖或混淆，难以清晰地显露出来。女性主义批评最终要撇开阶级、种族、生产力等马克思主义批评较为关注的问题去研究性别差异和性别平等等问题。

3.创立女性阅读与写作体系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关于阅读和写作的批评理论。也可以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女性主义批评在文学领域的具体表现，其任务是创立新的写作及批评的标准，指导女性写作及女性阅读。

传统的文学由于执行的是男权中心标准，这就造成了以下几种现象：一是妇女作家不能以女性的身份进行写作，她必须按照父权体系下的写作传统模式进行“书写”（ecriture）。尽管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略特和弗吉尼亚·伍尔芙被认为是伟大的作家，但是，她们作品中关于性别的方面却受到压抑和“边缘化”。如简·奥斯丁的作品起初只是写给自己的，偷偷放在抽屉的。勃朗特姐妹最初发表的诗集全用的是男性化笔名。勃朗特曾因文学理想致信当时的“桂冠诗人”、著名的“湖畔派”代表骚塞，但得到的答复却是否定和挖苦。《简·爱》结尾浓重的主观情调和宗教色彩正说明女作家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并向之表示依恋的倾向。二是作品中女性形象失去了“女性”的特征，沦为被动、服从的“边缘人”地位。三是在阅读中，由于父权制标准把性别推至边缘，这样女性读者就成了文化的消极接受者，而不是文化的积极创造着。女性主义者意识到这一现状的严重性，她们发现“女性”被剥夺本我特征的现象在男权中心制文学传统里已经到了十分惊人的地步。因此她们大声疾呼，要找回失去的自我认同感和话语权，拒绝在男性控制的社会里自我毁灭。

在传统涉及女性的文本中，情与爱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在男权意识的影响下，不少女性作家不自觉地与男作家一样，写出了大量的情爱悲剧，认为女性在与男性的性爱过程中处于被动或遭诱惑、欺骗是一种正常的普遍现象，女性的悲剧命运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重读文本的首要一步就是对男女性爱这个传统主题进行重新审视。

重读文本的另一重要任务是解剖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在传统的文本中，女性被类型化了，这些类型化的女性不外乎经典的四种女性基本类型的变体，它们无非是：①祭品、牺牲者——历经磨难的女性，她在故事中所经历的苦难使她在象征、意义层面上充当了现实、时代苦难的负荷者。②妖女、荡妇、女魔——她是罪恶的化身。③贞女、女巫、疯子——这是些古怪的女人，是些仇恨、惧怕男人的变态狂，那些被阴谋的嫉妒、复仇心理所操纵的怪物。④地母、圣母——这是那些沉默的永远负载着无尽的爱的女人，她们是男人永恒的归宿。所有这些经典的、有着女性形体的“假面”，都是因男人而设的，它寄托着男权社会的女性理想。与这些“假女性”相对立的是女性的真实，女人的个体生命经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责任就在于揭示男性中心社会强加给女性的假面。解构主义批评家乔纳森·卡勒指出：“让妇女真正作为一名妇女去阅读，并不是要她再现一种特定的性别或经历，而是去扮演她作为女性而构成的一种角色，这种角色本身也是一种构造（construce），这样一来，我们所讨论的系列才得以继续，即：妇女作为‘妇女阅读’”。⁽¹⁾通过妇女阅读，创造出文本的新的意义。这种意义会冲击或破坏男性专制的阅读方式，并消除传统的性别等级。

女性主义者认为，传统的文学作品与其说是再现了现实，不如说作家出于一定的意图虚构了一个要让我们接受的现实。男性中心的文学就是对这一现实的美化。女性主义批评的功能便在于揭示被隐藏的东西。批评家必须“检验一种文学作品，从中找到构成作品的意识形态的成分，看它的作者是否意识到这些意识形态，并且指出作品有意表现的东西与精读过程中显示出来的东西有哪些地方并不相符。”⁽²⁾女性主义的解剖刀首先对准男作家的作品，她在分析之先已确定了作者的意图，并且要求读者保持警惕，作一种“对抗性”的阅读，决不可轻易被作品感染。

读者在文学文本实现自身的过程中的作用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叛离”的女性主义批评家不曾把阅读当做一种简单的线性骗局，因而她们强化了对读者接受心理的研究。这样，女性主义阅读又与“读者反映批评”有着密切联系，“多元接受性”是阅读理论的核心。无论是“中产阶级”中“广泛的女性读者群”，还是每月看书达20多本的“母亲们”，其阅读能力、阅读模式、阅读兴趣及阅读经验等都受到殷切的关注。因此，“多元接受性”也是女性主义批评的一大特色。如贾尼斯·A·拉得韦在其《女权主义研究》一文中对妇女阅读罗曼司现象的调查，从文本和情景交流的角度，发掘了女读者的种种阅读心态，而安·巴尔·斯尼托的《激进派历史评论》则从剖析作品的角度反映了读者的阅读倾向。这些对于女性阅读亦极具启发意义。

女性主义批评的兴起和发展，经历了西方文论从语言回归历史、从文本转向读者的转折，但语言学的思维方式、文本分析的技巧已沉淀在历史意识之中。今天，语言学方法的潜意识和对历史维度的呼吁已成为当代西方理论的两大主流，进入中心话语以后的女性主义批评则试图整合这两种要求。女性主义批评对文本中父权逻辑的发现，对女性读者建构主体要求，使它避免片面强调主体和文本这两者中的任何一极，相反，它力图在读者与文本之间、阅读与写作之间建立主体间性、文本间性的交流。

女性主义批评对文本因素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即隐喻意象、文本叙事的视点和结构、对结构经典的戏拟。这些关注焦点的选择是由女性主义批判父权文本权威、建立女性主义诗学的价值取向和性别指向所决定的，呈现了其他批评视线在文本中形成的盲点，并对这些文本因素在男性创作的文本和女性创作的文本中的不同功能进行了比较研究。可见，它既关注阅读，也进入写作，建立女性主体同时作为读者和作者的双重身份，建立跨越阅读与写作界限的文学经验。例如，女性的疯癫、堕落、夭亡等文本意象，在文学经验中相当普遍，女性主义批评认为，它既隐喻着父权秩序对女性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压制，也表达了女性的拒绝与反抗。所以，女性主义批评要求读者在其中读出父权语境、女性抗争和潜在颠覆性等多重意义。同样，文本中叙事人称的性别、叙事结构的空白与断裂，也要求在男性创作的文本和女性创作的文本的对比研究之中、在阅读与写作的双重体验之中去发现女性主义的意义。一方面，男性第一人称叙事建立了独白权威，或者女性故事在叙述中的空白和中断，都对女性经验执行着扭曲、压制和抹杀；另一方面，女性第一人称叙事则力图以自我表达来恢复真实的女性经验，或者通过叙述中断等破碎性结构来展示女性对父权秩序的拒绝和逃避。又如，女性写作通过对男性经典文本的情节、人物形象、人物关系的戏拟，为同样的文本细节展开不同的结局，赋予反向的解释和评价，从而解构男性中心的文本策略和文学经验。以上种种文本分析往往需要在阅读与写作之间进行经验的互换和互动。

女性主义批评阅读理论与写作理论的发展，正展示了上述要求日渐实现的过程。其阅读理论先于写作理论发展，主要针对父权经典文本，致力于建立读者的女性主题。对女性文本的阅读要求，以及建立不同于菲勒斯文学标准的女性主义美学规范的愿望，促成其写作理论的发展，致力于研究女性写作的文化环境、文学传统以及在文体、意象、结构、叙事、语言等方面的偏好。随着这一研究自身的发展和深入，它必然从单纯关注女性写作扩展到对女性写作与男性写作的比较研究，发展出以性别为主要差异范畴的写作理论，从而建立起与男性权威理论相抗衡的女性阅读与写作体系。而且女性主义的阅读理论展示了写作式（改写、反写、重写）的阅读观，女性主义的写作理论则展示了阅读式（对父权经典的写作模式进行女性主义的解读，对女性写作和男性写作进行文化差异的阅读）的写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