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

在欧美文学史上，女作家的地位一直相当低微。正统的文学批评完全以男性的写作为标准，不但无视妇女文学的独立地位，而且还依据这一标准批评女作家的创作，要求她们向男性作家看齐，写出男性作家那样的作品。伍尔芙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就曾揭示作为一名女作家所面临的困境：女性写作的重要条件是必须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否则就难以在文学史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她所说的“自己的屋子”不仅指女性作家的居住空间，它还象征着女性身处的文学空间。伍尔芙指出，女性有自己独特的处境和观察事物的角度，她应该有自己的、不同于男性的文风和语言。假如女性作家不能摆脱她在文学创作上受歧视的地位，她首先必须建立妇女自己的批评标准，为妇女的自由创作开辟一间自己的屋子。女性在文学创作上受歧视的事实当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实际上是女性在历史和社会制度上一直受歧视的结果。因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成长，首先是女权运动，然后才是文学批评。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起初并不重视理论建树，只是注重批评的社会效果和道德价值，甚至对于学院派的纯学术采取了完全不屑一顾的态度。只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走向政治性和学术性的两种倾向更加明显，也更加深化。根据朱丽叶·克里斯蒂娃《妇女的时间》中的说法，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大致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的理论代表是法国的西蒙娜·波伏娃的《第二性——女人》。这本书在20世纪50年代的欧洲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这一阶段的理论代表主要是强调男女平等，女人应该和男人一样享有平等的工作权利、经济权利和法律权利。西蒙娜·波伏娃认为，女性的“温存”、“柔顺”及一系列与此有关的观念是文化的产物，而不是生理特性决定的。这一理论在文学上后来衍生出所谓“男女合体”和“雌雄合体”的说法，即女性主义文学修辞学的一极——理念论。强调男女平等实际上是以男性标准来衡量女性，要求女性向男性看齐，因而这种平等运动是建立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权利构架之中的。而这种权利构架正是禁锢她们、也是她们竭力想要改造的。所以，以男女平等为目标的妇女解放并没有创造出新的语言而只是重复并强化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既定语言。

20世纪60年代，由于美国国内反越战和民权运动的高涨，西方出现了比较有影响的妇女解放运动，女权主义得到迅速的发展。一方面，这种女权主义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另一方面，又更加趋向学术化。70年代以后，西方的女性主义基本上由政治上颠覆资本主义转向从语言上颠覆私有制社会的基础。此时，女性主义开始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出现在欧美文坛，作为学术研究风行于欧美的高等院校。

第二阶段的特征是强调男女有差别，以及由性差别带来的意识形态斗争。她们主要从后结构主义包括精神分析入手，对一系列经典文本进行解构。她们以差异为名否认男性秩序，认为妇女有权处于历史和政治的线状时间之外，并颂扬女性本质。她们认为，女性不仅不同于男性，而且优越于男性。这就产生了女性主义修辞的另一极——经验论。这种理论发展到最后，就是男女地位的倒错，权利结构的本身并没有被推翻，而只不过是以一种权利替代另一种权利。克里斯蒂娃提醒人们警惕这种“反意识形态”的做法有可能会陷入逆向的性别歧视形式。在这一阶段中，女性主义批评家们主张以女性独特的“经验”作为解构男性经验和理论的武器，凸显女性的差异性，以抗议原有男权社会将女性隐而不彰的做法，从而展示女性作为独特生命的存在。从挖掘自我经验，到印证女性共有的“边陲”处境，女性主义批评家开始意识到建立“女性次文化”的必要。

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状况看，作为一种革命的颠覆的理论一旦体制化、实质化，那么它本身的革命性和颠覆性也就完结了。因此第三阶段女性主义的特点就是“女性永远不能被界说”，也就是说女性主义理论是运用男性理论来解构男性的理论，女性主义本身无法再现，是不能实质化的，因而它永远立于对抗性边缘，不断地去颠覆和解构位于中心的权利机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女性主义拒绝那种作为形而上学的男女二分法，正如克里斯蒂娃指出的，这一阶段的女性主义者提倡三个阶段的女性主义的方法相互混合或共存于同一历史时间内。这样，所有的门都向女性主义者敞开，造成了一个允许个人持有不同意见、百家争鸣的多元化局面。

目前，世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最主要流派是英美派与法国派。前者重经验论的阐述，后者则重理念论的阐述。因此，虽然两者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史上平分秋色，但后者的理论建树则是前者所望尘莫及的。所以，近期出现欧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相互融合的趋势，集中反映在英美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对法国理论的译介上。